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作者：余俊渠 秦红增  责任编辑：张　璐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发布时间：2019-05-20  浏览次数： 4479次

【摘　要】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村落社区；传承创新机理

一、研究缘起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这一战略着眼于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侧重于重新建设和塑造新型村落社区，最终目标是要将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村落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既是广大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主要交往空间，也是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单元。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乡风文明是保障”，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以村落社区乡村文化的充分发展，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整体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乡村振兴本身就包含乡村文化振兴这一基本内容，而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与核心都在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也即乡村振兴必须通过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树立乡村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新起点和新契机，在这一战略的整体推进中实现乡村文化的充分发展，也即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要以乡村整体振兴为前提和依托。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因此，探讨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其关键问题在于厘清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机理的问题，从乡村整体性和社区发展两个不同切入点进行了探讨。一是以乡村整体性为切入点的研究，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原则，以整体化思维和模式，化解农村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问题和困境。这类研究通常将乡村社会设定为一个整体，针对农村文化现状提供一套系统解决方案，或从特定学科视野出发，从特定角度解决关键问题，从而实现农村文化传承创新。李先明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研究阐发、保护整合、教育引导、文化传播、制度保障等方式进行统筹建设。1刘慧萍提出要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赋予农民相关权利、建立相关管理和保障制度、引入激励参与机制，才能重振农耕文化、实现乡风文明。2杜育红认为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支撑，是乡村文化保护与发掘、乡村文明复兴与传扬的原动力，更是造就新型乡民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3张英魁指出乡村文化保护必须由国家以治理手段做出相应制度安排与财政支持，并协调市场与社会两大主体，共同推进乡村文化资源保护。4二是以社区发展为切入点的研究，强调从人类学社区研究传统出发，将社区作为人类文化基本单元，通过村落社区发展实现农村文化传承创新的目的。在社区发展上，民族社区和一般社区由于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类型不一样，通过社区发展促进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方式也有所差异。李强认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自主模式，能够让社区在旅游开发的相关利益者中拥有主导地位，通过真正的社区参与实现民族文化在社区的传承。5邓小艳提出选择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践行方式，其具体路径在于以民族村寨为依托，构筑参与平台，提升参与能力，营造参与环境，充分实现社区主体角色的培育。6任超指出文化传承以农村社区为基本环境依托，特定文化的传承需要村落结构、生活方式、社会氛围这些重要的基础条件才能实现。7鲁可荣也指出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传承和村落共同体延续的重要载体，只有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及协同参与，重构村落公共空间，才能更好地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以及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8既有研究认识到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和社区发展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但对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的不同形态类型和传承机理缺乏深入分析，因而难以将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出发，探索以村落社区为载体的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机理表现，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在村落社区传承创新的可行路径，有效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为此，我们于2018年7月至9月对南宁市下辖的武鸣区、横县、宾阳县、上林县、隆安县、马山县等地，围绕村落社区乡村振兴和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走访和调研，希望以这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材料为支撑，分析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在村落社区传承创新的机理表现，选择村落社区层面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

二、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在村落社区融合的机理表现：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

村落社区所特有的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各种历史记忆、习俗礼仪、建筑景观，是增强村落社区共同体意识，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同时，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衍生经济价值，通过产业开发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带动乡村社会整体发展。在村落社区层面，按照文化资源自身不同功能面向和对资源保护利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农村文化资源分为日常生活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产业开发资源三种基本类型。其中，日常生活资源是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而存在；公共文化资源是由政府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村落社区原有文化资源进行的转化和引导；产业开发资源是在产业资本主导下对原有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而形成的。南宁市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当前南宁市已经围绕特色文化资源，以村落社区为基本单元，通过对不同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模式。

(一)通过村落自治组织引导草根文化团体进行文化资源传承创新

一是村集体对传统草根文化形式的内涵挖掘与价值提炼。南宁市下辖农村蕴藏着丰富的民族艺术文化资源，这些艺术文化源自于生活，生活就是最好的艺术培育基地。劳动人民在自己生活生产方式中所孕育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文化表现形式，经过村集体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将这些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故事进行重新整理，提炼其精神理念，使其能够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社会，成为地方发展中的文化品牌，从而彰显其独特的内涵价值。这种草根文化资源蕴藏于日常生产生活中，长期以来都是以一种劳动附属品的自娱自乐的形式出现。在村落社区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文化内涵的重新提炼和品牌塑造，既增加了村落产业的文化附加值，也使得这一文化形式本身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发扬。

案例一：南宁市邕宁区那楼镇那良村那蒙坡

那良村地方特色的壮族采茶戏是以歌唱百姓生活百味为主，多使用广东方言和当地壮族语言进行表演，配之似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以及卖茶叶动作的舞蹈。那良村对壮族采茶戏这一地方特色本土文化进行开发，对一代代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高超的表演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让采茶戏这一草根文化表现形式具有极高艺术审美价值，获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是政府专项扶持与村集体引导下的专业展演社团建设。在南宁市周边农村地区，随着文化演艺事业的发展，已经涌现出一些较为成熟的民间艺术团体。这些民间艺术团体通常获得村集体支持，由相关文化能人所创建，有着较为固定的演职人员和组织体系，日常运行和管理也逐步成型，在其地域范围内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些草根团体往往隶属于村集体，较少在县级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对于传统戏曲、歌舞、展演等文化资源有着较好的传承创新作用。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县乡两级政府也开始对这类草根社团给予有效帮扶，从而更好的发挥这些艺术团体在村落社区的文化引领作用，活跃村落社区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案例二：上林县巷贤四六联山歌戏剧团

巷贤镇春蕾艺术剧团组建于2005年11月，人员来自本镇12个村的文艺爱好者。现有成员23人，其中男队员15人，女队员8人。人员中有夫妻、父子、母女、公媳、姐妹、妯娌等关系。本团领导机构设有团长、副团长、会计、出纳、舞蹈组组长，乐队组组长等七个人组成。目前，剧团有音响一套，购置了一批灯光、道具设备、幕布服装等。几年来，剧团积极参加上级举办的各类文艺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如乡村社区和谐文艺大展演、税务宣传文艺比赛等。

(二)通过政社互动开展公共文化事业推进文化资源传承创新

一是通过节庆活动的品牌塑造推动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节庆仪式活动等展演性文化资源的开发离不开社会组织和地方群众的积极参与，在其产业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密切的合作则更能有效地促进文化组织的持续发展。挖掘传统节庆活动的积极内涵，能够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地区群众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大力扶持和鼓励民间社会组织活动有序开展，保障节庆仪式内容积极健康，能够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在南宁地区，壮乡“三月三”传统民俗节庆活动是知名度最高的节庆文化资源。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三月三”活动早就超出单一村落社区范围，成为这一地区的一项重要节日盛典，其规模也不断扩大，既弘扬了地方传统文化，也带来了很大的节庆经济效应。其中，武鸣区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因政府重视度高、投入大、建设早，名声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已经成为当地一个十分重要的节庆文化品牌。在武鸣区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文化品牌带动下，一方面武鸣区节庆文化经济效应持续凸显，其人数规模屡创新高，甚至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服务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对临近横县、宾阳等地起到了引导示范效应，这些地区也参照学习武鸣区节庆文化模式，充分发挥政社互动的引导作用，大力发展自己的歌圩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壮族“三月三”节庆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在县级政府带动下，各村落社区之间也积极开展节庆文化活动的筹备竞争，有效推动了社区层面的节庆文化活动开展。

案例三：横县举多种措施助推“壮族三月三”活动开展

横县是一个以壮、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散杂居大县，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39.02%。县领导努力把“壮族三月三”办成县里民族节庆品牌：成立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听取民间故事，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利用各种新闻媒体，使用壮文进行民族文化宣传；鼓励地方组织排练表演，并给予政策性优惠；至今，横线之一民族节庆品牌已经多次在六景镇利垌村委仁和村开展“民族情·壮乡梦”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演出活动，并在2016年镇龙乡举办了以壮歌剧、山歌表演唱、民间舞蹈为主民间民族文化活动，在娘娘山举办了“壮族三月三”以山歌对唱等方式歌圩文化节，2018年4月18日至20日，在校椅镇榃僧村开展了以“记住乡土·留住乡愁”为主题的“三月三”民俗接龙节活动。

二是通过政府引导开展非遗基地建设实现文化资源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是集代表性、真实性、独特性、直观性、艺术性为一体的复合文化展示区，有着极高的文化保护、展示、学研、交流及旅游开发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建设更是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对村落社区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建设能够使文化传承突破村落社区本身能力限制，实现文化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承创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通过申报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调动地区同一文化的不同村落之间的申报积极性，使其认识到文化本身的重要价值，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影响力。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马山县在积极准备壮族三声部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的申报工作中，不仅有效带动了全县不同村落社区对于壮族三声部民歌的学习与传承热情，而且通过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拉动了当地旅游发展，最后还依靠丰富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文化资源成功申报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案例四：马山县古零壮族三声部民歌基地

马山县委县政府对壮族声部民歌的传承保护可谓不遗余力，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壮族三声部民歌于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各级党委政府加大了对这个民族文化瑰宝传承保护的力度，把传扬壮族三声部民歌作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以壮族三声部民歌为主打品牌，打开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工作局面。在壮族三声部民歌申报过程中，全县各村落相关草根团体和节庆活动不断涌现，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的群众基础随着申报工作的开展不断发展壮大。

(三)通过资本和产业引导的市场化机制实现文化资源传承创新

一是政社合作下的特色小镇开发模式。乡村地方发展绝非一个投机行业，其健康有序发展有赖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不断深化合作。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解决地方上最为短缺的资金问题，为发展注入源头活水，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发展失衡从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政社合作则能够有效凭借政府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将“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协同起来，促使发展过程中能更好地把握地方文化精髓，推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如宾阳县露圩镇的思源农业合作社就很好的做到了产业开发与文化保护的有机结合。

案例五：宾阳县露圩镇思源农业合作社及特色文化水彩小镇

露圩镇思源农业合作社是露圩乡村休闲农业旅游核心，思源农业现代观光园规划占地3000多亩，计划总投资6800万元，到2017年5月中旬已经完成投资800多万元。目前旅游区配套有200㎡农产品超市，有游船30多艘、配备齐全的户外帐篷20多顶，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在露圩镇思源农业合作社获得外界青睐的背后，是政社之间密切合作的有效功效。思源农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市场组织，为地方发展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方提高了当地形象，也督促外来社会资本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提升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宾阳露圩镇通过有效的政社合作，将蓝衣壮民俗文化与社会民间水彩创作基地以及水彩公益培续班相结合，成立“《中国水彩》创作基地”“蒋振立创作基地”“初阳画院思源美术培训中心”等基地，在经济效益上带动露圩镇乃至周边的旅游产业开发，为打造露圩蓝衣壮民俗特色文化水彩小镇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二是产业开发下的“田园综合体”运行模式。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兴起，以往的生态农业模式也逐渐向景观农业转变，并进一步发展为田园生态综合体模式。产业资本主导下的“田园综合体”这一模式可以说是南宁市七区五县的一大经济增长新动力，符合新时代农业发展下一二三产业融合，及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要求，能够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自身意愿，确保农民参与和受益。

案例六：马山县环弄拉生态旅游区

环弄拉生态旅游区以弄拉自然保护区为中心向四周延伸20公里，旅游区涉及白山、古零、古寨、加方四个乡镇的38个行政村(社区)，总面积660平方公里，覆盖人口21.7万人，森林覆盖率达81%。如以古零乔老河为中心的上马二级路“一河两岸”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带，以古寨本立村为起点往加方新联村经局仲月亮山、莲花山至古零里民湖的生态养生旅游观光带等，均涉及多个乡镇。这些乡镇居民积极地对周围生态资源为进行保护、为游客提供具有马山资源优势的乡村生活方式和村落文化体验等，在政府帮扶下对完善区内旅游资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使得地方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要素得到一体化发展，也给自家的收入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

三是市场化运行的“公司 合作社”模式。坚持市场化方向，在吸引区域外相关企业以多种形式投资的同时，壮大现有地方企业，鼓励农民为主体成立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乡村地区需要推广的另一种主要发展模式。这一新模式可以有效地引导工商资本下乡，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开发，能够对乡村振兴和民族文化融合发挥积极的作用。横县顺来的采茶业就通过这一模式得到发展，并形成了自有品牌，在对地方茶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与创新的同时，也协同其他产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案例七：横县顺来茶业

公司成立于2001年，商号是始建于清末民初的横县民间老字号“顺来号”。公司拥有自己的花茶加工基地及约1550亩茶园基地，年花茶加工能力为100吨。2016年度，公司销售额约4571万元。近年来，公司开展“周顺来茉莉花茶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打造横县茉莉花茶文化旅游品牌，主体包括工程“中国茉莉花茶展览馆”茉莉花文化广场等，集中展示我国茉莉花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及文化发展，目前已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为“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一张亮丽名片。公司正朝着集花茶种植、加工、销售、科研、茶文化传播，以及工业和生态旅游等产业为一体的集团化经营方向发展。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在村落社区融合的提升路径

村落社区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基本载体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必须在村落社区层面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融合。从当前南宁市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实践来看，要实现村落社区层面二者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提升。

1.社区规划与文化空间重构

当前乡村振兴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要做好村落社区规划。在村落社区层面，合理规划乡村生活空间、整治乡村生态空间是对现有公共文化空间进行维护的主要做法之一。通过村落社区空间的重新规划，能够在维护原生态村居风貌的同时为村民提供文化交流学习场所，延续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事实上，当前很多村落社区都存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公共文化空间，村落社区规划就是要在已有公共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村落社区整体文化空间布局，最大限度提升村落社区居民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度。一方面，要做好既有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维护，认识到既有文化空间对于社区日常文化交往的重要性。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既有文化空间在村落社区公共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横县龙省村口的“苹婆”树已经有150年的树龄，是当地一些民间活动的场所，也是当地人乘凉玩耍聚会的一个去处，当地社区自发对该树范围内的空间区域进行一些必要的保护，从而维护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延续，使得各种日常文化交往和草根文化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进一步提升当地的文化向心力。另一方面，要按照县级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进一步优化村落社区空间规划。在实地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南宁市早在2015年就开始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契机，加强对村落社区公共空间的优化规划工作，除了对原有空间进行维护之外，各县也积极在村落社区修建新的社区文化空间或将原有文化空间进行扩容建设。如横县陶圩镇那良村十分重视村落公共空间建设，因村落面积较大、人口众多，除了按照县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在村落中心修建了社区舞台、社区广场之外，还自行集资10万元左右修建了一个新的篮球场，除了方便外出青年节假日回家在此打球进行体育锻炼之外，也为村落社区今后各种活动的举办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合的场地，从而更好的满足了村落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需要，为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传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公共文化空间。

2.村落特色产业开发与村落经济结构调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做好村落社区产业发展，是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南宁市属于民族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做好当地产业资源开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结合南宁市不同区县相关资源禀赋，可以大力发展生态景观产业、歌舞表演产业、民族工艺品产业、节庆文化产业、新兴互联网农业产业等不同模式。在当前的地方实践中，一些村落已经开始结合自身特色优势，通过扩张固有产业类型、挖掘文化资源潜力、升级原有产业结构、融合多元产业等策略，主动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产业振兴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尝试和努力。如马山县的整个乔老村乃至古零镇，深入挖掘村落内部文化资源打造出的“小都百屯”生态旅游示范村，以点带面，从村到镇再到县，使“小都百屯”成为了马山县的一张生态旅游名片，让游客能够沿着乔老河，穿越休闲健康步栈道和环河、环山自行车道，在小都百屯，观赏独具壮乡特色的民居。作为马山县首批生态综合示范村，小都百全力发展“生态休闲”农业，村民着力把家乡建设成为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站式的时尚生活、休闲农业旅游基地。现在的小都百不仅有烧烤城、儿童乐园、特色小吃点和农特产品销售点，还将打造五星级的汽车露营基地，在县城周边营造“微型田园综合体”，力争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乡村游目的地。以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通过产业开发和产业融合，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融合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3.村落社区党组织建设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

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领导体制和干部人才队伍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因此，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活动中，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性力量。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因此，要加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使用，全面提升“三农”干部队伍能力和水平，从而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和干部人才队伍的领导机制。同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鼓励吸引和支持激励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社会各界投身于乡村建设，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4.村落社区主体培育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

引导、激活和建立健全传统村落和农村社区各类组织，激励多元主体共建和谐互助的综合性村落社区，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平台和人才基础。

一方面，通过激活农村传统组织人才资源，重塑农村生产生活综合性的村落社区，传承创新传统农村文化资源。对于那些依然适合农耕生产生活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传统村落，通过引导和激活村民自治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传统宗族性组织、乡贤协会、老年协会等各类组织，充分调动和激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族长、乡村精英、新乡贤、新型职业农民以及返乡“新农人”等各类乡村本土人才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主动积极参与，开展包括农耕生产文化资源、农村生活习俗以及农村民间信仰文化资源等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创新，有效开展乡村治理，共建安居乐业的美丽幸福的农村生产生活综合性的村落社区，探索保护利用和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多元化价值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调动和发挥农村多元化组织与乡土人才优势，重塑区域化村域共同体的农村社区，荟萃、传承和创新区域化农村文化资源。对于那些撤并村后形成的“多村一社区”的“半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要立足其“区域相邻、历史沿承、文化相亲、人脉相连”的区域化农村文化资源，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建设，实行区域化村域共同体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各村民小组、农民专业合作社、乡贤协会、老年协会等各类组织，充分调动和激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族长、乡村精英、新乡贤、新型职业农民以及返乡“新农人”等各类本土人才，开展自然村(村民小组)的特色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创新，活化利用其农村生态、生产、生活以及文化等多元化价值。通过加强中心村建设，促进村域范围内所共同拥有的乡村集体文化资源的荟萃、传承和重构，并通过开展丰富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建构和增强村域内各村民小组以及村民之间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干部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有效开展“多村一社区”的农村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创新。

5.多元主体参与和农村文化资源传承的人才机制

通过建立健全各类新型社会组织和动员社区内外部多种力量，形成有效的村落社区文化参与渠道，重塑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的人才培养和参与机制，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基础。对于那些因拆迁安置、移民安置等原因而形成的“陌生人社会”的新型农村集聚区，要通过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融合性社会组织、文化娱乐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动员社区党员干部、老教师、新乡贤、社区社会工作者和文化爱好志愿者等，挖掘整理和传承各自原来村落社区的和现在居住地的物质文化资源、组织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促进不同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融合，并积极营造和创新社区共同体文化、社区归属感以及共同的精神家园，促进多元主体共融共建新型社区，有效开展生活型社区共同体治理，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基础。

【注　释】

1李先明，成积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理论、实践与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2刘慧萍：《农耕文化传承与农民权利保障的互动及协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3期。

3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教育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

4张英魁，徐彩勤：《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治理对策——基于山东省莒县柏庄古村的考察》，《长白学刊》2015年第5期。

5李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自主和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以云南泸沽湖与青海小庄村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6邓小艳：《文化传承视野下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路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7任超，朱启臻：《农村社区“孝”文化传承路径探讨——基于黑龙江省N市T村孝文化传承调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8鲁可荣，程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