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型自主：韩国新村运动的运作过程与核心机制

作者：刘义强 胡　军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青海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11-12  浏览次数： 8137次

【摘　要】新村运动在推动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对于后发国家的农村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的研究揭示了韩国新村运动是在国家与社会协同推进下的成功,但研究并没有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两股力量的阶段性变迁图景,这种泛化的研究也就难以呈现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机制所在。为此,本文提出在新村运动以推动社区发展的目标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统合,在政府的动员参与和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的互动中重新厘定新村运动的阶段性,提出“动员型自主”的概念。即在社会自主能力较弱但发展的需求潜力较大的情况下,国家凭借自身的组织优势能够发挥出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但这种动员是以一种诱致性的方式,以培育社会的自主性成长为方向。当社会的自主性扩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以主动退出的形式来让社会发展回归社会自主的轨道。动员型自主既是对韩国新村运动运作过程的提炼分析,同时也能够对后发国家的农村发展方式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韩国新村运动；动员型自主；现代化；

一、问题与研究综述

农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历史三峡”的难点,不同国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作为后发展型国家的韩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处于贫困的陷阱中。朴正熙政府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韩国国民经济在60年代的腾飞,但同时带来的是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以至于到1970年时,韩国农村的250万农户大约80%住的是茅草房,仅20%的农户能够实现通电,“住茅草房,点煤油灯”是此阶段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朴正熙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发动了“新村运动”,运动不仅仅是在农村地区,后来也扩展到城市、工厂乃至政府部门,“勤劳、自助、合作”的新村精神迅速在韩国得到大范围的扩展,新村运动也成为韩国“江汉奇迹”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村运动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首先是它在实现韩国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这自然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关于新村运动作为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农村发展项目是如何运作和成功的这一问题上。不过正如Eom,Seok-Jin(2011)所说,至今关于新村运动的深度解释和检视仍然是不充分的。具体来说,当前关于新村运动实施过程的解释有三个研究路径：

一是国家中心论。持该观点的学者强调新村运动的发生是国家自上而下动员的结果,关注新村运动发生中的总统领导、财政支持和各种不同的政府举措的作用。金云泰认为,朴正熙政府将韩国的现代化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构筑经济基础设施,第二部是均衡发展和社区发展,这两者分别是韩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主要任务。正如朴正熙所说,“70年代的现代化是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均匀地分配到国民手中,并把它当作与提高生活水平相联系的工作来做”。朱权(1975)则强调,新村运动的必然性不仅是地区和产业间的差距,也是在南北对峙情况下的一项具有一定紧迫性的国家政策,由于这个特殊的环境,新村运动就具有全国性和一定的强制性。朴岩泰(1978)认为,由于居民的自助意识较差,在新村运动初期起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是领导力,并对领导力做了区分,即初期的外在型领导力(政府指令)和后期的内在型领导力。金大泳(2002)也认为新村运动从策划实施到进行方式,都是国家主导的农民动员体系。

二是社会中心论。持该观点的学者强调社区层面的参与是新村运动成功的保证,包括村民的参与,新村领导人以及村级决策机制等。Park,Soo-Young(2009)和So,Jin-Kwang(2007)认为新村运动的成功在于农民的大量参与,除了劳动力的付出之外,还有私有资产的贡献。Whang,In-Joung(1983)关注的是新村领导人的贡献,认为新村领导人不仅是变革的引领者,也是新村项目的管理者,更是农民的教育者。也有部分学者从村庄传统中寻找新村运动成功的要素,如Park,Sup和Lee,Hang(1997)提出了农村社区的同质性、深厚的合作传统、共享的传统习惯以及在儒家教育理念下形成的自主性规范等情境因素对新村运动能够成功所起的作用。

三是国家与社会协同论。持该观点的学者强调新村运动的成功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产物,是国家与社会协同推进的结果。如Eom,Seok-Jin(2011)认为,高效有力的国家体制为农民参与新村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新村领导人是村民参与新村项目的直接领导者。在社区发展的目标下,村民之间的规则、信任和网络都被激活了,由此村民的参与成为了农村发展和公共机构强化的助推力。In,Rib-Baek,Pan,Suk-Kim和Soo,Chul-Lee(2012)则认为与其介入关于新村运动是强制动员还是自愿参与的问题,不如对新村运动进行客观评价。为了检视新村运动中的宏观层面(国家)的动员和微观层面(居民)的参与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引入了伍尔科克的理念,认为新村运动将国家的制度潜能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同作用完美地桥接起来,从而取得了成功。

这三种解释路径虽然各自有自身的着重点,但近些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协同关系下理解新村运动,也就是说,认为新村运动的成功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与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产物。然而,对于理解这场运动,并探查其扩展价值的目的而言,关键是弄清楚国家与农村社会及其居民之间,在发展农村社区问题上是如何实现从相对隔离到试探互动、深度合作而后社区相对自主发展的。国家与社会的协同论,虽然也有对国家动员过程和社会参与过程的描述,但这种过程分析显得较为泛化。虽有国家与社会的行为互动,但并没有全景展现以社区发展为目标的运动的阶段性和转换性,也就没有细致地刻画清楚国家与社区居民的复杂动员参与特点。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路径在解释新村运动上的不足,也为了进一步提升对新村运动价值的认识,一种推动社区发展的参与型研究路径能更好地实现这点。相比于既有研究单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说,推动社区发展的参与型路径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协同推进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强调两者在社区发展目标的统合下是如何实现阶段性转换与发展的,并进而通过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实现对新村运动运作机制的发掘。

二、动员型自主：参与型研究路径下的解释性概念

从新村运动的目标来说,是为了实现农村社区的发展,不论这种发展目标是出于什么政治考虑,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是韩国政府,还是韩国民众,都在社区发展上达成了共识。为了实现新村运动的社区发展目标,这就需要国家与民众通过投入到社区发展的努力中来,这也是韩国新村运动能够成功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总统,还是政府公务员,或者是社区居民,都是为了实现社区发展目标的参与者。

首先,农村社区的发展不是国家或社区居民哪一个方面的目标,从国家方面看,农村社区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社区居民来说,有着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潜在自主性。正是国家目标与社区居民目标上的统一,才能为新村运动的成功奠定基础。其次,就参与而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参与有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发展目标的自主性参与；二是自主性不足,在一定刺激作用下的诱致性参与；三是不认同发展目标下的强制性参与。国家体系和社区居民分别是参与主体,不过两者作为参与主体的参与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新村运动呈现出来的国家的参与主要以动员的形式显现,而社区居民的参与是以对国家动员的积极回应基础上形成的自愿参与。既有的国家与社会研究路径或者简单的两者的协同,或者过于强调其中一方的强度,对于解释新村运动的运作过程来说是成功的,但却是不充分的。除了呈现方式的不同外,从新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国家与社区居民对新村运动的参与强度和深度是有阶段性的。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两者参与新村运动的方式上也有着微妙的差异(如图1所示)。

在新村运动的初始阶段,韩国政府已经形成了带动经济发展的威权政治体制,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所具有的动员能力明显强于农村社会中组织活力欠缺的农民。不过,由于此前强制性改造农村计划的失败,韩国政府并没有凭借自身的威权动员力量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强制动员,而是运用一种以激发农村活力的诱导性动员的方式。这个初始阶段的时间是短暂的,是以国家的试探性动员开始、以得到农民社会的积极回应作为结束的。

农村社会对新村运动的积极回应促成了新村运动向更深和更广的范围扩展,这种扩展是以国家动员能力和社会自愿参与能力的双向提升为特点的。不过,在社区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国家动员体系的成型速度明显快于社会自主性的扩展速度。然而,国家的动员并不是以排斥和压制社会为方式,而是以培养有助于社会自主性成长的要素的方式展现的,表现最为突出的如国家的支持开始从基本的物资资助向提高农民收入和精神建设方面转变,并始终强调对新村领导人的培训等。

当然,新村运动末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新村运动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社会自主性达到了超越国家动员力的程度,而是社会的自主性和新村建设的基本内容均基本完成情况下的自然转换。最为突出的是1980年之后,新村运动运作的主导操作者由政府向社会部门转变,也有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新村运动步入正轨的开始。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将国家与社会放在社区发展目标下导入下形成的,与传统的阶段划分方法有所不同。将国家与社区居民在不同阶段的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可以说,韩国新村运动若没有国家的动员参与,那么农村社会的活力是难以被激活的,农民改造农村社会的需求也难以转换为现实。同时,若国家是以强制的方式来实现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参与,那么农民的积极性同样也难以激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韩国新村运动的运作机制称为“动员型自主”。从过程上来说,是一个国家的诱致性动员向社会的自主性转换的过程；从参与上来说,是国家的动员参与和社会的自主参与相结合的产物；从目标上来说,是以有利于社区发展为目标,是以社区居民发展活力的激发为导向的。

三、新村运动运作过程的阶段性解释

(一)新村运动初期：国家的试探性动员与社会的有效回应

1969年朴正熙总统到韩国庆尚北道视察灾后重建工作时,为庆尚北道清道郡清道邑神道一里的面貌所震撼。该里将灾后重建工作从危机转换为机遇,社区居民利用重建家园的机会,团结合作实现了村庄面貌的大改观。1970年3月12日,朴正熙总统在第五次全国市郡大会上强调：“诚实、正直、具有奉献精神、精力旺盛的公务员们是农民的先锋官,应该与农民们一起努力,同时农民们也应该具备自助精神参与到农村建设事业中去。”在1970年4月22日的郡道长官会议上,朴正熙总统进一步阐释了新村运动的构想,再次强调了地方官员为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奉献精神和农民的自助精神这两者的重要性。

为此,从1970年冬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向全国的34665个村庄免费提供355包水泥(建筑的必备材料)。关于这些水泥的用途,政府只有一个限定,即要用于整个村庄福利的改善而不能分给各个家庭或个人。从这个限定来看,政府是要通过农村急需和急缺的建筑材料的提供,激发农村社区居民能相互合作来开展社区项目。为了指导村民更好地开展社区项目,政府给村庄列出了十项发展项目清单以帮助村民选择,但并没有强制村民按照清单项目来做,而是将项目开展的自主权交给了社区居民。

正如In,Rib-Baek等所认为的那样,韩国政府并没有期待提供水泥的计划能够取得成功。这与之前韩国曾经尝试过各种不同的农村发展项目,但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有关。不过,分配过剩的水泥却得到了政府所没有预期到的结果。第一年中,韩国有16,000多个村庄表现积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据Park,Sup和Lee,Hang的研究,政府提供给村庄的水泥价值约41亿韩元,但村庄完成的建设项目价值达到了122亿韩元,是政府投入价值额的近三倍。也就是说,政府发放水泥的计划为农民所接受,从而创造了远远超过政府投入的价值。同时,政府的试探性动员也反映了新村运动并不是一场一开始就精心谋划的大规模政策实施,而呈现出“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一步一步向前走的特点,这在政府的资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根据朴振焕对新村运动开始阶段的考察,在村民选择的新村项目中,排在最急需位置的是改善村庄的道路系统。1970年发放的过剩水泥对于农民来说是稀缺资源,从而成为激发农民行动起来的重要因素。但同时,要改善村庄的道路系统,仅仅发放水泥是不够的,为此从1972年开始,政府增加了钢筋的发放。不过,政府对村庄的物资发放开始有了区分,这表明政府已经将试探性的动员提升为了诱致性动员,也显现出了新村运动进入到扩展期。

(二)新村运动扩展期：国家的动员体系成型和社会自主性的扩展

如前文所述,扩展期是政府动员能力和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双向提升的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研究,本部分将从国家动员与社会自主性扩展这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阐述：

1.国家动员体系的成型

新村运动从初期的试探性动员到扩展期的诱致性动员的转变是以社区居民的积极回应为基础的,但却是通过国家动员体系的初步成型体现出来。具体表现在：

(1)有差别的资助计划。在新村运动开始阶段,政府是向每个村庄提供同样条件的资助,而不论资助的村庄大小、人口多少等客观条件,这是没有区分的物资激励。当有近一半的村庄表现突出的时候,政府对于开展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也得到了调动,从而将着力点放在激发更多的村庄参与到新村运动中来。根据第一年的表现决定第二年的资助状况,对于第一年表现积极的村庄给予更多的资助,而对于第一年表现不积极的村庄则取消资助,这种差异化的资助策略有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刺激参与不积极的村庄行动起来,二是鼓励积极的村庄做得更好。为了更精确地做到分类资助,在新村运动开展的第三年(1972年),政府将全国的村庄按照一定的标准(详细见表1)分为三类：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到1976年,几乎所有村庄已经摆脱了基础村；到1979年,97%的村庄已经成为了自立村。

(2)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研究新村运动的学者都会特别提到朴正熙总统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朴振焕认为,朴正熙总统实现传统农村现代化的政治决心是创造新村运动社会氛围的最主要力量,农民对朴正熙总统的信任是创造各行为主体奉献的政治资本。为此,朴正熙总统在每月举行的经济月评会议上,都安排两次关于成功农民的案例,这既是对农民社会的激励,同时也能够让中央层面了解到农民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成功经验。

除了总统的直接激励之外,为了对新村运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韩国将新村运动的运作交给内务部,并于1972年成立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新村运动推进会,以作为咨询和协调不同部门组织合作的机构。其中,中央新村推进会由内务部部长担任主席并由相关部门的副部长组成,负责制定年度计划以及中长期计划,阐释和评估新村运动的成效,并解决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由各层级的主要首长负责,一直持续到面(邑)。由此就在政府体系内部塑造了一种动员压力,也激发了公务人员通过积极服务于新村运动来获得政治资本,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性动员系统。

(3)组建新村培训中心。由于农民的自助意识比较差,除了进行组织指导之外,政府做的最重要一项工作就是对农民和新村领导人进行培训。为了发挥新村领导人和地方代表的带动作用,政府组建了新村领导人培训机构,将其目标定位为：培育全身心投入运动中的高水平领导人；强调运动的自助性；致力于创造“勤劳、自助和合作”的良好氛围。与一般的培训不同的是,新村培训强调实践教育,通过小组讨论、成功农民的事迹等个人经验分享式的学习,有利于形成示范效用和带动效用,通过交流经验、讨论困难为新村领导人带领所在村庄做得更好提供了平台。

总的来说,国家的动员体系可以概括为通过差异化的资助将竞争机制引入村庄带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激发公务人员的参与和服务的积极性,保障各级政府与村庄的联动。通过组建新村培训中心将新村运动的理念首先在新村领导人中进行传播,以新村领导人的转变带动社区居民思维观念的转变,从而进一步培育村民的自主参与能力。

2.社会自主性的扩展

在新村运动的开展中,社会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以村为单位的农民社会中,这是与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相对应的。从村级层面来看,有两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将国家的资助、支持转换为社区居民亟需的内容；二是创建良好的协商平台实现社区整体的改善。为了有效完成这两项工作,在村级层面的主要体现在：

(1)村级领导体系的形成。在新村运动推行中,政府并不主张村庄依靠原来的村长治理系统,而是鼓励村庄组建发展委员会(VDC)。村庄发展委员会一般由10名左右的成员组成,该委员会承接来自政府的资助并有权决定将资助用于何处。委员会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新村领导人,每个村庄设男女各一名,他们是新村项目的管理者和直接推动者。二是村长(或称为里长),村长是韩国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村庄的正式代表,主要在地方政府和村民之间扮演信息沟通员和调解者的角色。三是村庄的年长者,村庄是他们离不开的生活居住地,其改善生活环境的愿望是最为强烈的。另外,对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来说,吸纳年长者进入委员会有助于新村运动的推进。四是优秀的农民,是那些愿意为村庄发展努力工作的人。由于韩国农村最普遍的村庄规模在80户之下,由此形成的村庄发展委员会在调节村民矛盾、带领村民实现合作并参与新村项目上将有着积极的效应。

村庄发展委员会是新村运动开展的村内领导机构,但村庄发展委员会并没有完全替代传统的一些民间组织,反而将这些组织纳入到村庄发展委员会之下。此外,为了新村运动开展的需要,新村领导人还组建了一些新的组织,如青年协会、妇女协会、监察会、村庄信用社等,将村内的居民都纳入到新村运动的组织框架中,为新村项目的开展创造了村内联动的组织条件。

(2)新村项目开展中的农民参与。新村运动是以新村项目的开展来推进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给予村庄一定的项目指导,不过新村项目主要在村级(里、洞)层面开展,韩国政府将项目的选择、实施和管理交给了村民。首先,新村项目的选择是根据村民的意愿选择的。为了让村民充分表达利益和需求,村内有全体村民会议和邻里会议,这是任何村民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农民在会议上对项目进行讨论,形成的讨论结果将由村庄发展委员会整合进项目规划和实施细则作为项目开展的指导。

其次,新村项目的实施是在新村领导人带领下的群策群力。与作为村庄正式代表的村长不同,新村领导人是纯自愿性质的,没有任何工资和补贴。新村领导人有男女各一名,其中男性新村领导人是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而女性新村领导人一般是妇女协会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境下,那些“有创造力的民主化领导人”就被选举出来带领村民参与到新村建设中,如果他们不能按照民主透明的方式来工作,就可能遭到村民的抵制和批评。在整个项目的开展中,社区居民都是积极的行动者,不仅贡献自己的想法,也为项目的开展提供尽可能的便利。

(3)新村项目开展中的农民贡献。前文所述,新村运动第一年,政府投入了41亿韩元,而新村建设的货币折算达到了122亿韩元,正是这激发了政府开展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在村庄层面来看,超出政府投入部分的产出来源于村民的积极奉献。具体来说,村民的积极贡献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劳动力付出。表3展现了新村运动中农民的劳动力付出状况,从总体来看,每个村庄的年平均劳动力贡献天数为795天,每个家庭劳动力贡献年平均13天。

二是土地付出。韩国是传统的农业型国家,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属于农民家庭所有。而在新村运动中,为了整修和拓宽村庄道路,需要占到村民的土地。根据内务部的统计,1972年,每村平均为改善村里道路捐献土地680平方米,每改善一米村庄道路村民需要捐献的土地面积为2.1平方米。

三是货币支出。如表4所示,新村运动的资金来源有国家的财政支持和农民的自我筹集两个方面,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农民的自我筹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政府的投资,这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于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状况的决心,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农户家庭债务的迅速增加。

就整个新村运动的开展来说,农村社区居民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农民力所能及的水平,形成了大量的农民债务。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正是新村运动对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吸引力让农民愿意选择付出,正是农民的这种积极参与和付出精神推动了新村运动的成功,也显现了农民自主性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总的来说,新村运动的扩展期持续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动员体系的成型和社会自主性得到了激发。政府的参与是以动员的形式呈现,超越了简单的得到社会回应的程度,而以一种与社会互动扩展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农村社会居民的自主性也在国家动员的框架下得到迅速调动和提升,不仅型构了村庄的有效领导体系,农民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的活力也都被调动起来了,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付出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村民自主性和村庄活力的不断调动提升,新村运动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三)新村运动末期：农村社区的自主性发展和国家动员的相对退位

特别强调朴正熙总统在新村运动开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学者倾向于主张,1979年朴正熙总统被刺杀是影响新村运动的最主要因素(朴振焕,2007)。就国家以动员的形式参与新村运动来看,它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缺陷,也确实需要一个时间表来实现转变。这个转变并不是对国家动员参与的完全否定和推翻,而是让改善居民生产生活乃至精神状态的运动更加回归到民间的轨道上去。

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新村运动训练,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国家的动员鼓舞下,农村社区也得到很大发展,农民的生活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农民思维观念得到极大转变,“勤劳、自助、合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据Park,K-H(1981：175)的调查,85%的农民相信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根据Moon,S-O(2010：55)的统计,到1979年,参与新村运动的人数增加到3130万,是1971年的近五倍。一系列的成就和数字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累积到了相当的程度,实现新村运动的转型势在必行。

1980年12月,新村运动组织培育法案通过,开启了由民间主导新村运动的新征程。基于这一法案,前总统全斗焕委派其弟弟负责将新村运动制度化,重塑新村运动组织结构的工作也逐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新村运动的支持由直接的物资资助向为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提供经费。总的来说,政府对于新村运动的动员参与已逐步让位于社会民间的自我组织管理。

就农村社会的农民来说,伴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农民对于新村运动项目的期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项目选择已经不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在村庄层面也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个能够吸引全村农民参加的项目,农民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另外,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韩国农民的城市迁移率为平均5.4%-6%的水平。到1985年,农村地区人口下降了19%,农户数下降了35.7%(In,PanandSoo,2012：423)。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农村继续推进新村运动的人力资本不断下滑,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新村运动乏力的重要原因。不过,并不是由此断定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向,相反,正是新村运动的深入提升了农民的素质、改变了农民的思维观念才促成了农民自主性的发展。历史发展的结果固然使农村的新村运动缺乏活力和可持续性,但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

四、总结

斯科特(2004)认为,在公民社会软弱的情况下,国家改造社会的简单化思维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就则从反面论证了,在公民社会相对软弱的情况下,国家如何改造社会才能够获得成功。通常的经验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认为韩国推行新村运动中,宏观层面的自上而下动员和微观层面的自下而上参与之间的联动是基本经验。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阐述清楚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机制是什么。这就需要重新回归到新村运动的目标定位上来,它是以实现农村社区发展为目标的运动,将国家和农村居民作为实现这一共识目标之下的参与者能够更好地解释新村运动的运作过程及阶段性转换,而且有助于提炼出推进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机制,即动员型自主。

首先,国家与社区居民在推动农村社区面貌的改变和发展上有着基本的共识,正是这个基本的共识奠定了国家体系与社区居民能够共同参与的基础。其次,相比于社会的松散性和组织性程度不够来说,国家体系具有更大的组织行为能力,特别是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威权体制。但目标的共识并不意味着手段的不重要,国家的动员从试探性刺激到诱致性动员的转变是以社会的积极回应为条件的。第三,国家体系与社区居民在发展目标的共识之下,并不是简单的协同推进,而有着一个基本的线路图,即国家的动员并不是要包办一切,而是以社会自主性的不断提升为努力方向。没有来自国家体系的动员刺激,社会自主性的激发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社区自主性的成长除了需要社区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的提升外,也需要来自国家动员型的培育。通过国家体系动员能力和社区自主性参与能力两者,从相互补充到双向扩展,并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相互补充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总体性架构,也是“动员型自主”机制在整个运作过程的阶段性体现。

当前,欠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仍是难题,公民社会的软弱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成为一个基本的选择路径。然而,国家推动农村社区发展,不能以简单的强制性力量和简单化思维为导向,而要以社区发展和培育社会自主力量为导向,以政府动员来带动社会自主,实现政府动员与社会自主的双向扩展,以政府的诱致性动员来作为社会自主成长的“孵化器”。这是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经验所在,把握住新村运动实现的“动员型自主”机制一方面能够更深度地把握新村运动的实践逻辑,同时也将对后发展国家的农村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性意义。不过,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新村运动作为一场由政府发动的实现农村社区发展的“运动”,有其不稳定性,这就提醒后发展国家在推动农村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中要有全局性和持久性的考虑,尽力摒弃简单化的发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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