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村的故事

作者：黄树民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3-16  浏览次数： 15448次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此书中，他想要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仍得以延续。

作者简介

黄树民，1945年生，祖籍广东，成长于台湾嘉义。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现任专职教授。出版有《农业的萎缩――台湾农村社区制度之变迁》（英文，1981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及学术论文。目前从事研究地区包括台湾、福建及山东农村地区。

目录

一版序

二版序

感谢

前言

第一章 林村印象

第二章 家庭历史

第三章 解放

第四章 饥饿岁月

第五章 参加政治运动

第六章 返乡

第七章 治保主任

第八章 欣欣向荣

第九章 解体

第十章 农村干部

第十一章 1990年代的变化

第十二章 林村何去何从？

跋 黄树民与叶书记

附录

注释

参考书目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方法论研究

赵　佩

【摘　要】读不懂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就读不懂中国。《林村的故事》一书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展现了福建厦门市郊的林村在1949年后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其在1989年以英文版问世以来，被许多研究中国人类学的教授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并成为西景书社少有的几本学术性畅销书之一。本文从社会调查方法论视角出发，探析《林村的故事》写作特点与所使用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分析该书在以林村为研究个案过程中运用的调查方法与技巧。

【关键词】社会调查方法论；农村变革；林村的故事；个案研究法

一、《林村的故事》在方法论上的写作特点

（一）以小见大——力求探寻中国农村社会变革过程

《林村的故事》是黄树民教授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主要通过与福建省厦门市附近的林村党委书记叶文德的对话记录而写成的。该书用生动活泼的“类小说”笔调记录了林村党委书记叶文德的个人生命史，作者通过林村的个案旨在反映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地区发生的变革过程，原本一些自治程度不高的小型村庄逐渐被具有普遍性政府主导的大众文化所同化，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化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种写作方法可以让世界更真切、更立体地感受到真实的中国农村。正如黄树民教授在导言中所说：“从1949年开始，中国农村便关上了对外的大门，外界人士无从得知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以及农村所产生的变化。所以近年来在中国从事的田野调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此以实质资讯来弥补这个知识真空。”[1]

（二）纵横交错——以历史和现实揭示农村变革结果

该书采用实证研究中以历史为主干的个案研究方法描写了林村叶书记的个人生命史，以对话方式撰写田野志，是涉及中国人类学民族志撰写方式的首创，从而避免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惯常研究方法的弊端。当然，该书中并非只有叶书记的个人言论，作者在林村的7个月通过与形形色色的人深入谈论他们的家族历史、个人生涯、经济活动和宗教信仰等，并在这个过程中搜集了大量有关林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和目前发展等种种资料来印证叶书记的口述历史。

二、《林村的故事》运用的社会调查方法

（一）个案研究法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个案研究法是指对单个人或事物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研究的人或事物可能具有典型性。在现代社会调查研究中，有时为了研究某一问题，可以通过对某一案例进行研究来加以验证。例如邓大才教授在《农地流转市场何以形成——以红旗村、梨园屯村、湖村、小岗村为例》一文中通过对红旗村、梨园屯村、湖村、小岗村四个村庄的土地流转成因的个案分析，从而得出土地收益是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的基本结论。《林村的故事》亦是如此。在《林村的故事》一书中，为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黄树民教授以离福建省厦门市约有10公里的一个城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林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变迁，可以从字里行间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民心中的形象。通过林村这个个案，作者得出了结论：“从叶文德的生涯，和林村其他人的情形来看，今日的中国农村，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1]

（二）历史研究法

在社会研究方法中，历史研究法比较常见。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为基本，对过去的事实进行描述和研究。《林村的故事》一书也基本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描写1949年以后在林村和叶书记人生轨迹上发生的变化。在书中，作者将宏观范畴的社会史与微观范畴的个人史相结合来写作，以此来体现几十年间政府政策的变化对于林村和叶书记的深刻影响，也期冀从叶书记的人生经历变化来反映林村的历史。

就叶书记的人生轨迹而言，1949年后的中国在叶书记一出生就给了他一个“阶级人”的定位——中农，之后在他一生的经历里又陆续给了他“国家人”和“派系人”的定位——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及修正主义的“四清运动”积极分子。他是1943年出生的，也是林村同龄学生中唯一能够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在村小学教了短暂的课之后，就被选拔参与干部培训并参加了1964年由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所提出的在乡村发动“四清”运动。刚成为党员的叶书记本来可以在城里任职，但是因为“四清”运动受牵连而遣返家乡，在村党支部做边缘的工作。由于“四清”运动的缘故，叶书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入村内领导核心的工作。这些经历对叶书记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因国家政府的政策和政治运动而对人的定位一直延续到1975年左右。那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另外，村里的干部和民众也对叶书记的做人做事的态度越发信任，因此，叶书记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林村的领导核心。在《林村的故事》中，黄树民教授告诉我们叶书记的家庭背景和教养、中国闽南传统文化的承袭、叶家在林村家系的边缘地位以及林村村民间传统的互助合作关系、内部地方派系的明争暗斗和外地的关系等等，是如何在叶文德的人生轨迹中呈现的。我们看到叶书记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同时还是一位深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农民，与国家的政治息息相关；他不仅仅是一位因受过良好教育而能不断反思、自省的共产党员，更是一位在林村土生土长与村民和村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林村人。正像书中所说的“他的公共形象，是个暴君般强悍有威严而又傲慢的人，而又私底下却有温柔感性的一面。”[1]

《林村的故事》中主要通过叶书记对本村历史的回顾来展现林村的变迁。在叶书记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中国东南一个村庄在1949年以前所遭遇的苦难，贫、病、弱是该村的真实写照。1920年到1949年间，该村发生过两次瘟疫，林氏宗族人口骤减。1949年以前的林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家里用水、甚至田里的灌溉水，都要靠女人从深水井里一桶一桶打上来。女人要花上半天时间把水从井里打上来。”那时的林村村民只能三餐以地瓜为食。抗日战争时期，从外地搬来的吴明和吴良两兄弟开始反对林家人，双方的冲突很厉害，到1949年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当解放的浪潮来到这个小村庄时，几乎所有村民都欢喜雀跃地迎接这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解放后，林村人口逐渐恢复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水平。村民们普遍很乐观，相信将来的光景会更好。[1]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政治上的极度狂热和自然灾害，饥荒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始笼罩在这个村落中。这一阶段，叶书记也成为政策的牺牲品。从过去“四清”运动的骨干，瞬间变成了村庄的边缘人物，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才被重新提升为村书记。叶书记复职后，一心抓经济建设，村产值在几年之间翻了近6倍，人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林村因此也成为当时的先进村。面对全国性生产责任制的浪潮，林村解放了集体经济而回归家庭经营。此后到1996年黄树民教授重回林村时，林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商镇和工业区。作者通过记录林村这几十年的历史为的就是说明一点：中国农民、农村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

（三）归纳研究与演绎研究法

在社会研究方法中，归纳法是从个别的事项中，获得一种共同的言论，建立人类经济社会政治活动的各种法则。它是一种客观的方法。归纳推理是思维进程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形式，是从一般个别判断出发，推导出一般的、普遍性质的结论。归纳推理最重要的特点即是其扩展性，即它把对事物性质的判断扩展到前提所包含的内容以外。扩展性又可以称为“整体性质”判断的前提，即根据局部性质推断整体的性质，当部分某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时，则所有该事物全体都具有该种性质。演绎推理是指思维进程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形式，是从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导出具体的结论。它是一种比较主观的研究方法。

演绎研究法是《林村的故事》一书的研究方法之一。作者在书中的前言部分就已经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特点作出了概括：“在传统中国，农民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农民的地位模棱两可”。在中国农民的生命中，最能使他们保持稳定的因素是对“家”的眷恋。在过去农民的意识里，家除却物质性和经济性的意义之外，它还具有社会性意义。正是因为对“家”的关注，农民因此愿意随时安定下来，勇敢面对一切天灾人祸，争取一切可用的资源。[2]于是这也就为林村的调查做下铺垫。林村是中国一个典型的农村，林村的村民与传统中国的农民一样，家对他们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例外的都是为了“家”这个字。

归纳法在该书中的运用在于黄树民在本书中提到的“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和“全国性文化抬头”的结论是基于他对林村的调查研究得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在主观的政策目标和客观的人民需要找到适当的平衡点。[3]经历了社会巨大变革的林村，也许在将来还会遭受人与地的矛盾，但是无论如何，改变已经明确发生在这里。林村不仅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过去以及现在的中国农村，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预想未来中国农村的模样。[1]这就是黄树民研究林村的价值所在。

（四）用事实说话，避免价值判断

人们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往往是出于发现事实真相并给出合理解释的目的，而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又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1949年以来，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很多西方学者在从事中国研究的过程中故意夸大社会主义的弊端，无法给世界人民展示一个真实，客观化的中国。而与此相反，《林村的故事》就避免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尽量向世人展示真实的中国农村。黄树民说，由于政府实行权力下放，国家对民众的生活控制能力在弱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更加规范的政治和法律框架正在建立，这有利于确保社会的良好运行。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貌似无序的繁荣发展中看到了村民们的创造性智慧，他们能够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开拓一个较好的生活空间。他正是用这些新增篇章来捕捉林村出现的充满跃动的变化过程。

三、《林村的故事》方法论对现代田野调查的启示

黄树民用《林村的故事》向我们诠释了一个农村研究者严谨的研究作风和遵从事实真相的价值伦理。

田野调查者应有严谨的研究作风。在本书中，作者展示的研究逻辑是：这个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要做此研究，研究的意义何在也就是问题导向是什么。在文中，作者指出研究林村的故事旨在向世人展示194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变革过程，之后又详细介绍选取林村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选择叶书记作为调查和访谈的对象。黄树民严谨的研究作风在此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现代田野调查中，很多学者往往只注重单纯地描述所看到的事实，却将观察事实的来龙去脉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分析抛之脑后，《林村的故事》在研究的严谨性方面为现代田野调查作出了标榜。田野调查者还需具备遵从事实真相的价值伦理。本书写作的是1949年后以林村为视角的中国农村的变迁过程，但由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少学者对中国农村研究时往往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其中，导致人们无法真实了解到新中国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村的具体变化过程，然而黄树民用“用事实说话，避免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向世人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1]黄树民.林村的故事[M].广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1；22；46；48.

[2]景军.评《林村的故事》[J].开放时代，1997.（03）：102-104.

[3]徐平，包路芳.从个人生命史看中国东南农村的变迁——《林村的故事》评说[J].广东民族研究，2003，（02）：1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