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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晓康 汪 静 发布时间：2020-03-17
信息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92-99页。
【摘 要】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中以脆弱性风险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指导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塑造乡村韧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基于此对陕西省“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探讨。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塑造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活社区公共精神，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乡村振兴；精准扶贫；韧性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农村社会建设方向和发展目标作出了规划，对农村地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作为我国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要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第一要务，推动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贫困地区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短板和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精准脱贫目标的实现和乡村有效治理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升我国乡村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治理能力是当前我国贫困地区治理的重要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村地区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从发展机会的塑造和发展能力的培养角度培育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把乡村振兴思路贯穿到脱贫攻坚战的全过程，激活农村资源，转变农村产业发展方式，建立农民持续增收和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1]。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结合，一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和契机，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在精准扶贫治理中促进乡村社会人与生态的自然融合，加强对农村地区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在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发展当地特色经济，提高精准扶贫质量。依靠乡村振兴战略，依托贫困地区优势资源来发展经济，带动农村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通过系统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建立起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构建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新路径，为有效应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3]。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农村社会的贫困治理问题，是新时期提升我国乡村治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与精准扶贫政策相互衔接，在二者互促共进、融合发展中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贫困地区的乡村治理进程。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与农村精准扶贫相互嵌置，更从系统与整体的角度探讨贫困问题化解方式，为我国乡村社会贫困治理提供了目标导向和治理思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有效推进精准脱贫攻坚提供了宏观战略支撑和思路创新，二者相互协同，耦合推进[4]。贫困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使命，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责任与要求，是探索农村发展帮扶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阶段性工作任务[5]。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政策方案，为实现农村社会的充分发展，需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贫困治理进行再认识、再判别、再评价、再思考[6]。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农村贫困治理的实现路径，促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指明了关键治理领域，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夯实产业基础是农村地区贫困治理的治本之策，繁荣发展振兴乡村文化是培育贫困治理的内生动能，完善组织建设要求是健全贫困治理体制和治理体系的组织保障[7]。第二，要把握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的乡村振兴工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是乡村治理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农村生态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其振兴发展关乎着农村贫困治理的推进和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实现[8]。第三，农村贫困地区要抓住大数据发展契机，在“互联网 扶贫”背景下构建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扶贫模式，完善精准扶贫的技术靶向，提升扶贫队伍的工作能力，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带动更多农民参与到农业信息化的进程之中，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夯实信息建设基础[9]。
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之路，构建贫困地区具有可持续性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在现实中，贫困地区多表现为基础条件薄弱、致贫原因复杂、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发展严重滞后等诸多困境，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较大，振兴基础薄弱，需要更高的风险抵御能力、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更系统的治理思维。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更加关注系统遭遇风险后的适应和调节过程，从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文化韧性、政治韧性等多个角度对系统的治理提出解决方案，可以用来解释高度复杂、脆弱和调节能力差的乡村发展过程，能够为农村贫困地区风险应对和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创新的治理思路和推进路径。因此，本文基于韧性治理理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起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以陕西省平利县“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为案例，探讨贫困地区韧性治理逻辑，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精准扶贫推进路径，从贫困地区的风险应对能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为贫困地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参考。
二、多维韧性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韧性治理作为当前最新的治理理论，早期多被应用于工程技术领域、生态防护领域和城市建设领域，公共管理视角下的韧性治理研究近年来也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0]。韧性治理理论以其系统化的思维、公共服务的价值导向和综合应对机制，为乡村振兴建设中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从生态环境改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居民内生动力形塑等层面为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治理途径。
（一）韧性治理理论
1.韧性的概念
“韧性”（resilience）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resilio”。在工程技术领域，其原意是指物体受外力作用影响下能够恢复至初始状态的复原能力[11]。在生态系统的应用中，韧性最早被定义为“衡量系统持久性及其吸收变化和干扰的能力”[12]。在社会系统领域，学者们提出了演进韧性的框架，关注系统的自我调整能力，认为韧性不仅仅强调社会生态系统恢复至原始状态，更强调在风险应对过程中实现变革和创新。2011年，联合国减灾署（UNISDR）提出建设“100个韧性城市”计划，“韧性”逐渐被应用于市政管理领域。在城市建设中，韧性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组织、空间等多重维度，是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中通过总结、反思与学习所构建的自我调整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我发展能力[13]。
2.韧性治理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韧性治理是在社会系统中，多元主体为应对风险，采取的维持组织稳定和促进组织变革的一种治理方式。作为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韧性治理包含系统短、中、长期全方位的战略框架，不仅要求系统在受到风险冲击时能够恢复原状，更要求其在不断适应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创新。目前，学者们将韧性治理理论用来研究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建设，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城乡社会生态系统要素的良性互动，利用韧性的特征手段试图调和各种冲突和利益[14]。当前，学者们从韧性影响因素、韧性提升途径、韧性系统建立、韧性能力评估、韧性城市和社区建设实践等层面展开了持续研究[15]。
国外学者针对韧性治理提出了适应性循环理论、多尺度嵌套适应循环模型。霍林（Holling）提出的适应性循环理论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冲击时会经历“开发、保护、释放、更新”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系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和连接度，导致系统韧性高低不同。当系统处于开发和更新阶段时，需要系统各个要素主体联动作业，促进系统中的各要素关联度不断提高，各要素逐步积累进而提升系统的稳定发展；冈德森（Gunderson）提出的多尺度嵌套适应循环模型，在系统嵌套性链接点的研究中，认为系统动态演变中有反抗和记忆两个重要转折点，干扰是导致系统发展的动因，推动系统在外界冲击压力下进行积极的反应和变革[16]。
国内学者对韧性治理的研究多以城市社会风险治理为主，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为降低城市公共物品脆弱性，多元主体在完备的信息化系统下采取综合协作手段对风险进行主动响应和全程管控，由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组成，旨在形成具有抗逆力、学习力和创新力的韧性系统[17]。吴浩田等提出了PDCA环的通用模型来实现韧性治理，PDCA环的通用模型是根据城市韧性治理理论，基于地域强韧化的明确目标和最坏风险事态的情景预判，采用商谈讨论的方式确定应对风险策略的优先次序，进而开展策划、实施、检查、处理的韧性治理循环过程[18]。从公共管理视角研究乡村振兴演进韧性，社会网络构建、政府元治理、社会公众的认知学习是演进韧性的内在要素，通过渐进式的韧性培育和精英带动逐步实现乡村韧性治理[19]。
（二）韧性治理与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契合性
韧性治理为改善贫困地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和风险能力提供理论导向，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和发展变革的目标。通过韧性治理的方式解决贫困地区乡村治理问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不断演进的现实选择，也为完善和加强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创新实践指明了新的方向。韧性治理与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契合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韧性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组织前提。社会风险和灾害涉及复杂的影响因素，需要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韧性治理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前提，发挥各主体资源优势和自组织能力，为风险应对和动态治理过程提供前瞻式的战略准备。在精准扶贫的决胜阶段和乡村振兴的起步阶段，也需要多元主体间互相协作，以全景式的系统思维协调好各扶贫主体间的关系、扶贫项目的配套落实，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塑造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在各扶贫主体的协同参与中提高扶贫风险的应对能力和自主治理能力。
第二，韧性治理的积极响应取向，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中社会生态环境稳定的要求。在韧性治理过程中，社会系统需要保持一定的冗余，对外部冲击进行事前预判和响应，积极调和冲突和矛盾，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韧性治理的积极响应取向反映在复杂的社会风险情境中，多元主体通过风险和危机沟通，采取适当的响应策略，提高系统应付外部变化和维系自身利益的适应性、处置性和参与性能力。贫困地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尤其在生态脆弱区，要以提高贫困居民的生存能力为核心，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基础上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响应效率，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
第三，韧性治理的综合应对机制，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的关键。韧性治理是一个系统分析框架，需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在风险应对中能够保持有效管理和实现韧性的运行机制。在乡村振兴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要打破层级限制，积极调动农村发展的各项资源，需要农村社会各要素协调发展，从多领域、多学科、多主体、多资源的协作中实现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互通，从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三）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框架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分析框架（见图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贫困地区的韧性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依据精准扶贫的政策方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要以贫困地区的物理空间环境和基础条件分析为起点，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降低环境风险为前提，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创新提高经济能力，在培育贫困居民的内生动力中促进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公共生活的有效互动，建立起环境、经济、社会多维韧性治理结构，通过贫困地区治理能力的改善和发展路径的创新，力图达到贫困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以期最终实现乡村韧性治理目标。
图1 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脆弱性是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起点。贫困是脆弱性在健康、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等层面的现实表现，反映了贫困农户的机会缺失和能力薄弱。降低贫困地区的脆弱性是贫困治理的目标，韧性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在社会风险应对中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转变为韧性。因此，改善贫困地区的脆弱性状态和基础条件是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也是构建韧性治理中多维韧性结构的内在要求。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互促机制是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重点。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是该分析框架的核心，也是提升韧性治理的重要举措。新时期的精准扶贫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以满足贫困对象需求为导向，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主导力量，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途径，以改善生产和人居环境为最终目标[20]。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地区乡村振兴要求的前提和基础，对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以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为核心的多维韧性治理结构是实现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目标和建设思路。对韧性的解析一般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在贫困地区，生存环境和资源禀赋是影响其振兴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社会的韧性治理首先需要改变其自然环境和基础条件，在提高经济水平的过程中塑造乡村社会的内生增长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推动乡村社会在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有效治理。
三、平利模式：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实践探索
“社区工厂”是陕西省平利县在移民搬迁过程中结合精准扶贫政策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型的精准扶贫方式，是实现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社区工厂”以移民搬迁的方式改善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为贫困户创造新的生计空间，成为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平台，从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的多维韧性结构出发，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移民搬迁：改善社会生态，提高环境韧性
生存环境的脆弱性导致贫困地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异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是破解贫困户因生存环境造成发展瓶颈的限制，解决贫困地区自然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生存条件恶劣等问题所进行的实践创新。陕西省政府于2011年正式启动了陕南百万移民搬迁工程，自2011年以来，陕西省平利县先后投入财政扶持资金4850万元，累计搬迁28555户83307人，先后建成集中搬迁安置区112个[21]，建成了一批环境优美、设施配套、安全宜居的农村移民搬迁社区。移民搬迁工程通过物理空间的改变，从社会生态环境上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提高了农户对抗冲击和风险的能力。新型移民搬迁安置社区的建设，通过合理的空间结构规划，依据平利县地方文化和环境特色，在社区内布局广场、社区集市、文娱平台等场所，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沟通平台，增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在面对灾害冲击时能够调节有余。
（二）社区工厂：塑造贫困居民生计空间，增强经济韧性
为解决移民搬迁贫困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陕西省平利县政府以移民搬迁为契机，整合平利县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采用产业脱贫的方式，在移民搬迁社区内创办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社区工厂”，打造就业扶贫模式，帮助移民搬迁贫困户进行就业创业，实现脱贫增收，做到“挣钱和顾家”两不误。截止2018年，平利县已创办社区工厂83家，提供就业岗位6000个，工人每月平均工资2000元以上[21]。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社区工厂”以产业发展带动精准脱贫，以针织品加工、机电配件加工、传统手工业加工等为重点产业，以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为特色产业，结合“外销 电商”的产品销售方式、“企业 高校”的技能培训方式，引导外出能人返乡创业，为平利县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移民搬迁社区着眼长期发展，实现社区资源、知识禀赋和技能经验的优化重组，通过“社区工厂”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组织、制度安排、创新氛围塑造等手段，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韧性。
（三）乡村振兴：统筹乡村社会发展，营造社会韧性
平利县在“社区工厂”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着力改善农村社会因易地移民搬迁引发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并以移民搬迁为新的发展契机，全面激发贫困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活力，积极探索具有平利特色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平利县以移民搬迁社区建设为重点，完善社区公共照明设施，整治公共空间和庭院环境，通过“社区工厂”交流平台，提高贫困居民间的互动，塑造移民搬迁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在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方面，平利县与陕西省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成立“社区工厂学院”，陕西省高校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和平利县人民政府签订《平利县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合同，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建立起常态化育才机制，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加强对农村建设人才队伍的培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资本的提高是营造社会韧性的关键。在乡村振兴中通过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公共生活空间来组织公共生活，发挥政府、村集体、乡村能人、乡村精英的作用，有助于增强营造贫困地区农村社会的稳定性、自组织性和创新性。
陕西省平利县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的“社区工厂”实践，是贫困地区在应对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中，通过乡村社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改善所进行的乡村贫困治理实践，成为乡村社会振兴发展的有效模式。对于同时面临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的贫困地区而言，“社区工厂”实践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方面，贫困地区在乡村振兴中要注重改善基础生存条件，通过居住环境的迁移、交通道路的开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式降低因自然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在乡村振兴中要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依靠贫困地区的内在资源探索符合乡村地域特色的振兴之路。
四、推进策略：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实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贫困地区的乡村韧性治理，不仅是实现全面脱贫的任务要求，更是新时期乡村社会实现变革与善治的方向。从多维韧性治理结构出发，建设生态宜居的地域特色乡村、优化乡村规模化产业发展、激活乡村公共精神等措施构成贫困地区乡村韧性治理的推进策略。
（一）未来愿景：塑造特色鲜明的乡村环境韧性
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引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22]。农村社会环境韧性的巩固为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提供了外部保障和基础。首先，在提高乡村环境韧性中，需要依据农村地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人居环境特征，科学编制地方生态发展规划，对乡村社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发挥乡村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其次，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依据乡村社会的空间布局特点，合理设置各项基础设施，着力改善乡村交通、水利、现代能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23]，采取“智慧社区”“海绵社区”建设思路，塑造农村社区的硬件体系，构建起稳定的多层次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提高风险的积极响应能力。最后，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环境韧性塑造中的主体作用，满足农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美好生活需求，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意识，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村自治和参与制度。
（二）治理实态：发展规模化经营的乡村经济韧性
农村产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发展乡村经济韧性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规模化经营，可以真正立足于乡村本色，激活乡村各类资源，实现产业内生式发展，从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农村贫困地区应当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通过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延长产业生态链和提高产品附加值，打造专业化、集约化的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内生增长。一方面，要强化地方特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要结合地域特色和区位条件建立产业园和规划区，推动农村产业由碎片化向集群化转型，加大对农村产业经营主的技能培训，提高产业经营水平；另一方面，以项目和产业链为抓手，加强贫困地区的产业资源协调融合。农村产业发展需要完善产业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布局，提升产业要素禀赋，同时推动贫困地区物联网应用产业基地发展，利用互联网资源，结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农村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
（三）系统变革：增强自我发展的乡村社会韧性
贫困地区乡村社会韧性的建立，需要尊重广大贫困户的意愿，激发乡村社会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加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形塑与建构，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拥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奥斯特罗姆认为自主治理需要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三个问题，乡村韧性治理是农民参与自主治理的有效途径，也应当以解决以上问题为任务。第一，要完善农村民主制度，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方面加强农民自主参与能力，为乡村振兴建设建言献策。第二，要健全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农村社会中信任、互惠、网络规范等社会资本的存量。当前，农村中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些社会组织，应在现有基础上大力培育自主治理的农村互助组织，发挥团体互助互惠和发展的功能，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农村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第三，要加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支持，提高乡村社会的资源禀赋[24]。基础条件、资源禀赋和内生资源是影响韧性治理的重要因素，资源禀赋的提升能够促进社会系统在承受外界冲击时迅速做出反应，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中重新恢复功能，促进社会系统变革。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要加强专家智库建设，引入专业队伍对乡村建设的智力支持，提高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推动社会团体的资源嵌入，从而对贫困户进行针对性帮扶。
五、推进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未来展望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贫困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建设基础，乡村振兴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目标。韧性治理理论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能够推动乡村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通过陕西省平利县“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案例的探讨，可以发现“社区工厂”模式通过多维韧性治理结构的构建，不仅为贫困地区的搬迁扶贫塑造了可持续生计空间，也为搬迁贫困群众提供了脱贫致富的机会，使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目标成为可能。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之路，要从提高乡村社会的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出发，打造生态宜居、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社会形态，发展农村产业规模化经营，增强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乡村振兴的韧性治理，未来应以农村社区为建设载体，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使乡村社会真正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诗意空间。国外对韧性治理研究已经构建起评估指标体系，但国内尚处于研究初始阶段。如何将其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标相结合，对我国乡村振兴建设成果进行评估尚待进一步进行探讨。
注释：
[1]魏后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及难点》，《社会发展研究》，2018年第1期。
[2]田菊会，乔亚杰，孟祥屾：《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8年第10期。
[3]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4]陈小燕：《多元耦合：乡村振兴语境下的精准扶贫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5]王超，蒋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6]徐虹，王彩彩：《乡村振兴战略下对精准扶贫的再思考》，《农村经济》，2018年第3期。
[7]张丽芳，谭建平：《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贫困治理路径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9期。
[8]王习明，高扬：《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乡村振兴之路》，《探索》，2018年第4期。
[9]管前程：《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0期。
[10]廖茂林，苏杨，李菲菲：《韧性系统框架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4期。
[11]邓位，于一平：《英国弹性城市：实现防洪长期战略规划》，《风景园林》，2016年第1期。
[12]Holling C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2003，4（2），pp.1-23.
[13]《韧性城市建设：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优选之路》，《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1期。
[14]何继新，荆小莹：《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学理因由、进展经验及推进方略》，《理论探讨》，2017年第5期。
[15]唐任伍，郭文娟：《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改革》，2018年第8期。
[16]Holling CS，Gunderson LH.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Island Press，2001，pp.25-62.
[17]邵亦文，徐江：《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
[18]吴浩田，翟国方：《韧性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以合肥市市政设施韧性提升规划为例》，《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6期。
[19]唐任伍，郭文娟：《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改革》，2018年第8期。
[20]李达，郑可君：《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1]资料来源：http：//www.pingli.gov.cn/Content-47384.html
[22]张月昕：《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浅析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行政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7期。
[23]王兴国：《惠农富农强农之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政策梳理与理论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04页。
[24]王成利：《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经济问题》，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