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

作者：徐　勇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12-07  浏览次数： 3981次

【摘　要】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的历史大转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转变中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产生了各种调查。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主要特点有：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土地问题调查是一根主线；在农村调查中建立起“民族自觉”和“调查自觉”；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产生多种不同的观点；在调查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开始建立本土化理论。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要完成农业文明国家向工业文明国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变革，由此对农村调查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在21世纪农村调查中，要加强基础性、学理性、区域性、系统性、主体性、传承性和比较性调查。

【关键词】中国农村研究；社会调查；农村调查；历史延续性

认识是改变的前提，调查是认识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就调查作为决策的基础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1]这一论断是在总结我们党的决策历程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经历了中国这样巨大而复杂的变化。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从一个最大最古老的农业国家向最大的工业国家的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经历着一个最大的地区性大国向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大跨越，不是大断裂，而是历史的大延续。其重要纽带就是古老农业文明及其伴随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延续。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历史转变中的焦点问题。由此伴随着各种农村调查，同时也要求有大型的农村调查与之相配合。中国的进步与挫折、荣耀与悲剧都无不与此相关。本文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对上个世纪中国农村调查作一回顾并对本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作一展望，从而将中国农村研究置于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

一、历史断裂边缘的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

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变动，即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无论如何都难以应对工业文明兴起后“世界历史”的挑战。这一事件也说明制度与文明愈是悠久，其黏性就愈厚重，变革就愈困难，以至于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才“起来”。

进入20世纪后，起来的中国内忧外患，最基本的出发点则是一个农业农村农民国家的“家底”。这一家底是无法对抗工业文明进入的，历史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保种保国”、“救亡图存”成为仁人志士的共识。唯一出路是顺应世界大势，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但这一转变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农村和农民。以认识中国农村为基点，进而解释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农村调查应运而生。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家，但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农村调查。进入20世纪以后，农村调查得到广泛关注，调查者之多和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其成就十分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1925—1935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便达9000次。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有如下特点：

其一，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意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不能按照原样继续下去了。而土地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农民的主要生活保障，在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20世纪调查最多的是与土地相关的问题，土地调查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的一根主线，贯穿于整个世纪。

民国时期，一些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为指导学生实习，主持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调查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1920年起担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并兼任农业经济系主任的美国学者卜凯，他开启和主持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第一次是1921—1925年间，共对7省17县的2866户农家进行调查，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第二次是1929—1933年，组织对中国22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和38256户农家的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

孙中山先生作为先知先觉者，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后来又将“耕者有其田”作为政策。由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国民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也意识到农村问题的紧迫性并专门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农村调查，特别是农村人口与土地调查。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面对的是农村和农民国家这一基本国情，经过探索，逐步认识到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2]47因此，由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农村调查主要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革命为土地革命，即围绕土地展开的革命，所从事的农村调查与土地密切相关，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所作的农村实地调查。

1941年，中共中央专门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推动了农村调查，取得了不少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张闻天等四人进行的“杨家沟调查”。如果说以往的调查主要是一般农户，那么这一调查集中调查一个马姓地主，主要内容是土地、高利贷和商业剥削三者的结合。

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获得政权与土地改革相伴随，围绕土地改革进行了一些调查。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指导思想的过快过急，造成经济严重困难，毛泽东特别强调调查并要求中央领导人亲自去农村进行调查。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调查报告，有代表性的是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关于自留地的调查。1978年，一些地方出现土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并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但是对这一做法存在很大争议。中央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专门组织人员进行农村调查，写出多份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其代表人物是号称“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及其“九号院”团队。

其二，在农村调查中建立起“民族自觉”和“调查自觉”。

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主题是围绕中华民族自强而展开的。因为农村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促使人们从民族自强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萌生出“民族自觉”意识并形成了“调查自觉”。

对中国的研究和农村调查最早是外国人做的，这种现象也强烈刺激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调查自觉”。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在苏联留学的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因为缺乏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广泛深入调查，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从而萌生出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责任感。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陈翰笙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农村经济调查并专门出版了《中国农村》杂志。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们有了学术自觉。杨开道为瞿同祖所著《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作序时，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国外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国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欧洲材料的趋势。这种非常状态，自然会引起相当反感的”^[3]。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从对于“西学”、“国外材料”的兴趣，转向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以自觉地倡导本土社会的研究取向。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有调查自觉意识的。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1—3毛泽东是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高度的“调查自觉”的。1941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5]360—361。

其三，产生了专门的调查机构和人员，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在20世纪，为推进农村调查，建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调查。卜凯的调查培养了大批专门的调查人员。陈翰笙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将实地调查作为研究会的重要工作。李景汉被誉为中国农村专家，先后任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都是专门的调查机构。陆学艺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专门建立有农村调查机构。

在农村调查中形成多种方法，既有西方的“洋办法”，也有自己在实践中创设的“土办法”。总体上看，包括三类：

一是完全运用西方的社会科学及其方法，如卜凯。卜凯特别强调运用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调查表的性质、调查员的能力与农人的自身三者……前二者尤居首要。

二是在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基础上进行再创设，如费孝通。费孝通的调查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典型调查，一是跟踪调查。对“江村”进行为期数十年的跟踪调查，对“云南三村”进行了50年后的重访，以持续不断解剖“麻雀”。

三是实践自己探索和掌握的方法，如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调查训练，但在调查中自创了不少“土方法”。

由于立场、出发点和重点不同，农村调查中产生的观点丰富多彩。大体上可分为：一是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学派”，认为中国农村落后是技术落后，改良技术即可。二是乡村建设者的“文化学派”，认为中国农村问题主要是“文化失调”和农民愚昧。三是费孝通为代表的“产业学派”，认为中国农村落后在于单一的农业，土地改革只能解决生存不能解决富裕问题。四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是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制度造成农村落后，改变农村当从改变制度入手。

其四，在调查过程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开始建立起本土化理论。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依靠的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规则自我运行，没有专门研究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知识者高于乡村社会之上。近代以来，由于传统帝国无力应对“世界历史”的挑战，只有全面“向西方学习”，当西方人的“学生”。来自外国的思想文化为中国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念，但中国的主体性会日益失去，造成中国只有引进和照搬，缺乏消化、吸收和提升。而调查是一种立足于当地实际对实际状况进行认识的行为，它必然促进调查者从所调查的对象出发。调查过程本身就是不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的过程，也是能够建立起本土理论的过程。

卜凯是纯粹的西方学者，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卜凯来到中国后最为困难的是不了解中国农村。在中国大学教学中完全照搬美国不可行，他为之苦恼不已。他的妻子在中国多年，深感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要性，鼓励卜凯从调查着手。正是通过调查，卜凯不仅划时代地收集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而且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长期影响着后来的学者。

陈翰笙在苏联留学时就对国际权威的论点提出质疑，回国后又不满卜凯的见解。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卜凯“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面，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着重研究生产力而不研究生产关系”。他们的调查得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结论，并认为农民受到地主、外国资本和本地官僚买办的三重剥削压榨，已经完全破产，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而为农村革命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

费孝通师从国际人类学大师，但并非老师的“跟班”，在开展以中国农村为对象的调查中，逐步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并建立起具有本土性的理论，提出许多经典性的观点，如“差序格局”，最集中反映于《乡土中国》一书。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而毛泽东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在调查中不断产生和强化从实际出发的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出现了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如人民公社。农村改革促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其中，围绕家庭承包开展的农村调查功不可没。

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取得的成就无疑十分辉煌，但由于时代限度，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构成了中国在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中受到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一，“调查自觉”及其调查缺乏连贯性。

20世纪中国农村调查主要集中于20、30年代。进入50年代，中国全面深刻地改造传统农村，最需要也最有条件开展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改变农村的决策。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农村调查的自觉意识大为淡化，甚至连以调查为主要基础的社会学科也被取消。50年代作出改造农村的重大决策缺乏严格科学的调查，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认识，由此导致重大挫折。直到60年代初，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才强调实地调查。但是，这时的调查主要依靠的是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村了解情况。即使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查提出的独立见解，也因为不符合某种理想标准而未能对决策产生影响。

其二，缺乏大型深度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调查。

20世纪是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大国转变的历史时期，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涉及诸多基础性和战略性问题。但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在基础性和战略性调查方面相当欠缺。

一是广度不够。因为紧迫实用的需要，农村调查主要是围绕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又主要围绕分配问题，农村其他方面调查严重不足。同时，调查主要采用的是典型调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全面调查几乎没有，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调查较欠缺。这种典型调查很容易造成以“点”概“面”。

二是深度不够。农村调查主要是现象和实际状态调查，在一个地方的调查时间不长，访谈式的步步深入挖掘的调查不够。

三是厚度不够。由于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经世致用”意识，农村调查未能对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发展走向的根部和底色进行调查并寻求规律性认识。如印度和俄国调查中发现的“村社制”根基。正因为如此，土地改革后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的集体农庄制。

二、历史延续和文明再生中的21世纪中国农村调查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以全新的面貌走向21世纪，这就是由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大国。同时，中国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征程，这就是由一个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历史性变革。

21世纪中国的农村调查面临双重任务：一是上个世纪未完成而新世纪又需要完成的任务。作为世界大国首先是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将自己的事情做好。20世纪，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了重大挫折，付出了沉重代价，承受代价最大的是农村和农民。而要完全成为世界大国，还需要完全解决农业农村问题。这一任务至少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完成。这一历史过程为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题，需要通过调查才能加以破解。二是上个世纪末提出而新世纪很快面临的任务。上个世纪，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站起来”、“富起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进入21世纪新时代以来，中国正在“强起来”，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愈来愈多，并呼唤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在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认识，条件也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调查。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一结束，就特别指出：“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1]。

历史总是在过往基础上前进的。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21世纪的农村调查既要充分吸取20世纪调查的经验，又要努力弥补过往的不足，将中国农村调查提升到与时代相匹配的高度。

（一）基础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在长期积累中形成一个国家成长变化的基础。这一基础构成社会变迁的起点和底色，任何社会变迁都无法摆脱这一基础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在分析法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特别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585因此，要改变现实，必须认识基础条件，认识基础条件的重要方式就是大型调查。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有些类似，近代以来都面临着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变的历史任务。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地方自治局等方式对俄国存在久远的农村村社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持续数十年，参与者不计其数。通过大规模调查，村社制被视之为俄国社会的根基，村社制的命运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整个俄国社会变革的走向。这一大规模调查通过数据资料统计反映出来，“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7]序言。列宁正是利用这些资料写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等重要著作，为俄国革命制定战略和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比俄国的农业文明更为悠久，并有着与俄国完全不同的基础性条件。这就是中国核心区域自秦朝开始就超越了村社制，其经济社会形态是由家户构成的并形成了家户制度。但是，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比俄国更为严峻的挑战，有着更为紧迫的任务，未能、也很难组织类似于俄国那样的大规模调查，由此制约了对中国传统根基的深度认识。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以家户制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正处于危机之中。人们的调查更多是如何拯救小农于水火，未能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态进行基础性调查，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的根基。正因为缺乏对中国之根的认识，使得20世纪下半期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模仿苏联集体农庄制（村社制的特性），将人民公社这种类村社制组织嵌入到数千年中国农村社会之中，结果造成水土不服，付出沉重代价。^[8]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实行家庭承包，与中国的根基相衔接。在这一历史转变中，决策部门也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但更多的是论证性，没有将家户视之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根基，导致政策取向摇摆性强。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才给予“小农户”以应有的历史地位。^[9]26但对于为什么历经曲折，还是得到高度重视的家户单位，仍然缺乏足够充分的事实和理论依据，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性调查。正是基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将家户调查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二）学理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总会依据一定规则运行并会形成某种反复出现的规律性。这种规律会制约和影响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由此便需要借助某种理论知识和认识视角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种调查具有学理性关怀，不一定能够直接为现实决策提供服务，但有助于理解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性。近代以来，日本有组织地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并开始直接为决策服务。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者介入中国农村调查。他们在调查前做了大量准备，明确了自己的调查目的，“不是获得立法乃至行政的参考资料”，而是了解“中国人民怎样在惯行的社会下生活”。^{[10]末弘博士的调查方针，4}所谓惯行，就是“活的法律”^{[10]末弘博士的调查方针，5}。正是在有学术目的的调查方针指导下，调查员受到调查专门训练，使得调查能够不断深入、精细，连毛泽东也感叹其调查“是如何的无微不至”，能够从中发现支配广大农民生活和行为的依据。

在20世纪中国人的农村调查中，费孝通先生等人有一定的学术关怀，但所做的调查范围有限，缺乏有学术关怀的大规模农村调查。这种状况造成中国农村研究的被动性。直到20世纪末，学界流行着“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美国学者运用日本满铁惯行调查资料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使得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时要读美国学者的论著并受其影响。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和理论自觉愈来愈强，但是如果没有学理关怀的大规模农村调查作为支撑，就难以从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发现新的理论以超越前人。如费孝通先生根据其调查和感悟，提出了“乡土中国”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还缺乏丰富的事实加以证明。特别是乡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取代传统乡土中国的可能是“城乡中国”，但这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调查作为依据。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发现支配和影响乡土中国或城乡中国的内在依据和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理论和新观点。如过往中国学者经常会引用马克思关于小农的经典论断定义小农，得出的结论更多是否定性的。但通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传统农村家户调查，可以发现，小农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它也得依靠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才能存续，只是这种关系不是广泛的社会联系而已。^[11]

（三）区域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有不同的起点，也会有不同的行进路径。在20世纪，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国家总体性问题，具有同质性。人们对中国、对中国农村的认识都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并进行相关调查得出结论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无疑是重要代表作，将“乡土性”视为中国的特性也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但是，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明进程极不相同的巨大国家，各个区域的特性和发展极不平衡。除了“乡土中国”以外，还有“游牧中国”，就是乡土中国内部也有很大差异性。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少量地方，直到1949年后才有为了识别西部少数民族而开展的西部调查。但以上调查缺乏区域分类的自觉，可以为了解不同区域的农村提供资料，但难以进行整合挖掘不同地方的底色和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虑到地域辽阔的国情，决策者一再强调农村政策要“因地制宜”，但更多的则是“一刀切”。除了统一的民族中国建构和中央集中统一体制的制约以外，也与对不同区域的基本特性缺乏认识相关。如华北地区率先实行集体统一经营，但在南方更习惯于家庭经营，以致南方地区率先在人民公社体制内自发兴起家庭经营。^[12]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税的废除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区域性更为突出，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差异性更大。强化区域社会的农村调查自觉，可以为分类施策提供依据，也有助于从不同区域的角度认识中国文明进程和国家成长路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全国划分七大区域进行分区域调查。^[13]

（四）系统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并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由此既需要从多个角度的调查来认识，也需要通过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的系统性持续性调查进行整体把握。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农村调查中，调查角度的多样性较强，但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性持续性调查不够。费孝通先生早年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调查，写下《江村经济》一书，之后又多次访问该村，时间延续数十年，可以说是20世纪对一个村庄进行持续跟踪时间最长的案例。但是后来的调查更多的是重新访问，而不是最初调查的持续。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展了广泛的农村调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看，调查主要是围绕研究项目设置的，即为了完成某个项目而进行调查，项目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未能系统并持续不断地进行全面跟踪调查。调查成果严重碎片化、零散化，难以通过持续不断的系统性调查发现农村社会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正是基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于2006年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计划”，选择了300多个村5000多个农户进行定点定内容的持续性跟踪观察。通过十多年持续不断的观察，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有了较为系统的把握。

（五）主体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变迁，在客观历史条件变化的同时，也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变化。人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进程之中，每个人的生活命运和主体体验都不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只是作为客观历史条件的一部分存在，缺乏主体的自觉。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14]678进入20世纪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农民的主体性凸显。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以农民为对象的农村调查。但是，在20世纪的农村调查中，农民更多的只是调查对象并按照调查者的目的回答问题。尽管这种调查也能发现许多事实，但是农民未能作为历史进程的主体进行自我叙述，这也使得调查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细节性有所欠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和主观意识都有所不同。人们经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历史叙述中，农民作为主体是缺位的。农民创造了历史而未能自我表达历史，而他人的表达并非一定完整准确。20至21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大的历史变革的世纪，广大农民的生活波澜起伏，他们的命运、行为和心理都是巨大的历史财富，但有待通过大型调查加以开发和记录。农民口述因此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六）传承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进化中会淘汰一些劣质要素，也会传承一些优质要素。对于有着古老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来说，农业文明构成了丰富的历史底色，也是宝贵的文明遗产。早在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就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15]533—534}。但是，在20世纪，传统农业文明处于被现代工业文明的更替过程之中，人们不仅对于传统农业文明持否定态度，关注的是以现代工业文明实现国家自强，而且也缺乏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大规模调查并通过调查全面总结传统农业文明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人们对农民的认识更多的是负面的，但中国农村改革恰恰是来自于农民的自发探索。西方学者韦伯就认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但因为缺乏充分的调查，不能通过事实加以展示，也无法通过事实去探寻为什么农民最为勤劳的动因。

进入21世纪，一方面，国家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传统农村和农民正在迅速消逝，成为“最后的农民”和“消逝的农村”。这一巨大历史变化强烈期待通过抢救式的农村调查，全面了解传统文明底色，以总结挖掘继承珍贵的农业文明遗产，使得优秀的传统农业文明得以传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首先从传统农村底色着手，目的之一就是迅速抢救丰富的传统文明遗产。

（七）比较性调查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不仅是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国家的交往日益扩大的过程。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世界历史”进程。20世纪，处于历史断裂边缘的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向先进文明学习。在此进程中，由于缺乏对外国的深度调查，其认识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在比较中认识他者并建构自主性。进入21世纪，中国由一个农业文明大国转变为工业文明大国，与此同时也开启了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转变。只是后一个转变更为艰难，面对的不知道、不了解、不确定的因素更多，特别需要通过对他国的调查来实现战略目标，为新的历史巨大转变做足功课。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在英国由西方走向东方时，面对不可知的世界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英国仅仅依靠东印度公司便将一个版图相当于欧洲的印度殖民化了。马克思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调查资料，发现英国得以殖民化印度的重要原因是通过调查掌握了开启“印度之门”的钥匙——村社制度。^{[16]760—766}

中国走向世界不能重复殖民者的老路，所秉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这需要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尊重和包容，而尊重和包容的前提是了解和认识，调查则是了解和认识的重要条件。因此，伴随中国走向世界并日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农村调查也要走向世界并通过调查在比较中寻找开启世界之门的钥匙。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http：//pc.people.com.cn/n1/2017/1231/c64094-29738076.html，2018年1月15日。

[2]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

[3]张丽梅、胡鸿保：《引进与再造——social anthropology在中国》，《思想战线》，2015年5期。

[4]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8期。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

[10]徐勇、邓大才主编：《满铁农村调查》总第1卷·惯行类第1卷，李俄宪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徐勇：《“关系权”：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源于实证调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7期。

[12]徐勇：《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4期。

[13]徐勇：《“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7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释：

1参见徐勇：《历史延续性与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认识——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南国学术》，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