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作者：俞可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08-26  浏览次数： 12121次

权力与权威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这两个范畴之于政治学的意义，犹如货币和资本两个范畴之于经济学的意义。然而，国内政治学界对这两个核心范畴，至今仍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权力与权威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两者确实密不可分，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实质上这两个概念有着重大的区别。进而言之，不仅传统与现代的权力权威观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中西方不同语境对权力和权威的理解也有着重大区别。本文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权力与权威的概念作一较为系统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权力权威观，即“霸道”与“王道”，以及民主化和网络化条件下的权力权威观，作一简要的分析。

权力与权威：政治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通常有以下几种含义。

首先，权力是一种可以改变对方行为的强制力量。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权力观，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源远流长，也是近代西方权力观的主流。在当代政治学家中，罗伯特?达尔和斯蒂芬?卢克斯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他们认为，“在下述意义上，A对B拥有权力，即A能让B做某些B可能不愿做的事情”。进而言之，这种强制性作用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纠正对方已经产生的行为结果；二是阻止对方正在发生的行为；三是防止对方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行为。

其次，权力是一种达到特定目标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和资源。这也是一种相当流行的权力观，它强调的是权力的合目的性和趋利性，认为权力就是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

再次，权力就是国家政权，是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强制力量。这种权力观的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权力的阶级性和强制性。权力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目标和结果。

最后，权力是一种约束和规制人的复杂网络和微观社会结构。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权力观，它强调权力的微观性和结构性特征，是对传统权力和主流权力的一种消解，其代表人物是福柯。

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且首先是国家的强制力量。行使这种强制力量的直接目的，是迫使对方服从掌权者的意志，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取或维护掌权者的利益。然而，并非所有强制力量都是权力，没有制度授权的强制，是暴力；也并非所有获取利益的能力都是权力，通过交换获取利益的行为通常并不表现为权力。迄今为止，权力的最高形态是国家权力，但除了国家权力之外，社会上还存在大量非国家形式的权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质而言之，权力是迫使对方服从的制度性强制力量。

作为与权力紧密相联的政治学核心概念，权威也有三种基本意义。

其一，权威是使对象自愿服从的能力。这是政治学关于权威的经典定义，它强调权威是一种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使他人服从的能力，而且这种服从是出于对象的自愿。与权力一样，权威也是一个关系概念，其直接后果也是对方的服从。

其二，权威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这也是西方政治学中极为流行的概念。这一定义强调权威与权力不可分割的联系，权威基于权力之上，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和接受。

其三，权威是使对方信从的影响力。它也强调对象的自愿服从，但这种服从更多的是基于服从者对理性的力量认同，而不是基于他对权力的接受。

权威也与权力一样，均是使人顺从的力量，但权威导致的顺从还须经过对象的理性判断，它不像权力那样直接。如果说权力是一种直接的强制力，那么权威则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

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是权力与权威的实质性区别，这一区别进一步决定了权力与权威一系列其他方面的重大差别。

权威能使权力的作用和效果倍增。没有权威的权力，其实际作用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不仅会把权力的正向作用降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会导致负面的作用。当权力不被对象服从时，权力的正面作用就会消失。如果对象对施加其上的权力进而采取抵制的行为，那么权力就将产生负面的作用。反之，如果权力转变成权威，从而得到对象的自愿服从，权力的正向作用会大大增强。

权威可以明显地降低权力行使的成本。当权力不具备权威时，其成本会到达最高；而当权力转变成权威时，权力行使的成本会降至最低点。权威越大，权力行使的成本就越小；反之，权威越小，权力行使的成本就越高。当政府当局的行政成本过高时，通常意味着其权威的严重流失。当政府失去足够的权威时，从掌权者到执行者都会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寻找自己的私利。

权力受限于职位，权威则可以超越职位而发挥作用。没有正式的制度性授权，权力就无从谈起。没有相应的职务，就没有相应的权力；一旦失去职位，权力也就随之失去。与此极不相同，权威则可以不受职位的限制，一个拥有权威的人，没有职位同样可以发挥影响和改变他人行为的作用。

权威的空间范围明显大于权力的空间范围。一个只拥有权力而不拥有权威的人，其行为的作用空间范围通常仅局限于权力所及的对象；而一个既拥有权力也同时拥有权威的人，其行为的作用空间通常会超出其职权所及的范围。一个人的权威越大，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也越大。

权威的作用力和影响力要比权力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更加持久。权力的作用力和影响力通常受限于其职位的高低和任期的长短，与此不同，一方面，权威可以不受职位的限制而发挥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权威的作用会在对象的自愿服从过程中得以倍增和延续，因此，权威的影响力明显要比权力的影响力延续的时间更长。权威越大，其影响力便越持久。

霸道与王道：中国历史上的权力与权威

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虽然没有现代政治学的“权威”和“权力”概念，却拥有与现代政治学中“权力”与“权威”概念极为相似的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中，即“霸道”与“王道”。简而言之，“王道”就是圣人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其实质是“以德服人”；“霸道”就是常人治理国家的方式，其实质是“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能够使人心悦诚服，最终获得对方的自愿顺从。以力服人，是对方基于恐惧之上的服从，是强制的而非自愿的服从。

春秋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子（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已经对“王道”和“霸道”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王”“霸”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期鲁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公元前289年）。他不仅界定了“王道”与“霸道”的概念，而且对“王道”与“霸道”做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无论王道还是霸道，都需要使人服从，但王道使人心服，霸道只是征服。服从王道令人快乐，服从霸道令人厌恶：“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在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王霸”之争中，从总体上说，“王道”是统治者、学者和民众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政治价值。王道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的理想政治模式，根本原因是因为相比霸道而言，王道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具体地说，王道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带来自愿的服从；王道能降低执行的成本，提高行政的效能；王道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行王道的要害是得民心。掌权者的行为和决策要得到民众的顺从，首先就要让民众觉得这些行为和政策是“正当的”和“合理的”，是代表着民众的利益或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政治学的“政治认同”。孟子说得十分明白，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这里所说的“道”，其实就是韦伯所说的、作为政治权威主要来源之一的“合法性”。

要得民心，统治者必须行“德政”“仁政”或“善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说，“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只要施行善政仁政，民众便会自觉服从你的统治。“德政”或“仁政”的实质性内容，是统治者心系民众的需求，关心民众的喜怒哀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当然，“德政”或“仁政”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加民众的物质利益，使他们从统治者的“王道”中获得好处。

如何才能让掌权者自觉地为民谋利，施行“德政”或“仁政”呢？中国先贤们找到的共同答案是：让掌权者修身养性，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模范表率，来感化民众，威令天下。“内圣”，然后才能“外王”。《大学》的以下这段名言，提纲挈领地勾画出了从“内圣”到“外王”的理想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古代理想主义者所描绘的“王道”政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四个严重的挑战。一是“王道”和“霸道”是否相互对立？二是没有“霸道”的“王道”政治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三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条“内圣外王”的道路是否真实可行？最后，更具有根本性的挑战是：这种理想的“王道”政治在传统中国是否出现过，或者只是儒者的理想图景而已？

先秦的儒家认为“三代行王道，春秋行霸道”，后来的学者多认为“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鲁迅则认为：“在中国其实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 “在中国的王道,  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 其实却是兄弟, 在这之前和之后, 一定有霸道跑来的”。

从现代政治学关于权力与权威的原理来看，鲁迅的分析极其深刻，也最接近中国传统政治的现实。首先，在传统政治中，权力与权威是不可分离的，正如强力是服从的基础一样，权力也是权威的基础。其次，在传统中国社会，“王道”政治只是理想，“霸道”政治才是现实。

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其实非常清楚，仅有“王道”远不足以维护统治，必须“王霸”并用。“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汉宣帝更是直言不讳：“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为了增强当权者的“威势”，传统中国发展起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礼仪、制度和方法。

首先是增强权威的礼仪体系。西周时，就有“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礼仪是传统社会维系秩序的基本规范，“礼崩乐坏”通常用来形容社会秩序的失控。传统中国的官方礼仪，完全按照官爵本位而设立。什么样的官爵，就享有什么样的礼仪。从官邸的“几进几出”、官员的衣服穿戴和“鸣锣开道”的仪仗警卫，到朝会的班次序列、印信的尺寸规制、公文的行文格式、奏章的言语表述，直至官员死后的陵墓规格，均按照官员的品秩等级有严格的规定。

其次是神化权威的荣誉体系。个人的荣誉分为生前与死后两种，在中国古代，这两种荣誉都与权力紧密相关，人们的官爵就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名分”。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是被朝廷封爵。人死后的官方荣誉，古代称“谥号”。在古代中国，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不同的官爵，人死的称呼也不同，“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下》）。至高无上的荣誉，照例要给至高无上的皇帝。如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最后是美化权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传统中国，权位的高低甚至成为评判知识文化水平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标尺，官阶越高，似乎掌握的知识和真理就越多，伦理道德水平也越高。在传统中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常常既是真理和知识的化身，也是美德和高尚的代表。对士大夫科举考试的成绩进行裁判的，不是教书先生，而是负责学政的高级官僚，而最后钦定“殿试”前三甲的权利则非皇帝莫属。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

余论：民主化和网络化条件下的权力与权威

权力与权威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权力与权威的主体、来源、关系、规范、功能、符号、形式和特征，决定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形态，也是区别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准。那么，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权力与权威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从强制服从的权力转为自愿顺从的权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传统政治区别于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和整个制度环境，从而也改变了权力成为权威的机制。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与此相一致，只有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不仅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完全改变了，而且政府官员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极大地改变了。官员要对民众拥有足够的权威，当然还需要公正、清廉、尽职、守法、爱民等传统政治美德，但不再需要传统政治的那套神化、特权、等级和威仪体系，而更需要透明、平等、责任、民主和法治。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和社会政治的进步，权力将逐渐回归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将不可逆转地日益压倒公共权力。“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统治将变得更不重要，治理将变得更加重要。与此相适应，一方面，公共权力和政治领袖也将变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权利将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公共权威的来源将日益多样化，除了权力之外，知识、技能、财富、声誉，特别是网络将成为权威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