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乡村：民国北京郊区的社会调查

作者：李二苓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民国研究》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09-29  浏览次数： 3552次

【摘　要】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针对北京郊区的社会调查的梳理和总结，发现这些社会调查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过程。从关注工、农生活水平到乡村建设，从统计调查到社区研究，从一般农村的家、村、镇的社区分析到突出城乡关系的村、镇、市的社区研究，从将京郊农村视为华北农村之代表到分析非市非乡的城郊个案。在调查者笔下，北京郊区村庄个性逐渐凸显，受北京影响的郊区范围逐步扩大，北京城乡之互动逐渐被重视。借此脉络，有利于我们反思郊区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城市化”问题。

【关键词】劳工；北京郊区；乡村建设运动；社区研究；“都市化”乡村

现代社会调查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学术性调查的开启则应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前后。以北京为中心的标志性事件是1918年甘博开始对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调查，以及由陶孟和等学者提倡、各高校参与的一系列社会学调查。目前，对这些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大多是探讨民国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和社会科学中国化。但是，关于分析调查者对研究对象的选取和认识及其史料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仅见吴建雍《民国初期北京的社会调查》和李金铮、邓红《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考察的时间范围均限于民国初期。故而，笔者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审视当时社会调查者是如何认识其调查对象的。特别是城市郊区调查与城市调查和乡村调查有着纠葛不明的关系，研究社会学者看待郊区问题的历史性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从发端到“社会调查运动”：以了解各行业生活状况为社会改造之门径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界对劳工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对劳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调查随之出现。笔者统计的从1925年到1930年燕京大学关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调查论文总计23篇，其中绝大部分的调查范围域于北京城墙以内，涉及京郊的仅有4篇，占17.4%，分别为《附近燕京大学家庭工业的调查》《海甸食料交易之状况》《北平一带小农工商之金融机关》《门头沟调查》。这四篇论文关注的是京郊工商业的生活、生产状况，没有涉及农业的研究。较早调查北京郊区农业的是狄德莫（Dittmer）指导清华学生在北京西郊对195家生活费进行调查，其后清华师生也对清华左近农村进行了调查。总之，调查以了解工商业为主，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正如一位调查者曾言：“近数年来，工人阶级逐渐觉悟，各地工潮风起云涌，此不特工人自身问题，即全社会亦受其影响。致使一般留心社会问题者，关于工人生活一事，不得不加以充分之考察。”这段时期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社会调查也主要以了解劳工的生活状况为目的。

1920年代，梁任公指出社会学的研究需要求得解决现代民族问题的方法。李景汉也提出，社会调查“不但可以促进社会科学的发达，也能真的了解社会实情，借以研究社会问题和谋划解决的方法。”除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一理想也在各界学人的努力下付诸实践。1926年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由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三年专款资助，后于1929年改组自办，改称社会调查所。该所对经济等方面的统计调查很重视，也出版了很多调查成果。关于北京郊区的研究成果有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该书是基于李景汉指导的1926年的黑山扈调查和1927年的挂甲屯、马连洼和东村调查写成的。但毕竟社会学初入中国，被调查的民众对此备感陌生，难以接受。所以，这时的调查者们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来进行调查，其中利用福利救济事业来获取被调查者的信任是主要方法之一。因此，被访者往往“专集中于生活艰难上面”，“故意将生活情形说得比实际还穷”。幸而，研究者往往对此颇有认识。李景汉在文中对调查时的民间习俗、政治背景、经济政策以及民族因素等对调查结果的影响都做了分析，其审慎的态度也为今日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史实。

社会学应该服务于解决社会问题，服务于改造社会，服务于寻求民族自救的出路，这一学术界的观点逐渐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掀起了“社会调查运动”。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将它称为一场“真正的革命”。他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从时人的文字上看来，社会调查似乎变成了一种“话语霸权”，要获得社会的信仰必须做一份调查报告。

除了学界，此时北京市政府为辅助其行政也做了许多调查，足见社会调查的权威性。例如在1934年由当时北京市市长袁良主持的《北京市四郊农村调查》，他在“弁言”中明确道出了此次调查的意义。意义有二：其一，为了挽救农村“破产之象”，欲从调查中获得“挽救之策”；其二，袁良认为农民与政府“素甚隔膜”，为了更好地落实政策，需要通过调查“审知情实，因势利导，而后始无滞碍”。政府进行调查的思路与学界所倡导之通过调查改造社会的论调颇为一致。这些官方的调查、统计资料，主要保存为档案的形式，当时官方也将一些统计资料编辑出版。

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的调查方法到1920年代刮起的一股“社会调查运动”的风气，均是以社会调查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门径。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一阶段社会调查专注于工人阶级的崛起，主要调查工商业的生活、生产状况。直到1930年左右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社会调查开始关注农村。总之，社会调查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实用性工具，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只有审时度势才能因势利导。

二、从统计调查到家村镇的社区研究：以近郊农村为中国乡村代表

“社会调查运动”发展到1930年代上半期，以社会调查作为解决“急务”之良方的目的论慢慢暴露出问题。由于对调查实用性的强调，时人往往“结论先于调查，改良方案也先于调查”，或者空有一番热情而做不切实际的改革。不仅是一般的统计调查多流于形式，专业化的统计调查也出现了主观预设先于调查的问题。

这种社会风气促使梁任公、吴景超、许仕廉等学者强调社会学综合研究的观点开始发酵。这些观点与吴文藻等人引进的西方“社区研究”方法相碰撞，研究对象逐渐从物质统计转向了解社会行为、态度等文化层面。赵承信于1936年发表《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正式提出展开“社区研究”。第二年，赵承信又在中国社会学第6届年会上提出创建中国的社区社会学，以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媒介。

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社会调查对象转向乡村，较具代表性的是在杨开道主持下，由张鸿钧、万树庸、吴榆珍负责创立的清河实验区。该试验区起初得到了美国罗氏基金资助，第一助产学校、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华北工业协进会、华北工程学校、仁利地毯公司，以及华洋义赈会燕京救济联合会也都参与到该试验区的工作中来。该实验区的研究很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学界从统计调查到注重社区研究的转变，村、镇、市层级结构的研究日益凸显。

清河镇是北京以北18里的一个连接北京城与北方旱地粮食产区的重要集镇。为了深化乡村建设运动，研究者选择清河为试验区。原因除了清河距离燕大很近，交通便利，方便与北京各界合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清河很能“代表中国生活的村镇”，试验区的工作能够“对中国革命（即新中国之建设）”有所贡献。具体步骤是通过调查、研究把握社会实况，据此制定政策、制度，拟出社会计划，然后贯彻实行以实现社会革命。正如许仕廉在总结清河实验区的调查经验时所说：“对于一个地方，用相当的时间，作数量分析的研究，较比普通用概略的方法叙述社会生活为有价值。”1936年王贺宸对这一乡村建设计划的实施效果做了阶段性总结，指出建设清河试验区的目的是针对“土地、人民占全国大部分的农村”日趋破产的情况，一改往日社会学只侧重城市的弊病，为“本校研究社会科学的师生，开辟一个实地研究的试验场”。在这样的基调之下，以清河为研究对象的诸多学生论文也以从清河看华北农村，从而建设华北农村为调查目的。（5）

好景不长，如火如荼的清河试验区因中日战事而被迫停止。于是，黄迪便在整理以往清河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通过综合许仕廉、张折桂、梁树祥、郑宝沪等人对清河镇的研究，万树庸、张折桂、蒋旨昂等人对个别村的研究，张折桂、邱雪娥等人对礼俗的研究，以及邓淑贤、李鸿钧、杨骏昌等人对试验区工作的研究，该文从日常生活、农业、商业、宗教、教育、政治等方面，全面分析了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所塑造的清河的家、村、镇这一颇具中国农村代表性的层级社区。该报告采用了社区研究的方法，除了对于社会的呈现更为全面外，也更注重调查过程中的理论探讨。作者总结说：“家的重要是在于它是经济，婚姻与亲属的枢纽；村的重要在于它是正式教育、庙宇宗教和地方政治的舞台；而镇的重要则在于其为社区对外交换的媒介。虽然这三者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差别很大，却同是较完整的社区结构的必要部分。此一社区类型或足以代表一大部分中国内地的农村社会。”

这一时期也正是许多重要社会科学门类确立合法性的时期，比如教育学、经济学等也采用了社会调查和创办试验区的方法来建设自己的学科并推进乡村建设运动。北京附近还有两个试验区。一个是在1933年开始的北京师范大学温泉试验区，温泉距离北京西北约30里。师大对乡村教育特别重视，其业务内容包括：设师范班；改良、辅导和创设乡村小学；办男女民众班；卫生改良。受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在当时的教育界看来，乡村教育的范围应当扩大为乡村建设。所以，无论是师大师生还是燕大教育系的同仁，均是在“以学校为中心而推动乡村建设”的宗旨下，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

另一个是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农村经济系在北京西郊阜成门外西南约7里的罗道庄附近设立试验区，创办儿童、妇女、成人各种学校，并开展农业推广、乡村自治、农村合作等事业。围绕该试验区的调查报告有1930年董时进《罗道庄经济及社会情形》、1935年杨汝南《北京西郊六十四村社会概况调查》、1936年《农村建设实验区工作报告》等。但是，与以距离北京德胜门18里的清河试验区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不同，这些经济学的调查始终强调城市附近的农村受城市的影响，与普通农村不同，其特点即人多地少，“耕地实太嫌不足”，故“如耕地整理，利用坟地，亦为本区特别应注意之事。盖本区各村土大道，纵横连贯，占去面积不少；坟墓亦多，农家无从利用”。社会学与经济学这两类调查的结论之所以不同，或许恰恰是源于所调查的两地相对城墙的距离不同。正如黄迪对清河区位的分析：“清河以北，地域较大，也多较大的村庄，于是农村色彩较浓，清河以南因接近城郊，亦就带城郊气味，百家以上村庄几不可得，又多庙宇、坟地和营房。”虽有郊、乡之区分，但这一时期的清河社区研究也有意在忽略农村受城市影响的方面，认为“大体上仍是近乎一般典型的农村标准”，因此清河调查未像罗道庄调查一样，充分展现当时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

1930年代是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从燕京大学关于北京的学术论文来看，1934~1943年共有82篇社会调查论文，其中关于农村的有46篇，占56%。在乡村建设这一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社会调查从统计调查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家、村、镇的社区研究理论。但是，研究者认为从郊区农村调查所得的这一家、村、镇的社区结构代表的是大部分中国农村社会，城市与乡村的联系被社会学者有意忽略了。

三、从村落社区到第四类社区：“都市化”的乡村

抗战以来，大规模的清河试验已告停顿，但燕大同人并未停止在试验区开展调查活动，只是研究的重心从以镇为中心的社区转向了单个农村，即十来篇学士论文的产生地———前八家村，论文中又称“某村”“安乐村”“京郊村”。该村距离清河镇很近，因辽代烧城砖而兴起，至清代该村的大户多为清河附近皇仓的车户，兴盛一时。晚清以来政局动荡和频繁战乱使得该村富户衰落，北京、清河工商业的影响又给该村提供了新的谋生方式和新的社区居民。在1943~1945年太平洋战争期间，调查因燕大南迁而中断。抗日战争之后，赵承信恢复了在该村的调查工作，并重新创办了实验基地。比较1938~1943年和1945~1948年这前后两个时段对同一地区的集中研究，实能展现日伪统治初期到抗战胜利之后前八家村的变化。此外，在1937~1941年燕大教育系也开设了两个试验区，一个是包括成府、蓝旗、三旗、海淀的三旗区，一个是距离北京城墙以西18里的冉村。实验区除了针对教育与卫生状况展开了调查外，主要从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从1939年到1948年，这三个试验区的调查论文共37篇，几乎占了燕京大学关于北京调查论文的一半，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日伪时期，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当时的“汉奸”学社———新民会也做了许多调查工作，编印了一套《地方事情调查资料》。新民会还开展了乡村实验，并办了实验区刊物。日本侵略者还组织建立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吸收了像周作人、邵力子等中国学者。

这一时期的研究继承并发展了抗战前清河调查中所提倡的村、镇结合的社区理论，主张“依发展观点言，社区得分为村、镇、市三类。顾村、镇、市诸社区间，彼此发生连续之关系。村常与邻近村、镇及市间接直接有联系之存在”。其中北京市对乡村的影响被凸显出来，北京市不仅在政治上操纵了乡村政治组织的外形，且在经济上将乡村变成北京的附庸，更在思想文化上不断地瓦解乡村的传统文化与习俗，即所谓“乡村学都市，都市学西洋”。廖泰初甚至提出城郊是以往社会学者所研究的都市、农村和边疆这三类社区之外的第四类社区：“他既不是纯粹的农村，又不像都市，更不是边疆，是介乎都市与农村间的，名之曰‘边际’亦无不可。这里一方面保持着固有的农事技能，家庭组织，同时又受到都市经济，西洋文化的影响，过着两重的生活。这里我们见到一切在变动中，有着基础的农村条件，同时接纳与这最低限度基础不直接冲突的都市文化，这里你见到区民如何在生活上表示出调整中外文化的方式，如何适应着正在剧烈变动中的社会。”这些论文强调京郊既非市镇又非乡村的特殊性，他们不仅提出工业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保留与释放的问题，更体现了对文化、社会、经济融会贯通的根本变革的呼唤。解放后的燕大调查更是充分配合了中国“以城市领导乡村”的建设思路。

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1940年代京郊的乡村试验区缩小，由原来的以镇为中心的社区缩小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却在不断地发展推进，京郊农村不再是以家、村、镇为社区结构的中国农村的代表，而是以村、镇、市为社区结构的充满着城乡互动的第四类社区，郊区的特殊性最终凸显出来。

四、小结

综上所述，针对北京郊区的高校调查经历了从关注工、农生活水平到乡村建设，从以镇为中心的家、村、镇的社区调查到以村为中心的村、镇、市的社区分析，从研究中国农村之代表到分析非市非乡的城郊个案的嬗变过程。据此脉络，京郊村庄的个性逐渐凸显，北京城乡之互动逐渐被重视。然而，这些变化到底是民国时期京郊本身的变化，还是研究者主观认识的变化?京郊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国时期城乡之间并不存在从缺乏互动向频繁互动的质变过程，只是早就存在的城乡关系被观察者忽视了。当然，民国时期是传统中国面对近代化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传统背景的作用和新的因素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学者观念的转变与历史大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民国的社会调查很多是针对同一地区所做的长时期的连续调查，这对我们研究学术的变化轨迹和历史的发展规律都极具参考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些调查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同样的，北京郊区农村在1930年代还是典型的华北农村代表，到了1940年代就立刻凸显了“都市化”的特性，调查者的主观态度对调查结果的影响甚为明显。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笔者很赞同《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编者夏明方的观点：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

再说，我们为何不就调查者主观态度的变化，从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认知方面，对时人的认知发展、观念变迁来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反思呢?正如本文所看到的，郊区农村的特质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不断凸显，这正是社会调查不断深化、社会学不断进步的表现。这一变化也恰恰是今日史学界在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以北京史研究为例，笔者在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北京史的研究时发现，大多限于从社会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北京城中的人、事、物，很少关注到京郊的农村。农业经济史的研究多将华北作为大经济区来考察，并未体察到城市附近的农村与其他农村的区别。例如李金铮在研究乡村借贷时采用了李景汉、吴志铎等人对郊区的调查和《中国经济年鉴》、各地文史资料中的郊区史料，但是并未意识到这类郊区的特殊性，而是将郊区调查直接纳入一般乡村资料来处理。

国外许多学术大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郊区的特殊性。以日本满铁惯性调查为主要史料研究华北农村经济的学者如黄宗智、马若孟等，因为调查市郊村庄的成果不是很丰富，所以这些学者在使用史料时，往往放弃了对市郊调查的使用。即便黄宗智已经将市郊村庄划入日本调查的七类村庄之一，但是他认为这些村庄“不能视为在广大的河北籍山东西北部地区的代表性标本”，因此在很多时候“撇开较少代表性”之后再做分析，或是以一般农村所得之标准对市郊村庄的经济元素进行划分。

杜赞奇在考察华北农村的宗族势力时已经注意到了城市对临近村庄宗族势力的影响。他认为村庄“临近城市，土地买卖较频，人口流动较大，同族相邻而居和土地基本相连的状况已被打破”。由于这些临近城市村庄的宗族势力对村政影响不大，因此作者有意忽略了对这些村庄变迁的研究，反而力图恢复这些村庄在受到城市影响之前“从前亦有聚族而居的现象”，以证明“在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团体仍占重要地位”。

在社会学界发生的历史有趣地在史学界重现了。受到材料的限制，在史学界市郊村庄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特殊研究对象。现在中国正大力提倡城乡一体化，从历史的角度反思城乡关系，不正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亟待研究的领域吗?社会学界的郊区社会调查正好给我们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