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失败原因探析

作者：程同顺 张国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观察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8-04-21  浏览次数： 4911次

【摘 要】对自由主义的过度追求形成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但推进西式自由民主普世化的灾难导致了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失败，因而战争手段取代了和平演变。西方文化霸权失败的原因，在于其自由主义理性的一元性与人性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自由主义； 文化霸权； 理性； 人性；

自由主义被现代西方世界视为价值观的核心和圭臬，但自由概念的混乱及其滥用多为人诟病，以赛亚·伯林在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上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并重塑了自由主义，认为消极自由能够保障人们免于强制，而积极自由则可能使人陷于残酷的暴政。两种自由概念在国内政治范畴中被提出，但其分析逻辑的应用范围却并不止于此，还可用于分析国际事务，尤其是文化霸权主义的逻辑推论。西方国家因为对自由的过分追求而形成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造成了第三世界民主化国家的转型灾难以及对其文化霸权主义的拒斥。文化入侵与和平演变失败后，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肆无忌惮地干涉和入侵，从而使消极自由的初衷演变为积极自由的强制。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原为现代自由主义立身之本，但它却在国际事务中走向了原初含义的对立面，这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嘲讽。接下来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一逻辑的转换进行理论分析，从而揭示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

一、对自由主义的过度追求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

百余年来，自由主义总是批评社会主义是一个乌托邦，指责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然而奇怪的可悲现实却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坚持独立自主，试图在有限的国际舞台上保全自己的生存空间；反观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家”，却一直在理论上塑造自由民主的普世乌托邦，在现实中恣意妄为地干预他国事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最大的乌托邦正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最大的意识形态输出者正是西方国家自己。

自由主义在其产生之初是一种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政治学说，它致力于革除君王专制、蒙昧愚钝和封建等级。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将人从传统政治形态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超然的、隔离的、解放了的个人”，“成为最终裁决者，成为绝对的存在”，从而使人的本质抽象化、同质化、普遍化，同时也使世界趋向于个人化、理性化、自由化。但由于世界各地的进步是不均衡的，不仅步伐快慢不一，而且对进步的目标选择、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多元现代性”。在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西方世界，自由主义的使命完成之后，便不再表现出革命性，而是日益趋向保守。然而，非西方世界多元存在的现实重新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兴奋点，成为自由主义新的革命对象。如同面对前现代时期的专制、蒙昧和禁锢，自由主义重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试图挥舞大旗引领世界各国民众冲决罗网、摧毁围墙，构建一个自由至上的大同世界。但与早期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摆脱了仅仅作为一种消极的反应的角色，转而成为能够作为对所有类型的绝对权威的替代品而产生吸引力的一种积极的政治想象力”。从消极意义上的反抗到积极的扩张，意味着自由主义在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后试图实现普世化，主导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话语和思维观念，然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却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扩张。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略亚非拉各国恶行累累，但却声称其目的在于使他们摆脱蒙昧，走向文明。虽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约翰·密尔并没有将其“群己权界”无差别地适用于全人类，而是认为，“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由于“野蛮人”如同尚未成年的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那么由文明程度更高的种族对其进行专制统治也就具有了必要性，这正是密尔的殖民主义的论证逻辑。在为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专制统治辩护时，密尔讲道：“如果更先进的较小民族能够征服较大的民族，像马其顿人在希腊人支援下征服了亚洲，和英国人征服印度那样，常常有利于增进文明。”

二战之后，各殖民地国家通过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斗争获得独立，然而，独立之后的大多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真正地独立自主，而是屡屡被西方国家假借现代化、民主化之名而行侵略之实。作为现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时时处处以“人权卫士”自居，每年都要炮制并发布世界各国的人权报告，指责他国侵犯人权、独裁专制，甚至宣称为了使第三世界的民众摆脱本国政权的奴役、恢复自由、实现现代化而发动战争，屡次侵略或干涉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或“无赖国家”。近十余年间，美国及其同盟就从南斯拉夫打到阿富汗，又从伊拉克打到利比亚，2013年以来一直对叙利亚蠢蠢欲动。具体情势可能有所区别，但理由并无二致， 就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实现所谓的“自由”，正如奥巴马2013年9月10日就叙利亚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时所说的，“阿萨德政权践踏人权之举踩入了禁区，犯下了反人类罪、战争罪”。

从殖民侵略，到人权攻势，再到西方国家发动战争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地被赋予理性和尊严，因而没有理由生活在他人的奴役和压迫下；在那些发展缓慢的国家中，民众没有意识到其自由的价值和意义，因而西方世界有责任帮助他们走向现代化。西方国家发动战争维护世界霸权，自然有其利益诉求，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确有西方学者和民众是基于对于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的偏爱，以及对任何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和制度的痛恶而支持西方政府对外发动战争的。这种民众心理以及西方国家对发动战争原因的解释，虽不涉及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却也是一种霸权思维，即文化霸权主义。

二、西方文化霸权的逻辑及其失败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维的初衷可以表述为消极自由的理念，它力求实现个人选择的自主决定，而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强制。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为实现个人自由而大声疾呼，仅从这一点来看，西方自由主义与生俱来的革命性具有超强魅力。但是，事情只能止步于此，否则便是自由主义革命的灾难，因为理论构造和价值呼吁其后的每一步逻辑演进和实际行动之恶都远甚于其初衷之善。

尽管对理性来自何方语焉不详，但是自由主义者无不认为人具有普遍理性，在此意义上，人是普遍平等的。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却认为某些地区和国家的人理性不足，没有能力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天赋权利，这实际上是将他们视为“类人动物”，也就是约翰·密尔所谓的“种族自身尚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之中的“野蛮人”，而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人。持续了四百年之久的殖民扩张以及贩奴贸易，表面看来似乎与自由主义理念不符，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的结果和产物。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既然某些国家和种族的人理性不足，那么，西方国家就有义务教化他们，启发他们的理性能力，帮助他们走入现代文明。近代时期，英法等欧洲国家因其领先于全世界各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而承担着“传教士”的责任。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实力的急剧膨胀，一种傲慢自大的自我观日益普及，激发出对意识形态帝国的追求，“这种意识形态相信美国的道德优越，认为美国有权领导进行所需要的变革，它还基于自己的道德理由，要求全世界都实行‘民主’、‘自由’、‘平等’和‘资本主义’”。如果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或民间主张，这种价值取向无可厚非，但某一国家政府若以推行这种价值取向为己任，进行对外文化侵略或和平演变，甚至直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或者通过支持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方式推翻某国政府，那么，事情就改变了性质，且往往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霸权者的行动起初是观念的输出和教化，试图以此启蒙非西方世界。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在现实中遭到了拒斥，非西方世界中的民众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预设的那样不具备理性自主能力，在理性自主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人们至少还能够对于外来的文化观念入侵表示反对。如果仅就世界范围内价值观念的演变来说，自由主义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但是，接受这些价值的人却并非在西方文化所赋予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它们，而是要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自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潮流以来，亚非拉诸国的激进民主化变革对其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民主化不仅没有改善人权状况，反而导致了更为深重的人权灾难。至少就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对非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的恶性影响来说，自由主义的观念输出无疑是失败的，这不但引起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拒斥，甚至使第三世界国家对普世价值这一概念都保持警惕。

西式民主普世化的灾难意味着西方意识形态输出和教化的失败，这又意味着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失败。观念输出和教化遭到失败和拒斥的霸权者并没有因此而却步，相反，他们诉诸于赤裸裸的武力来推行其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以达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最终目的，正如美国为执行“中东民主化改造战略”而不惜屡屡发动战争。“道德帝国的意识形态向往的不仅是美国主宰世界，而且要按照它的愿景重新改造世界，所以它会导致冲突和持久的战争。它所鼓励的那种高扬道德的咄咄逼人必定会使国际关系紧张和对立。它必定会激起对抗和敌意。事实上，它已经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以战争手段取代和平演变，发展至此，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由消极自由的初衷最终演变为积极自由的悲剧。

一旦牵涉到军事行动，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逻辑也就不再是消极自由，而是转变为不同于卢梭的“迫使他自由”的另一种形式的积极自由：霸权者要将其理性赋予理性缺失的蒙昧民族，以此迫使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在伯林的理论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原本具有完全相反的问题导向和演进趋势，但在实践中二者却陷入了同样的困境，都是以自由为名而行强迫之实，区别只在于被强迫服从的对象不同，卢梭式的“迫使他自由”是要强迫个人服从“公意”性的意志或理性；自由主义的“强迫自由”则要强迫个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或理性。正如近代的殖民运动遭到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美国试图主宰世界并按照它的意愿重塑世界的野心一直都在遭受谴责和抵抗，即使在美国国内，基于这种野心而发动对外战争也不得民心，以往对美国惟命是从的欧洲诸国的反对态度也越来越明确。

三、西方文化霸权失败的内在原因

自由主义理性的一元性与人性多元性之间的矛盾是西方自由主义无法正视的一个事实，这也正是西方文化霸权失败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是一种消极自由状态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之所以值得追求，因为它承认人的普遍理性能力，赋予人们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以此保证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偏好行事，而不受强制。在此意义上，自由的生活是具有多样性的，因为人的愿望和偏好各有不同。但是，这却是一幅虚无飘渺的图景，因为自由主义内在地包含着困境，这一困境来自于自由主义对普遍理性的过分依赖。

理性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认识客观事物并作出主观判断的逻辑思维能力。理性如同激情和欲望，是人的一种特性，柏拉图将其称为“灵魂的理性部分”，用以思考推理。自由主义对理性有两种不同理解，其一是霍布斯式的推理或计算，其二是洛克式的自然法或自然理性。这两种不同理解涉及到理性与激情、欲望的不同关系，前者将理性视为服务于欲望之满足或调和的计算工具，后者则将理性视为约束个人欲望和行为并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公共善，从而形成了工具的与自律的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论分支。尽管如此，二者都将理性追溯到人性本身，视其为天赋的禀性，认为人具有普遍理性，理性是平等的，并且是同一的。霍布斯认为：“根据天性来说，所有的人都能同样地推理。”至于推理结果的差别，例如“荒谬言辞”，霍布斯认为是错误推理的结果。洛克所言的理性即自然法，他反复强调人们“赋有相同的能力”，并由此得出人们普遍平等的观点，“同样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

基于人人具有同等的理性这一假设，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外界对个人选择的强制，也正由于人们的理性是同一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构架才能够获得自由主义的个人的普遍支持，以“自然状态”或“无知之幕”为假设进行理论推论也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对理性的过分倚重，个人的自由行为也就必然存在一个困境：如果人的行为受其理性指导，我们就很难发现个人之间有何差异，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念会有何差异，个人的具体行为选择会有何差异。遵循这一逻辑而行的结果便是，自由主义的人只能是完全同质且同样的人，千人一面。即使霍布斯认为理性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单纯从经验中来，而是“通过辛苦努力得来的”，也就是必须努力练习，增进“学识”，但从他对“荒谬言辞”和“学识”的分析来看，理性是具有唯一性的，正确推理或计算的结果只能有一个。洛克的理性不是工具性的，而是目的性的，但也避免不了千人一面的结果，因为理性只是教导人们遵守自然法则，也就是，“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既然人们具有同等能力，又遵守同样的法则，那么多元性又如何能够从理性中得出呢？

社会由个人组成，如果社会是多元的，人的生活状态是多样化的，那么多元性只能来自于人的本质的差异。由于理性是同一的，无从得出多元性，那么差异的人性绝不能归结为普遍理性，而必须另寻他处。自古希腊以来，西方观念中一直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且理性是通往善的阶梯，非理性则往往是恶的肇因，因而理性要节制非理性因素。诚如柏拉图所认为，理性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起领导作用，要调节激情，使其“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然后在激情的协助下领导和监视欲望，使其恪守本分。

在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二分的背景下，至上的伟大的善往往只有一种，它可以包容一切。这种善在柏拉图那里便是城邦，为实现城邦的善，哲学王在立法前，要像艺术家先擦净画板再画画一样，先把城邦和人们的品性擦净，这是一种集唯美主义、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于一体的一元论。这种一元论在启蒙运动中为乐观派所继承，认为人类的理性智识和道德善良能够无限完善化，知识的进步与真理、幸福、自由、德行、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尊重的进步都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相较于理性与善的一元性，非理性与恶则是多元的，正如霍布斯所列的作为“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的诸种激情或欲望，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因竞争、猜疑和荣誉而争斗不止，陷入战争状态。

既然人与社会都具有客观的多元性，那么，相互之间的差异只能来自于非理性因素的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人们在激情、欲望、情感、归属等诸方面所具有的差异。不幸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尊崇理性，排斥非理性，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正是理性对于激情与欲望的压抑，自由主义也正是对这一基于理性的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哲学言说。以同一的理性压抑多样的非理性，人的本质及其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又有几成？失去了非理性因素的羁绊，理性在无目的和价值的行程中越走越远，终于成为一个工具性手段，而自我，也在目的的迷失中成为“纯粹幽灵般的主体”。在自由主义文化圈内部，多样性无从体现，更无从溯源，人只是追求自身财富的同质的利益最大化者，超出这个文化圈的界线之外，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现代之前的世界相互隔离，各个地区的人及其生活在全球意义上是与世隔绝的。就如文化相对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并不存在抽象的“人”这个概念，只有中国人、欧洲人、印度人、埃及人等具体的历史的人，诸民族文化之间因为无从比较也就失去了高下优劣之分。由此而言，世界本是多元的，人及其生活充满了复杂的多元性。但是，由于扩张型的欧洲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非西方文化共同体统统被卷入了西方所谓“世界的一统”框架之下。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后果，全世界范围内的消费模式乃至生活方式日渐趋同，各民族的独特文化也正在迅速消逝，“基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正受到全球趋同性的威胁”。

西方现代化的旗帜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傲慢而自负的自由主义在胜利中引吭高歌，试图横扫全球。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就是对于同质性的追求，它的概念范畴没有为多元性、差异性留下丝毫生存空间。同质性实际上也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对于人、社会及国家的认识，它要求世界各地的民众都成为无差别的理性人，过一种理性自主而不受强制的生活方式。作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保障，自由主义为社会政治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基本原则，即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冷战结束之后，宪政民主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取得了彻底胜利，“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而且除了人民主权之外，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合法性原则”。基于普遍理性的无差异的人性，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只能是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这便是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实质。

自由主义不仅试图在其原产地实现自由个人的一元化，在世界范围内，它也要树立其价值观念的绝对至上地位，以普遍人性改造多元现实。这种努力自然遭到了各国的拒斥，它导致了自由主义的自由从消极自由转向积极自由，而如以赛亚·伯林所申明的，积极自由意味着的是强制和奴役。如此说来，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化深含讽刺意味：它本来是要促进和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实现民众的独立人格和理性自主，最终却侵犯了他们的不受强制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自由。文化霸权主义策略失败后，西方世界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进行武力侵略，这在逻辑上属于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性的强盗逻辑，在现实中则暴露了西方霸权主义不惜发动战争以维护本国利益的罪恶实质。

如果理性并不能解释复杂多元的人性，那么根基于个体理性的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普世化的逻辑前提，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构架更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理性不蕴含多元性，则对多元人性的探究必须从情感、欲望这些非理性因素中探寻。如果说理性标志着人的个体独立，那么各种非理性因素则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性来自何方及如何产生向来模糊不定，更无从查实，而非理性因素则在社会中产生，并因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而各有差异。尽管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基调是理性压倒非理性，但反思启蒙、质疑无限进步、批判自由主义的声音也从未中断。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理解为人的多元性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社会关系具有复杂的多元性，不同社会的传统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而非自由主义的人性论那般只是一个不太靠谱的理论假设。社会关系的差异解释了人性的差异，当然也为文化价值观念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元性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下需要我们关注的事情，不是盲目地照搬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而是从我国民众所处的社会关系、现实国情和实际需求出发，探究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改革方向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