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作者：徐美银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7-21  浏览次数： 6329次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市民化意愿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并一直处于高位。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从24223万人增加到28171万人。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农民工受到户籍制度等体制性约束，不能顺利成为市民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而成为介于市民与农民之间的特殊群体，也使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转化为三元社会结构。就农民工本身而言，由于长期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身份认同以及各种资本水平的限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存在差异。

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1]，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较低，农民工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高[2]。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三个重要因素[3]。由于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权益，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有效意愿偏低[4]。实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三四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对跨省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吸引力不足，国内城市分工体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小城市定居的意愿[5]。实证分析显示，农民工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条件、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6]。就业地和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显著[7]。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呈正相关关系[8]。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等深层次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四个融入”，即个人融入单位、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其实质是保证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和社会保障[9]。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彻底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需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应该构建科学的市民化机制[10]。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性条件，需要深入研究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消除体制性障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本研究在已有文献基础上，主要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分析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研究结论，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努力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是人们通过自身投资所形成的各种有用能力，主要体现为知识、能力和健康状况的总和[11]。其后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市场上易于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Becker的人力资本理论则主要关注教育、在职培训等对提高人们综合能力的作用[12]。

农民工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干中学”状况（技能水平）5个方面。其中，年龄主要反映农民工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可能的劳动力贡献大小，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农民工劳动力贡献相对较大，人力资本存量也较大，可以用农民工实际年龄表示；健康主要反映农民工的身体心理状况，身体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大小，可以用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来加以评价；受教育程度主要反映农民工接受正规教育情况，可以用受教育时间来加以评价；在职培训主要反映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接受的各种培训情况，可以用参加培训次数来衡量；“干中学”状况则主要反映农民工在职业生涯过程中边工作边学习掌握劳动技能的情况。“干中学”是劳动者在职业生涯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获得技能，即边工作边学习，这是劳动者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13-14]。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主要来源于实际工作经验[15]。为了测量农民工“干中学”人力资本存量，可以近似用技能水平来替代，技能水平越高说明“干中学”人力资本存量越大。

人力资本具有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就业效应，可以减少农民工工作搜寻成本，增加工资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决定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转换能力[16]。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搜寻方式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高、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倾向于自己寻找工作，年龄也是影响农民工工作搜寻方式的重要因素[17]。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融合效应，可以提高农民工适应能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工作生活。农民工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对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18]。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8]。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实现由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的转变[19]。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实现身份认同的主观市民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第三，人力资本具有保障效应，可以增强农民工获取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综合能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教育水平和认知状况对农民工参与养老、医疗、工伤三大社会保险具有重要影响[21]。教育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具有重要影响[22]。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获取能力，职业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保率[23]。第四，人力资本具有学习效应，可以以教育为基础，通过“干中学”获得经验技能，更好适应非农就业，获取较高收入。拥有技能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要比没有技能的高出21%，技能是决定工资水平的关键[24]。“干中学”是农民工劳动技能形成的重要途径，教育与“干中学”存在交互作用，“干中学”习得的技能所获得的收入回报率高于教育培训所获得技能的回报率[25]。

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多种效应可以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据此，可以提出理论假设1：农民工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其市民化意愿。进一步地，可以提出5个分假设：假设1a，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年龄呈负相关关系；假设1b，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c，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d，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接受职业培训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e，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其技能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布尔迪厄最早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复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种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体制化的网络。”[26]普特南则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27]可见，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网络，其中包含着各种资源，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帮助，从而可以在决策和行动层面对当事人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可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3个维度。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是指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所覆盖的范围，即网络规模的大小，可以用熟人数量来表示。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越大，熟人数量越多，可以带给农民工更多的资源。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深度是指农民工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即农民工与网络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费孝通[28]提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就像水中的涟漪一般，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亲疏远近可以划分为若干圈层。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首先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属成员，联系最为紧密；其次是建立在地缘、业缘基础上的朋友，相互联系比较紧密；再次是部分熟人，相互之间联系不太紧密；最后是那些相互联系比较少的熟人。由此，可以运用赋值方法，按照关系越亲密赋值越大的基本原则，定量描述农民工与社会关系网络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具体赋值方法为：亲属=5，联系很紧密的朋友=4，联系比较紧密的朋友=3，联系一般的熟人=2，联系较少的熟人=1。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深度越深，与网络成员联系越紧密，可以带给农民工的帮助就越大。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是指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所包含的资源量多少。这主要取决于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网络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可以动用的资源就越多，从而网络所包含的资源量就越多。借鉴陆学艺的研究成果，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转化为五大社会等级，即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社会底层[29]。可以运用赋值方法，社会上层=5，中上层=4，中中层=3，中下层=2，社会底层=1，定量描述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越高，农民工可以动用的资源就越多，从而在就业、子女入学、公共福利等多方面得到的帮助就越大。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发挥信息效应，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帮忙推荐工作、帮助尽快取得雇主信任等，从而在就业机会及工资收入方面提供便利。社会网络对农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作用，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13.4%[30]。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31]。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显示，占总样本65.2%的农民工当前工作的获取途径是通过熟人介绍的，并且采用这种途径的农民工可以获得最高的工资收入。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跨越更远距离，到达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找到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32]。“整合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实现低端就业具有促进作用，“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有利于辨别高风险借款人[33]，提高借款人的还款激励[34]。我国农村借贷市场，民间借贷等非正规形式更加常见[35]。社会资本可以发挥信贷效应，保证农民工获得广泛的信贷网络，满足一定的民间融资需求，提供一定的财务支持。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利于获得民间借贷，进而可以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36]。农民工社会网络可以发挥民间借贷的中介效应增加当期收入[37]。

再一方面，社会资本还可以发挥心理支持效应，满足农民工离乡进城以后的心理适应需求，帮助尽快融入城市。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等新型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38]。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39]。拥有高质量、高层次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收入、增进其身份认同和城市认同[40]。农民工社会网络对文化融合、心理融合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41]。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0]。

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多种效应可以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据此，可以提出理论假设2：农民工社会资本可以提高其市民化意愿。进一步地，可以提出3个分假设：假设2a，农民工社会资本广度可以提高其市民化意愿；假设2b，农民工社会资本深度可以提高其市民化意愿；假设2c，农民工社会资本网络资源可以提高其市民化意愿。

三、问卷调查概况及样本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了深入了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8月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选择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的9个城市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1371份。有效问卷地区分布情况见表1所示。

（二）统计分析

表1 有效问卷分布状况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对所提出的问题，采取通用的5点李克特（5-Likert）量表设计，变量的取值有1、2、3、4、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完全同意。样本的统计分析见表2所示。

根据调研结果可以发现：（1）人力资本方面，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3岁，45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79.0%，56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7.5%；农民工健康状况一般，健康状况很好和较好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仅为29.5%；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所占比重为53.9%，高中及以上所占比重仅为32.7%；农民工在职培训次数平均约为0.6次，没有参加在职培训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62.3%，参加1次在职培训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1%，这说明农民工在职培训次数明显偏少；农民工技能水平较低。（2）社会资本方面，农民工熟人数量平均为18人，说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一定广度；农民工熟人联系紧密程度接近比较紧密水平，原因是其中亲属、老乡在熟人总数中所占比例较高；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处于较低水平，大多数网络成员社会地位较低。（3）市民化意愿方面，73.0%的农民工有在城镇就业的意愿，58.8%的农民工有在城镇生活的意愿，58.1%的农民工有在城镇定居的意愿，51.5%的农民工有加入城镇户籍的意愿，53.9%的农民工有成为城市市民的意愿，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为强烈。

表2 样本的统计分析

四、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计量分析

（一）研究方法及变量选取

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变量本身具有明显的主观性，难以直接测量，适合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加以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可以为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提供一种现代统计分析方法。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根据已有的理论分析，可以建立如图1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

2. 变量选取

（1）内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主要是指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与市民享有同等政治权利、同等公共服务水平、同等就业、同等工资收入、同等住房条件、同等教育机会等，不存在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福利待遇差别。为了全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从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居住意愿、户籍意愿、身份意愿5个维度加以研究。

图1 结构方程模型图

（2）外生潜变量。外生潜变量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从5个方面加以评价，即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技能水平；农民工社会资本从3个方面加以评价，即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

结构方程模型的适合样本数在200个左右，一般不少于150个，不大于500个[42]。本课题样本总数1371个，远超过500个。为了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需要对样本进行技术处理，处理方法如下：按照区域样本数占总样本的比例随机抽取样本，将总样本分为3组，每组共457个样本，第1组样本用于拟合分析，其余2组样本用于交叉验证。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需要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调研问卷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所有可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在0.5~0.95之间，并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这表明所有可观测变量可以有效衡量相应的潜变量。同时，各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在0.60以上，表明模型内在质量良好。

2. 模型拟合评价

选择绝对适配度指数、相对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度指数来对模型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见表4所示。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4 模型拟合指数

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所有评价指标均符合适配标准，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可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 估计结果分析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图

运用Amos20.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所示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第一，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均有显著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97和0.314，显著性水平均为1%。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等综合性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越大，越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并得到较高收入，获取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能力越强，越容易融入城镇工作生活，学习掌握各种非农就业技能的能力越强，这些都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包含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3方面的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证，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越大，越容易获得广泛而有效的就业信息并在熟人引荐下更快得到雇主的了解和信任从而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也越容易获得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信贷支持，弥补正式金融机构信贷支持的不足，降低信贷成本，还越容易得到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精神支持，使得农民工更好更快融入城市工作生活，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第二，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都可以有效反映其人力资本状况，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64、0.373、0.329、0.385和0.457，显著性水平为5%或1%。其中，农民工基于“干中学”而获得的非农就业经验、技能等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提高最为显著，这表明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希望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技能水平，同时农民工也具有一定学习能力，能够在反复的工作实践中提高技能水平，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干中学”构成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在职培训同样可以有效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在职培训可以即时向农民工传授专业技能，使农民工更好适应现有的工作岗位，针对性较强，充分联系实际，农民工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都很强，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工对现有工作岗位适应能力，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其人力资本存量具有积极影响。与其他主体相似，受教育程度从两方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正规教育向农民工教授基础知识，为农民工参加在职培训、“干中学”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本身也是农民工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说明农民工学习能力越强。其实，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提高在职培训效果、提高技能水平都有积极作用，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工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的一个基本方面，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影响。健康是农民工生活工作的基本保证，也可以增强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提高其努力程度，努力学习技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相对而言，年龄越小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农民工，体力更为强健，精力更加充沛，工作能力更强；青壮年农民工适应能力更强，学习能力更强，能够主动适应城市工作生活，也能够主动学习非农就业技能；年轻的农民工更愿意接受挑战，风险承受能力更强。这些特性都使得年轻的农民工可以更快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3个方面均可以有效反映其社会资本状况，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36、0.322、0.591，显著性水平为1%或5%。其中，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对其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在中国社会分层的大背景下，社会阶层越高，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关系型”社会特征，社会关系资源在农民工就业、收入、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少数几个甚至一个社会上层关系成员，就可以从多方面给予农民工很大帮助。因此，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在社会资本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深度对其社会资本也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大环境中，那些联系程度更为紧密的熟人关系，对农民工就业、收入、信贷、心理支持等方面的帮助会更大。因此，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深度越深，社会资本水平越高。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对其社会资本也具有一定影响。现代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熟人数量越多，就可以将社会关系覆盖到社会分工体系的更多方面，从而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在更多方面得到熟人的支持和帮助，最终提高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

第四，农民工城镇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5个方面可以有效反映其市民化意愿，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634、0.315、0.256、0.361和0.477，显著性水平为1%或5%。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就业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最原始的推力和拉力就在于城镇非农就业机会较多、收入较高，同时，城镇非农就业也是农民工长期留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同样也是未来实现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因此，农民工最为重视城镇非农就业机会，将其看做实现市民化的基本条件，从而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身份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很大影响。由于身份差异，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同，许多城市公共服务项目将农民工群体排斥在外。农民工迫切希望通过实现身份认同，同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最终实现市民化。因此，身份认同是农民工的重要需求，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户籍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较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由于户籍差异，农村户籍人员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比城镇户籍人员相差甚多，农民工希望通过由农村户籍向城镇户籍转变，享受城镇户籍人员的福利待遇。因此，户籍转变是农民工的迫切需求，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生活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农民工希望举家迁移，子女在城市入学，能够在城市过上稳定的生活，与城市居民很好融合，最终真正成为一个城市市民。因此，生活意愿是农民工的重要需求，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定居意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一定影响。居住条件是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基本条件，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农村有住房，但在城镇居住条件较差，或者居住单位集体宿舍，或者合租小面积房屋，很少有自有住房，农民工希望通过租购等方式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品质。因此，定居意愿会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一定影响。

五、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社会资本存量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越强。相对而言，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影响更为显著。人力资本方面，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5个方面可以有效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等途径得到的技能水平对人力资本存量影响最大；在职培训、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对人力资本存量影响较大；年龄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农民工人力资本相对更大。社会资本方面，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3方面可以有效反映社会资本状况；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对社会资本存量影响最大；社会关系网络深度、网络广度对社会资本存量影响较大。

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市民化意愿。首先，鼓励广大农民工“干中学”，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技能水平。一方面，建立技能水平与工资岗位、工资收入挂钩机制，奖励技能水平较高农民工，激励农民工开展“干中学”；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农民工技能等级晋升制度，保证农民工技能等级有序提升。其次，增加农民工在职培训次数，提高在职培训质量。逐步制定行业、企业职工（包括农民工）在职培训制度，将在职培训纳入企业考核体系，对企业在职培训给予一定财税支持，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农民工在职培训，全面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再次，重视农民工健康问题，提高农民工健康水平。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推广商业保险，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健康保障；另一方面，建立农民工定期体检制度，提高体检质量，切实保证农民工健康。第四，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落实农民工子女城镇入学政策，切实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第五，优化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年长的农民工有序退休，科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对老一代农民工的替代机制。

同样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增强其市民化意愿。一方面，改革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适当减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保证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分配。采取措施防止社会阶层固化，鼓励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流动。这样就可以适当增加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企业、社区组织社会交往活动，鼓励农民工经常参加单位、社区文化娱乐等集体活动，加强农民工与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深化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深度。再一方面，消除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提高农民工心理融合程度，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正常交往范围，扩大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

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树立系统观，从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等多方面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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