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作者：孔飞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7-11-01  浏览次数： 7604次

内容简介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作者简介

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一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第二章 盛世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第四章 罪的界定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

第八章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盛世”背后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以《叫魂》为参照

万敏

原载于：《改革与开放》，2017年第15期，第121-122 158页。

【摘　要】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是指人们对政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叫魂》勾勒了一幅因底层民间社会的“叫魂”事件而引起的自上而下的“全社会恐慌”。这种恐慌实质上反映了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文章将从民间社会、弘历皇帝及其官僚阶层对恐慌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来探讨“盛世”背后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

【关键词】局部认同危机；恐慌；意识形态

《叫魂》以1768年大清王朝“盛世”为参照物，以中国社会在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为背景，描述了在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下出现的一起社会恐慌事件，而这所谓的社会恐慌到头来实际上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记恨的一个幽灵。作者讲的是“小故事”，却向读者传递了极为丰富的“大历史”之信息。借助作者独特的视角，读者可以了解到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政治思想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孔飞力为读者阐释了“叫魂”事件背后的种种问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对君主与官僚、地方与中央、当地人与外来者、政治与权术等多重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可谓是对小事件“做大文章”。[1]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作者描述的1768年的叫魂事件意在对中国悲剧性近代做惊颤性的预示和警醒。因此，透过对叫魂事件的回顾来把握盛世前夜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显得尤为重要。

一、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变化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子系统“合力”作用的结果。问题就是：在这些有差别的子系统中，究竟是哪一方面对社会某一事件的发生与变化的影响最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即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然是经济基础对社会及其事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更大。但透视历史，却看到文化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更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对外侵略扩张运动，在其精神动力上就是传播基督教的强烈欲望使然。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背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社会事件的触发机制，进而出现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如本文的叫魂事件。因此，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对叫魂事件的影响最大。

一般来说，社会学家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某种观念体系，它可以成为现实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提供政治运作的方案、策略。这里把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看作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以国家学说为主体的社会观；以伦理观念、行为准则为主体的价值观；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为代表的哲学观。[2]三个子系统同时又分别对应着中国社会的三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以及基层宗法家族组织。[3-4]如图1：

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认同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强耦合关系，上层的大一统国家观与中下层的价值观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种作用与影响是意识形态内和谐的重要作用机制。当大一统的国家观、天道观与儒家价值观三者和谐相处，并处于最佳状态时，意识形态的调节功能最强，社会各阶层对其的认同程度也是最高的。然而，三者之间的张力扩大时，就会出现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出现往往预示着一个政权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即这个政权统治下的民众包括最高层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并进而在这种质疑下采取某种非常规性的行动，此时，我们就说一个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透过《叫魂》中弘历皇帝的“合法性焦虑”、平民百姓的“冤冤相报”，可以看出“盛世”背后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也正是这种危机，才使得“叫魂”恐慌得以在1768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却以一场自上而下、失控的闹剧正式落幕。

孔飞力所叙述的三个故事版本中涉及三个不同阶层：民间百姓、官僚阶层、弘历皇帝，分别代表意识形态的三个子系统：儒家价值观、大一统的国家观及天道观。本文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探讨“盛世”背后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下面主要从民间百姓与弘历皇帝及其官僚集团这两种上下社会阶层来进行分析。这里把弘历与官僚集团均看作是上层大一统的官僚机构。

二、民间百姓对伦理价值观的背离

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是其统治时期盛世的顶峰，“18世纪的中国，经济繁荣、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被称为繁荣的、进取的、自信的中华帝国，有别于19世纪崩溃着的和失去秩序的中华帝国”。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成就是以国内和平为基础的，和平孕育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最伟大的时期。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盛世”，关于人世间存在着妖术的可怕意念，正在民间社会中传播开来。“叫魂”最初事发于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其中涉及的对象大多是游方道僧及流浪的乞丐，当人们在街头或自家附近发现有道僧或者陌生人时，他们立刻警惕起来，并将这些人移交官府衙门，因为他们听说这些人会一种“剪辫”的妖术，只要发辫被这些人剪去，他们的魂将被盗走，这将威胁到他们的性命。作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维权的官府衙门，有权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将这些“妖术士”缉捕归案。因此，为了安抚民间百姓，官府开始对这些“罪犯”实施逮捕并在“罪犯”拒不招安的情况下辅以刑讯。这里的问题是民众为何将游方道僧以及流浪的乞丐作为“叫魂”妖术的施行者？并对这些人持有敌意？

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然而，有很多证据表明，人们的观念是起作用的，在妖术恐慌发生的前后，司法记录中有一些关于民众敌视乞丐的案子，颇能引人深思。在一个案子里，一个姓黄的乞丐到一家姓黄的家门口乞讨，黄家人让以后再来。乞丐已是饥肠辘辘，便一面怒吼，一面试图挤进门去。黄家人便用木棍把他打死了。在另一案子里，一群邻人正散坐着吃喝时，三个乞丐走来同他们搭话。他们得到了一点儿吃食，却大声抱怨说东西太少，并把讨饭碗摔碎了。[5]这群邻人便攻打他们，结果，一人被打死。这说明，虽然当时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人口剧增、人地矛盾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下层人士不得不外出谋生。更加证明了当时民间百姓对于意识形态子系统之儒家伦理的不认同。尽管经济发展，社会呈一片繁荣之景，民间百姓在价值观上却出现了与儒家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情况。儒家伦理文化要求人们要以“仁”为核心，这种价值观有两个基点：第一，道德是非的判断，人生是否有意义，是可以由自身来证明的，并不需要借助于神的存在或其他超人的力量来说明。第二，它要求人应该努力去完成内在的道德追求，把人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光辉发扬到人的生活之中。“叫魂”事件中，民间百姓不仅相信超人的力量—妖术，还对妖术的实施者——下层无权无势之人进行诽谤与恶意伤害。这充分证明了意识形态之伦理道德价值观在民间百姓心中的败落，意识形态之调节功能失去了作用机制，意识形态出现了局部认同危机。

三、弘历及其官僚对天道观、大一统的合法性焦虑

作为饱读圣贤书，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乾隆皇帝深谙汉族人民所受的千百年的儒家道德的熏染，他不会不知道汉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在他的心中不会不清楚剃发对于汉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弘历的盛世，看上去离那些血腥的日子相去甚远。如果剪人发辫确实是一种谋叛的行为，是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反抗，那么，这是一件无论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员们都不愿公开与之对抗的事情。有清以来，种族间充满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经被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帝国取代了吗？相应地，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前六个星期里，弘历与各省官员的密切通信中没有一处提到剃发这件事，他一再提到的只是妖术问题。这是由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需要所决定的，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弘历的心中依然存在着对清朝政权的合法性焦虑。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康乾盛世时期已经得到充分的巩固，为何弘历及其官僚阶层还心存疑虑呢？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不是单一同质的。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以汉族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人们对汉文化的崇敬与信仰一直居于其他文化之上。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大一统国家观以及天道哲学观也都是以汉族为主体，视其他民族为蛮夷。之前围绕留发还是留头的血腥记忆仍然存留在这个异族统治者的大脑中，尽管清朝统治逐渐巩固，可怕的种族情感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向提出挑战。叫魂恐慌中，前面提到的民间百姓的恐惧来源于对生存与生命的恐惧，而在弘历及其官僚们则涉及谋反及对统治的威胁。就弘历本人而言，旧有的种族敌对情绪还存在于内心深处。面对真实或只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威胁，他的反应不仅过分而且满怀恶意，皇家的恐惧不仅同个体也与群体相关。儒家意识形态主张“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代统治都是建立在统治者、官僚及民众对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之上。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需要皇家通过不断从事礼仪活动而得到反复验证。[6]同时，君权神授也可以因为自然的机制，或由于那些希望让国家遭难的煽风点火者的行动而发生断裂。因此，国家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的交流关系，要对他们希望交流神灵的行为实施完整的切割。就官僚而言，从应对民间百姓及最高层皇帝压力的做法中，可以看出这些祭祀官员对于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任何同神灵世界的联系都采取嘲弄态度，这种做法其实证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这种焦虑也导致了官僚们在“叫魂恐慌”发生并呈扩大之势时竭力捂盖子，并为了应付弘历的清剿和安抚躁动不安的民间百姓逮捕“无罪叫魂犯”，事件的最后，人们却发现原来所谓的“叫魂”案竟是一场幻影，这种幻影的背后则预示着盛世背后的意识形态局部危机。“盛世”下的弘历及其官僚对“叫魂”恐慌的合法性焦虑正是统治者们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出现局部认同危机的结果。

四、结语

意识形态的概念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本文通过《叫魂》恐慌案来揭示乾隆盛世背后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案能够在“乾隆”盛世横行，除了中国的专制皇权及其与官僚君主制的相互作用外，还有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作为文化核心的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危机则是“盛世”背后叫魂恐慌得以横行的首要因素。任何朝代当人们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局部认同危机时，一个很小的“事件”都会引起社会的恐慌，甚至可能引发暴乱。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当今的一些社会群体性事件。这警示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建设，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避免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钟翰.孔飞力教授新著《叫魂者》的评介[J].清史研究，1993（4）：114-116.

[2]汪娜.盛世下的危机——以1768年“叫魂”事件为范本[J].法制博览，2012（12）：1-3.

[3]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0.

[4]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5]孔飞力.叫魂[M].陈兼，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

[6]王纪潮.专制社会的权力恐慌症[J].书屋，2004（03）：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