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呈现：进路、范式与拓展方向

作者：刘　伟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5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1-18  浏览次数： 3857次

【摘　要】政治心理作为政治体系得以维系或变革的重要基础，在政治学研究中往往被视作“民情”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精神气质和运作绩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和农业大国来说，农民群体作为主要的阶层构成和社会力量，他们的政治心理状况、由来及其效应，更是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只有在1978年全面改革从农村开启之后，随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不断调整，农民群体在乡村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才逐渐从学术上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聚集了围绕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大量研究文献。总结来看，可以发现主要有社会心理、乡村政治和政治心理三大进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初步形成国民性范式、政治文化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本土社会心理范式以及日常心理等范式。进一步反思则会发现，既有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存在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旨趣等方面的诸多局限。今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深化方向，应该是关注转变社会中的普通农民，并注重运用质性方法和国际比较，从而实现研究的本土性与国际化的交融。

【关键词】农民心理；政治心理；研究路径；研究范式；学术反思

政治心理作为政治体系得以维系或变革的重要基础，在政治学研究中往往被视作“民情”的一部分。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心理状况，直接影响着政治体系的精神气质和运作绩效。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农民群体及其个体的政治心理对政治体系而言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和农业大国来说，农民群体作为主要的阶层构成和社会力量，他们的政治心理状况、由来及其效应，更是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诸多研究者来说，农民要么是政治世界之外的人，因为政治往往被界定为少数精英甚至是宫廷的事；或是政治世界的边缘人，因为农民即使参与政治也只是处在边缘的位置；要么只是政治过程中的被动方，因为农民只能被政治影响而不能主动影响政治；甚至是应予以批判的对象———他们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所谓“劣根性”。这一状况自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民革命以来逐步得到了改变，但那时农民主要是作为政治动员的对象而被整体研究的。应该说，经历了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农民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体，都越来越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力量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也就具有愈加不可忽视的政治能动性，农民作为“政治人”的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但只有在1978年全面改革从农村开启之后，随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不断调整，农民群体在乡村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才逐渐从学术上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农民政治心理的具体问题，先后展开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共同构成了这一研究论题的学术积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聚集了围绕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大量研究文献。在这个背景下，回顾和反思既有的研究进路和研究范式，总结既有研究的成绩与局限，对于推进和深化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研究将是必要而及时的。进而言之，以农民政治心理这一具体论题所作的研究反思，也可以成为推进我国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的一个参照。

一、研究进路

如果要研究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观念和心理，学者们往往更愿意选取已有的文本来分析。因为这样作不仅比较方便，也可以发挥研究者的思想洞察力和抽象能力。但是，普通农民并没有书写的机会，即使有，那也是极个别的。因此，针对农民群体的学术研究，首先就意味着研究者的到场，即以某种方式与农民发生联系。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研究首先应该是实证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梳理出1978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的研究文献。而从学术研究的脉络上分类，关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文献，大致是沿着三条不同但又有所交叉的学术进路展开的。

第一条是社会心理的研究路数。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背景下部分触及到农民社会心理中的政治面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往往强调以群体或阶层为分析单位，致力于对一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趋向和心理逻辑的挖掘，农民个体本位的分析相对薄弱。现有研究中一部分是基于历史演变的视角所作的社会心理分析，对理解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张鸣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作了初步的分析，其中涉及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近代嬗变逻辑；又如周晓虹也从社会心理嬗变的角度对江浙农民作了一个历史性的综合研究，其中也部分涉及农民政治心理的一些面向；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社会心理的深度研究，目前只有少数的几篇学术论文，其中以郭于华、孙立平的“诉苦”研究和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之类的口述史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学术发现也非常新颖，但只能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形成机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部分，即是本土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呼吁早已成为国内外相当多学者的共识，但我国真正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特别是相关的经验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这场滥觞于海外的华人学术运动，后来影响到国内众多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心理学者。这一脉络下的相关探讨，往往承续经典研究中的“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等命题，试图回应不断转型的当前中国社会。他们强调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中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逻辑，部分涉及到农民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中，一般都会涉及主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但社会心理学的关注范围显然要广泛得多，政治心理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且遵循着社会心理的大逻辑。除了极个别的研究文本，一般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对农民政治心理自身的独特面向和机制都未能充分呈现。因此，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可以构成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背景和基础，但不能替代明确聚焦于农民政治心理的学术研究。

第二条是乡村政治的研究进路。即立足于乡村政治与治理，从乡村政治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传统出发，部分触及农民的心理与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乡村政治研究日益成为“显学”。在此背景下，部分“三农”学者、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和法学者直接聚焦于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过程，触及到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并产出了大量的学术作品。乡村政治的研究进路中，涉及农民权利观念的研究比较集中。李连江就发现，自由公正的选举的引入，激活了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欧博文和李连江则提出了“依政策抗争”的概念，并区分了“顺民”、“钉子户”和“刁民”这些农民类型。在村民参与选举的动机上，乡村政治进路下的相关研究也比较集中。学者们大都肯定，经济利益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机。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机制，其中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共利，也包括个人私利。何包钢和朗友兴的研究则发现，选民对投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胡荣的案例研究，则强调了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特征。海外学者也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间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动机问题。当然，也有从非经济因素来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如于建嵘在湖南的调查就发现：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做事公道”。郭正林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在所有因素中，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微弱甚至在统计上不相关，而政治面貌及社会经历的影响最强。总的来看，已有的乡村政治与治理研究，虽然也有部分涉及某些层面的农民政治心理，但未能系统呈现农民的政治心理逻辑。而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自我管理和政府对社会的治理都将作出某些调整，这都要考虑到农民政治心理的复杂现状及其变革方向。进一步系统地把握农民政治心理的结构与机制，是适应我国乡村治理转型的需要。

第三条是政治学新兴学科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在政治心理学的诸多研究议题中，领袖、精英、族群、群众等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农民群体一般被作为阶层的一种而被讨论。从表面上看，政治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基于先发国家的政治实践，若要适用于对我国农民的研究，则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但是，政治心理学中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人格等基本概念无疑还是为农民政治心理的实体性研究准备了现成的概念工具和基本理论。政治心理学中的群众心理、阶层政治心理、政治社会化等主题，也更能直接地为我们探讨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某些切面提供理论资源。运用政治心理学的学理资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一部分混杂于总体性的政治心理或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中。如对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公民政治意识、公民文化、群体心态、各阶层政治心态、中国民意、中国民众政治支持和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的综合性研究。这类研究旨在探究中国民众总体或结构性的政治心理，限于篇幅和分析框架，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大都未能展开深入探究，而且大部分研究都已比较陈旧，不能反映当前我国农民的真实状态，所选取的样本代表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另一部分则主要是从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民主意识等角度展开的专题式研究。除了个别的针对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全方位研究，大部分研究都未能基于乡村本位和农民本位展开比较全面和有历史纵深感的分析。其他涉及农民政治心理的专题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多集中到农民的政治信任研究或政治认同研究，但除了信任和认同，农民政治心理显然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总体上看，现有的政治心理进路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政治学色彩和学术前沿性都比较强，但关注的话题仍然显得比较零散，对农民政治心理内在的系统性构成呈现不够。

二、研究范式

前文对研究进路的总结，仍是粗线条的。在不同的研究进路和交叉的研究进路下，研究者们凝练出了具有后续对话价值的研究范式。范式意味着相应的核心概念、基本假设、研究框架和价值取向。总结国内外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相关探讨，可以发现如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

其一，国民性（批判）范式。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民性批判”是清末以来在启蒙话语之下的一个主导范式。该范式滥觞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基于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所作的反思性观察。其中既有温和而客观的描述者，也有激烈的偏见和批判。明恩溥是其中的代表，他作为美国公理会教士，于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通过对中国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底层农民生活的观察，写作了著名的《中国人的素质》。该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第一本具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留学归来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包括部分政治家，基于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焦虑，试图从文化上寻找到答案。这其中，比较著名的论断，首当其冲的就是梁启超作出的。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格的缺点包括“公共性之缺乏”与“自治力之欠缺”，中国传统伦理偏私德而轻公德，因为所谓的五伦之中，三伦纯属家族伦理，朋友和君臣则为极不完全之社会、国家伦理。孙中山所讲的中国人“一片散沙”，特别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奴性”的挖掘、揭露和批判，更是成为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代表言论。这种国民性批判的观点，依据的大都是他们对农民群体的观察和思考，因为当时中国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但若作反思即可发现，国民性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色彩。同时，由于充满着文人的激越和批判的取向，他们对农民政治心理的某一层面予以放大，未能平和而系统地分析农民政治心理的状况及其成因。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国民的“国民性”批判，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和“他者”心态，具备审视的高度，却缺少理解的丰满。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作品中对农民性的呈现，也可以归入这一思想脉络中，但在立场上由批判转为肯定和理解，看到了农民意识的复杂性。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秉持国民性批判的范式来看待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

实际上，抛开激越的批判锋芒，如果我们承认每一社会都有其特色的文化类型，我们也能发现每一政治体系中，其成员所具有的众数人格或心理。这就是比较中立客观的“国民性”研究了。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往往有更为深刻的把握。如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文化模式”的概念，这是一个整体性和共通性的概括。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在此理论基础上，她写出了经典之作《菊与刀》，深刻地描画并分析了日本人的国民性，其中涉及到日本人对权威和等级的心理机制。如果说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更多地具有人类学的色彩，那么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则直接致力于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他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经验调查和态度测试，对不同国家的国民性展开了研究。他所研究的国民性，也就是他界定的作为某一社会文化体系所特有的“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即某个社会中分布的持久的性格特点或模式。英格尔斯对“国民性”这一饱含争议也经常被认作难以准确把握的问题的经典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不同社会国民心态差异性的重要，更使人们具备了研究这一差异性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继续民国以来的国民性批判与反思的话题，结合当下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更多地从客观平和的立场，并在英格尔斯所作的“国民性”研究的路数下，进一步推进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

其二，政治文化范式。西方对政治文化的关心，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社会学，甚至是启蒙时代，但其真正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视野，却是“二战”之后的事。勃林特（M.Brint）曾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二战”后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形成的对政治文化的“科学”或“行为功能”研究法。国内政治学界一般都将阿尔蒙德认作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首倡者和代表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也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采用，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阿尔蒙德所作的《公民文化》研究，更成为国内学者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参考范本。自阿尔蒙德以来，政治文化与政治价值的变迁，在西方政治科学界中一直颇受欢迎且饱受争议。最开始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普遍假设了政治文化与民主表现或政治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显得非常重要。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为“左”派思潮的风行，西方社会科学界中政治文化研究的方向与焦点，转移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才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再次崛起。不过，此时学者们的关注对象已多是新兴民主国家，焦点也多集中于民主支持度、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以及民主价值观等方面，而且展开了诸多的跨国比较研究。国内比较熟悉的包括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以东亚十三国为对象的“亚洲民主趋向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

关于研究中国政治时文化维度的重要性，穆迪曾经作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只有参照中国文化才能理解中国政治，而且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国家。不过，在政治的学术范畴内，政治文化由于不适应经验政治理论的发展，上一代人对它不重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但是，可以理解的是，由于没有唯一的理性标准，政治文化和理性选择理论是和谐共存的。不过，确切地说，政治文化会因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文化背景，理性选择就可能只剩下苍白的陈词滥调，所以有必要考虑文化背景为理性选择理论提供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把政治文化找回来”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更偏重比较宽泛的文化传统或与政治运行紧密相关的政治文化，对普通人特别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往往缺乏关注。国内学者对于政治心理包括农民政治心理的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政治文化（包括政治亚文化）或公民文化的理论范式下，阿尔蒙德的相关理论是他们的基本依据。在此范式下，农民的政治态度（包括政治心态）得到了初步的研究。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可能不是无视或抛弃阿尔蒙德的相关理论，而是丰富他的理论，并将其分析思路和测量指标作一些本土转化，从而更加地道地运用于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当中。

其三，意识形态范式。此类研究哲学思辨色彩比较浓厚，相关的经验化支撑并不充分。这一范式主要是受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特征的论述的启发。研究者多是马克思哲学的学术背景，从文本出发，运用抽象和演绎的方式，比较笼统和综合地讨论我国农民的意识和观念体系。关于小农意识，研究者往往从该意识产生的土壤谈起，剖析小农独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宗教心理；政治心理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平均主义、皇权主义、民粹主义的批判上；落脚点是改造小农，以使该群体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如袁银传就认为：“小农意识是小农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庭血缘为本位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内化于小农头脑中的认知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意识等的总和。”小农意识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生产和生活的封闭与狭隘，其“最本质特征是非主体性”，其表现为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意识、政治上的皇权主义意识、人格上的依附意识等，其自闭、偏狭、保守甚至蒙昧的特点都是与自立、开放、交往的现代性特征格格不入的。即使是结合了具体的个案进行实证研究，也多让人觉得抽象的色彩浓厚，未能明确地将农民政治心理拆分为若干可以具象化的方面。意识形态的研究范式，其批判色彩与国民性批判倾向如出一辙，虽然可以给予我们一些高屋建瓴的思想启迪，却并不一定能真正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内在的政治心理和行为逻辑。

其四，本土社会心理范式。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滥觞于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社会心理学者。他们强调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并对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予以改造和调适，以期更为切近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在他们的相关研究中，大都围绕一般性的社会心理范畴和理论展开。但也有部分学者明确地将分析聚焦到权力运作层面。从他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更多的是强调情境取向，从特殊主义的关系准则出发，基于人情和面子，建构、运作和评价权力。这其中的心理机制值得我们关注，也可以适用于对农民群体面临政治现象时的心理分析。但本土社会心理的范畴并不能涵盖农民政治心理的主要方面，也未能完全揭示农民政治心理的独特机制。当然，国内也有政治社会学者，如张静对中国人的社会公正观展开了实证研究，呈现了社会变迁中的中国人理解公正问题的独特机制。这样的深度研究，为我们理解转型期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逻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其五，日常心理范式。这一范式往往强调相对于国家主流政治观的普通人的日常性政治心理，倡导基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立场作研究，并看到普通人的政治心理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及其对宏大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项飙就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项飙的看法提醒我们，要注意到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政治的不同观念，而普通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运转具有基础性作用。他的观察和理论总结具有洞见，也比较符合实际，但他的论文显然没有严格的实证基础，只是提出研究假设。除此之外，国际学术界长久以来存在着的“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争辩，也可以归入这一范式，特别是斯科特的“道义小农”研究，就明确聚焦于农民的日常反抗行为。可以与此形成理论对话的，则是徐勇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农民理性”概念，这依然是基于普通人的立场所作的概括。他认为，在中国，农民占多数，长期以来被视为传统保守的力量。长期日常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农民理性，在农业社会内部的功效是有限的，主要是生存理性。而这种理性以其惯性进入工商业社会后会形成扩张势态，产生一种农民理性与工业社会优势结合的“叠加优势”，释放出其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农民，必须理解农民理性。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需要跳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高度重视社会变革中的民性、民情及民意。徐勇的“农民理性”观是一个综合性的概括，其启发性在于，应该从普通农民自身的理性逻辑上去理解其心理与行为，包括其政治心理与行为。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与拓展方向

西方学者在讨论诸多主体的政治心理时，除了关注领袖、政客、阶层和族群，最为关注的还是选民在选举时的心理，因为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中最为重要也最易观察的环节。即使关注到农民，也是关注他们在选举及其他政治参与（如抗议或集团表达）时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更何况，农民在西方发达国家更多的也只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职业，他们更多地具备现代公民的政治心理而不是农民特有的政治心理———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早期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因而，集中讨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者的政治心理的作品并不多见，国内在这方面的译介也非常稀少。当笔者以“农民政治心理”（peasant political psychology）作为关键词搜索近五年的英文文献时，真正相关的少量论文，除了个别理论性的探讨，实证研究中除了关于中国的，就是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上政治心理学领域最为权威和专业的杂志《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上竟然也搜索不到关于农民的专论。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农民政治心理更多的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命题。农民在发展中国家革命和转型的过程中，其角色显得更为关键。亨廷顿就曾将农村在现代化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比作“钟摆”，认为农村的作用是一个变数，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变动的根源。作为一个在传统农业大国的基础上迅速迈向现代国家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的农民群体，其角色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能低估的。对其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不仅关系到当下，更关联着未来。这一点，不会因为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和学界关注点的位移而改变。而从英文主流政治学杂志的总体上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也多关注到其与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和合法性等议题的联系。农民政治心理众多的其他面向，并未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讲，要完整而地道地呈现乡村治理转型中的农民政治心理，还是要靠国内学者的深度研究。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全面总结、反思既有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以不辜负这一论题对中国学者的挑战。在前文总结的研究进路和研究范式基础上，笔者最后局限于政治学领域作进一步反思。下面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上讨论既有研究的局限。

在研究对象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民众政治心理的总体性研究似乎更为青睐城镇居民。部分能够聚焦于农民政治心理的实证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也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者往往重在研究“问题农民”，如上访户和“钉子户”，却忽视对普通农民的研究热情。“问题农民”的确更能呈现治理转型中的权力关系和这些农民心理与行为上的独特反应，但他们毕竟不是农民群体的主流，农民中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更需要研究者们去关注。二是研究者往往聚焦于农民精英，而忽视普通农民政治心理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这一点和前面一点有一定相似性。农民精英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自然需要我们去研究，但我们不能只盯着精英，也不能放大农民精英和普通农民心理上的差异性，普通人的政治心理从长远来讲才更为根本。三是关注事件化中的农民，如在选举和群体性事件中的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而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形态中的农民。事件中的农民行为逻辑是比较容易观察，也容易激发学术想象力，但日常生活中的农民心态和深层观念更需要我们去捕捉、去理解。四是逐步将视野转移到农民工这一新农民类型，而失去对中老年传统农民群体的研究兴趣。近年来，部分学者将焦点转移到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包括其政治心理与行为模式的研究上，或青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心理上，个别学者更将研究拓展至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上。因为社会流动和打工经济，“农民工”群体得到了研究者们更多的青睐，这为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延展提供了重要方向。与此相对比的，当前我国农村的中老年农民，除了少数学者将其作为留守的一个类型来研究，已逐渐不再能吸引广大研究者们的持续兴趣。或许从乡村的长远治理来讲，中老年农民属于终将消失的那几代人。但如果从政治心理的纵深度上讲，正是中老年农民才有着曲折的生命历程和丰富的政治感受，如果不能及时抢救这些农民的政治记忆和政治意识，我们将失去对农民政治心理延续性逻辑的把握。

在研究方法上，现有农民政治心理方面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采用调查问卷基础上的定量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质性材料运用得非常少。可以发现，现有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政治文化研究法，要么受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要么受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强调解释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观察被研究者特殊的宗教仪式、符号或语言结构，并予以设身处地的同情性理解，以呈现被研究者所属文化具有的各种意义、特征与作用。但从事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政治学者，大都缺乏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田野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则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之上，强调文化的整体特征，可以通过客观调查与测量个体的心理特征或行为来获得，他们普遍假定整体的文化特征会反映在个体基本的行为、态度上。问题是，在呈现研究对象心理世界及其逻辑的问题上，问卷调查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问卷调查是作量化分析的基础，但量化分析的结果往往体现为数据，而数据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农民的语言特色和思维世界。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农民的内心深处，倾听他们的自然讲述，从话语当中和话语背后寻找到他们政治心理的蛛丝马迹，并在对乡村治理转型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挖掘出他们政治心理与行为的结构性成因。

在研究旨趣上，研究者主要还是受制于现有的民主话语和政治参与话语，而忽视了中国农民所处政治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历史纵深感。关注农民上访、群体性抗争、民主投票等，当然是必要的，也容易吸引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并形成学术对话。但问题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系列深刻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农民，不再置身于政治之外也不仅仅作为单纯的政治受动者的农民，他们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概念（语词），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持什么样的心态和情感，来表述政治，看待政治，分析政治，评价政治和对待政治?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一系列的心理倾向?又是怎样造成的?国家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体现为不同时期标志性的涉农政策），在普通农民的人生历程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造成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对我国已有的乡村治理和政治发展产生了哪些后果，又将对未来我国的乡村治理构成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并不能局限于前面的那几个话题。或许研究者们更应该做的，就是回到中国乡村的日常情境，进入普通农民的内心，来同情性地理解他们在政治（包括治理）相关问题上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并关注他们的心理逻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而在研究视野上，围绕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既有研究普遍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因此应在本土性拓展的基础上，展开必要的国际比较研究。从长远的学术发展上看，我们不能停留于将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研究清楚，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的参照系作对比。至今为止，英文文献中仍鲜见农民政治心理方面的国际比较，这是一个可以突破的学术空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中的农民所遭遇的现代性和政治影响，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既有相似也有差异。这都需要在了解各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定位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及其形成逻辑究竟是不是独特的，究竟有多独特?在这方面，未来需要拿来比较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巴西、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其中可以研究颇有学术想象力的话题，如民主选举是否增进了农民利益的表达动机和乡村建设的改观?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等等。

四、结语

改革以来，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不断转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不断的调整，农民群体由此发生着深刻变化。转型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作为论题吸引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总结国内外的既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采用了社会心理、乡村政治和政治心理三大进路。在研究范式上，既有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国民性范式、政治文化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本土社会心理范式以及日常心理等范式，这构成了今后学术对话的基础。局限于政治学领域作进一步总结，可以发现，现有的农民政治心理研究，大都存在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旨趣等方面的诸多局限。为呼应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今后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深化方向，应该是关注转型社会中的普通农民，并注重运用质性方法和国际比较，从而实现研究的本土性与国际化的交融，一方面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增强相关对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注释

（1）（1）关于民情及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最常援引的经典论述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民情的界定：“其含义与其拉丁文原字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2页。）

（2）（2）国内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学科反思，见郑建君《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与发展趋向》，《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1）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在该书中，作者建立并利用含有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他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显然，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但是，他们所分析的毕竟是书面语言，普通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运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与书面语是存在重大差别的。

（2）（2）部分普通农民或乡村精英，因为有历史学者、报告文学作者和人类学或社会学者的介入，他们的话语进入到知识分子的书面写作中。如黄树民人类学著作中的“叶书记”。该书的英文书名The Spirit Road：Change in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即是：《精神之路：一个共产党干部眼中的中国乡村变迁》。（参见该书的中译本：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也有极个别的农民或乡村精英，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他们的记录在适当的时机也得以发表，并为知识分子所研究。如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但这样的农民毕竟较少，即使仍有一些，也往往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他们的文字。

（1）（1）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6页。

（3）（3）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

（4）（4）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5）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国枢、陆洛：《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中芳：《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7）（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9页。

（1）（1）Li Lianjiang，“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Asian Survey，Vol.43，No.4，2003，pp.648-662.

（2）（2）Li Lianjiang，Kevin 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Vol.22，No.1，1996，pp.28-61.

（3）（3）徐勇：《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299页。

（4）（4）何包钢、朗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5页。

（5）（5）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6）（6）Oi，Jean C.&Scott Rozelle，“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 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The China Quarterly，Vol.162，No.2，2000，pp.513-539；Tianjian Sh，i“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22，1999，pp.425-442.

（7）（7）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5页。

（1）（1）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2）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第七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3）（3）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楚成亚，徐艳玲：《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5）（5）严洁等：《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6）（6）黄建钢：《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7）（7）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调查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8）（8）[美]唐（Tang，W.F.）：《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9）[美]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安佳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王丽萍、方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2）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3）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4）Yang，Zhong，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Routledge，2012.

（5）（5）肖唐镖、余泓波：《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6）Li Lianjiang and Kevin J.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Vol.22，No.1，1996，pp.28-61；Bernstein，Thomas P.and LüXiaobo，“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Peasants，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63，No.3，2000，pp.742-763；Shi Tianjian，“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2001，pp.401-419.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刘伟：《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7）（7）彭正德：《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孔德永：《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以社会主义为对象分析》，《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1）（1）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话语反思，参见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2）笔者认为，严格地讲，将characteristics翻译为“素质”并不如翻译为“国民性格”好。

（3）（3）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4）（4）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5）（5）参见孙中山的著名讲话：“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页。）

（6）（6）虽然也有部分文人如林语堂基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立场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但这种看法在国内显然是被批判的声音掩盖着。林语堂对中国人的剖析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

（1）（1）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年第6期。

（2）（2）参见[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3）在英格尔斯的表述中，与“众数人格”同样含义的还有“社会性格”、“基本人格结构”。在英格尔斯的中文译本中，译者对“众数人格”的解释是“每一种文化中人们共同具有的心理特征。众数人格是建立在心理统计基础上的一种实证分析，是指在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集中趋势点的心理特征值。众数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代表数据的一般水平，众数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美]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1）Michael Brint，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Westview，1991.此书的中文译本《政治文化的谱系》（卢春龙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已经出版。

（2）（2）[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3）（3）转引自罗钢等《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4）（4）[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1）[美]彼得·穆迪：《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郭虹霞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

（2）（2）徐湘林：《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反思》，《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3）（3）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定量研究》，《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4）（4）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曾作过如此概括：“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这一对小农特征的权威概括，被国内学者广为接受，并适用到对中国农民的心理分析上。

（1）（1）袁银传：《论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详见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2）（2）牟成文：《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牟成文：《大变迁：转型期我国农村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3）杨国枢、陆洛：《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中芳：《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张静：《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静：《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项飙：《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3）（3）“道义小农”方面的代表作是[美]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斯科特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决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斯科特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并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理性小农”方面的代表作是波普金的《理性小农》（Samuel L.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在《理性小农》一书中，波普金采用了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农民的行为，特别是农民参加革命的行为。“这一方法与道德经济学在解释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区别，主要在于：道德经济学所着重解释的是革命的起源问题，理性选择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中农民以及其他个人所面临的何去何从的选择问题；道德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是农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以及乡村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传统制度的功能性，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则是在各种机会许可和各种条件制约下个人的利害权衡和行为选择的复杂性；道德经济学从维护共同利益的角度解释集体行为，并认为共同利益是促成集体行为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理性选择则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解释集体，并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集体行为的关系作为必须解释的重要问题。”（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1）（1）参见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2）Nick Hopkins，Steve Reicher，“Identity，Culture and Contestation：Social Identity as Cross-Cultural Theory，”Psychological Studies，Vol.56，No.1，2011，pp.36-43.

（1）（1）Fernando Landin，i“Peasant identity：contributions towards a rural psychology from an Argentinean case stud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40，No.5，pp.520-538.

（2）（2）[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3）（3）Thomas P.Bernstein and Xiaobo Lü，“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Peasants，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63，No.3，2000，pp.742-763；Tianjian Sh，i“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2001，pp.401-419；Lianjiang L，i“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Vol.30，No.2，2004，pp.228-258；Lianjiang L，i“Political Trust and Petitioning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Comparative Politics，Vol.40，No.2，2008，pp.209-226；Chen Jie：“Popular Support fo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China：Intensity and Sources”，Asian Survey，Vol.45，No.6，2005，pp.865-885；Jie Lu and Tianjian Sh：i“Political Experience：A Missing Variabl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Comparative Politics，Vol.42，No.1，2009，pp.103-120.

（1）（1）海内外政治学者针对中国的民意调查，似乎也都更加青睐于城镇居民。例如，美国华人政治学者唐文方教授于2008年出版（英文版为2005年）的《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一书，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城市调查数据。即，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进行的城市调查数据，1999年的“六城市调查”，以及2004年全国公众思想道德状况调查数据。只有2004年的数据属于包含城乡居民的全国性调查。同时，美国华人政治学者陈捷教授，他在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也是在北京进行的3次纵向代表性样本民意调查数据。国内新近出版的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一书的抽样范围也主要是城镇居民，对于农村，作者认为，以农民工即可代表。这至少是不客观的，尤其是对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是不够的。

（2）（2）这一表述最早见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3）（3）符平：《中国农民工的信任结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孔凡义：《从政治边缘人到集体行动者：农民工行为的演变逻辑》，《科学决策》2011年第7期。

（4）（4）陈赵阳：《当代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心理研究——对福州市区青年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青年研究》2007年第4期。

（5）（5）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1）这方面已有一些初步探讨，如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刘伟：《农民政治认知在传统与现代中交错》，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