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综述

作者：史艳兰 陈　刚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9-10-07  浏览次数： 6490次

【摘　要】农民研究包含了人类学关注的所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民概念中的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和厘清尤为必要。文章通过对国外人类学农民概念及农民研究的梳理，呈现出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农民的定义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清晰到逐渐被消解，以及当下再小农化的历史进程。总体而言，农民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和政治经济两个方向展开。20世纪以来，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

【关键词】农民研究；社区；政治经济过程；农民农业

1967年，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就法国“传统小农”在二战后经济转型中的消失进行了系统讨论。他指出，这些小农在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的时刻，不是纷纷变卖土地，就是用自己土地加入规模大的农业合作社成为股东，或成为新式机械化农人，或奔向城市，把身份转变成城市人口。[1]农民的终结似乎成为一个确定不疑的历史命题。

毋庸置疑，过去50年来，世界各地大部分农业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民最大化地、多面向地经历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农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如农业在粮食商品体系中的作用减弱、工业资本积累的占用、淘汰以乡村（如土地）为基础的劳动过程的长期趋势等。[3]在此背景下，传统农业结构逐渐崩溃，农业日益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部门。结果，乡村乃至农民均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城乡一体化、新型农业、家庭农场等新形势的出现，中国农民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趋势。一方面，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致使农村凋敝。面对新时期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部署。有必要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农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在撰写相关论文探讨农民身份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关农民的概念是模糊和混杂的，不利于研究问题的解释和厘清。因此，本文拟在人类学脉络体系中，对过往农民研究进行梳理和回溯，并在厘清农民概念的过程中，希望通过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可以窥见中国农民发展的历程，也希望人类学关于农民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借鉴，以试图回答中国农民研究的定位与拓展问题。

一、人类学农民研究传统与农民的“发明”

在1926年雷德菲尔德（Redfield Robert）第一次实地考察墨西哥之前，农民一直是其他学科而非人类学关注的研究对象。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泰勒、弗雷泽等著名的摇椅理论家，汇集世界各地的民族志资料，聚焦于阐释文明社会是怎样从前工业社会演变的，“原始的”“封闭的”部落社会已然成为人类学理想的研究地。此后，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家延续了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考察。因此，在早期研究中，“人类学家一般把农民社区看作一个多少有些与世隔绝的过去传统的遗迹。”[4]农民是由前工业欧洲和殖民地农村社会的残留图像构成的。[5]这也形成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之一，即农民研究源于与传统西方人类学相关的欧洲民族志，其倾向于把农民作为由“文化滞后”所保存的早期民族传统的代表（1）。

二战后，随着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等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人类学对农民生活的研究发生显著的兴趣转向。[6]农民及农民社区成为人类学探索的一个主要焦点。不过，早期研究关于农民概念的含义是模糊的，对农民的使用也很松散。农民被粗糙、简单的用来替代“原始的”“部落的”等词汇，也被委婉地指代非西方农村人或人类学家研究的社区。如在对墨西哥提波兰（Tepoztlan）的研究中，雷德菲尔德强调对村庄或对某些地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研究，这些村庄有可能或者不会被描述为“农民”。[7]此后二十多年，“农民”一词经常出现在农村研究中，但却是随意的，或者说“是用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解释”。如福斯特（Foster George）在“什么是民俗文化？”一文中，实际上谈的是农民。[8]在雷德菲尔德的《尤卡坦民俗文化》和“民俗社会”中，民俗文化被理解为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共有传统的文化，这种传统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它既不是原始文化，也不是现代都市文化，是定居农民的文化。[9]155在这里，农民等同于传统，也等同于社区。作为“第一次分析、使用农民概念的人类学学者”[10]399，虽然弗思（Raymond Firth）试图从农民经济视角定义农民，但在马来（Malay）渔民研究中，农民不仅包括农业耕作者，也包括渔民和农村工匠。[11]此外，部落和农民也常被混淆以指代自己生产食物满足自身需求的人。直到20世纪50年代，“农民”才被构建成人类学专门的分析类别和主题。1953年，在《原初世界及其转型》中，雷德菲尔德把“农民作为一种类型”进行分析。[12]此后，通过在《小社区》和《农民社会与文化》中的补充和阐释，“农民”（peasant）被确立为一个分析范畴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

至此，人类学农民研究从部落社会出发，从定义模糊到逐渐形成具有特定类别的农民类型，标志着人类学农民研究的形成。当然，在格尔兹看来，定义“农民”或“农民的”类型建设的努力同时也在沿着农民自身，即农民与更大的社会文化的联系两条线移动。因此，文化的，职业的和法律观念中的农民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的维度。[6]农民不仅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社会身份、生存状态、文化模式、心里结构乃至社会组织方式。[13]也有学者认为，农民研究的确立和拓展是与人类学学科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农民重新定位了人类学在现代与原始间的实践和思考方式”。[5]这与早期农民研究源于人类学发展的英国传统密不可分[14]。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家最令人担忧的问题逐渐转变为从部落转向农民后确定适当的研究方法。[6]

二、“社区”（农民）作为方法：民俗、农民与文明

人类学真正意义的农民研究始于对社区的关注。在早期研究中，农民被认为是组成社区的一部分。[15]因此，在人类学者对小规模农民定居点进行的实地研究中，首先进行乡村研究，偶然情况下才考虑农民。如雷德菲尔德在1930年对提波兰乡村的描述，就是“出于对社区人类生态学的关注”。[7]

当然，对社区的关注与现代化的推动密不可分。作为美国人类学转向农民研究的开创性人物，雷德菲尔德研究生涯的起点就是基于对“分散在全世界很多偏僻地方，而且仍然过着与外界完全或基本上隔绝的群体，是如何慢慢走向现代化的外界靠拢的道路的？”[16]2的思考。在此过程中，“发展”和文化变迁成为其考虑的首要问题。[5]在墨西哥研究中，雷德菲尔德的最初目的是调查像提波兰这样的社区怎样被形塑在当代历史中的。此后，雷德菲尔德在尤卡坦地区开始了对四个社区的研究，通过现代城市与农村外围空间形态的对比，雷德菲尔德看到了农村腹地向构成现代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的逐渐转变。这种转变是随着现代城市的特征向外扩散而出现的，雷德菲尔德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民间-城市连续体。此外，其在《尤卡坦民俗文化》中详细描述了该连续体所具有的多种两极化特征，即就滕尼斯、梅因、涂尔干、帕克等关于现代/城市与传统/农村之间基本的二元对立进行升华。[17]这一模型随后成为思考现代化理论背景下农村及其历史的范例。在此过程中，农民成为现代化理论审查的主要对象，“雷德菲尔德也因此成为现代化理论的源头之一”（2）。同一时间，拉丁美洲和亚洲成为乡村研究的主阵地。在中国，费孝通开展了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农民的观察，费先生指出农民是“一种正式的组织、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态度的复合体”[18]57-59，这暗含了对乡村、精英与国家的关系的探讨，为后来对农民的界定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农民和小社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4]14-64对发展和现代化的思考促使人类学家更加关注与小社区生活方式相关的传统文化[19]42，雷德菲尔德在对“民俗社会”的描绘中巩固了对非现代社区的思考，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拓宽了对于社区的讨论。[12]此后，雷德菲尔德继续发展，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透过“大传统”与“小传统”、“民俗”和“都市文化”等概念，对抽象的大传统和具体的小传统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印度、中国、墨西哥的高地文化，恒河、黄河、尤卡坦坎村落的低地文化等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展示了两种不同的传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其彼此间是怎样交流与相互修正的，在组成整个文明的更大的文化中，复杂文化和民间文化是如何相互关联的。[16]可以说，雷德菲尔德和克鲁伯（Kroeber）殊途同归地指出农民社区是更大的文明或社会的一部分（3）。其中，农民的“文化”部分被雷德菲尔德转变为美国人类学家大部分时间接受的概念化基石，这成为农民研究的另一个传统，也成为后来农民人类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6]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雷德菲尔德关于农村社会的想法及“发展”的理念强烈受到芝加哥都市社会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其岳父罗伯特·帕克；另一方面，芝加哥学派农民研究当时深受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功能学派以社区为单位的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因此，在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农民”研究中，雷德菲尔德及其同事在尤卡坦、日本、魁北克（Quebec）等地进行了诸多开创性的社区研究，在这些文献中，社区近乎等同于农民（4）。可以说，从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始，以社区出发的研究逐步影响美国文化社会的研究（5），而雷德菲尔德通过聚焦于“社区”“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与价值观”等概念的讨论，使得墨西哥尤卡坦农民研究中（也可以说芝加哥学派早期“农民”研究）的“民俗生活”或“俗民社会”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12]

当然，将社区研究方法用于分析农民生活，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有用性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社区并不能代表更大范围的文化，而且聚焦社区研究往往会忽略更大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格尔兹对农民生活与社区研究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在对20世纪60年代前人类学农民研究的梳理中，格尔兹既指出社区研究对描述和分析农民本身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社区对于思考农民社会文化的意义。因此，针对社区研究适用性的质疑，格尔兹强调社区作为人类学家理想研究的自然栖息地，不应该在任何意义上要求结束社区研究。更重要的是，社区研究不仅是分析方法也是数据收集方法。[6]

在美国人类学界，另一位以社区为切入点引导农民研究的学者是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虽然农民不是斯图尔德的主要关注点，但“其作品中却存在着他对农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主题”，“他从原始社会研究以及考古学和文化史的兴趣中发展出的理论取向，对农民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12]57通过波多黎各项目，斯图尔德在墨西哥和秘鲁主持了一系列社区研究工作，并提供了与人类学中大多数普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概念[20，21]，即其“使用社区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对生活进行一系列全面的描述，而是试图在生产安排方面考虑社会和文化模式。”[22]因此，如果说雷德菲尔德的做法引导着现代化理论的方向，那么斯图尔德则在权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引领着人类学者的研究旨趣。这两种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农民发展观。在雷德菲尔德的定义中，农民的特征是“与小社区生活方式相关的具体传统文化”；而斯图尔德则把政治经济标准引入农民定义中。

作为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也对社区保持兴趣，他相信社区是了解农民与外界融合的关键，并将其看作更大的政治-历史进程的结果。在以斯图尔德、沃尔夫等为代表的研究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派的社区研究主要“结合某一社区长期发展中的外部因素影响——尤其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挤压——去研究这个小型社会的变迁”。[23]29因此，关注社区长期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派重要的研究内容。综观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思路，以农民为切入点，以社区为基本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整体的成因、再生产、形式和意义上的变迁。

可以说，人类学真正意义的农民研究始于对社区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农民概念和社区、乡村等混合使用，关于农民的定义是模糊的。而不论是二十世纪人类学界试图“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扩展到文化社会研究”的努力和尝试，还是对文化变迁的关注，抑或政治经济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影响的关切使得社区既是研究内容，同时又成为研究方法。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家以社区的方法开展农民研究，并逐渐向复杂社会挺进，农民使社区研究逐渐清晰，并走向成熟，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三、农民作为过程：全球化背景下农民的嬗变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与现代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6）。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为考察资本主义的深入影响，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以农民为切入点，以社区为研究对象，呈现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农民。从拉美到中东，从中东到亚洲，从亚洲到欧洲，农民日常生活以土地为中心，又逐渐脱离土地，农民概念被逐渐消解。农民研究拓展到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了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转向，促进了农民无产阶级化、合约农业以及小农等新形式出现，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农民再概念化是为了应对在世界经济中的变化。

（一）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与农民类型学

人类学家奥特纳（Sherry Ortner）曾指出，如果把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生态学派研究做一个比较，文化生态学研究“原始”社会，认为重要的外部力量是自然环境；而政治经济学派研究的则是“农民”，认为重要的外部力量是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23]23政治经济学派试图透过社区中长期变迁来看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给地区带来的影响，并将民族志与历史结合于其中，以求得到更全面、整体、客观的研究。[24，25]因此，政治经济学派不断告诫研究者：“农民乃至部落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全球交换体系的构成单位”。[23]24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给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定义出现分化，并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农民类型。[26，27，28]

作为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对农民进行最深入讨论的人类家[5]2，沃尔夫首先通过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划分和界定，讨论了农民与不同生产方式的互动关系。其认为，对农民的界定要素在于“技术、土地利用、财产占有和贸易等领域，农民与非农民的主要轴心不是民俗与文化的对比，而是在农业生产者与地主、政府官员、商人、或劳动工人间”。沃尔夫驳斥了雷德菲尔德的研究方法，将研究重点从“文化转移到农民与非农权力和经济的社会二元性中”，旨在将农民和农民社区的类型与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联系起来。[6，19，26]这一做法在《农民》《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以及《权力的途径：现代世界的人类学及其建构》等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在《农民》中，沃尔夫将农民解释为权力与财产关系中的现代社会行为者。此后，其将焦点转向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29，30]此后的农民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沃尔夫的农民定义，并以此概念作为研究出发点。沃尔夫的工作也被认为“在整个1970年代最有趣的理论发展与扩大农民分析与概念化的尝试有关”，“在美国超越了最初的‘雷德菲尔德式’（Redfieldian）方法”。[19，31]

作为“沃尔夫人类学”最主要的追随者[32]，科尔尼（Michael Kearney）在墨西哥进行了大量的农民、农民工人以及跨国移民研究。这是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一个典型区域。在《重新认识农民：人类学在全球的视野》一书中，科尔尼在继承沃尔夫关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背景下的身份问题以及有关国家的问题的处理中，从人类学的视角评估了农民概念的出现、发展乃至消亡。科尔尼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阶级身份的改变使得农民出现了多样化认同。这一认同在农民工、拥有土地的无产阶级以及其它一些相互矛盾的分类中尤为显著。因此，科尔尼完全摒弃了“现代”农民这一类别，转而投向沃尔夫关于农民定义的界定。在对农民分化的讨论中，科尔尼提出，当下农民研究已经从对“农民类型”外部分化的关注转到内部主体差异化上，这是后农民理论和后农民研究的内容。可以说，科尔尼就农民与全球化、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的关系进行了思辨性处理。此外，在《重新认识农民》一书中，科尔尼还创造性的提出从人类学发展史的视角审查农民，并从学科史的视角重新定义了人类学和“现代性”。[5]除了科尔尼在墨西哥的农民研究，许多人类学家也分别注意到了亚洲和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权力关系，其往往导致农村阶层结构两极化。[33，34]并指出，在农民研究中，如果忽略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对第三世界农民生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35，36]

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还着手发展了关于农民和社区的类型学和分类学。[14]在以沃尔夫和西敏司等为代表的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农民研究中，他们均看到农民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所暗含的结构关系，并强调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民的类型学。在1955年的“拉美农民类型”中，沃尔夫建构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类型的三个基本分类：（1）大部分农业生产者；（2）对土地的有效控制；（3）就生计而不是再投资的主要定位。在此基础上，沃尔夫提出“尽可能狭义”地界定农民，以建立农民类型模式。基于此，沃尔夫提出了一种界定拉丁美洲农民类型的不同方法，这种方法以生态学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可变性为基础，以阐释关于农民的分类是基于文化结构而不是文化内容。[26]在西敏司关于农民研究的思考中，认为“比‘农民’的抽象定义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经济集团类型的发展”。西敏司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农民的内部分化，这使得人们开始探索不同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农民内部分化与内部构成、农民与非农及不同部门的结构关系、农村社区生活中传统文化的社会关系用途等，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关系赋予每个“类型”的具体意义，这种探索成为比定义农民更为重要的课题。[19]44-45，[37]此外，福斯特（George Foster）通过研究墨西哥农民的“认知模式”，先后提出了“二元契约”“有限福利的形象（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民社会的类型学。[38]

（二）再农民化、农民农业（peasant agriculture）和农民运动

农民逐渐消失并且全球化背景使得这一群体并不适于继续维持原来的状态。由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分化，去农民化与再农民化均是政治经济环境复杂转型的一部分。范德普勒格的新农民观念打破了传统农业的界限，也引发了对去农民化与再农民化过程的研究和讨论。新时期农业和农民生产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使得“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而由于农业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土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1.回到小农：去农民化（depeasantation）与再农民化（repeasantation）研究

再农民化是荷兰农村社会学家范德普勒格（7）农民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事实上，自人类学开始拉美农民研究以降，许多学者均已关注到这一现象或过程。沃尔夫通过对波多黎各传统咖啡生产的研究，揭示了贫农和富农的社会分化及其互动关系[39]；西敏司（Sidney Mintz）描述了加勒比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怎样“重构农民”的。[40]在世界不同地区，由于农业现代化或农村生活的不景气，农业工作与非农工作或移民相结合已成为农民一种新的形式。[25]8，[28]，[41，42，43]在沙宁（Teodor Shanin）看来，这种现象被称为“边缘的农民群体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19]44-45因此，“农民化、无产阶级化、再农民化的进程，或者半无产阶级、伪装的无产阶级或工人农民等均是政治经济环境复杂转型的一部分。”[15，44]在此过程中，资本的逻辑成为最重要的线索，其结果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都促进了农产品生产的商品化与专门化，引起了“去农业化”或“去小农化”的风潮。[45]而由于涉及许多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概念，农民在缺乏明确性和不适当性方面受到批判。[5]

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结构调整过程的描述中，范德普勒格提出了“新农民”的观点，并将其发展为一个理论上有意义的概念，提出再农民化是一个内生的和地方化的过程。范德普勒格指出，再农民化意味着加强了农场的资源基础而不依赖于金融和工业资本。这样的转化使得农场具有更高的自主性，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决策和学习空间。简而言之，再农民化将以前仅限于原材料生产的农场转变为一个具有许多与自然和自然相关的新方式的多产品的企业。这是一个改变农业的过程，因为“专业农业企业的传统界限”被打破[46，47]。

范德普勒格的新农民概念以及对再农民化的讨论得到了诸多响应，如在博瑞特（Berit Brandth）等对挪威旅游农场的研究中，指出农场农业在为适应旅游需求而拓展的多元化发展中，农民将旧农民的生存策略与现代需求相结合，农场的发展呈现出再农民化的特征。通过“再农民化”过程，农业旅游使农场重新焕发活力，并重新定义了农场认同。[48]围绕农民在现代世界中的意涵这一问题，帕梅拉伦纳德（Pamela Leonard）等编写的论文集“后社会主义农民？东欧，东亚和前苏联的农村和城市认同结构”，试图对传统农民的“核心”观念进行拓展。作者提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后社会主义农民。全书描绘了大量农村和城市家庭参与维持生计的农业，其中一位作者汉弗莱（Humphrey）将这种发展称为日常生活的“农民化”。在此背景下，农民一词除了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作为一个系统还包括后社会主义工业工人，国家官员和耕种小块土地的知识分子，因为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些个人与土地和自给农业的多种联系。且由于他们与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和社会的错综复杂和多样化的联系，无论是从客观特征还是身份来看，论文集中描述的后社会主义者不再是“农民”，相反，他们是“后农民”。[6]作者最后指出，被界定为“农民”的人的身份和参与农业实践的多样性不是无法解释的，要了解现代世界中的农民，必须通过参考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系统特征来调和。[49]毫无疑问，当代世界的主要变化模式导致农民远离了典型的农民社会结构，同时也促进了作为社会过程的农民的形成。[19]

21世纪，农民以不同形式参与到能源生产、农业旅游、农场加工等多种农业生产环境中，这同时体现了新时期农业和农民生产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同时，“它使21世纪的农民能够以新的和传统的方式复制其存在，而这些方式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50，51]于是，“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最终，现代化农业重新被农民农业替代。在此进程中，农民被持续的重塑。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重组过程，农场农民被重组为小农。因此，农民的理论观念和农耕方式也正在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审视。[47]如昌润植（Chang Yun-Shik）介绍了韩国的土地改革如何创造了一个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和销售蔬菜和水果代替粮食的土地的农民，同时利用稻作自我消费。在这一研究中，作者指出，在一些地区，农民面临市场压力，是新型农场农民（小农），而不是大规模的商业农民，给大部分的现代农业生产带来贡献。[52]再小农化的过程也表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由于其融入世界体系的不同历史和农业系统的差异而不同。面对资本主义的蔓延，农民不注定要灭绝。此外，欧洲的农业经验也表明，欧洲农业的连续性多建立在农民多样化的再生产循环中。[53，54]

2.土地、小农和农民运动

21世纪，农业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土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这除了体现在土地再次成为农民斗争（8）的理由，土地还被看作生态资本。[55]一方面，农业越是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生产成本就越低；另一方面，当“在自然中生活”进入生产过程时，农业劳作本身就成为商品的一部分。在理论层面上，将土地理解为生态资本既有助于避免农业-乡村与工业-城市领域之间的“平行”[56]38，也有助于区分农民和农业企业家，同时，在农业生态学理论上阐述的这一重大变化，是21世纪农民重组的主要途径之一。[57]

而围绕着土地的权利，希普顿（Shipton）强调了不同社会角色的价值涵义。[58]此外，人类学家也记录了新自由主义土地改革的过程是如何导致具有历史根源的冲突、内部分化以及新的惠顾关系。[59]回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耕作从依附土地，到把土地作为商品，再到土地成为生态资本的过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经历了土地中心地位不明显到再次成为中心的局面。这其中，农民的定义可以概化为自有小农——农民工人——再小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四、结束语与启示

本文通过回溯1926年以来的农民研究，对人类学农民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大致梳理。就西方人类学研究传统而言，早期农民研究延续了英国人类学对于原始与传统的关注；此后，沃尔夫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又部分承袭了德国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观，并发展出美国农民研究范式。[14]14-64在理论建设方面，除了雷德菲尔德和沃尔夫开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研究方向，克鲁伯、福斯特等也丰富和拓展了对农民的理论研究。在此过程中，农民既是一种概念性的分析工具，同时也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中，不同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日盛，人类学采借了不同学科的观点，体现出今天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农民概念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希望通过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的回溯，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农民发展的历程，也为国内农民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借鉴。

参考文献：

[1]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Bernstein H.Agricultural‘Modernisation’and the Era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Observations on sub-Saharan Africa.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90（1）：3-33

[3]毛丹，王萍.英语学术界的乡村转型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1）：194-216

[4]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Kearney M.Reconceptualizing the Peasantry：anthrop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6

[6]Geertz C.Studies in Peasant Life：Community and Society.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61（2）：1-41

[7]Redfield R.Tepoztlan，a Mexican Villag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8]Foster G M.What Is Folk Culture？.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3（2）：159-173

[9]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0]Dalton G H.Peasantrie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Current Anthropology，1972（3）：399

[11]Firth D.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6

[12]Silverman S.The Peasant Concept in Anthropology.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79（1）：49-69

[13]吴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社会人类学农民社会研究.农业考古，2015（4）：31-36

[14]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Narotzky S.Where Have All the Peasants Gon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6（45）：301-318

[16]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7]Redfield R.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

[18]Fei Hsiao Tung.Peasantry as a Way of Living∥Teodor Shanin.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Cambridge：Basil Blackwell Ltd，1971

[19]Shanin T.Peasantry：Deline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An Extract∥Teodor Shanin.Defining Peasants：Essays concerning Rural Societies，Expolary Economies，and Learning from the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Basil Blackwell，1990

[20]Steward J H.et al.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

[21]Steward J H.Area Research：Theory and Practice.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Bulletin 63.New York，1950

[22]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23]奥特纳.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何国强，译.青海民族研究，2010（2）：19-37

[24]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5]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6]Wolf E R.Type of Latin American Peasantry：A Preliminary Discus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1955（3）：452-471

[27]Wolf E R.Peasant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6：13-17

[28]Roberts B R.Peasants and Proletaria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0（16）：353-377

[29]Wolf E R.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Row，1969

[30]Wolf E R.Pathways of Power：Building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2001

[31]Bernstein H，Friedmann H H.Forum：Fifty Years of Debate on Peasantries，1966-2016.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8（4）：689-714

[32]Smith C A.Reconceptualizing“Wolfian”Anthropology and the Peasantry.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7（2）：381-383

[33]Palerm J V.The Greatest Generation：Apropos of Sidney Mintz.American Ethnologist，2017（3）：414-424

[34]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5]Potter S H.Potter J M.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6]Brass T.Latin American Peasants.Routledge，2004

[37]Mintz S W.A Note on the Definition of Peasantries.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73（1）：91-106

[38]Foster G.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65（2）：293-315

[39]Wolf E R.San Jose.Subcultures of a‘Traditional’Coffee Municipality∥Steward，J.H.ef al.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56

[40]Mintz S W.Slavery and the Rise of Peasantries∥M.Craton ed.Roots and Branches：Current Directions in Slave Studies.New York：Pergamon，Hist.Reflect，1979（2）：213-253

[41]Levine D C.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New York：Academic，1977

[42]Figueroa A.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in Peru.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43]Adelman I，Taylor J E，Vogel S.Life in a Mexican village：A SAM perspective.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y，1988（25）：5-24

[44]Mintz S W.The Folk-urban Continuum and the Rural Proletarian Commun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9（2）：136-143

[45]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叶敬忠，等译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6]Jan Douwe van der Ploeg.The New Peasantries：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London：Earthscan，2008

[47]Jan Douwe van der Ploeg.The Peasantries of the Ttwenty-first Century：the Commoditization Debate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0（1）：1-30

[48]Brandth B，Haugen M S.Farm Diversification into Tourism：Implications for Social Identity？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1（27）：35-44

[49]Leonard P，Kaneff D.Post-Socialist Peasant？Rural and Urban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in Eastern Europe.East A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New York：Palgrave，2002

[50]Halweil B.Home Grown.The Case for Local Food in a Global Market.Washington，D.C：World Watch Paper，2002

[51]Kop P.de，D.Sautier and A.Gerz.Origin-based products：lessons for pro-poor market development.Amsterdam：Royal Tropical Institute/CIRAD，2006

[52]Chang Yun-Shik.Peasants go to town：the rise of commercial farming in Korea.Human Organization，1989（3）：236-251

[53]Francks P.From Peasant to Entrepreneur in Italy and Japan.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95（4）：699-709

[54]Reijntjes C，Haverkort B，Waters-Bay A.Farming for the Future：an Introduction to Low External Input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Leusden/London：ILEA/MacMillan，1992

[55]Toledo V.La racionalidadecologica de la produccioncampesina∥E.Sevilla Guzman and M.Gonzalez de Molina.Ecologia，campesinado e historia.Madrid：Las Ediciones de la Piqueta，1992：197-218

[56]Goodman D，Watts M.Reconfiguring the Rural or Fording the Divide？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and the Global Agro-food System.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94（1）：38

[57]Altieri M A.Agro-ecology and Small Farm Development.Ann Arbor，MI：CRC Press，1990

[58]Shipton P.Land and Culture in Tropical Africa：Soils，Symbols，and the Metaphysics of the Mundan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4（23）：347-377

[59]Bretón Solo de Zaldivar V.Tempest in the Andes？Part 2：Peasant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Cotopaxi（Ecuador）.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5（2）：179-200

注释：

[1]据沙宁的梳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恰亚诺夫的“独特经济”类型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文化传统以及由克鲁伯（Kroeber）等发展的涂尔干传统。见Shanin，T.Peasantry：Deline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An Extract.Teodor Shanin，Defining Peasants：Essays concerning Rural Societies，Expolary Economies，and Learning from the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Basil Blackwell，1990：38-40；也可参见熊春文.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社会学研究，2017（3）：30-32。

[2]现代化理论的三大支柱分别是韦伯-帕森斯社会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雷德菲尔德人类学。见Clifford Wlicox.Robert Red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MD：Lexington Books，2004。

[3]克鲁伯对农民进行了“笼统概括”，认为农民构成了“具有部分文化的不完全社会”（part-society with part-culture），并将农民社会置于中间位置，以解释“民间-复杂的极端”。克鲁伯对农民的讨论可以说是对涂尔干关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理论的发展。见Alfred L.Kroeber.Anthropology.New York：Harcourt，Brace，1948：284。

[4]同一时期，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费孝通也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完成了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彻底贯彻了人类学将“小”部落或者“社区”为研究的基础，即将功能主义学派文化和社会结构整体性指导的将“生活的一切细节”纳入综合社会研究的宗旨。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在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社会学的直接关联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那里的逗留（雷德菲尔德进入新独立的人类学系），此后是华纳（W.Lloyd Warner）的任命。华纳在1929年将这个研究方法带到了哈佛，并在其扬基城的长期项目和哈佛在爱尔兰研究的社会人类学阶段（进一步）发展，此后被Conrad M.Arensberg and Solon T.Kimball继续。华纳的早期举措刺激了一些“社区”研究——范围从大都会贫民窟到整个美国城镇，以及其他社会的小社区。参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18-119；Sydel Silverman.The peasant concept in anthropology.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79（7）：50-51。

[6]在美国人类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阶段是把人类学引入到对现代世界复杂社会的研究。该阶段以早期社区研究为起点，到本尼迪克特等主导的国民性格研究，斯图尔德主持的波多黎各项目，以及后续农民、（俗民）、社区研究等均是对现代世界复杂社会探索的早期尝试。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奥]安德烈·金格里希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51-364。

[7]在本文中，虽然范德普勒格和沙宁（Teodor Shanin）不是人类学家，但由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在人类学中的广泛影响（见Susana Narotzky.Where Have All the Peasants Gon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笔者也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回溯。

[8]类似VíaC ampesina这样的跨国社会运动多与农民的土地权和粮食主权有关。埃德尔曼（Edelman）把农民定义为生产粮食的“土地上的人”。其指出，通过农民运动，农民在国际机构中成为对话者和有权利的索赔人。Edelman M.When they took the‘muni’：political culture and anti-austerity protest in rural northwestern Costa Rica.American Ethnologist，1990（4）736-57；Edelman M.Bringing the moral economy back in...to the study of 21stcentury transnational peasant movements.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5（3）：331-45；Martinez-Alier，J.praise of smallholders.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995（1）：140；Borras，S.M.Jr.Agrarian change and peasant studies：changes，continuities and challenges-an introduction.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