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作者：梅继霞 彭　茜 李　伟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19-09-25  浏览次数： 6667次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经济精英；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治理绩效

一、引言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下，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急需破解的重大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开始运用精英理论研究农村问题。乡村精英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和推动力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需要精英的推动（唐任伍等，2018）。国内学者一般按照乡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将其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王汉生，1994），或者按影响力是否来源于国家政权体系分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贺雪峰等，200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城乡流动，党员干部等政治精英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一些具有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新乡贤、新乡绅或者村庄体制外精英”开始获得主导村庄治理的支配性地位（刘守英等，2018）。其中，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大户、种植和养殖大户等经济精英，也称经济能人，他们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影响力，有较高威望，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很多地方兴起经济精英主导村庄公共权力和决策的“富人治村”现象（卢福营等，2007）。

已有关于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经济精英的作用及富人治村的机制与绩效等方面有了较可观的积累。但关于经济精英参与如何及在何种情况下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1）既有研究较多关注富人治村发生机制和社会影响的定性描述性研究，经济精英参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不多见；（2）经济精英参与通过哪些过程和机制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哪些因素和条件会制约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作用的研究较为欠缺。本文试图基于文献研究构建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路径和条件的理论模型，然后结合典型案例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识别经济精英参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这一研究可以拓展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及实证证据，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有助于发挥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积极作用，推进乡村治理有效与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二、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类型

根据马克思·韦伯收入、权力与声望三位一体社会分层理论，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有物质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报酬（张雪霖，2015）。相应地可以把经济精英区分为经济型、政治型和社会型经济精英。政治型经济精英出于政治权力动机，会通过村干部选举获取权力来实现治村目的。经济型经济精英参与动机主要在于对物质性报酬的追求，他们往往通过花钱当上村干部，再以村干部的权力或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社会型经济精英参与治村的动机来自社会性报酬，如荣耀、面子、社会资本的积累及社会价值实现等。这三种动机和报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经济精英当上村支书或村主任后，进入体制内站在了这一政治平台上，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关系网和人生价值实现，这些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进一步又有可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政治型经济精英显然会倾向于体制内参与。经济型和社会型经济精英都有动力当村干部，但也有部分是通过体制外路径参与乡村治理，如提供公共物品、举办中小企业、引领乡村社会组织来影响乡村治理。

（二）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效果

部分学者认为经济精英由于较强的经营能力和资源优势对乡村治理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一是推动乡村经济振兴。富人村干部组织能力强，具有现代市场理念，可以带领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贺雪峰等，2011）。二是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改善。富人村干部更有能力利用关系争取新农村建设经费，增加公共物品供给（贺雪峰等，2011）。三是示范效应与制度导入。经济精英把致富经验、技术、经营管理带回农村，会起到示范效应，也带动文化、乡村组织和乡村规划建设等发展（卢福营等，2007）。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消极影响而对“富人治村”持谨慎态度。一是富人通过捐资竞选、贿选等经济实力门槛，形成政治资源垄断和政治排斥，使基层民主流于形式（赵晓峰等，2010）；二是经济精英过度占有乡村内资源为自身谋取利益，破坏村庄公共资源使用机制（贺雪峰，2011）；三是富人村干部在治村过程中过于追求效益和效率，而忽视道义、仁爱、公平逻辑，影响村治绩效（欧阳静，2011）。

关于乡村治理绩效的评估，卢福营（2010）确立了是否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是否有利于农村社区和谐以及农村社会的发展三项指标。吴新叶（2016）认为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衡量主要体现在“公共性”、“社会性”及“有效性”三个维度上。相关研究大多从经济增长与分配、村民公共参与、公共服务能力、乡村社会秩序、文化建设等维度构建指标来测量乡村治理绩效（郭正林，2004；吴春梅等，2012；谢治菊，2012）。2018中央“一号文件”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乡村法治、乡村德治、平安乡村五方面构建了乡村治理体系。综合考量，本文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考量选取基层民主建设、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层组织运转和农村社会秩序四个维度。

（三）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

在村庄治理层面，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行为和绩效主要受到主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一是主体素质与能力影响精英参与行为及治理绩效。董江爱等（2007）指出，精英治村要求精英具备较高的个体素质，包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发展经济的能力及民主管理的意识和理念。张翠娥等（2015）指出村民参与村务的民主意识、责任意识和治理方式认同感均对其参与治理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二是基层民主制度影响精英参与及治理绩效。精英作用的发挥须有村庄内部的民主制度来保障（董江爱等，2007）。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村民自治制度不健全，精英参与治村积极性就会减弱（刘美萍，2011）。三是乡村沟通网络影响村民参与及治理绩效。乡村沟通网络中的主体信任、非正式与正式沟通对村民参与及村庄治理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吴春梅等，2012）。

（四）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动机—行动—绩效”的逻辑过程与在心理学中广泛应用的个体—情境互动理论结合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个体—情境整体系统由个体与情境两个子系统构成，这两个子系统持续地交互作用促进了个体心理、行为等各项功能的发展（Magnusson等，1998）。本文拟通过多案例研究，首先用“动机—行动—绩效”过程研究范式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框架来解析经济精英参与由不同动机驱动采取不同参与行动、从不同路径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过程及作用机制。其次用社会心理学视角的个体与村庄场域情景因素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经济精英参与改进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具体来说，经济精英主体认知、能力素质、村民自治状况、乡村政治文化等因素会影响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这些是左右经济精英参与治理效果的调节变量。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比较适合于当研究主题是宽泛的、涉及丰富的背景性条件时，当研究对象和事件无法控制时，当研究问题涉及“如何”和“为什么”时。案例研究不仅可以构建理论，还可以验证理论、提供描述与说明，便于对当前现象进行解释或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殷，2004）。与大样本分析方法相比，案例研究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详细和深入，而且分析过程更为聚焦（Berg，2001）。本文以经济精英参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绩效为主题，是较复杂、难控制的社会现象或过程，适合进行案例分析。Eisenhardt认为多案例研究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反映案例背景的不同方面，有效性较高（刘志迎等，2018）。因此，本文在彼此独立的案例内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对多个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当然，我们也正视案例研究的缺陷，即案例研究避不开个人主观性的介入，因此会对研究的客观性带来影响。

案例研究学者都注重立足于现有文献，都建议选取具有启发性、极端性的案例，强调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即“三角测量”（刘志迎等，2018）。本文的案例资料主要源于以下途径：（1）访谈和实地观察。于2016年7月前往湖北省L市Y村进行了调研。实地观察该村乡村治理状况，并进行开放式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主要为Y村在任村主任赵某、村两委干部及熟悉赵某经历的村民。（2）二手资料。通过文献研究从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中选取了经济精英参与治村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是浙江省J市J村王某、广西F县FQ果蔬合作社和广东省Y市H村。

（二）案例背景

案例1，湖北省L市Y村，下辖6个村民小组，186户、510人。该村位于湖北省西部偏远山区，以种植中药材为主，一直是典型的贫困村。因海拔较高，夏季凉爽，人文及自然景观多，政府计划招商引资、开发景区，吸引城市居民避暑。现任村主任赵某早年务工，经营了一个工厂，积累了一些财富，因洞察到Y村房地产开发的商机，回来竞选村干部。在赵某带领下，该村大力发展旅游业、服务业和房地产，辖区内有近40家企业在开发商品房，出售给外市人口避暑，成为湖北省西部一个特殊发展模式。

案例2，浙江省J市J村，一直以种植蔬菜水果为主，产品、产业结构单一。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已是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先进村典型。村里“领头羊”王某对J村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某早年办过工厂和酒店，有经济头脑，雷厉风行。王某长期“一肩挑”，担任村主任和书记，村务大小决策几乎都是王某说了算，是典型的“经济能人治村”（卢福营等，2007）。

案例3，广西F县FQ果蔬合作社由当地经济精英毛某引领。毛某在经营自己产业和合作社的同时，积极配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2012年以来合作社陆续整合了100多户村民（包括两个村庄近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500多亩土地，从事特色瓜果种植和销售，使参与合作社农户户均增收2.2万元左右（2017年）。毛某组织的专业合作社在选择种植品种、培育核心产业及投资与建设农田水利、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卢小平，2018）。

案例4，广东省Y市H村，133户740人。经商收入占63%，务农收入占20%，外出打工收入占17%。Y市第一个乡贤理事会2011年在H村自然村成立，起因是外出经商的老板富裕了，愿意为家乡建房和搞公共建设出钱出力。于是有人提议成立村民理事会来组织大家为家乡做贡献。11名在村中较有威望的乡贤、退休干部、复退军人、退休教师等被推选为理事。村小组长兼任理事会理事长，在佛山经商并多次出资资助村里公共事务的张某做副理事长（胡念飞等，2012）。

这四个案例在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路径和效果上各不相同，且较为典型。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四个典型案例的剖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及依存条件。

四、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案例分析

（一）经济精英参与动机影响参与行动

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是关键驱动因素。案例1赵某之所以回村竞选，是得知村里要开发避暑房。如果能够当选村干部，就能把握村里资源。案例2王某说“我那时当村干部就是因为年轻……，想做点事情，毕竟乡里乡亲的。”“我一直占着这两个位置，村里慢慢有人会说我是有利可图，我也承认的。我自己有钱，就图留个好名气”。案例3毛某因其利益需要和对乡土、村民的责任感，愿意且积极配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案例4张某认为村民理事会为他这种“想为村里干事”的人提供了平台。案例1赵某是在经济性动机驱动下竞选村主任；案例2王某经济性和政治性动机较明显，也兼具社会性动机；案例4张某是想为家乡做点事情，和案例3毛某类似，社会性动机较明显。从政治、经济动机出发，经济精英往往倾向于体制内参与当村干部，从利他社会性动机出发经济精英更有动力体制外参与乡村治理。

（二）经济精英体制内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

1.促进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发展。

在案例1Y村，赵某提出为保证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选举候选人由村民提名，实行差额选举，选票结果当场公开，对于暗地有拉票、贿选行为的，及时公布，不得参与选举。很大程度上加强了选举的民主性、程序性，也让村民真正感受到了村民自治。村民提到：“赵某当选之后，确实为我们Y村做了实事，让我们能够参与到村庄的建设中来，基本上村里的大事都会召开村民会议讨论，现在我们的参与意识都很强烈，都希望Y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2.促进村组织运行制度化规范化。

在案例1Y村，为了充分实现“四个民主”，赵某提议将村务信息及财务支出实行信息公开，在公告栏里进行实时公告。在案例2J村，王某将企业管理的理念引入村庄治理，J村干部如同企业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两委干部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有联系和负责的村民及事务，并制定了一套具体而明确的工作规范。村级组织的规范化运作有力地保证了村庄治理的效能。

3.提升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在案例1Y村因房地产开发，土地资源出让成了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村委会决定被征地村民的土地出让金按比例提留一部分用于完善基础设施以吸引更多开发商和游客。首先，赵某通过人际关系向上级政府要到一部分资金，加上村集体出一部分，对主干道进行拓宽，建成一条符合省道标准的乡村公路；其次，村里地势海拔较高，水资源比较短缺，由于景区开发和外来避暑人员激增，生活用水便更成问题，赵某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修建引水工程，解决了日益紧张的用水问题；再次，于2012年投资185万元修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筑面积1059平方米，内设党员服务大厅、便民服务大厅、远程教育播放室、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大小会议室、群众说事谈心室等。

4.改善乡村社会治安与秩序。

为了吸引周边城市游客，案例1Y村赵某及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讨论改变村庄治安和秩序。一是改变环境卫生。村里在村头设置赶集市场，不再允许在街道两侧“赶集”。针对垃圾严重的状况，大力推进基于“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乡镇转运、市集中处理”的五级处理模式，另外还购买垃圾车和聘请保洁员，保证村庄整洁卫生。二是改善治安状况。村里征地开发使不少村民富裕起来后村民家被盗事件时有发生，赵某建议村建立联防机制，村委及党员担任联防队员，分别负责一定区域，并在村里各个路口安装了监控，村里治安情况大有好转。

（三）经济精英体制外参与乡村治理路径与影响

在竞选村干部之外，乡村经济精英往往作为涉农产业项目的承接者、乡村基层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及农村基层治理团队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等角色从体制外参与乡村治理（卢小平，2018）。

1.“经济精英 农村公共物品”。

乡村经济精英由于特有的乡土情结，一般都怀有反哺家乡的愿望。实地调研中，大量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公共生活营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自发为乡村请唱戏班、盖祠堂，增进乡村内部居民的认同（唐任伍等，2018）。案例1Y村赵某回村之后也捐钱翻修了小学，出钱为Y村修了公路，还提出建设村庄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蓝图。这一举动虽被村民说是用钱为其竞选村干部铺路，客观上经济精英基于自身利益或责任感建设家乡，能够促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这在各案例中都有体现。

2.“经济精英 企业或经济组织”。

乡村经济能人一般有自己的企业、经济项目或发起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力量与组织结合起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案例3毛某通过自己的产业整合，带动了相当一部分贫困村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其经营果蔬专业合作社有两个亮点：一是种植品种选择不追求短期利益而是寻求长期竞争力。毛某没有像广西大多数合作社那样选择种植价格高、销路好的百香果，而是本着为几百农户身家性命负责，引进有生命力的黄金瓜进行培育和改良，为合作社打造核心产品。二是投资与建设农田水利、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毛某先后投入了数百万资金，并争取了一部分政府资金，来改善其种植基地及邻近区域的灌溉、大棚设施和交通设施。2016年还自出资金200多万元建设小型冷库，改进基地生鲜冷链物流，也为邻近居民提供相关服务。这些经济精英不以乡村善治为目的，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培育农村产业、增加农村就业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有着较好的表现。

3.“经济精英 社会组织”。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一些社会组织，如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专门理事会等事务性组织、宗族组织、村民小组等扮演了重要角色（刘金海，2016）。案例4中H村2011年以经济能人为主的村民理事会成立。这一年，H村不仅建成了一栋“农民公寓”，修好了破损不堪的村主干道，还完成了垃圾分类和人畜分离等工作。实现了刑事治安案件为零、矛盾纠纷为零、非正常上访为零、赌博吸毒为零。理事会以“调解邻里纠纷、兴办农村公益、协助村民自治”职责为己任，实行“一事一议”制，村里的每件事都先由理事会成员商讨后协定。理事会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增加了村两委的帮手，发挥了多元治理作用。

4.“经济精英 社会组织 村组织”。

各种乡村组织的兴起、治理主体多元化，需要各主体之间、特别是社会组织与村两委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或协调机制（刘金海，2016）。如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经济利益联结将分散的村民组织化，并通过培训教育和社员民主参与成为村两委之外促进村庄民主、表达村民意愿的村治主体之一。合作社与村两委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村公共产品、促进村庄民主、改善村治上有着广泛的交集，因此经常存在着两者的博弈。由于村两委在村集体土地和村集体掌握的一些基础设施上拥有绝对权力，合作社在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谭贺，2012）。合作社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寻求与村两委形成良好关系。实践中，合作社和村两委经常在组织上有着人员相互渗透交叉，许多村两委干部也是合作社社员、理事会成员，甚至还有许多地方村两委和合作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即由村两委领办合作社。这种模式通过经济精英和村两委的领头羊和纽带作用，整合乡村社会组织力量，彼此间的广泛参与和良性沟通将有助于治理绩效的优化。

（四）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消极影响

1.经济精英参与导致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俘获。

案例1Y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伴随着村民的质疑：“赵某从政府要来的投资和集体财务支出的资金修建这乡村公路绰绰有余，村委会并没有完全公开修路费用，相信里面有猫腻，只是我们普通村民根本不知道而已。”案例2有的村民认为王某利用村集体经济建议事大楼，其实是为了自己“发财”。议事大楼建成后，王某便以低价承包了其中的全部商用房，开上高档酒店和宾馆。在治村过程中，权势精英逐步掌控更多的资源与权力，形成一套精英俘获式分利治理机制。

2.经济精英体制内参与对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首先，村委选举打破民主规则。一是家族势力在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Y村，大姓家族及有势力的家族当选几率要大得多。赵某接连当选不仅是因为捐钱为村里办事，更大的原因是赵姓是该村大姓、人多势众。二是仍然存在着贿选情况。“一些人在选举前会到家里给些好处，以前是直接给红包，现在是给东西，比如烟酒，或者送一些日用品来家里拉票”，村民如是说。其次，民主监督形同虚设。在J村王某当了21年村主任和11年村书记。在这种书记主任一肩挑、村两委实行一体化领导、主导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的村庄权力结构中，监督权基本是缺位的。监督小组组长的权力实际为书记所掌控，监督小组的监督事实上成为了村两委和王某的自我监督。

3.经济精英体制内参与可能造成乡村社会秩序恶化。

乡村经济精英为了保证长期主政，便会采取庇护主义，即地位不平等的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的权力关系（米勒等，1992）。一是自上而下的，指经济精英和政府官员建立一种“合作”关系，通过政府官员的权力来实现自我的政治利益，相应地回馈经济利益，给予其巨大好处。二是自下而上的，即经济精英通过贿选或发展黑势力来延续当选。换届选举时王某公开讲“不选我当主任就对你怎样”，让村民敢怒不敢言。有些地方甚至村官变村霸，如浙江绍兴某村10余年的村支书陈新昌，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却是黑社会头目。

（五）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方向或程度，依赖于经济精英的自身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和主体信任三个重要因素。

1.经济精英自身素质。

素质较高的经济精英能够给乡村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且素质越高，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越大。反之，可能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有限，甚至负向影响。首先是乡村经济精英参与目的。当前我国有很大比例的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囿于自身、家族利益的圈子，不能做到理性参与，不能从乡村整体发展高度来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刘美萍，2011）。这也是案例1和案例2经济精英追求自身利益、出现精英俘获的原因之一。其次是经济精英主体认知。一是参与乡村事务的能力。案例中经济精英都有经商的经历、较强的经济头脑和才干，为其参与乡村事务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是参与责任感。案例3和案例4中经济精英在为家乡做事出力、带领村民致富方面都体现出责任感。

2.村民自治制度。

富人治村的绩效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差异，其根源在于村庄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践样态。精英治理离不开村民自治的进步，村民自治的完善则需要精英治理的推动（Smith，2010）。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越规范，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绩效越好。富人通过正规选举成为村干部，在规则主导下进行村庄治理和权力运作，为村民参与提供有效空间，则经济精英参与越是能给乡村治理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民主制度能对富人村干部权力形成制约。如果没有将村官权力置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整体程序和环节中，村官腐败的成本非常低，而查处这种腐败的难度却很大，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大幅度增加（姬超，2018）。基层民主制度能够防止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富人村干部权力独揽，确保富人村干部能够遵从村民意愿、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比较而言，案例1赵某不能达到案例2王某一样大权独揽的程度，与其任职年限及Y村村民自治和基础民主的发展程度不无关系。

3.主体信任。

村庄沟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具有凝聚人心的基础性作用。强信任关系可以诱致合作意愿、合作共识、合作承诺的发生，对治理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反之，弱信任关系会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增加公共事务协商的难度，对治理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吴春梅等，2012）。这里的信任关系不仅体现为村民与经济精英的信任关系，还包括村民与村两委之间的信任关系和村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案例2中村民们表示相信王某在村庄事务方面的决策，认为跟着王某干不会错。相似的，尽管案例1不少村民说到村庄事务中有猫腻，但对赵某带领村庄发展还是表示肯定的。案例3合作社2012年以来陆续整合了100多户村民，也反映了村民对毛某的信任。案例4中H村的经验被总结为官民互信互动、以民为本，推动了民主管理、优化了社会环境。经济精英无论是拥有体制赋予的正式权力，还是基于其他优势产生的非正式权力，往往都要借助村民的信服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作用。

上述四个案例中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行动、路径、效果及主体和情境条件如表1所示。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四个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可归纳为五条路径，如图2所示。参与动机会促使经济精英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行动。体制内参与是通过经济精英—政治精英路径直接影响乡村治理。经济精英体制外参与通过投资公共物品、经营企业/经济组织、经济精英—社会组织、经济精英—社会组织—村组织等路径影响乡村治理。不同路径对于促进公共物品供给、带动乡村经济和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均有积极作用。但这一过程和结果会受到经济精英主体素质和村庄情景因素的影响。如经济精英受教育程度高、经营管理能力强、政治素质高，更可能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与家乡建设，其参与责任意识更强，相对来说其功利性目的会受限，更可能取得好的治理绩效。相反，如果经济精英认知水平不高、参与责任意识不强、追求自身利益，则更可能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陷入精英俘获、村民政治排斥等不良效应。此外，村庄治理环境越好，如村民自治制度化、组织化程度高，村民参与意识强，主体信任关系越强，乡村沟通网络好，经济精英也更可能积极参与乡村事务，参与过程中垄断村庄资源的制约力量越大，经济精英治理蜕变成富人专断的可能性越小，更可能取得好的治理绩效。

 

 

（二）讨论

本文基于多个典型案例研究，梳理了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路径及条件。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拓展了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引入个体—情景互动理论，构建了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路径和条件的理论模型，较系统地解释了经济精英参与如何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乡村治理绩效。而且通过案例构建的模型是一种对经验现实的程序化的表现，具备复制逻辑（殷，2004）。第二，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路径。本文基于实际证据归纳了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五种路径。第三，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调节变量及其调节效应，明晰经济精英参与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

在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下，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积极探索既能发挥经济精英作用又能有效约束各类“精英俘获”现象的制度设计。（1）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应建立健全经济精英吸纳和选拔机制，让经济精英回得去，留得住。（2）提升经济精英素质。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培训，努力提高乡村精英政治素质、优良的人格魅力、参与和决策能力，使其能够担当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在村民中形成号召力，对乡村治理产生积极影响。（3）鼓励经营企业及发展民间组织。鼓励经济精英充分利用企业、新型民间合作组织、乡村社会组织来影响乡村治理，使经济精英在不担任村干部的情况下实现对村庄治理的有效参与，以形成多元乡村精英竞争与合作的治理格局。（4）规范并创新村民自治制度。一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性规范，通过设置标准化、程序化、透明化和可操作化的制度防止精英治理模式的蜕变和异化；二是通过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扩大村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实现村民民主权利对精英治理权力的有效制衡。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着局限和不足。首先，关于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还需要从量化分析角度验证。其次，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的条件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如经济精英与上级政府、与村民的信任关系如何影响乡村治理绩效，更广泛意义上村庄地域差异、村庄类型与特征、乡镇政府与村庄的权力关系等因素对经济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有何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再次，本文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衡量较为初浅，需要探索定量测量。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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