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视域下耕读文化发展初探——以黄陂大余湾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李　任 姚伟钧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7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5-12  浏览次数： 7065次

【摘　要】伴随农耕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聚村而居、聚族而居，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村落，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古代社会，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村落中。私学兴起和土地私有制确立后，耕田养家和读书教育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事情，尤其是科举制创立后的上千年时间里，耕读文化在民间很是流行，耕读传家成为很多村落家族的家训家风。耕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独特的村落记忆，是农耕文明研究绕不开的一部分，是传统村落保护理应加以重视的内容，也是培育地方乡贤和精英、构建新型乡土文化、树立文明乡风、建设美丽乡村和留住乡愁应该积极弘扬和传播的正能量。传统村落可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开展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开办耕读学堂，合理利用村落文化遗产等形式传承和挖掘耕读文化。

【关键词】传统村落；耕读文化；发展；大余湾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生民安身立命之本，是国家富强之基。“中国是世界农业重要发祥地之一，农耕历史在10000年以上。”伴随着我国农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众多的形式和风俗各异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曾极大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它们饱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维系族群认同的纽带。植根于传统村落中的耕读文化，是加强这种记忆与认同的物质和精神动力。

一、耕读文化的意蕴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生产经验，《夏小正》就是一部与夏代农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历书，商代时很多龟甲卜辞也反映了时人对农业的占卜活动，《国语·周语》《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上农》都记载西周时周天子每年都要亲率百官举行“籍田”之礼，当时的人们已认为“民之大事在农……是故稷为大官。”“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自春秋战国时起，农业的地位更加显著，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都把农业视为“本业”。汉文帝曾云“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清代雍正皇帝也颁布圣谕“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并依然保持着“亲耕籍田”传统仪式。

诸子百家中虽然很多人都不赞成甚至反对“君子”亲自从事农业生产，认为务农是“小人”做的事情，但无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如孔子一方面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另一方面认为治国“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荀子认为“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墨子》载“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法家人物商鞅推行“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重农政策。汉代的桓宽认为“农，天下之大业也。”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书序中云：“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除农业耕作外，读书是古人认为的另外一件最为紧要的事情。我国是公认的礼仪大邦，数千年来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就是因为古人重视诗书教化、崇文尚学。关于读书的重要性，古人有很多的论述，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学也，禄在其中矣”；《荀子》的第一篇即是《劝学》；总督湖广十七八年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曾作《劝学篇》；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有《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宋真宗赵恒作《励学篇》：“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诗句都广为人们所传诵。

（一）耕读文化释义

所谓“耕读文化”，即是耕与读的结合，既耕且读或半耕半读。“耕”就是拥有一定的田地而进行农业劳作或象征性地劳作，“读”就是读书识字明礼。耕读文化包括耕读传统、耕读传家等。耕读传统我们可以把之理解为一个范围更广的词，大可以指国家层面，小可以指家庭层面；耕读传家，主要是针对家族或家庭来讲的，耕是衣食生存之本，读是立身进取之本，即所谓“耕可致富，读可荣身”。

（二）耕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相继进行了变法改革，至战国中期时土地私有制度得到确立。随着铁器、牛耕和灌溉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出现，农民也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此时，“学在官府”的体制业已被打破，私学逐渐兴盛，这为后世的耕读传统奠定了基础。

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记载有“荷蓧丈人”“接舆”“长沮、桀溺”等躬耕的隐士，这些可视为早期耕读活动的雏形。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战国时生于楚国的农学家、思想家许行“为神农之言”，边讲学边和学徒一起从事农业生产。汉晋南北朝时期，许多世代务农为生的布衣平民通过努力读书而被举荐或征辟为朝廷大臣，如汉代的朱买臣和匡衡、晋代的车胤和孙康等。诸葛亮也曾“躬耕于南阳”，边耕边读。但以上这些大抵只能算是我国的耕读传统，这时耕读传家还不普遍。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为更多农家的寒门之士提供了上升的台阶，尤其是随着宋代朝廷对文人的优待和科举取士的“扩招”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耕读文化日趋流行和普遍，成为许多村落中家族沿袭的传统。此后的数百年间耕读文化愈加发达，耕读传家成为普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自南宋至明清，已成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南方，尤其是江南之地，相对比较安定富庶，耕读文化氛围更浓。

（三）耕读文化类型

耕读文化中，有耕读传家式的，有书香门第式的，有家贫自学或公田资助式的，也有短暂归隐田园式的。其中耕读传家是耕读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这是稍富裕而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一般农家的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可以一边在家种田，照顾父母妻儿；还可以读书为学，陶冶身心，为考取功名做准备。“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耕读传家讲究的是世代传承，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不但受农家学子喜欢，统治者也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加强教化、敦厚民风，有利于国家稳定，故大力提倡。而家贫自学式、公田资助式和短暂归隐式的耕读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文化传承性来说大不如前者。书香门第和书香世家应是官宦或地主阶层的了，这种家庭一般财力比较雄厚，藏书丰富，其虽提倡耕读，但所谓的“耕”只是象征性的，只是一种治家理念，并不亲自下田劳作。如曾国藩虽然说“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字，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但也只是为了保持勤俭家风做些琐碎的劳动而已，“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又如，其虽常强调让家人重视种菜，但种菜的师傅却是从外面请的。然则以曾国藩当时之地位和家庭而言能有此思想已非常难能可贵了。

（四）耕读两者之关系及作用

古人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耕为读提供了物质基础，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去“知书达礼”。关于耕读两者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古人早已有认识并论及。南宋刘过的诗《书院》：“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把读书比喻成耕田，实际上把读书和耕田看成密切相关而同等重要的事情。明代的张履祥在《补农书》总论中专门论述了耕读的关系，他说“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对耕读更是有大量阐述，如：“耕所以养生，读所以明道，此耕读之本原也，而后世乃假以谋富贵矣。”他认为耕是用来养活性命、强身健体的，读书是使人明白道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这才是耕读的本来含义，但后世人却借以谋取财富和显贵的地位。可见当时人们普遍把耕读作为致富和科举进仕的途径。此外他还谈到：“耕读何妨兼营，古人有出而负耒，入而横经者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代的耕读文化才一直长盛不衰。

（五）家训与耕读文化

我国的许多著名的家训或家书里面都反复强调耕读的重要性，极力训诫子孙后代勤俭持家、努力读书。如《颜氏家训》中一方面告诫子孙农业的重要：“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古人欲知稼穑之艰辛，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另一方面嘱咐子孙勉励为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夫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立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王永彬《围炉夜话》中讲“为子孙计长久，除却读书耕田，恐别无生活，总期克勤克俭，毋负先人。”曾国藩多次在家书里劝诫家人要以耕读为本，如“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这些都被后人视为经典。

二、耕读文化的载体

耕读文化主要产生于乡村，由乡村里的知识分子代代传承，可以说村落和其中的读书人是耕读文化的载体。耕读文化、耕读传统、耕读传家主要是对于村落中的读书人而言的。

（一）村落——耕读文化传承的场所

传统形态的村落是伴随着先民农耕活动而逐渐产生的。“在我国远古时期，由于农业不甚发达，先民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渔猎和采集植物”，人们穴处而居，甚至居无定所，时时受到野兽的袭扰。后来“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有巢氏”发明了原始的树上房屋，这样一定程度上既可遮风挡雨，又可避免野兽袭击。随着农业耕作和人们安全的需要，房屋被建在了靠近耕种区的地面上，聚族相邻而居，就逐渐形成了村落，从此先民开始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这种稳定的生活形态对于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起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村落”指那些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传统村落形成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活态传承。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的载体，“镌刻着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历史记忆，积淀着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是认识和传承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在今天我国的不少传统村落里依然保持着耕读文化传统。如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芙蓉村、江苏省苏州东山镇的陆巷村、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浙源乡凤山村、广东省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顿谷镇金圭塘村、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凤山村、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李口乡张店村、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谋道镇的鱼木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大余湾等等。

（二）乡土知识分子——耕读文化的灵魂

乡土民间读书的知识分子是耕读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有学者认为耕读文化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人：一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二是隐士；三是关心农业生产的政府官员。这种说法大抵不谬，笔者认为这三类人当中以第一类人占绝大多数，乡间的地主（包括致仕归乡的官员）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有闲暇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从事读书活动，是乡间读书人的主体，但属于人口主体的贫寒者中也有一部分读书者，许多重视读书的村落往往有专门的家族公田用以资助家族内的贫寒学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但在众多的乡村读书人中，能够考取功名做官的毕竟还是少数，那些没考取任何功名的人大多还会回到家乡过起耕读生活。另外，不少致仕归乡的官员及其家属往往也会过耕读生活。第二类人向往或被迫进行隐居式的田园生活，如相传汉代的开国功臣张良曾功成身退到位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李口乡张店村隐居，至今该村有耕读重教的传统。云南大理喜洲村历来重视读书立学，明代村人杨士荣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后厌恶官场黑暗，弃官归家靠种田读书生活。晋代的陶渊明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隐居田园式的人物，“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代表了一大批隐居山林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可以说古代的田园诗和耕读文化有着莫大的联系。第三类人的生活不能算是纯粹的耕读文化也不能算是纯粹的耕读传家，做官才是他们的主业，体验农业只是为了指导普通百姓农业生产和帮助自己进行农业理论的创作，如贾思勰、徐光启。这些过耕读生活的人可谓是地方的乡贤或精英之士，他们对于传播文化知识、敦厚乡风民风、维护伦理道德、凝聚民心民力、安定基层社会秩序、构建乡土文化、引领乡村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大余湾耕读文化调查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的大余湾村是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一批传统村落，有着较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余湾先祖定下了“勤俭能创千秋业，耕读尚开富贵花”的家训，并写进了家谱，六百多年来，村民们世代秉承着“节俭有余”和“耕读传家”的理念。大余湾是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村落中的典范，也是耕读型村落的一个缩影，我们可借其以小窥大。

（一）大余湾家族历史

大余湾现有居民百余户，三百余口人，全村男子皆为余姓。据大余湾《余氏宗谱》，余氏把夏朝之前的有虞氏追溯为自己的祖先，余与虞古音相通。据江西长茅余姓的家谱记载，唐末唐昭宗李晔天复四年（904），余氏远祖余良中进士，任洪州（南昌）分宁（江西省修水县）县宰，后隐居在此县的长茅村（余良命名），从此长茅余氏不断繁衍生息。由于提倡读书进仕，到了宋代，余氏家族十分显赫，先后出现数十位进士，获宋真宗曾御笔亲封“一门三太守，廉重勋名之振；四代五尚书，能分帝王之忧”之殊荣。

宋代时余氏一支迁至德兴县，后“族姓愈昌，支派愈繁”，族人散布于德兴、婺源一带。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此地的余氏又有一部分先后迁到湖北武昌和大余湾等地。因此大余湾的余姓是和今江西德兴和婺源的部分余姓一脉相传的。据大余湾《余氏宗谱》的说法，大余湾余氏先祖是在明洪武二年（1369）迁居到大余湾的，“我支自荣甫公避乱创基，徙居武昌，遂卜居黄陂北乡黄土岗……我祖荣甫公传二世祖秀三，名什三，字朝三，偕迁至此（《余氏宗谱》）。”大余湾颇有几分婺源的影子，这里依山傍水，风水极佳，“明朝初年选择村落的基地，最重要是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大余湾在木兰川的谷地之中，这里有山有水，还有河床两边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天然就是粮仓。”余氏族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和此地的生态环境为大余湾耕读文化奠定了基础。

大余湾位于南北通道之侧，距离武汉市中心35公里，靠近省城，大余湾余氏约在明代中后期藉着汉口的兴起通过经商发了家，立稳脚跟，除广置田产、营建华屋外，还修建学堂，聘请名师，重振耕读家风，使得大余湾成为当地颇具声名的村落。清代时一度相当兴旺，相传鼎盛时期有36家坐拥大量田产的地主，村内有多条街道，商旅往来，聚货导财，有“小汉口”之称。据《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记载：“献廷公（余文发，大余湾十六世子孙）机警笃厚，读书明理，乡党不称其名而呼曰余四爹。壮年回乡，置田产二百石，造住屋十栋，皆石墙到顶。造研子岗同顺典当铺屋，永兴号铺屋……资本共约银十万两。”这条关于“献庭公”的记载既说明了大余湾人的读书传统，也说明了大余湾当时的繁盛。如今村内尚有古民居40余栋、房屋数百间，多为明清至民国时代所建的徽派石砌建筑，路也用方块石板铺成，旧时很多建筑的正面、前檐和房梁上都绘有彩画，有的融诗、书、画为一体，古朴而具文化气息。大余湾总体上构成了一幅“流水穿村过，过溪搭桥梁，出门到田间，观鱼清水塘”的天人和谐的乡土生态画卷。

（二）大余湾的耕读文化

余氏千百年来一直有着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据传从其先祖余良之后的唐末至宋代时期曾先后两度出现“一门三太守（知州），四代五尚书”的光辉历史，笔者查阅大余湾和长茅余氏的族谱，并通过《宋史》等相互印证，所传的人物与官职基本吻合，可信度较高；在明清两代大余湾曾出过百余位秀才、进士；地靠商业、工业、科教发达的汉口、汉阳、武昌，容易受到外部精英文化和先进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从这里走出了近百名教授、博士、科学家和社会名流。

大余湾先祖初来此地时带来不少书籍，由于书籍年代久远，容易受潮，以前余家每年都有晒书的传统，存放书籍的木箱表面都变成炭黑色，“文革”前仍有28箱，“文革”中被毁。在大余湾后山曾建有书院和文昌阁，大余湾余氏祖先本士大夫之后，一直保留着供奉文昌帝君和孔子的习俗，迁居此地后就修建了文昌阁。相传文昌帝君乃文曲星转世，为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因此耕读传家的大余湾余氏祖先希望文昌帝君能庇佑自己的后代读书有成、取得功名，以绍远祖遗风、光耀门庭。后文昌阁毁于战火。如今文昌阁已被复建，其门柱上写着一副对联“文章瞻汝美，道义衍其昌”，阁里供奉着文昌帝君、天聋、地哑、魁星、喜神诸神，供村中的年轻人和游客参拜进香。这些都是大余湾人重视读书教育的见证。

（三）大余湾耕读文化的典范人物

笔者赴大余湾调查，发现村里统计有明清以来百位秀才和百位专家学者的名单，这些人物中不乏进士、官员、社会名流，但最被村民熟知并传为美谈的是近代以来的“父子四留洋（四博士）”“四人同时期考上国立武汉大学”和“两个励志苦读人物”的故事。

“父子四留洋”是指余家菊、余传弸、余传韬（弢）、余传强父子（女）。提到大余湾的耕读文化，余家菊是尤其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余家菊出生于书香世家，深受大余湾耕读文化的熏陶，曾就读于中华大学，后留英获博士学位，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台湾“国策顾问”、“国大”主席团主席等职。他终生事业始于教育，终于教育，是最早的乡村教育的倡行者和理论构建者，1919年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1925年撰成《国家主义教育学》一书，他为我国近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大余湾崇尚读书的家族教育理念不仅影响了余家菊本人，也使他非常关注国民教育、十分重视子女的读书教育，并把这种理念传递到下一代的身上，其子女个个都成为国家栋梁。其三子二女中，有三人留学美国并获博士学位，第三子余传韬（妻为陈诚女）尤其出名，曾任台湾“中央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常务次长。余传韬继承其父余家菊之志，不仅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而且在大陆和台湾关系解冻后，经常从台湾回到大余湾帮助家乡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为激励家乡学子努力读书，他发起资助大余湾村所有在高中和大学深造的学子的活动，还会同旅台同乡在黄陂一中、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设立“余家菊教育奖学金”；并不顾高龄来大陆多地讲学，加强文化交流。

同时期考上国立武汉大学的四人，指余家典、余传周、余传授、余传弸，四人都于20世纪30年代考上武汉大学，后来分别成为铁路专家、水利专家、大学教授、联合国翻译。村里还有两个勤学苦读，励志上进的典范。余传斌是国内知名棉花专家，曾培育多款优良品种。他在武汉大学做清扫校工之余勤学旁听而被武汉大学转为正式学生，其五个孩子中有四人考上大学。余传柱，家贫只能在大余湾的百子堂陪读，无钱买书，只能手抄，古书抄完即能成诵，惜其20多岁即夭折。

（四）大余湾耕读文化的断层

在家可做锦绣文章，出仕可为国家立业，大余湾人通过耕读传家、崇文重教而培养了不少国家栋梁，也影响着周边地区。“大余湾人对‘耕读传家’四个字理解得比一般农民要深刻。他们对家族中靠读书走出山村，为社会做过一些贡献的人，表现出罕有的尊敬。谈起大余湾同族的先贤，大余湾人的脸上总是出现一种自豪的表情。”和其他传统村落一样，大余湾因“耕读传家”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并得以绵存数百年。但近年来，大余湾出现“空心化”的现象，很多年轻村民在城里工作定居，子女在城市里上学读书，过年时才回村团聚，或是在清明节回村上坟祭祖，不少房屋因年久失修而无人居住，不少土地被流转、荒芜，只有部分老人在家留守，大余湾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耕读文化出现断层的趋势。

四、传统村落耕读文化发展的思路

耕读文化、耕读传家方式是在我国农耕文明、地理环境、宗族制度以及人们的家国情怀、人生追求、天人观念和安土重迁心理等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主要产生于村落，传承于宗族家庭，传播于乡土知识分子。耕读文化与村落的发展荣辱与共，随着村落的兴盛而更加繁荣，反过来又可促进村落的兴盛；如今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学校撤并、田地闲置、老屋破败，很多村落出现空心化的倾向，乡村精英纷纷选择留在城市，乡贤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已微乎其微，耕读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耕读传家的模式出现变化。耕读文化具有传播文明，修养德道，教化民众，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作用；还体现了天人和谐的自然观念，具有生态价值。在提倡振兴传统文化，提倡保护传统村落，提倡留住乡愁记忆，提倡建设美丽乡村，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理应重视和弘扬耕读文化，保护村落人民的精神家园，使古老的村落重新焕发生机。笔者认为耕读文化发展和传统村落发展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传统村落的存续是耕读文化传承的前提，如果传统村落凋敝、村民减少则会制约和破坏耕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耕读文化发展可以促进传统村落的发展。因此，应在“耕”和“读”上做文章来保护传统村落，进而使耕读文化得以传承。下面结合传统村落大余湾的情况对耕读文化的发展思路进行探讨。

（一）立足农业耕作基础，发展特色农业及农产品

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农业种植的种子、农药、化肥投入成本过高，传统程序繁琐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已远不及外出“打工”或其他非农业活动的收入。这是导致农村人口流出和土地闲置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诱发村落出现“空巢”或“空心化”的现象。因此，在农业方面，传统村落可请专家指导、因地制宜，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合理改变作物种植结构，保持和选种有较高经济收益的特色农作物以及进一步加工特色农产品、土特产，发展“互联网 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使当地村民发家致富，这样既可以合理利用耕地又可以留住部分原住民。如海宁市周王庙镇云龙村凭借蚕桑种养特色，发展出独特的蚕桑经济文化；江西荷桥村、龙港村利用“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这一遗产符号，建立优质稻生产基地，打造稻米及其延伸产业，取得良好成效。大余湾的许多耕地被闲置或被开发商低价占有，需要当地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村民转变思路来发展适合本地种植的特色农作物，可以“村集体 农户”或“公司 农户”这样的方式来操作。

（二）立足村落生态田园风光，开展农业休闲旅游和农事体验活动

一是开展农业观光。传统村落一般或依山或傍水，或两者兼有，又拥有大片耕地，有着良好的“风水”，体现着天人和谐的居住和生存理念。传统村落里田园牧歌风光既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又可满足人们返璞归真、亲近大自然的需求。所谓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传统耕读型村落可在保护好原有村落布局、不破坏生态风貌的前提下，分片区种植集食用、观赏为一体的农作物，如油菜可打造油菜花海、桃子可打造“百亩桃花”、莲藕可打造“十里荷花”等，或者种植纯观光型农作物、打造观光农业园，如“太空”作物。以此吸引游人。

二是可以开展农事体验活动。让都市人们徜徉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田园生活，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如通过农民指导在一小片田地里体验播种、种菜、除草、采摘、收割、垂钓、捕鱼甚至自己动手用原材料做饭，还可以认养植物。还可以作为青少年和儿童的生活实践及科普教育基地，使其认识草木鱼虫、感受乡土气息、陶冶身心，了解农业文明和农业生产过程，认识到农民的艰辛，以培养其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态度及艰苦朴素的习惯，培养其动手实践能力，避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现象。

三是发展休闲度假农庄。在村落周边依村落建筑风格建立农家客栈、农家饭庄和村落周边的配套景点，结合全域旅游和大健康等观念，打造集游玩、餐饮、住宿、养生、消费为一体的休闲度假胜地。人们除了可以从事农业观光、农事体验活动外，可以在村落及其周边范围徒步、爬山、攀岩、露营、游泳、晨练，还可以在此品尝农家菜、住宿、中医养生保健、夏季避暑，购买绿色有机的农村土特产。

通过这些形式，既可以使村落中的外出劳动力返流回乡、增加村民经济收入，又为热爱乡土文化、喜欢田园风光和传统村落的都市群体创造机会和条件，使他们的乡愁得到安放和宣泄，为他们的心灵提供一片憩息之地。大余湾所在区域生态环境良好，处于拥有众多景点的木兰文化生态景区和盘龙城文化范围之内，又靠近武汉市，交通相对便利，有充足的游客群体，非常适合此发展方式。

（三）立足耕读传统，开办耕读学堂，传播传统文化

在耕读型传统村落里，俢复或重建学堂，建立仿古式宿舍，建立乡村图书馆，传播传统文化。一是开展对本村村民的读书学习活动，宣传村内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和村内名人先贤事迹，传承和弘扬耕读精神，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村民诗意地栖居。二是对外界人的活动。在耕读学堂里可以请教师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讲授相应的传统文化课程，带领学生学习、阅读经典、诵读诗歌，聘请学者开展讲座，组织读书会、夏令营，大、中、小学生可以来此学习文化课程、琴棋书画，还可以进行绘画写生等。既可以通过学校、旅行团组织来此，也可以父母带子女一起来，形式多样，活动丰富。这样既保持了村落的耕读文化氛围，又增加了村落的经济收入，也契合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精神。三是培育新型地方乡贤和精英。通过耕读文化的传承，引导村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为新型地方乡贤和精英的培育提供文化土壤，为构建新型乡土文化、树立文明乡风、促进基层和谐治理提供良好的条件。

（四）立足村落文化遗产，展示村落耕读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中既有特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又有具有乡土气息和民族民间韵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分别代表着村落文化的表征和内涵。这些文化遗产是村落的个性化标识符号，蕴含着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反映着村落人们集体的记忆和族群认同，有着历史、文化、社会、艺术、经济等多重价值。传统耕读型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传统民居、宗祠、私塾、学堂、书院、文昌阁、状元街、牌坊、牌匾、石磨、石碾、纺机、农耕器具等，它们一般都经历了一定的历史年代，古朴而具有特色，建筑方面则讲究一定风水、布局和规则；传统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戏剧、曲艺、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游艺与杂技、传统中医药和各种民俗形式，可谓纷繁多样、各具特色，是村民们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一方面，传统村落可以凭借传统建筑及历史遗迹的特色优势吸引游人，还可以建立宗族博物馆让人们了解村史、家族谱系、宗法制度等，建立村落民俗馆展示农耕文明、展示耕读文化、展示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另一方面，可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体验项目。可使村落以外的人来参与体验传统节日民俗、礼仪，进行手工艺产品的学习制作，品尝或亲手参与制作美食，参与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和娱乐活动。如大余湾村里原来雕匠、画匠、石匠、陶匠远近闻名，曾有“十汉四窑匠”的说法，青少年可以来此学习陶艺、雕刻艺术等。亦可在村落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学生教育实践基地等。

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加以政府的引导、公司的合作及社会各界的帮助，通过村落中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景观、自然生态、民俗等文化遗产以及立学兴教等多方面的相互配合，来传承发展耕读文化，既可以激发和增强传统村落中原住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意识，又可以带来人气，增加经济收入，为传统村落发展注入活力，可谓一举多得。但需要注意村落的自身条件和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开发利用而轻视保护，不能千篇一律失去特色，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村落居民的利益和诉求，要保持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J].中国农史，2010，（1）.

[2]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J].江海学刊，2003，（2）.

[3]姚伟钧.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J].社会科学战线，2001，（5）.

[4]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农史，2015，（4）.

[5]邹德秀.中国的“耕读文化”[J].中国农史，1996，（4）.

[6]王玉德，莫晸.黄陂大余湾[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2.

[7]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M].台北：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

[8]周建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注释：

[1]王思明、卢勇：《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

[2]陈桐生译注：《国语》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田千亩》，中华书局，2013年，第16页。

[3][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卷26《上农》，上海书店，1985年，第333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23页。

[5]《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866-867页。

[6]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5《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

[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颜渊》，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8]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第12《君道》，中华书局，2015年，第207页。

[9][清]孙诒让撰，孙启智点校：《墨子间诂》卷1《七患》，中华书局，2001年，第25页。

[10][汉]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0页。

[11][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6《水旱》，中华书局，1992年，第429页。

[12][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季世》，中华书局，1980年，第199页。

[1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5《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

[15]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

[16][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家训》卷4《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谕纪泽、纪鸿》，中国书店，2011年，第64页。

[17][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家书》卷4《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致澄侯诸弟》，中国书店，2011年，第169页。

[18]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牧民》，中华书局，2004年，第2页。

[19][清]王永彬撰，徐永斌评注：《围炉夜话》第183则，中华书局，2008年，第151页。

[20][清]王永彬撰，徐永斌评注：《围炉夜话》第118则，中华书局，2008年，第103页

[21]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卷1《治家第五》，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

[22]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卷4《涉务第十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177页。

[23]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卷3《勉学第八》中华书局，2007年，第97页

[24]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卷3《勉学第八》中华书局，2007年，第101页

[25][清]王永彬撰，徐永斌评注：《围炉夜话》第155则，中华书局，2008年，第128页。

[26][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家书》卷4《咸丰四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等》，中国书店，2011年，第157页。

[27][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曾文正公家书》卷10《同治六年五月初五致澄弟》，中国书店，2011年，第479页。

[28]姚伟钧：《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29]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第49《五蠹》，中华书局，2007年，第698页。

[30]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村[2012]184号），2012年12月12日。

[31]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建村[2012]58号）。

[32]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33]邹德秀：《中国的“耕读文化”》，《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34][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4《读山海经·其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133页。

[35]王玉德、莫晸：《黄陂大余湾》，长江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36]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第190页。

[37]王玉德、莫晸：《黄陂大余湾》，长江出版社，2012年，第97页。

[38]周建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39]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40]任继周：《系统耦合在大农业中的战略意义》，《科学》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