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作者：王铭铭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7-12-16  浏览次数： 7080次

内容简介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主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还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了阐述。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年生，人类学家。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92年6 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1987年10月-1992年6月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月-1994年10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聘任博士后，1993至199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聘任博士后，1995年7月-1995年10月访问学者（台湾）。

目录

引言

致谢

一.社会人类学与汉学

1、社会人类学及其基本特点

2、汉学人类学：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探讨

二.从民族志方法到中国社区论

1、太平洋民族志模式在中国的传播

2、社区研究的新试验

3、社区中的历史与社会一文化力量

4、小地方中的大社会

三.宗族、社会与国家

1、“宗族范式”的谱系

2、弗里德曼的悖论

3、“边陲地区”的社会

4、宗族：国家与社会

5、宗族与现代性

6、汉学人类学的概化困境

四.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

1、核心地点的级序

2、宏观区域的结构功能与发展周期

3、国家行政网络与非正式权力对经济区系的依赖

4、对经济空间理论的挑战

5、经济人类学的启示

五.象征与仪式的文化理解

1、民间宗教的界说问题

2、民间宗教与“大传统”的关系

3、民间宗教的社会与文化分析

4、民间宗教与区域历史中的社会

5、民间宗教与现代化理论

6、民间宗教的再体验

六.“反思运动”及其理论挑战

1、三十年来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变化

2、多元变异中的主题及其对汉学人类学的启示

七.社会人类学的本土化

1、西方人类学回归本土的试验

2、中国本土人类学的思考

3、“颠倒的东方论”的危险与中国人类学者的使命

结语

附录1：作者社会人类学研究简况

附录2：现代的自省：村落中的理论对话

本书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评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李　霞

中国的人类学一直面临着学科本土化和国际化两者如何统一的难题。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人类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理论范式，去影响国际人类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而国际上以中国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又总是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其解释力显得颇为不足。

王铭铭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他又参考了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借鉴赫维亚（James Hevia）、霍斯特勒（Laura Hostetler）和济托（Angela Zito）的研究，将思考推入一个更高的层面。我将王铭铭对中国人类学发展道路的思考概括为:从以中国为材料的人类学研究，正在转向以中国为范式的人类学研究。本文在介绍王铭铭观点的同时，也希望和他的思考形成某种对话。

一、以中国为材料的人类学研究

在西方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中，中国基本上是作为西方人类学理论框架的材料而存在的。王铭铭将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后期，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本土人类学者（以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为代表），开始在中国进行人类学研究。利奇（EdmundLeach）在评价这一阶段中国本土人类学者的研究时指出:“除了费孝通的功能论色彩有可取之处外，其他类型的研究均未能逃脱本土人类学者本身从小习得的司空见惯的文化，因而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人类学解释”（第188页）。

第二阶段，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西方学者（以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等为代表）利用二手资料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其中，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东非苏丹努尔人的研究和福忒思（MeyerFortes）对西非加纳泰兰西人的研究，而施坚雅则是在套用德国经济空间的理论。但是，“弗里德曼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为西方人类学提供悖论并促成其理论范式更新的案例，而施坚雅则……把中国社会当成引证西方范式的素材。前者之失败，主要是因为无法逃脱西方范式的潜在制约；而后者之所以面临问题，主要是理论的实践者对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毫无反思意识”（第100页）。

第三阶段，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西方学者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这些西方学者发现，当代中国既不完全等同于历史文献资料给他们的印象，也不同1978年之前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给他们的印象。我认为，此时他们的理论视角其实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在宗教人类学方面，他们注意到，中国不同于一般的东方社会，从太平洋群岛、非洲等地得出的理论范式，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社会。再例如，一部分学者从“大传统”/“小传统”入手，对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进行研究。但是，“大传统”/“小传统”作为二元对立的范畴，在中国的有效性还有待验证。魏勒（Robert Weller）认为关于华南的社区祭仪，一般民众（小传统）偏向于实用主义，道士和士绅（大传统）偏向于宇宙观和意识形态；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涉及神、祖先和鬼，其中神和祖先象征着社会对它的成员的内在包括力（inclusion）和内化力（interiorizing），而鬼象征着社会的排斥力（exclusion）和外化力（externalization）。但是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范畴并不足以解释以“非此非彼”和“亦彼亦此”为特点的中国文化。

第四阶段，从80年代后期至今，以实验民族志、反思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为标志，进入后现代主义汉学阶段。此时，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后现代转向，也开始了回归本土的研究。他们开始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思他们在非西方研究中的学术殖民主义，即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所研究的非西方社会，使非西方社会沦为西方学术框架所需要的材料。我认为，所谓后现代转向，其实质仍然并非真正的“东方主义”，而是西方人对自己现代性的一种纠偏运动，它的目标和重点仍然和东方无关。回归本土的西方人类学产生出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而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发现，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着“非西方社会”，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文化也并非是铁板一块。我认为，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和定性研究方法，相对于其他重视数量研究的社会学科来说，在研究西方本土社会时具有很多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人类学者更加重视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去理解中国。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一类研究仍然没有克服以中国为材料的倾向。它只是标志着西方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开始转向以中国为范式的研究。

二、以中国为范式的人类学转型

王铭铭认为，赫维亚、济托、霍斯特勒的研究是“90年代以来海外对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第231页）。

赫维亚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国礼仪冲突》（1995年）中，探讨了清朝乾隆年间的中英礼仪之争。他认为，礼仪之争实际上是中英两国世界观的碰撞。具体来说，它是英国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来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观念的国际体系和清朝保持的朝贡式的帝国想像之间的冲突。英国使团期待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利益交换，而清朝政府仍保持着接受朝贡的期待。

济托在《编撰者的目光与皇帝的身体:18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祭礼》（1995年）中，考察了清初皇帝的穿戴和起居，特别是皇帝在祭奠中的着装和仪式行为，力图说明满族在入关后，面对强大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如何通过把礼仪附加在身体上，以认同华夏的帝国、权力以及所谓“天下”的概念。

霍斯特勒在《清朝殖民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2001年）中提出，近代民族志地图学虽然勃发于欧洲，但中国在清初盛世时期也出现了精致的民族志和地图。该作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同时独立地发现了民族志对于殖民事业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对周边少数民族区域的殖民，而西方是对东方社会的殖民。

但是，在我看来，以上三项研究都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它们都是着眼于清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结合固然重要，而且历史研究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向度，但问题是:历史人类学是否就能完全避免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浪漫主义想像？我认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在一定情境中，导向一定目的的学术活动。至少，我认为历史研究所发现的真理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个被发现的历史真理，也必然包括研究者的主观性和当下的现实性。

其次，它们仍然在走套用西方范式解说中国材料的老路。赫维亚的西方范式是:西方推崇的在平等基础上的利益交换关系和传统中国基于主仆基础的朝贡关系；前者是现代西方的双赢策略（win-wingame），后者是传统中国的零和游戏（zero-sumgame）。济托的研究显然就是当代西方学术的星巴克咖啡，是“身体政治学”（身体即话语，身体即权力）在人类学研究中的翻版。霍斯特勒的逻辑是民族志即殖民主义，她通过清朝百苗图的研究，含蓄地指出传统中国存在着内部殖民。她的这种逻辑即来自西方人类学回归本土社会后产生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范式。

以中国为范式的人类学时代如何才能到来？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王铭铭似乎给我们指出两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是构建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人类学概念体系，例如“社”。中国的“社”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社区（community），它包括土地之神（社神），基层的礼仪和行政单位（乡社），民间迎神赛会（社日），信仰和知识共同体（结社），以及行业性团体。可见，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分离性空间，而是涵盖了象征、政权、仪式、信仰和团体等方面，强调了时空的贯通和开放性（第195页）。

第二条出路是继续加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传统。中国民族学研究一直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注重历史主义的长处。我们可以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来反思国内的一些主流文化，还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进行并置（juxtaposition），从而有利于汉族学者对自己文化的陌生化，使其在研究汉族社区的时候，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

三、问题及结语

至此，王铭铭针对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困境，指出了两条比较合理的出路。但是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不能在它所产生的层次上得到解决。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思考以下一些问题:如何克服“颠倒的东方主义”？或者说，当我们进行本土人类学研究时，如何才能脱离本土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视野局限性？中国如何从“材料”成为“范式”？中国又为什么一直作为“材料”而存在？中国要作为什么样的“范式”而存在？是建立结构主义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的普世范式，抑或是建立一个类似于非洲研究和印度研究那样的“中国范式”？最后，我们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汉族文化，将来是否也可以为西方学者研究他们的本土文化，提供一种解释范式？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