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农业学大寨问题研究述论

作者：金　文 张凤阳  责任编辑：网站部  信息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09期  发布时间：2018-09-26  浏览次数： 5637次

农业学大寨是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它跨越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折射出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变迁。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农业学大寨问题给予了持续性的关注。不过，相比国内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农业学大寨运动在美国学界并不是一个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也比较少。但是，作为理解新中国历史和政治的重大事件，美国学者通过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乡村经济、政治及社会变迁的考察，发表了诸多“隔岸观火”式的阐释。这些阐释对于国内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

一、美国学界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的学术脉络

关于农业学大寨，无论中外，都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它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在中国农村掀起的一场大规模运动，或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探索和尝试^[2]。不同之处在于，国内学界普遍将它视作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3]，同时也比较注重对它进行一个基本的学术和现实价值判断^[4]。而美国学者并没有把它放在一个较高的历史地位，大多将它看作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村群众运动。为此，与毛泽东时代的其他著名运动，如反右派、“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等相比，美国学者对它的关注度并不太高，更多的是将它放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将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侧面。^[5]也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东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定会牺牲农业，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了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政策手段^[6]。总而言之，在美国学者眼中，大寨是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案例^[7]。同时，美国学者也将大寨所经历的兴衰荣辱视为新中国历史从毛泽东时代走向邓小平时代的重要缩影^[8]。

在美国，大寨被普遍翻译为“Dazhai”或者“Tachai”，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则被翻译成为“In Agriculture，Learn from Dazhai”或者“Learning from Dazhai Movement”。美国人的观察与研究几乎与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同时开始。1971年，韩丁率领美国青年观察团赴大寨进行参观访问，是美国人第一次接触大寨^[9]。一年后，随团赴大寨参观的亨特（N.and D.Hunter）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人在大寨》（Our men in Tachai）一文，详细介绍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接着，韩丁于1974年发表题为《唤醒群山，让河流改变它们的面孔》（Awaken the mountains，let the rivers change their faces）的文章，回忆了这次大寨之行^[10]。其后，美国学界也陆续出现一些介绍这场运动的文章^[11]。由此，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进入美国学者的视域之中。

在韩丁访问团中，一位名为卡尔·多瑞斯（Carl Dorris）的美国青年详细地采访了包括陈永贵、宋立英在内的昔阳县和大寨村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大寨村民。这些一手访谈材料直接促成了部分美国学者对大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2]197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米切·门斯特（Mitch Meisner），在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一篇有关农业学大寨问题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从群众运动的视角，对当时中国正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框架性分析，并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阐释了群众运动是如何在中国农村发展的。^[13]同一年，邹谠亲自到昔阳县调研，深入走访了7个公社以及14个生产大队^[14]。随后，特别是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转型期，包括米切·门斯特和邹谠在内的美国学者，持续地关注了昔阳县、大寨村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动态和发展^[15]。他们对面临转型的昔阳县和大寨村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述了昔阳县和大寨村从集体经济走向“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的发展过程^[16]。总之，在70年代，以邹谠为核心的美国学者团体是最早关注并系统性地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学术团体。

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学者热衷于以“旁观者”角度来观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各种政治潮流和社会变革，而记叙和诠释中国顶层政治变迁是其中的一大核心命题。后来，这一类研究被美国学界称为“北京学”（Beijingology）。^[17]“北京学”中不乏有关大寨的研究。例如，1978年春，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s Friedman）随一个美国学者考察团赴中国河北省饶阳县的五公庄调研。其间，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s Friedman）与陈永贵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交流，随后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典型政治、社会转型和国家权力斗争：大寨和邓小平》（The Politics of Local Models，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tate Power Struggl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achai and Teng Hsiao-p’ing）的文章。^[18]再如，美国学者罗杰·霍华德（Roger William Howard）也曾于1973年至1975年间在中国进行调研。他同样使用了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的案例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斗争。在其题为《“抓革命、促生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斗争，1973—1976》（“Grasp Revolution，Promote Production”：struggle ove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1973-1976）的博士论文中，作者以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为例，从农业方面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斗争^[19]。这些研究，运用访谈和调研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诠释了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内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是美国学者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反过来，也促进了美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沉寂，美国学者对这一运动的关注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直到2001年，美国大学的夏竹丽（Judith Shapiro）出版了题为《毛泽东与自然的战争：革命中国的环境与政治》（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的专著，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次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不同于上一代学者，夏竹丽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对大寨进行了介入式的观察，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人与自然的对抗活动，来例证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20]这本专著在美国学界引发了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环境政治问题的讨论。

2010年以来，美国学者对农业学大寨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比如，针对大寨“铁姑娘”和当代中国典型村庄中的激进社会主义研究，成为当下美国学者观察和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要视角^[21]。再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马佳士（Joshua David Eisenman）则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入手，解释了中国放弃农村集体主义经济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并不是长久以来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的那种经济失败。相反，公社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中国农村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动力，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农村方面的改革积蓄了原始力量。其中，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人民公社的成功典范，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制度性增长。^[22]

总之，在美国的学术领域中，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称不上是什么研究热点，但学者们对这一运动的关注却从未间断。换言之，凡是涉及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研究选题，农业学大寨运动都是绕不开的、一个被用来援引佐证的重要历史案例。

二、美国学界农业学大寨研究中的三个视角

（一）群众路线与农业学大寨

关于中共的群众路线问题，美国学界早在50年代就开始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毛泽东和斯大林在群众运动问题上的差异，美国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习惯的范式是将中国群众运动和劳工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毛泽东和中共利用群众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技术手段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23]与更多学者关注中国城市劳工运动不同，邹谠先生及其学术团队比较早地运用了这一解释框架来关注当时中国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如上文所述，1977年，在邹谠的指导下，米切·门斯特第一篇有关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博士论文出炉，次年，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博士白瑞琪（Marc Blecher）也利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材料发表了博士论文^[24]。其后，邹谠又与以上两位学者合作，共同发表了多篇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的论文，形成一个学术团队。其核心观点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典型的毛式群众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和发展。^[25]支撑这一核心观点的证据主要有两个：其一，陈永贵和大寨生产大队的领导具有很强的自发性。换言之，陈永贵在领导大寨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比较自发地迎合毛泽东的理想设计。其二，大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自力更生，在自给自足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原始投资。^[26]总之，大寨的成长发展历程吻合了毛泽东和中共的顶层设计需要，通过“基层—地方—中央”的结构动员，成为席卷全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最终发展成为“建设大寨县”式的全民运动^[27]。

邹谠及其学术团队对大寨的研究，在80年代引发了美国学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注^[28]，很多学者都比较认同这些成果^[29]。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比如，米切·门斯特以陈永贵和大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抗中央和地方领导的一些做法，如“大跃进”中昔阳县建设生猪栏、“四清”运动对大寨村干群生活工作的干扰等事例，得出了这些做法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有理”如同一辙的观点。格拉汉姆·杨（Graham Young）则不以为然，认为米切·门斯特概念先行，过于依赖“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运动的概念，其论证存在两点缺陷：一是在分析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陈永贵的自发性而忽视了毛泽东群众运动最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二是混淆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边界^[30]。

总之，在70年代末，邹谠及其学术团队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在美国学界具有开创性。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尚未尘埃落定，邹谠及其学术团队在观察大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陷阱，产生了一些误解和偏差。

（二）人和自然的关系与农业学大寨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环境问题一直持批评态度。夏竹丽的《毛泽东与自然的战争：革命中国的环境与政治》一书，是第一部将历史事实和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相结合的学术著作^[31]。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制直接导致了环境恶化。一则，作者以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中大规模开垦山地和不切实际地兴修水利的历史事实为佐证，认为运动过程中盲目地开垦贫瘠土地和强调人对自然条件的克服^[32]。二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和经济生活、生产行为，都制造了人与自然非常紧张的关系，为日后中国的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严重性的后果。例如，作者将昆明市“填滇池、造农田”对自然造成破坏，直接归罪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教条主义^[33]。三则，作者认为“对人的滥用和对自然的滥用常常紧密相连”^[34]，特别强调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政治压制和迫害加剧了这一时代的盲目性，给人民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夏竹丽的专著再一次引发美国学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热烈讨论^[35]。很多美国学者支持夏竹丽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或者乌托邦主义中带有强烈的人与自然对抗的色彩^[36]。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提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口号和标语繁多，但是“以粮为纲”（Grain-First Campaign）和“农业学大寨”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因此，毛泽东时代以“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为指导的政治压制，直接造成中国自然环境大规模的恶化。^[37]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对夏竹丽的研究提出质疑。比如，理查德·萨特梅尔（Richard P.Suttmeier）认为：她的研究过分强调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负面价值而忽视其所存在的正面积极意义^[38]。普渡（Perdue）和杨大力（Yang Dali）则置疑她提出的毛泽东“人与自然”思想的形成过程，认为将毛泽东“人与自然”思想根源解释为杂糅了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思想和西方马列主义思想的阐释，过于混淆复杂，使人难以信服^[39]。沈大伟（David Bachman）则着重指出了作者在论证过程中的两点问题：其一，存在许多不合历史逻辑的假设。比如，作者在书中假设毛泽东如果采纳了马寅初中国人口控制的策略，今天中国就应该已经实现大同。又如，作者认为1958年中国出现的多数废品，是由群众“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而实际上当年一半以上的钢产量是由中国的大工厂完成的。再如，作者认为60年代中国的战争准备是多余的，而当时中国面临非常危险的国际环境，甚至爆发了多次与苏联的武装冲突。其二，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不存在的。^[40]

显然，进入新世纪，美国学界已超越原有的历史学、政治学视角，更多地从生态政治学等跨学科的视角对中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拓宽了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理论诠释路径，丰富和发展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三）话语和权力与农业学大寨

近几年来，美国农业学大寨研究进入“后现代”时期。即对“大寨”故事的诠释减少了很多，更加注重杂糅一些当下时髦的学术模式和理论，更加惯常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法，从更为微观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中国乡村，大寨也更多地成为了一个微观案例。

其中，从“话语”视角来解读“农业学大寨”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例如，哈佛大学博士舒畅（音译，Chang Shu）在其博士论文中，从话语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一个模范乡村，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作者指出：在农业学大寨时期，特别是后期，中国的乡村社会陷入了一个“激进社会主义”或者“绝对化乌托邦”的世界，造成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停滞。^[41]在舒畅和华琳姗（音译，Hua Linshan）合作的另一篇论文中，作者同样从话语与权力的视角，试图诠释在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中，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学习”等话语制造了大寨和中国农村紧张而忙碌的图景，也造成那个时期农民常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42]。

性别话语也是美国大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视角。201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陆彩霞（音译，Lu Caixia）的博士论文具有一定代表性^[43]。作者的初衷是解释在缺乏女性保护的毛泽东时代，大寨“铁姑娘”的出现实则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同时，作者又认为“铁姑娘”运动也存在着一些盲目性，即一味地要求男女承担相同的劳动，从而忽视了男女自身条件存在区别的客观性。在结论部分，作者则对毛泽东时代和当下中国的女性保护进行了比较，指出当下中国“保护女性权益”的公共政策实则造成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求职市场上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公正。

简言之，近年来美国学界的农业学大寨研究，更多的是将大寨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反面乡村典型来进行考察，探讨大寨在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社会长期的潜在的影响。当然，美国学者并不是一味否定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破坏。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出美国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乡村研究方面的重要转向。^[44]

三、美国学者农业学大寨研究的特点

回顾美国学者研究农业学大寨问题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显著特征。

（一）研究的敏感性与时代性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于1964年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号召或者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45]。当然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当时就立即为美国学者所察觉。70年代初，美国学者就第一时间进入山西省昔阳县进行参观访问，并发表了数篇推介这场运动的文章。在访问昔阳期间，美国学者又在第一时间对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进行了访谈，将第一手的资料带回美国，为七八十年代美国学界进一步研究这场运动，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同时，美国学界在1977年就出现了第一篇研究这场运动的博士论文，并且形成了以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邹谠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体，并对这场运动和大寨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随着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等大环境的变化，美国学者对这场运动的研究焦点也随之调整。自80年代始，美国学者将这场运动和陈永贵命运的研究，与中共顶层的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批剖析和推衍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随着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以及中美学界合作程度的深化，生态政治学与话语权力等方面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充分表明了美国学者研究触角的敏锐性，以及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时代性。

（二）研究的开创性与连续性

提及美国人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就无法绕过韩丁率领的美国青年访华团。而韩丁的名字毫无疑问地和中共紧密结合在一起，被称为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46]早在解放战争期间，韩丁对山西省张庄镇土地改革的观察研究，就推动了美国对中共及其政权的认识，^[47]在美国学界开创了中国农村研究的新天地。1971年，韩丁受邀再次访华。他在第一时间就率团参观访问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大寨，并在此处滞留了一月有余，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热情接待，为美国学者深入大寨田野，获取系统性的直接研究材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韩丁之后，以邹谠为核心的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以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学界进一步深化中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开启了新的一扇门。^[48]多年以后，许多美国学者在怀念邹谠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之后，邹谠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就是及时发现并系统研究了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49]。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农业学大寨运动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美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持续不断，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方面不断刷新，形成一批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注重理论、范式和框架的支撑

众所周知，农业学大寨研究在美国脱胎于“中国学”的范畴。50年代，费正清就曾指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我们进行了一次急转弯，中国的一切都今非昔比了。除了中国以外，我们还必须研究共产主义，研究苏联集团。”^[50]这一论述解释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兴起背后的逻辑，即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了解新生的共产主义中国。为此，美国的“中国学”所经历的理论范式三重转向，同样适用于农业学大寨研究。具体来讲，美国最早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事实描述和价值评价，旨在了解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新中国；而后，美国学者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的研究，是希望从这些具体历史经验中概括出一些解释中国政治的逻辑，并且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高度。例如，90年代，美国学者夏竹丽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希望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案例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环保和政治的关系，进而论证生态政治的基本逻辑。当下，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权力和话语等后现代解释路径几近统治了中国研究的目录^[51]。在农业学大寨研究的范畴内，话语、权力等解释视角成为了一门“显学”。总而言之，美国农业学大寨研究的发展轨迹基本伴随着美国“中国学”的三重转向，这恰好证明了美国学者对理论、范式和框架的重视。

（四）研究具有客体本位性

美国学者研究中反映的问题受到美国意识形态的塑造，多于受到中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本身的影响。早在70年代末，柯文就对美国学界的“西方中心观”提出批评。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开篇，柯文就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52]其后，在90年代，美国学者也曾反复对“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或者“后现代”这一类的研究范式与中国问题的匹配和吻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53]。近来，黄宗智也指出：美国学者在观察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在以革命的视角谴责现代化或是以现代化的视角谴责革命的问题上浪费了太多时间^[54]。结合美国学者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问题过程看，他们在观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戴着有色眼镜。例如，很多美国学者都认为：因为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带给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完全失败的运动或者是巨大的灾难。显然，这一结论并不能确切地解释这场运动，同时也使他们在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时，产生了诸多的误差。近年来，话语和权力范式对美国学者研究农业学大寨运动形成了范式上的统治。但是，话语和权力范式酝酿产生于西方语境，其本身的缺陷在于其存在某种对历史史料的过分解读，进而造成理论和历史事实上的失真。^[55]由于这些西方的新兴理论和问题范式本身与中国实际问题结合的匹配程度尚值得学界研究与讨论，以话语和权力研究范式诠释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过分解读的先天性缺陷。

（五）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学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开始于政治学，多关注于这场运动所囊括的制度和顶层设计等问题。其后，美国学者对这场运动的解读转向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更多地糅合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这一趋势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本身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学科划分，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素质。正如裴宜理所说：“今天，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在中国出生的政治学家的积极研究极其有益，有助于我们去努力应对‘传统化’和‘地方化’趋势，对我们解释的严峻挑战——在改革时代，这两种趋势席卷全中国并积攒着能量。与依靠社会科学的时髦做法相比，严肃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深入了解多种现实情况将更为有益。”^[56]故此，美国学者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也就必须走向跨学科。

四、结论

伴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衰，美国学者对农业学大寨的研究也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回顾这一过程，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实际上构成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并取得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不过，美国学界在研究农业学大寨问题上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早在21世纪初，裴宜理就指出美国的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要缺陷，即前30年美国学者没有条件大规模进入中国田野或者部分美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愿意进入中国田野。而当下，美国学者又过于依赖理论范式，“目前在美国政治学家中间十分时髦的‘新制度模式’主要依据的是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事例并强调持续性，而中国学研究——它实际上汲取了对更多地区的比较——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发生制度变迁的条件”^[57]。美国的农业学大寨研究也不例外。

通过对美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状况的梳理，可以给我们诸多的启迪：一是要进一步重视大寨问题的研究，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历史借鉴。美国学者之所以对大寨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持续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他们将其纳入“中国研究”的范畴，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的道路”。而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专门撰文呼吁重视党史研究，关注党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必须重视党在历史过程中所犯的错误^[58]。为此，国内学界应该进一步拓展大寨问题的研究视野、组建紧密型的学术团队，发掘大寨问题的历史资源，以求不断探索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途径。二是在避免美国学者范式先行的研究误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国政治理论的创建。周光辉在谈到中国政治学学科主体性到政治学学术研究主体性问题时，以及马德普在谈及有关中国政治学自觉性的问题时，都指出了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创建、解释和论证中国现实方面的重大缺失^[59]。为此，通过发掘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内的中国当代史系列重要问题，整理和整合跨时空的历史档案文献，诠释中国道路中发生的故事，必将有助于提炼出一些创造性的学术概念，为当下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1、陆益龙：《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农民及乡村社会》，《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2、参见岳从欣：《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

3、参见陆益龙：《大寨与小岗---农村典型建构及意义再认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张昭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反社会行为》，《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参见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

5、Dipanka，and Harmala Kaur Gupta），“Tachai and Taching：two red banners of socialist reconstruction in China”，China Report，1975（1）：pp.3-14.

6、Looney，Kristen Elizabeth，“The Rural Developmental State：Modernization Campaigns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China，Taiwan and South Korea”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7、Jonathan Unger，“Remuneration，Ideology and Personal Interest in a Chinese village，1960-198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4（4）：pp.3-25.

8、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wicz and Mark Seldon，“Revolution，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pp.71-83.

9、Hunter，N. and D.，“Our men in Tachai”，Monthly Review（5），pp.19-27.

10、HINTON，W.，“Awaken the mountains，let the rivers change their faces”，New China（firs tissue）：pp.10-17.

11、MAXWELL，N.，“Learning from Tachai.”World Development3，7-8（July-August）：pp.473-475.

12、CarlDorris，Interview with Song Li-ying，October.（1971b）Interview with Chen Yonggui，October.（1971c）Interview with vice chairperson，Xiyangxian revolutionary committee，October.（1971d）Interview with Houzhuang production brigade Party branch secretary，October.（1971e）Interviews，various，with several local informants of several unit sin Xiyangxian，September，October，November.

13、Meisner，Mitch，“Inagriculture learn from Dazhai：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14、Tang Tsou，Marc Blecherand Mitch Meisner，“Organization，Growth，and Equality in Xiyang County：A Survey of Fourteen Brigades in Seven Communes（partII）”，Modern China，Vol.5，No.2，pp.139-185.

15、TangTsou，Marc Blecher and Mitch Meisner，“Organization，Growth，and Equality in Xiyang County：A Survey of Fourteen Brigades in Seven Communes（partI）”，Modern China，Vol.5，No.1，pp.3-39.

16、Tang Tsou，Marc Blecher and Mitch Meisner，“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agriculture：its implementation in Xiyang and Dazhai”，Modern China，Vol.8（1），pp.41-103.

17、William A.Joseph，“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in William A.Joseph（eds）.“Politics in China：An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9.、

18、Edwards Friedman，“The Politics of Local Models，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tate Power Struggl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achai and Teng Hsiao-p’ing”，The China Quarterly，pp.873-890.

19、Roger William Howard，““Grasp Revolution，Promote Production”：struggle ove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1973-1976”，Ph.D.dissertation，British Colombia University.

20、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

21、Lu Caixia，“How the Icon Girls Movement change women in China-the power of discours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norms”，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Hawaii.Chang，Shu，“Discourse，Morality，Body：Radical Socialism in a Chinese Model Village（1946-1978）”，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22、Joshua David Eisenman，“Burying the Commune：Why China Abandoned its Rural Collectives”，Ph.D.dissertation，UCLA.

23、Edward Hammond，“Marxism and the MassLine”，Modern China，Vol.4，No.1，pp.3-26.

24、Marc Blecher，“Leader-Mass Relations in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Local Politics in a Revolutionary Society”，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5、Mitch Meisner，“Dazhai：the mass line in practice”，Modern China，Vol.27，No.1：pp.27-62.

26、Mitch Meisner，“Dazhai：the mass line in practice”，Modern China，Vol.27，No.1：pp.27-62.

27、Marc Blecher，“Consensual Politics in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The Mass Line in Theory and Practice”，Modern China，Vol.5，No.1，pp.105-126.

28、Marc Blecher，“Structure and Agency，Intellectual “Nationalism，”and Method：Tang Tsou’s Contributions to Chin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Modern China，Vol.26，No.2，pp.239-247.

29、David S.G.Goodman，“Reviewed Work（s）：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No.3：1978-79.by Susan Mann Jones；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No.4：1979-80”，Pacific Affairs，Vol.55，No.2，pp.290-292.

30、Graham Young，“On the Mass Line”，Modern China，Vol.6，No.2，pp.225-240.

31、Katherine Morton，”Review on Mao’s War Against Nature”，The China Journal，Vol.47，pp.163-165.

32、Robert Marks，“Review”，Environmental History，Vol.7，No.3（Jul.，2002），pp.508-509.

33、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01-202.

34、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93.

35、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Legacy and Lessons”，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2）：pp.93-119.

36、Katherine Morton，“Review on Mao’s War Against Nature”The China Journal，Vol.47：163-165.RudiVolt，i“Review”，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44（2），pp.430-432.

37、PeterHo，“Mao’s War against Nature？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Grain-First Campaign in China”，The China Journal，Vol.50，pp.37-59.

38、Richard P.Suttmeier，“Review”，The China Quarterly，No.169，pp.208-210.

39、Peter C.Purdue，“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1：170-172.DaliL.Yang，“Revie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7（3），pp.862-863.

40、David Bachman，“Review”，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3），pp.671-672.

41、Chang，Shu，“Discourse，Morality，Body：Radical Socialism in a Chinese Model Village（1946-1978）”，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42、Chang Shu＆Hua Linshan，“Des corps qui parlent：“Travailler beaucoup，travaillerdur”a Dazhai（Talking Bodies：“Work A Lot，Work Hard”in Dazhai）”Etudesrurales，No．179，D’uneilleégitimitél’autre：Dans la Chine ruralecontemporaine，（Jan． Jun．，2007），pp．95－115．

43、Lu Caixia，“How the Icon Girls Movement change women in China_the power of discourse in constructing social norms”，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44、[美]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45、岳从欣：《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综述》，《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

46、Daniel Vukovich，“William H.Hinton（1919-2004）”，Social Scientist，Vol.32，No.7/8（Jul.-Aug.，2004），pp.93-97.

47、Edward Friedman，“The Persistent Invisibility of Rural Suffering in China”，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Vol.22，No.1/2（June-December2009），pp.19-45.

48、Stuart R.Schram，“Tang Tsou：A Memorial”，The China Quarterly，pp.1057-1059.

49、Marc Blecher，“Tang Tsou”PS，Political Science＆Politics，Volume32Issue4，pp．778－780．

50、Letter from John King Fairbank to the Ford Foundation，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51、参见[美]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3页；周晓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张明：《当代毛泽东研究的三重转向及学术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

52、[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

53、[美]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4、参见[美]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55、参见[美]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6、[美]裴宜理著，黄育馥译：《美国中国研究五十年》，《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57、[美]裴宜理著，黄育馥译：《美国中国研究五十年》，《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58、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59、参见周光辉、马德普教授2017年2月25日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讲座上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