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儿童留守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研究

作者：刘筱红 余成龙  责任编辑：于佳佳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05-31  浏览次数： 3578次

引言

对于外出务工家庭何时不再把儿童留守农村，学者以及实践部门的预设聚焦于家庭经济的迅速改善以及城镇化的迅速推进，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群体数量。但事实是，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儿童留守问题的速度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19元，2016年这一数据已上升至12363元，6年时间农民的收入翻了一倍多。农村家庭出现了适应性选择调整的最佳契机，但儿童依然被大规模留守。第二种方案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来推行各项留守儿童的关爱政策。事实却证明，这种类关爱的行动如“隔靴搔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儿童留守问题”。本研究的问题也由此提出：大规模的儿童留守是一种社会选择，当这种社会选择有了可以改变的条件，为什么原有选择（儿童留守）仍然持续？除了继续推动农村务工家庭提高经济收入，政府持续关注改善留守儿童生存环境外，政府和社会还能做什么来改变务工家庭儿童留守的选择？

一个新视角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阿玛蒂亚·森的社会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选择的确定与改变，最重要的因素是信息基础的供给。森的信息基础理论对此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儿童留守表面看是家庭的适应性偏好，但实际上是一种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形塑儿童留守这种社会选择的物质条件发生了改变，但信息基础的供给主体不主动做出相应的积极调整，则这种社会选择会持续而缓慢变化；改变儿童留守的社会选择，就必须相应改变固化儿童留守的信息基础的输入。

阿玛蒂亚·森信息基础理论介绍

信息基础是特定价值观的评价、衡量及选择的标准。人们在生活中会追求各种价值，如公平、正义、平等、法治、幸福等，信息基础对这些价值同时发挥着评价性与功能性作用。信息基础的选定不同，人们对同一价值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正义理念，反过来，特定的价值观通过信息基础指明的手段来测量和实现价值目标。为了实现价值目标，实际上需要考虑多方面的标准和条件，特定的正义类型可能仅选择了单一的信息基础作为评判、评价与测量结果的依据。未被纳入考虑的其它的信息基础对于价值目标的实现可能也非常重要，但都不会被该正义类型所重视。

个人做出某种选择会受到其持有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价值观所对应的信息基础通过信息“纳入”与“排除”机制，影响着他们对实际生活处境的进一步理解和判断。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会接触到纷繁复杂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被归纳为影响价值目标的不同变量。具体的信息基础被选定（个人有某种明确的价值观）便会形成一组对其而言有用的“信息串”，即“效用信息”，只有这些信息因为“契合”信息基础的定义，是实现价值目标的“重要变量”，从而被纳入个人思考与选择的范围。另一些信息对实现价值目标可能也具有某种重要影响，但会被当作“非效用信息”遭到“剔除”，被剔除的信息无法对评价性判断有任何直接影响。在一定的情形下，某种信息基础可能抓住影响价值目标的主要方面或重要变量，个人选择基于适应性偏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其他信息基础对实现价值目标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信息基础的“纳入”与“排除”机制则可能会阻碍适应性偏好的转变，从而形成个人选择的“惰性”，呈现出选择“固化”的特点。因此，当信息基础范围较窄且具有明显局限性时，信息基础之外的非效用信息产生的负效应，可能会导致最终的选择行为与当初的价值目标相悖，从而出现理性选择的非理性结果。

信息基础：儿童留守家庭决策的依据

儿童留守的家庭决策最初是一种个体适应性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外出务工家庭的客观经济条件得以改善后，适应性选择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影响农村外出务工家庭父母对所处环境判断与选择，依据的信息基础是什么？什么价值观支配着他们？

（一）信息基础的选定：经济收入作为家庭决策的依据

人们总是追求各种各样的生活目标或价值。对农村家庭而言，追求幸福的生活，寻求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幸福的生活？他们选择了什么手段或方法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有价值生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与他们信息基础的选定有关。农村家庭毅然选择进城务工，将儿童留守在家，即使物质条件得以改善仍选择继续外出，显然当前家庭决策基于的信息基础优先考虑的是经济收入。阿玛蒂亚·森充分理解人们选择经济收入作为价值的信息基础，“实际上，我们总是有极好的理由，想要更多的收入和财富。这并不是因为收入和财富就其自身而言是极好的理由，而想要更多的收入和财富。这并不是因为收入和财富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向往的，而是因为，一般地，它们是极好的通用手段，使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与生活价值，每种生活方式都会对物质形成不同程度的依赖，而物质匮乏则往往会严重阻碍价值目标的达成。

因此，在物质生活并不富足的条件下，经济收入被选定为实现有价值生活目标的信息基础，是一种适应性偏好，也能给家庭带来最大效用。

（二）经济收入作为信息基础的局限

为了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目标，经济收入成为了儿童留守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信息基础一旦被锁定，便会发挥评价性与功能性作用，既会影响他们价值层面的认识，同时也限定了哪些信息被视作对实现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收入作为信息基础评价性作用的发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狭隘发展观的形成。狭隘发展观最大的弊端在于模糊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经济收入的增长常常被隐含着替换成了目的，而不是当成实行有价值生活的手段。因此，森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如果我们有理由追求更多的财富，那么我们必须问：这些理由究竟是什么？他们如何起作用？它们取决于哪些条件？我们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以‘做什么’”。当经济收入成为评价性信息基础时，即使农村父母也感知到家庭、孩子做出的牺牲，甚至受到了伤害，他们也会毅然地选择外出务工。因为经济作为主导性、基础性的价值评价，其在选择的排序中居于首要的地位，而往往不会去问积累财富的终极“做什么”。

经济收入发挥信息基础的功能性作用，作为家庭实现有价值生活目标的手段，同样会存在明显局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客观情形下，不同信息基础对实现家庭生活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人们生活中除了需要物质的满足，还有精神层面的更高追求，有价值的生活远不只是物质层面。具体说来，经济收入作为实现家庭有价值生活目标的手段，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特点。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逐步提高，其他如家庭价值、个人发展、儿童成长等信息基础，对生活目标的重要性则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增”态势。如果信息基础只限定为经济收入，其他因素即使重要也不会对选择产生实质影响。

因此，农村家庭选择经济收入作为信息基础，选择儿童留守作为一种策略，在一定阶段对实现家庭有价值生活目标是有利的，也能给儿童成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信息基础存在明显缺陷，范围过于狭窄，进入选择参照与检视的信息变量非常有限。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获得较大程度改善时，经济收入作为信息基础的局限便会愈发显现出来。家庭决策仍基于单一的信息基础，反而可能因主观的有限理性造成客观的非理性结果，从而阻碍最终价值目标的实现。

被形塑的社会选择：儿童留守家庭决策固化的根源

农村家长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子女留在家里由老人或亲戚照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适应性偏好只能解释人口流动早期农民工被迫做出不得已抉择的初始，但解释不了当下大多数农村家庭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后选择依然“固化”的现实。因此，对儿童留守问题的更深入认识需要将研究视角从家庭决策转向社会选择。

（一）正义与信息基础的供给：政府与社会的角色

社会选择过程中谁是选择的主体？从外在看是单个个体偏好的趋同性，但他们选定信息基础的过程，无不受到外界的影响。政府与社会对个体进行正义与信息基础的供给，从而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政府、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一致，个体发展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需求，最终个体决策呈现出集体一致选择的特点。从这一角度看，儿童留守实际上也是一种被形塑的社会选择，政府和社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近年政府主导的“全国十佳农民”评选为例，当选的代表“清一色”为农村一线致富模范。成功的农民就那种通过勤劳而致富甚至带领其他农民致富的“能人”。主流舆论向农民持续供给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狭隘发展观，经济收入作为单一的信息基础被不断强化。政府和社会在信息供给侧角色的发挥，使农村家庭追求有价值生活目标的“信息基础”——经济收入——被不断强化。信息供给侧在向农民反复讲述一个简单的道理：你需要赚更多的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致富的目标阻止了外出家长适应性偏好的转变，尤其是致富形成的竞比心理将导致人们对经济收入的追求永无休止。而其它的价值评价诸如家庭、亲情、情感等，不得不一再给对货币的追求让路。

（二）信息“纳入”与“排除”：儿童留守家庭决策“固化”的形成机制

农民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接触到的信息纷繁复杂，但他们利用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信息基础决定着哪些信息与价值目标是相关的，而其他信息则是无关紧要的，即形成效用信息与非效用信息的分离。人们正是通过信息的“纳入”与“排除”机制，建立了信息基础（内在的判断）与信息（外在的世界）之间的互动联系，并使这种联系趋于稳定，使选择趋于一致。具体而言，政府和社会向农民持续输入狭隘的经济发展观，信息基础的“纳入”与“排除”机制使农村家长关注的信息焦点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经济收入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家庭价值与儿童发展等信息被漠视或遭到“剔除”。

从微观层面看，对农村父母而言，子女任何物质层面能解决的需求会被纳入他们信息收集的范围，因为这种这些信息证明了他们选择的正确性。从宏观层面看，政府与社会倡导的狭隘发展观被农村家庭所接受，这种信息不仅与农民关于儿童留守家庭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基础相吻合，同时还进一步改变着他们对这一信息基础的理解。政府自身对发展认识的局限，直接影响着农民对发展的认识。社会主导力量错过了扩大信息基础的最佳时机，仍然对留守家庭进行单一的信息供给，向他们输入一种狭隘的发展观，诱导了农民对物质形成近乎偏执的认识，从而形塑了儿童留守的社会选择。

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单一的信息基础使其他更具包容性的信息基础如家庭价值、个人发展等无法获得外生性输入。信息基础的“纳入”与“排除”机制，使其他对实现有价值生活目标更重要的变量或信息被“剔除”，阻碍了信息基础的内生性转化。因此，只要经济收入始终作为农村家庭单一的信息基础，儿童留守便会持续大规模存在下去。

信息供给侧改革：让儿童回归家庭成为社会的必要选择

主流社会片面的经济发展观作为信息基础的强势输入，导致了当前儿童留守社会选择的困境。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出在信息供给侧，解决问题的思路还必须从信息供给侧着手。推动社会选择的调整，需要同时进行信息供给侧的价值观、信息基础及效用信息三个层面改革。

（一）正义的供给：从狭隘发展观到多元发展观

目前我国经济收入持续稳定发展，农村人口经济脱贫人数迅速增长，特别是外出打工家庭的经济状态大幅度好转，但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儿童心理境遇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单一的经济发展观亟待转变为多元发展观。经济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是为人的实质自由、过一种幸福而有价值的生活而服务。观念的转变往往需要强烈的反省意识与自觉意识，问题不在于否认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是基于多元价值评价构建多元化信息选择，使社会成员逐步形成多元发展的共识。

（二）信息基础扩展：家庭价值、儿童发展的再讨论

政府对农村家庭进行多元发展观的正义供给，首先应当放弃单一信息基础的输入，扭转人们对经济收入这一信息基础的狭隘认识，从而给信息基础的外生性输入提供可能。通过社会讨论来扩展信息基础，防止单一标准造成的社会选择的局限。政府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引导社会对信息基础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二是培养农村父母对其他信息基础的认知能力。幸福的生活不仅需要稳定的物质基础，还有家庭和睦、个人发展、儿童成长、亲情陪伴，都对他们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主流社会有必要发挥信息基础供给的力量，引导留守儿童家长形成对这些信息基础的全新认识，并进行重新的自我幸福赋值。

信息基础扩展以后，农村家长存在信息纳入的系列难题（如对信息基础的认识、解释、处理和利用等）。以儿童发展的信息基础为例，政府和社会还需要协助农民提升信息获取和处理的能力，改变他们的“心智构念”，在儿童成长认知与家庭教育方面进行培训，在知识普及方面进行更多的制度安排。政府在信息基础供给方面的努力，不在于一时具体降低了多少留守儿童数量，而是协助留守儿童的父母重新定义家庭、孩子、亲情、陪伴的重要性，将其纳入信息基础范围，自主进行儿童留守集体选择的调整。

（三）效用信息供给：政策安排与社会引导相统一

不同方面效用信息的占有量不同，农民对不同信息基础的赋值会存在差异。效用信息能够帮助社会成员作为个体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因此，主流社会还需要对家庭价值、个人发展、儿童成长等方面的“效用信息”进行供给，使曾经被“剔除”的重要信息（非效用信息）重新获得“纳入”。

解决当下儿童留守问题的根本方法是让家庭团聚、儿童重回父母身边，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信息基础供给都必须围绕这一共识来展开。政策努力需要转换成一种效用信息供给，并且要让这种供给明显有利于外出务工家庭做出更适当的选择。主流社会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供给优势，发挥信息供给渠道的多元化和有效性。通过扩大农村家庭决策的信息基础来重构他们的适应性偏好，让儿童回归家庭成为一种必要选择，从而推动儿童留守问题的解决取得更具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