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绿色理念领引山区生态经济发展

作者：李　周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3-05  浏览次数： 4669次

【摘　要】绿色发展是一个指向更简明、外延更丰富、民众更易懂的概念，也是一个以合乎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要求为基础，以清洁能源为动力，以资产绿化为保障，兼顾人类福祉与生态福祉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强调生态与环境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追求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和“生态化”。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发展愿景和目标、发展战略和行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的主动性显著增强，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目标，并做出了推进绿色发展的新部署。本文分析了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阐述了中国选择绿色发展的主要缘由，重点探讨了中国山区如何进行绿色发展。主要论述了以下观点：在推进山区绿色发展过程中，市场的作用是培育功能互补互洽、综合平衡性好、自生能力强、产品竞争力强的绿色产业体系；政府的责任是编制绿色发展规划、规范产业配置，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优化发展环境，创新绿色发展体制、促进产业绿化，培育特色产业体系、缩小发展差距。

【关键词】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山区

中华文明崇尚自然，追求“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蕴涵着绿色发展的理念。近20年，随着国民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绿色发展已由一种理念提升为国家建设指导思想。绿色发展强调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追求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和“生态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的主动性显著增强，参与绿色发展的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和组织越来越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18.2%^（1）提高到2015年的21.7%^（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的PM2.5平均浓度在2013~2016年间都下降了30%以上；全国酸雨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由20世纪90年代的30%下降到2016年的7.2%，污染程度有所下降；七大江河监测断面I类~III类水体比例由2001年的29.5%增加到2016年的74.3%^（3）；村庄环境治理使2亿农村人口受益。更重要的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全面启动，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资源总量管理制度趋于完整，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范围增大、主体增多和标准提高，绿色发展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日益严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生态补偿和绿色金融发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为主的运输结构的调整尚未完全到位，环境状况同国民期望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污染程度相当严重。此外，还存在制度短板和漏洞，以及法律法规体系的约束作用不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协同力度不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目标：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做出了推进绿色发展的新部署：构建绿色发展的法律体系、生产体系、消费体系、技术体系、金融体系、能源体系和生态体系，构建包括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在内的绿色发展机制，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主体功能区配套制度，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任务。随着这些工作的推进，农业产业布局和禁养区划定将更加合理，畜禽养殖污染和化肥农药污染的防治与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管制会更加严格，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会更加有效，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会更加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和农村生态宜居的水平会显著提高，环境治理滞后这个影响农村发展的短板将会逐步补齐。

绿色发展是中国的主动选择，也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选择。

一、国际上为什么会提出绿色发展

（一）绿色经济概念的提出

在学术上，绿色经济的概念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等（1996）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大卫·皮尔斯的认知不同于《增长的极限》的作者梅多斯等人，他是坚信“世界无末日”的乐观派。戴维·皮尔斯^（5）等（1998）提出了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两个概念^（6），并认为要从环境产品和服务估价入手，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需要不断投资使之保值增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财富核算中，要将自然资源（包括环境容量）的价值和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的成本考虑进去，形成能够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指标。

（二）绿色经济实践的倡导

在现实中，最早将绿色经济理念付诸实践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OECD提出了包括领导力与气候变化、部门效率、市场和投资、环境与自然资本4个维度共32项指标的全球绿色经济指数（Global Green Economic Index，GGEI），并根据各国的绿色经济指数评定其绿色发展的表现，希冀各国政府据此改进发展战略，投资者据此改善投资行为。在OECD的框架里，“绿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套措施。其中，绿色理念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绿色增长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绿色经济同环境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经济相比确实没有本质差异。有些人基于这种认知从而对绿色经济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其实，OECD倡导绿色经济实践绝非像部分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为了表示其与众不同，而是要提出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概念。无论是环境经济、生态经济，还是循环经济、可持续经济，这些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方能理解的概念，而绿色经济则是所有民众都能理解的概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方能理解OECD提出绿色经济概念的意义之所在。

在现实中，一些学者把以煤炭、石油为动力的经济抽象为黑色经济或褐色经济，循着这个思路，OECD把以清洁能源为动力的经济抽象为绿色经济。黑色或褐色是冷色，会使人产生混浊、危险和生硬的感觉；绿色是暖色，它有干净、安全、柔和的意蕴。对大众来说，一个提法的指向越简明，就越容易被接受，响应者或参与者就会越多。同环境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经济相比，绿色经济不仅指向更简明，还因内涵更抽象而具有更丰富的外延，所以，绿色发展是一个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提法。

绿色发展是以满足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要求为基础，以清洁能源为动力，以资产绿化为保障，以兼顾人类福祉与生态福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7）由此可以看出，绿色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发展的愿景和目标，而且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和行动。

（三）绿色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差异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生态经济和绿色经济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什么要以绿色理念引导山区生态经济发展呢？为了说明它们的差异，本文从结构、功能和过程3个方面做一个简略的论述。

1.结构。生态经济强调结构复杂性，在资源配置方面会突出生态系统的多层性特征，以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生物量最大化目标。进入追求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发展阶段后，将多种产品配置在同一地块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空间效应这种生产模式会因其难以采用机械技术、必须投入大量劳动而被束之高阁。绿色经济强调结构简约性，在资源配置方面会把可有可无的生产活动都剔除掉，以突出其简约性特征。进入追求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发展阶段后，这种生产模式会因其便于应用机械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投入而得到推广。

2.功能。生态经济强调微观经济系统的多功能聚集，它的产出具有多样性特征，包括产品类型的多样性和同类产品的多样性。这种依靠增加功能化解风险的微观资源配置方式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分工程度很低、所生产的产品以自给为主的阶段是有效的，但是，它会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而逐渐被束之高阁。绿色经济强调微观经济系统功能的特定性，其产出具有专用性和标准化特征。它依靠生产产品和劳动者生产技能的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依靠适量的外部投入保持耕地上农作物所需营养的均衡，依靠投保等方式化解风险。

3.过程。生态经济是原色经济，它崇尚自然演化或近自然演化，并以适应和模仿等方式实现人为干扰最小化。现实经济是冷色经济，它崇尚人类甚至个人利益至上，未把自然、生态、环境放在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绿色经济是暖色经济，它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将经济成本、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以产品认证等方式要求国民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承担成本或价格水平的适度提高。绿色经济的提出，使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多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所以，绿色经济即便不是人类的终极经济形态，也是更接近终极的经济形态。

（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差异

可持续发展有三层含义：第一，自己的短期发展不能妨碍自己的长期发展。它的核心是消除竭泽而渔或杀鸡取卵的生产方式。例如消除过量使用化肥农药行为所造成的食物不安全、耕地土壤毒化和地表水质恶化问题，消除滥伐、过牧和乱捕行为所造成的森林、草地和渔场退化，以免破坏自己的发展环境，影响自己今后的发展。这是低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自己的发展不能妨碍他人的发展。其核心是克服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例如克服上游地区过度增加灌溉面积的行为所造成的中下游地区水资源短缺，以免破坏他人的发展环境，影响他人的发展。对于暂时无法克服的负外部性，当事人应对受损者承担生态赔偿的责任。同理，为了鼓励他人开展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受益者应对贡献者承担生态补偿的责任。这是中等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第三，自己的发展不能妨碍后人的发展。它的核心是拥有各种权利（包括所有权、开发权等）的当代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主要是克制自己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行为，以免破坏后人的发展环境，影响后人的发展。当代人能从事的经济活动，后代人都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所以，当代人应追求的是满足生理需求基础上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利用强度最小化，而不是满足心理欲望基础上的GDP或利润最大化。这是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三个层次的界定并不难，但对它们进行识别进而评价却非常困难，三个层次的可持续发展在现实中往往交织在一起，所以，很难构建用来评价其发展状况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绿色发展的界定确实不如可持续发展那样严谨，只是用绿色程度不断加深来体现，但是，这种连续性使得对它的评价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现实中能较早出现绿色发展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二、中国为什么要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通常不具有至少使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具体地说，绿色发展不仅有保护自己和当代人的视角，还有保护他人和后代人的视角。绿色发展责任是由当事人和当代人承担的，在经济转型期尤为如此。例如，淘汰落后产能等对当期的就业、劳动者收入、GDP和税收都是有影响的。对此，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当事人和当代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也有少数持冷战思维方式的学者认为，利用国际舞台迫使中国承担环境保护或污染减排责任，是先行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策划的制约中国超越它们的“阴谋”。虽然确实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即便这是一个“阴谋”，中国也不能置之不理，而要把这种压力转变成加速经济发展转型的动力，尽快完成绿色发展转型。

（一）加快发展理念转型

表1是OECD研究得到的59个国家的绿色经济指数。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印象排位为第13位，比较靠前；表现排位为第54位，仅高于波兰、塞内加尔、卡塔尔、越南和蒙古。鉴于中国绿色发展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主要差距是绿色发展表现较差，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学者一定要放弃冷战思维，追求表现和印象的统一。李晓西等（2014）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测算了123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指数值并进行了排序。从这一研究的结果看，中国在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排行榜上排名第86位，处于浅绿色发展水平阶段，排位也处于后三分之一。

表1：2014年59个国家的绿色经济指数

（二）加快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90~2007年，全世界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受灾人口年均为2.1亿人，其中，中国的受灾人口就有1.1亿人，占52.4%（胡鞍钢，2010），是中国在世界所占人口份额的2倍多。这表明，中国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有些农民把过量施用化肥、农药所生产的农产品都卖出去，自己则食用专门为自己生产的绿色农产品。其实这种策略的作用极为有限。农民可以把未达标的农产品卖到城市，但不可能把生产性污染都转移到城市。有关调查表明，水质变差使农村居民与水环境污染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从1988年的0.0652‰上升到2005年的0.0839‰，高于同期城市居民与水环境污染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0.0572‰）（魏钰、苏杨，2007）。

（三）实现国民福祉增加

2000年，中国向联合国承诺到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比1990年减少一半。中国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减贫目标的实现，其外溢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13亿中国人。同理，中国的环境污染会因其效应外溢而使其他国家受害，但最大的受害者也还是13亿中国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减排承诺主要是为了使自己受益，虽然它同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也有一些关系。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使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带来的减排足以抵消因经济总量增长而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政府承诺，在2020年前后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峰后，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2005年的水平，力争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一半的水平^（8）；2020年，实现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供给量的15%^（9），2050年达到32.2%^（10）；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到2%以上。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大受益者是13亿中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

三、山区如何进行绿色发展

中国山区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69%，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改革初期的约60%减少到近年的约30%。加快山区绿色发展，对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山区发展绿色经济存在两方面不利因素：一是宏观管理层面缺乏战略规划领引、体制机制支撑和创新能力保障；二是微观经营主体的绿色产品经营能力低，产业竞争意识、资本经营意识和市场品牌意识淡薄，绿色产业集群度不高、发展规模不大，绿色产品知名度较低。山区发展绿色经济也有很多有利因素：一是经过近40年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山区的发展环境大为改善，具备绿色发展条件的区域越来越大；二是通过实施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山区释放绿色发展潜力的条件越来越好；三是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促进山区发展绿色经济的推动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周边的山区，向绿色发展转型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强。

总体上说，中国山区绿色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强化统筹发展，优化山区政策环境；二是强化绿色发展，优化山区经济环境；三是强化生态发展，优化山区生态环境（黄祖辉等，2015）。具体地说，山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编制绿色发展规划，构建绿色产业发展格局；二是建立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三是加强绿色发展考核，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一）绿色产业体系的培育

1.发展特色农业。生产大宗农产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足够多的水资源，二是足够大的平地。中国山区缺乏平地资源，有的地方还缺乏水资源，所以，在以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山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缺乏资源比较优势。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是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发展特色农业的必要条件，那么，进一步需探究的是：究竟哪些是山区发展特色农业的必要条件？

山区发展特色农业所需的地形地势条件和气候多样性状况是一直存在的，而山区特色农业长期没能得到充分发展。这说明，山区发展特色农业除了自身具备的自然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一系列外部条件。从现实情况看，这些相关外部条件目前已基本上具备了：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食物消费目标由吃饱转向吃好、吃健康。这个变化使山区具备了发展特色农业所需的第一个外部条件。中国在过去长时间里不具备这个条件是山区特色农业难以发展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农产品市场发育越来越充分。农产品市场发育越充分，则农产品交易半径越大，各地区农业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就能越充分。这个变化使山区具备了发展特色农业所需的第二个外部条件。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则是山区特色农业难以发展的第二个原因。第三，山区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农产品卖向全国、卖向世界的必要条件。山区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使山区具备了发展特色农业所需的第三个外部条件。山区长期缺乏把特色农产品运出去的基础设施则是山区特色农业难以发展的第三个原因。

山区人最引以自豪的是其拥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而山区特色农业究竟能发展到何种水平却取决于其经济竞争优势。所以，山区发展特色农业不宜过多地强调其资源比较优势，而要在培养专门人才、加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营销体系等方面下功夫，并不断改善其发展特色农业所需的四个内部条件：第一，履约精神。经济发展过程是交易由熟人之间拓展到陌生人之间的过程。熟人之间的交易靠社会资本来维系，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则靠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来维系。所以，农户和公司具有履约精神、政府具有维护合同法律效力的执行力，是山区发展特色农业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内部条件。第二，营销能力。客观地说，某个山区可生产的特色农产品，国内能生产的地方不少，其他国家能生产的地方更多，甚至生产所需的自然条件更好。提高特色农业的竞争力，既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又提升营销能力，是山区发展特色农业必须具备的第二个内部条件。第三，市场导向。要以用户调查替代专家策划，以市场订单替代政府规划，实现供需对接位置前移，使产品的标准、分级、规格和包装等都合乎消费者的要求。第四，便于消费。对于食用农产品，要通过适当和适度的加工，使之不仅食用便利，而且使其中营养的释放和吸收更为充分。

2.发展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对平地资源和水资源的需求明显小于农业，所以，进入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后，平地资源和水资源稀缺对山区经济增长的制约就被化解掉了。

科学技术传递速度的显著加快以及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会使山区自然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更会使山区中平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县城与集镇成为发展极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这是地处山区的一些县城和集镇工商业快速发展，迅速成为发展极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山区目前的发展快于中国其他地形区的重要原因。沿海或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会诱导山区部分居民迁出山区，山区县城和集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则会使仍然留在山区的人口向县城和集镇集聚。这是山区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好处的两个途径。山区发展非农产业，决不是污染产业转移，也不是GDP的地区转移，而是要创造出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GDP。

3.发展生态服务业。农业史研究者（例如章楷、李根蟠，1993；何萍，1998）认为，山区大面积耕作是同玉米、薯类等作物的引进相关联的。玉米和薯类有两个特性：第一，只要有适量的降雨，它们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水利设施的坡地上生长。这一特性使其种植区域大大扩张。第二，收获时点有较大弹性。这一特性使人们能利用它们更好地应对食物短缺危机。玉米和薯类的这两个特性在食物短缺时代非常重要，于是出现了农地向山区延伸、人口向山区转移的状况，并导致山区生态系统逆向演替。然而，在历史长河中，这一状况延续的时间较为有限。

随着沿海和平原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山区人口又会向沿海和平原地区转移。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灌溉农业的发展，在跨越了食物短缺阶段后，人们对坡地耕作的依赖性会越来越低。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山区必然会出现退耕还林还草。

山区要抓住这个机会，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转换为发挥生态比较优势，将资源利用转向景观利用、功能利用，实现由经营自然资源、提供实物产品、得到销售收入向经营生态系统、提供生态服务、获得生态补偿的转型。

（二）绿色产业体系的特征

近40年来，中国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起步，经由下中等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进入上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少数发达地区踏进了高收入门槛，做成了先行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才做成的事情。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创建绿色产业体系的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好。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以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征的绿色发展方式替代以大量耗用资源能源、大量排放污染为特征的黑色（或褐色）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也越来越强。简略地说，绿色产业体系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互补互洽。与现实中只关注自洽而不关注互补互洽的产业体系不同，绿色产业体系的总体特征是：在宏观上，生产系统、生活系统、生态系统三位一体；在微观上，生产行为、生活行为、生态行为三位一体；在功效上，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三位一体。绿色产业体系通过多功能的互补互洽，实现多目标的互补互洽。

2.综合平衡性好。所谓综合平衡性好，就是既不以牺牲生态效益换取经济效益，也不以牺牲经济效益换取生态效益，而是以多功能化的核算与评估替代单一的经济核算与评估，在保障生态效能不下降的前提下追求经济、生态、社会总效益的最大化。

3.自生能力强。绿色产业体系的微观特征是：技术领先，有竞争力；自生能力强，无需政府扶持；产品商品率高，销售半径大；生态安全，环境友好。

4.遵循市场规则。绿色产业体系重视标准和市场对接。发展特色农产品，除了在形式上抓商标注册外，更主要的是在内容上抓地域认证标准化、生产工艺标准化和产品规格标准化。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做好特定产品和特定人群的对接，实现产品市场细分。最重要的是，在做法上，要用先做市场（建立产销区战略合作关系）后建基地替代先建基地再做市场。

（三）山区选择绿色产业项目的原则

1.内生性。从权利与义务对称性来说，所选择的绿色产业项目必须是山区民众选择或认同的项目，而不只是干部选择或认同的项目。相比于普通民众，干部掌握信息更多、素质更高、决策能力更强。尽管干部具有这些优势，但仍然不能替民众做选择、做决策。这是因为，由干部选项目、定项目，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弱，有可能导致其机会主义行为^（11）；而民众自己选项目、定项目，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好，能消除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2.共生性。所谓共生性，就是采取共同致富的方式。改革之初，只有敢于吃螃蟹的人有勇气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为了鼓励敢做敢为的人，需要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式。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人均GDP已经从几百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近8000美元。此时，政策的关注点要由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追求公平、公正与和谐。即在产业发展上要处理好主导者（企业家）和参与者（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使产业项目具有共生性特征。

3.竞生性。虽然市场也会失灵，但市场仍要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否则，就会有更多的失灵和更大的失灵。这种选择合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竞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产业具有市场竞争力，二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要使产业具有市场竞争力，必须消除各种各样的扶持和补贴；要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就要采取让每个微观经营主体将其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激励措施，并为其提供培训机会。

（四）政府应当履行的责任

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必做政府能做、企业和市场也能做的事情。它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合法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和提供公共物品，把企业和市场都做不了的事情做好。循着这个思路，政府在推进山区绿色发展方面应当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1.编制绿色发展规划，规范产业配置。政府应承担编制山区绿色发展规划的责任，依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空间发展规划，一方面，为山区形成城镇村结构合理、资源优势集聚、产业特色突出的发展格局提供蓝图，有效解决产业适宜、空间选择不当，空间适宜、产业选择不当，产业适宜、技术选择不当这3个问题；另一方面，基于生态分区原则，划分生态保育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重建区，有效保障生态安全落到实处，为山区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优化发展环境。山区产业发展应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宜越俎代庖。政府应当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继续加大对山区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资，进一步缩小山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3.创新绿色发展体制，促进产业绿化。第一，创新绿色发展机制。健全绿色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绿色设计、施工和生产标准，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推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节能增效；加快资源环境税费改革，促进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逐步建立大气资源、土壤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生态资源的监测体系。

第二，创新绿色示范机制。山区绿色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政府应设立山区绿色发展专项资金，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开展绿色发展示范。从实施国家绿色科技发展计划和绿色技术创新入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化解资源环境约束，加快山区绿色发展，提升山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第三，创新生态补偿机制。一是建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将阶段性的项目补偿制度转换为持久性的基金补偿制度；二是细化生态补偿对象，将瞄准地区的空间补偿转换为瞄准产权主体的贡献者补偿；三是生态补偿数额与绩效挂钩，将基于土地面积的生态补偿转换为基于生态服务增量的生态补偿；四是探索生态服务定价方法，将行政性的生态补偿转换为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推进生态资源有偿使用。

4.培育特色产业体系，缩小发展差距。第一，发展绿色农业。加大对山区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和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具有生态、绿色、有机等特色的山区农业基地；设立电商专项扶持基金，借助“互联网 ”建立山区农产品交易网络大平台，鼓励和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进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转型。

第二，引导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山区已有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与引进有利于山区绿色发展的大型企业、重大项目相结合，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其战略支撑和综合带动功能，拉动山区绿色发展。

第三，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以生态旅游为契机，通过规划引导，建设包括交通枢纽、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内容和特色的服务业体系和专业特色镇，引导劳动力转向社会服务行业。推行绿色消费模式，构建区域协调、福祉共享、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参考文献：

[1].大卫·皮尔斯、阿尼尔·马肯亚，爱德华·巴比尔，1996：《绿色经济的蓝图》，何晓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戴维·皮尔斯、杰瑞米·沃福德、爱德华·巴比尔，1998：《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张世秋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何萍，1998：《玉米的引种与贵州山区开发》，《贵州文史丛刊》第5期。

[4].黄祖辉、顾益康、米松华，2015：《我国山区转型发展与绿色发展论要》，《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5].胡鞍钢，2010：《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绿色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期。

[6].李晓西、刘一萌、宋涛，2014：《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7].魏钰、苏杨，2007：《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类型、现状和后果》，《中国科技成果》第19期。

[8].章楷、李根蟠，1983：《玉米在我国粮食作物中地位的变化》，《农业考古》第2期。

[9].Tamanini，Jeremy，2014：GGEI 2014：Measuring Na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Green Economy，4th edition，http：//dualcitizeninc.com/GGEI-Report2014.pdf。

注释：

1、数据来源：《祝光耀：到目前为止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18.2%》，http：//news.163.com/06/0605/10/2IRKCTRN00011229.html。

2、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局：2020年森林覆盖率将升至23.04%》，http：//news.163.com/16/0829/21/BVLTB8JI00014SEH.html。

3、数据来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年均浓度较2013年降30%以上》，http：//news.baidu.com/news#/detail/8631036210278733044？_k=rqpcuz。

4、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

5、即大卫·皮尔斯，只是译名有差异。

6、前者指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总价值不下降，强调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替代关系；后者指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各自的价值都不下降，强调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互补关系。

7、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1116983078.htm。

8、数据来源：苏晓东，2017：《推进绿色发展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绿色路径——IDEI学者解读十九大报告（十五）》，http：//articles.e-works.net.cn/erpoverview/article138653.htm。

9、数据来源：蒋梦惟、林子，2016：《2020年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15%》，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11-08/doc-ifxxmyuk6183044.shtml。

10、数据来源：《能源局人士：十二五能源规划初稿已定》，http：//finance.ifeng.com/stock/roll/20100608/2290323.shtml。

11、指当干部的目标和民众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他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政绩或升迁目标，甚至忽略民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