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资本下乡与农户再合作：基于村社自主性的视角

作者：陆文荣 卢汉龙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08-16  浏览次数： 3467次

【内容提要】部门和资本下乡使当前农村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基于这种结构，农户借用村庄既有的合作资源建构了村庄发展的自主性，最后又维护并再造了村庄合作。作为部门和资本下乡的意外结果，这种再合作值得重视。由此得到启示：部门和资本下乡为村庄再合作提供了机遇，农户的组织化应当成为部门和资本下乡的前提。

【关键词】部门下乡；资本下乡；村社自主性；农户合作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回顾

（一）研究背景

2006年，全国范围内免除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复杂的。周飞舟（2006）指出，基层政权实现了“汲取”向“悬浮”的转变，县政、乡政转而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农户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农户再也不需要面对“要粮、要钱、要命”的基层乡镇政府。但是，“悬浮”状态只是暂时的。上级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仍然依托乡镇政府去执行，最典型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另外，中央政府开启了“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发展阶段，即“反馈”阶段。

早在2005年，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就在全国铺开，后续还包括各级政府的惠农支农项目。这意味着，由地方社区自我提供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公共事务开始通过行政力量直接实现，被纳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与民生体系中。这一目标通过“部门下乡”的形式实现。笔者在这里借用温铁军、仝志辉等人对“部门下乡”的定义，即各级政府对农村的“反馈”是通过“条线”来下达和执行，各涉农经济技术部门开展公益性涉农服务和营利性涉农服务，推动农户专业化、农村市场拓展和农业产业发展（仝志辉、温铁军，2009）。

与此同时，农业市场化不断加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生产领域对资本的限制逐渐取消，资本数量大大增加，不断从流通领域扩展到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领域，其典型表现为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这一时期的农村资本不仅来自村庄内部，农村外部的资本（包括城市资本和跨国资本）也参与进来，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资本下乡”（仝志辉、温铁军，2009）。

本文所要揭示的问题是：面对部门和资本两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农户如何应对？能否再造一种新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又是如何实现的？部门和资本下乡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相关文献回顾

有关部门与资本下乡问题，仝志辉、温铁军以及折晓叶的研究值得关注。仝志辉、温铁军（2009）注意到了当前影响农民合作的两种基本力量：官场和市场。他们认为，官场就是部门下乡，市场就是资本下乡。部门下乡主要表现在政府鼓励和推动各经济技术部门开展公益性涉农服务和营利性涉农服务，以此推动农户专业化、农村市场拓展和农业产业发展。下了乡的部门不仅有权力，而且有项目和资源，具有巨大的逐利冲动。从而导致下乡的部门放弃了本应该主动承担的公益性服务，转向营利性服务，并且这种营利性服务具有极大的垄断色彩。资本下乡的主要表现是城市资本和农村资本结合在一起，先是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然后扩展进入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领域，实现与农村土地的结合，提高生产效率。资本和部门同时下乡，很容易导致资本对部门的腐蚀，部门对资本的利用，那些组织性极强农民性极差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资本和部门合作主导的产物，它们联合套取国家资源，形成“大农吃小农”之势。仝志辉、温铁军因此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综合合作体系。在农民合作问题上，仝志辉、温铁军指出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深刻的。但他们的分析框架拘泥于结构分析的路径，只见结构不见人，村庄和农户基本上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资本和部门。也即，作为重要行动主体的村庄和农户被遮蔽了。

折晓叶的研究一贯具有底层立场和村庄视角。在《合作与非对抗抵制》一文中，她向人们展示了发达地区农户在面对城市化暴力、非农化压力和工业私有化时所采取的博弈策略：“运用‘韧武器’——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即采取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选择不给被‘拿走’（剥夺）的机会的做法，并借助‘集体（合作）力’的效应，使他们面临的问题公共化，从而获得行为的合法性”（折晓叶，2008）。在《项目制的分级运作逻辑和治理机制》一文中，她分别从国家、地方政府、村庄的视角和行动逻辑出发，生动展示了国家的项目“发包”过程，地方政府的“打包”过程以及村庄和农户的“抓包”过程（折晓叶，2011）。她重点关注不同层级政府与村庄的关系，即横向“块块”，至于村庄如何与不同部门打交道，则着笔较少。再者，折晓叶主要研究的还是农户、村庄与国家的关系，市场不在其视野之中。她的调研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

二、F庄的简单介绍及所在市的“城乡一体化”措施

（一）F庄的简单介绍

F庄位于河南省JY市东部，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区，共有两个生产组，128户，518人，其中农业人口380人，其余为非农业人口。全村拥有土地508亩（这已经是国家征用安置小浪底移民之后的村庄土地面积了），其中集体统一流转300多亩（包括养殖小区、花卉苗圃基地和大棚蔬菜种植等）。现在每人只剩下3分多耕地用于生产粮食。

F庄是河南省的明星村，主要源于其颇具特色的“猪-沼-菜”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村里办有两个养殖小区（主要是养猪，也养狗、鸡和兔子），包括太行养猪场、村办养猪场和居民养猪场三部分。养殖小区产出的粪便不准随便堆放，统一送到村沼气池，生产的沼气除供给本村使用外，富余部分市场销售。沼渣、沼液用做大棚蔬菜肥料。全村现有温室大棚200座，其中村民经营50座，KY生态农业公司经营120个。另外，村庄有拱棚20座。F庄村域范围内除了KY生态农业公司，还有一个花卉苗木种植基地，是2009年村庄招商引入。

2010年，F庄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5000元，居全市前五名，居LL镇第一名（超过第二名3000多元）。F庄几乎“家家有项目、户户上产业”，有60多户从事大棚菜种植和养殖业，25户从事第三产业（跑运输、餐饮、小作坊加工等）。村中年轻人较少，大多出去打工，不过出远门的不多，大都在本市范围内。早晨和傍晚，在村中主干道才能看到这些人穿梭的身影。

近三年，F庄获得了一系列荣誉称号，争得了一批项目，包括河南省委组织部颁发的“五好党支部”称号，连续三年获得市委组织部颁发的“五好党支部”称号，市计划生育办公室颁发的“计生宣传工作先进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村”称号，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村”，“JY市百村富民工程”村庄，“农业农村示范社区”。2011年，F庄村党支部书记FDA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二）JY市的“城乡一体化”措施

JY市位于豫西北、晋东南，面积1931平方公里，人口68万。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设县，1988年撤县建市，1997年升格为省辖市，2003年被列入河南省“中原城市群”，2005年被列为河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200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07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关于2007年城乡一体化试点重点改革工作的意见》。根据两个文件的具体要求，JY市委、市政府相应制定了本市范围内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具体措施，其中涉及农业现代化的措施如下：

1.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十一五”期间，JY市规定市镇两级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30%用于支农投入，市级财政投入部分由2006年的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5亿元，五年累计14.4亿元，带动镇村及社会投资累计达52.8亿元。每年制定出台《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奖补政策》，重点围绕产业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项目、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等进行奖补。JY市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全国农机标准化示范区。

2.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十一五”期间，通过财政奖补、市直单位帮扶、社会捐助、群众自筹等形式，共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达37亿多元。目前，JY市有217个村达到市级生态文明示范村标准，108个村达到省级生态村标准，125个村进入全省新农村实现程度前500名。

3.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是建立多维度、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实现了城乡学校集中布局，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三是建立了由市级医院、镇卫生院、社区分院、村标准化卫生所相连接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四是建立了由中心城区综合文化体育设施、镇文化站、村文化中心互为补充的文化服务体系；五是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垃圾处理体系。

与省政府对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的提纲挈领的指导意见不同，JY市就这一浩大工程做了细致入微的布置与安排。在“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下面，上级政府关注的事情就是下级政府要尽力做好的“中心工作”。以上措施只是JY市实施城乡一体化诸多措施的一部分，但足够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反馈型”国家政权在“反馈”过程中的技术手段和治理原则：第一，这些建设项目大而全，涉及到村庄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包括生产领域，还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第二，这些“反馈”资源通过科层系统原有的“条线”输送到村庄中去，蕴含着控制的意图，即所谓“部门下乡”。第三，这些“反馈”资源，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即项目。折晓叶（2011）指出，项目制是上一级政府绕开科层制直接与下级进行交流，并引入竞争原则的治理方式。今天的项目不同于以往的扶贫，“下面一张口，资金就到手”，而必须要竞争，所谓“以奖代补”。第四，项目制蕴含着上级政府“钓鱼”的动机。上级政府越来越聪明，即使对那些成功申请到项目的村庄，也并不立即拨付所允诺的各种资源。因为之前这些资源被浪费和挤占较多，甚至被基层“吃了、喝了”。所以，上级政府要求申请项目的村庄必须要有配套设施。例如，“村村通”工程，村庄只有在按照项目的标准把路修好、通过了项目发包单位的验收之后，才能够得到项目允诺的资源：或是现金，或是实物，例如水泥。第五，伴随着部门下乡，确实存在资本下乡的现象。这一点从JY市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以及农业园区建设就可以看出，政府一般将其称为“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农村”。

三、村社自主性：部门下乡和资本下乡的意外结果

（一）有关村社自主性的概念

自主性是组织理论的一个经典概念，指的是行动者在多部门、多层级的集权关系中将获得极大的自主性空间（克罗齐埃，2002；费埃德伯格，2007）。集权的多源性和多层级性可能导致“有组织的无序”，从而瓦解集权的控制权力，扩大下层组织的自主性空间。农村社区因为极强的乡土性和社会性而可能使它具备相对于国家（科层系统）更大的自主性，本文称之为村社自主性。

刘伟（2009）认为，“村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若能通过自身的机制，运用自身的资源解决其面临的公共问题，而不主要依赖于外在的国家、市场等力量，这样一种能力和状态，我们便可称其为村落的自主性。”他还列举了村落自主性的体现：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生产帮扶体系；自我满足消费欲望；自我维持内部秩序。他还解释了村落自主性的成因：从内部看，村落的自然条件与空间分布，熟人社会的特质，交换圈的客观存在，资源总量限制与模糊化利益，民间信仰体系；从外部看，“编户齐民”的限度，“皇权不下县”与乡绅的非正式治理，政府的重农思想与休养生息理念，村落与国家共享一套文化符号。同时，他还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进程对农村自主性的压制与侵蚀。

刘伟主要以内向型村庄为例说明村落自主性这一概念。这种村庄的典型特点是：村庄内部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和外界较少发生联系。但现实中，村庄不可避免要与外界发生联系，特别是村庄不能自外于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进程的时候。他虽然注意到了国家和市场化这两股力量对农村自主性的影响，但没有说明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如何压制了村庄自主性，也没有看到村庄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力量和实体是如何积极与外界互动，并且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重新维护和重构自主性的。他的态度是悲观的。

熊万胜（2010）从基层自主性角度提出了一个集体企业兴衰的解释框架。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兴”是基层政府扩大自主性的结果，这种自主性在改革前的主要内涵是开拓和控制活路，在改革后的主要内涵是开辟和争夺财源；乡镇企业的“衰”恰恰是基层自主性的受挫。基层自主性有两个特征：（1）基层自主性区别于基层干部或精英的自主性，代表着一种不可被任何个人或群体独占的集体利益，对上代表本地群众的利益，反映了本地实际情况，对下代表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威。（2）基层自主性指的是基层政权或组织能动地利用一切条件合理地扩展自身权益的能力。应该说，熊万胜关于基层自主性的定义要比刘伟的定义丰富。基层自主性不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层次和差别的，而且这种自主性不仅仅表现在村庄内部，它还具有了外向型的品质。即如果外部条件有利，也可以为我所用。但是，熊万胜过于强调基层自主性中的理性成分，遮蔽了其应该包括的伦理或情感成分。在他那里，中国基层的乡土性不见了，村庄自主性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并不清晰。

折晓叶（2008）根据近十余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达村庄的跟踪研究获得的实地调查材料，探讨了重建农村社区合作体系的机制。她虽然没有使用自主性这样的字眼，但是提出的概念——“韧武器”也是自主性的应有之义，并且村社自主性有时候会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它不仅仅避免被“拿走”或“剥夺”，而且学会利用政策和市场提供的各种机遇，融合进村庄的各种意图，以求谋得村庄的持续发展。但是，折晓叶在探讨农户、村庄和国家互动的时候，更多关注了政府的多层次，而没有重点关注政府的多部门，即所谓的“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孙立平，2003）。再者，折晓叶研究的是东部发达地区农村，这些村庄集体化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村庄在工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方面与之差距较大。所以，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村社自主性的特征很值得研究。

宁玲玲（2000）以武汉徐东村为个案，考察了该村集体在办企业、开发土地、再造村集体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系列智慧和策略，她称之为社区自主性。她指出，当前社区自主性的核心是精英自主，应当把社区自主和精英自主区分开来。笔者更感兴趣于精英如何把自己的意图和社区的意图统一在一起，以实现精英和社区的双赢？而且，笔者也不同意她所谓的国家放权导致社区自主性生长的核心假设。因为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从来没有停歇，国家对农村社会干预一直在进行，只不过从汲取变成了反馈，国家不但没有退场而且一直在场，并且渗透程度更深。作为社区的外部力量，往往可能调动起社区的自主性。正如黄宗智（2009）所说的那样，当社区整体面对外部威胁时，它具有超过从前的更大内聚力，这也恰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非预期后果”（吉登斯，2003）。

综上所述，结合本文的研究取向，笔者对村社自主性做如下界定：村社自主性是农村社区在面对部门和资本下乡时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合理地扩展自己权益的能力，它体现了村社集体的智慧和策略（例如争资金、跑项目，务实与务虚并举等），也体现了村社认可和坚持的一系列伦理（例如土地的生存保障作用）。它往往是一个调动和整合村社资源一致对外的过程。它对内不同于精英或能人的自主性，对外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推进的非预期结果。村社能够把自己的意图糅合进政权建设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政权建设进程和经典社会理论家关于农业市场化预测的落空。它亦封闭亦开放，对内对外遵循不同的准则，表现出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

（二）F庄自主性的获取

1.牢牢抓住土地这个根本资源。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一直模糊，全国各地的实践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确定，在转换土地用途的时候（例如国家征地），行政村对土地的控制权会增大。20世纪80年代F庄也实行分田单干，但是，2000年之后，土地不断集中到行政村。这一过程体现了农村地权安排的独特性。

（1）借力“移民安置”和“省道建设”项目，增加行政村对土地的控制权。1997年，河南省水利厅和移民办要在JY市安置一部分小浪底水库移民，征用F庄100亩耕地。村书记LDA做如下介绍：“当时我还没有进支部，群众意见很大（对征地一事）。谁愿意把自己手中的土地拱手让给外人？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有些刺头直接领着村民起哄，闹情绪，理由是补偿标准太低。但这是政府拍的板，闹也没有用。那几个刺头很明白，只是发发牢骚。再说，那时候的群众看钱不像现在这么重。最后还是把我们100多亩好地划给了小浪底水库移民。”F庄第二次国家征地是1999年“省道建设”，一条高速公路横穿村庄而过，占地50亩。这一次征地很平静，上一次的征地经验使村民认识到，和政府谈条件无异于“以卵击石”，达不到目标，还容易遭到打击报复。这次征地补偿款总共有40多万元，大家的关注点都转移到这笔钱的分配上。因为这次生产一组和二组被征用土地不均衡，每户被征地数额不等。两次征地，都是行政村与上级政府谈判，因此，这笔钱也压在了行政村。刚上任的村支书LDA对这笔钱如何分配，有自己的打算。他联合当时的村长ZYQ，先是召开了村支委会议和村组干部会议，商定把这笔钱留在集体办一些全村都能够沾上光的“公事”，后又召开全村党员会议，不但动员他们支持村里的决定，还督促他们做好亲朋好友的工作。做好所有准备工作之后，2001年年底，象征性地召开村民大会。对村组织来说大会很成功，这笔钱不仅可以留在村集体，而且那些被征地农户在大会上提出打乱土地重新分配的要求。就这样，分田到户十几年之后土地再次被集中到行政村。

（2）打“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擦边球，大搞基础设施建设。F庄的特色在于“猪-沼-菜”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起点在1999年。时年村办企业严重滑坡，瓦窑厂、毛巾厂和酒厂纷纷倒闭，负债累累，全村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这让以集体经济为荣的F庄和村民都无法容忍，“总要想点活路。”于是，村民在太行养猪厂（原镇种子公司场地）的带动下，搞养猪项目。由于庭院养猪导致村里环境脏乱差，一到夏天居住区内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村子东南角有一片60多亩的果林，村集体遂产生了养猪“由院到园”的想法。但农村建设用地要到市国土局审批，且JY市规定平原地区主要种植粮食作物。LDA书记和镇党委书记（也是战友）商量先干起来。LDA书记从镇上回来后，就把所有的养殖户召集在一起，商量建设养殖小区。镇农业服务中心杨主任曾告诉笔者，镇上全程参与了F庄养殖小区建设，因为“土地的事情非同小可，万一出了事，镇上也要担责任的。”为了降低风险，争取“合法性”，镇和村充分利用村党员代表会议制度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外宣称养殖小区建设是全体村民一致同意的结果。“万一到时候追究责任，我们镇上也好为村里说话，毕竟法不责众。”巧合的是，JY市2000年召开“市、乡、村三级干部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指示，其中一条就是“允许农民调整产业结构，致富奔小康。”村集体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养殖小区架电、通水、硬化道路。初步尝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甜头，F庄一发不可收拾。2000年将20亩土地承包给本村农户种植露天菜，2003年调整15亩土地建设拱棚，抢种蔬菜，2007年利用市镇奖补政策，统一规划30亩土地，建设50个现代温室大棚。土地调整基本上没有遇到阻力。

（3）抓住“土地流转、资本下乡”的机遇，全面掌控土地，介入土地开发。2005年JY市被河南省列为“城乡一体化”试点，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推动土地流转、资本下乡，还与乡镇合作，规划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等项目。一向嗅觉灵敏的F庄村集体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利用各种途径争取成为现代农业园区；2009年引进一个花卉苗木种植公司，流转土地47亩；同年，F庄成为市东部农业农村发展示范区，主要由KY生态农业公司运营，流转土地200亩；2010年，引进一个食品综合加工厂，租用老粉条厂的厂房。目前，F庄村集体已经形成了对土地的绝对控制，行政村是唯一的土地流转主体，不存在农户私下的土地流转。土地对村民来说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更是活命的基本保障，没有农户指望土地流转“发财”。村里常见的说法是：“土地租出去，比我们自己种收成好，而且可以不用自己操心，省下劳力，还可以做些其他营生。”村主任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了土地我们就不怕了，我们也有资格与外人谈判。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我们村集体虽然留不住人，但是土地是很难动的，抓住了土地，啥都好说。”这表明，土地仍然是农民的最后保障，农户可以不种地，但是不能失去土地所提供的稳定感和基本保护，这是农户生存伦理的底线（斯科特，2001）。村社自主性往往遵循这种生存伦理，只有在这种生存底线之上，农户才有更大的勇气去拥抱外部世界。

2.争资金，跑项目，做工程：务实与务虚并举。“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指的是作为行政最末端的乡镇和街道，面临上级政府的多部门、多层级的压力，权限不足，疲于应付（桂勇，2008）。各种项目落地的村庄面临同样的窘境和压力。村庄需要和不同行政部门打交道，包括不同的“块块”和“条线”。本文重点探讨村庄与“条线”的关系。

国家的各种“反馈”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需要去争、去抢。不同部门发包的项目捆绑了各种任务。据书记LDA介绍，项目是可以分类的，有些项目“人人有份”，这些项目不必争、不必抢，“是你的终究跑不掉。”但是这些项目也有先有后，村庄尽量争取排在前面，因为“上面的意图很难捉摸，说不定今年实施效果不行，明年这类项目就被取消。”JY市百村富民工程建设就是一例。听KJ镇ZM村（一个山坡村）LGH书记说，当时市城乡一体办答应把他们村列入第二批百村富民工程，先照顾平原村。可是第一批项目实施完之后，这个项目就被取消了。另一些项目名额有限，只有那些有资格、有实力、有门路的村庄才可以申请到。项目的申请流程严格，一般包括：与上面沟通，递交申请；上面相关部门下来考察；撰写可行性报告；等待报告审批；自筹资金先行建设；上面相关部门下来验收；拨付资金。

F庄近三年共申请项目资金300多万元，包括村办养猪场扩建，沼气池建设，温室大棚补助，标准化卫生所建设，小区提升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新农村综合配套建设等。F庄“争资跑项”的具体技术和策略如下：

（1）以“发展”的名义将某种农业产业打造成“特色”，获取相关专项资金。村庄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主要使用两套话语系统，即“哭穷”和“发展”。F庄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早已声名在外，所以它最擅长使用的是“发展”这套话语，而且“发展”这套话语更契合当下一切围绕发展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F庄的特色在于“猪-沼-菜”农业发展模式。2002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专门到F庄调研，肯定了这种模式。自此以后，省市领导来F庄参观学习成了家常便饭。经过如此的包装和宣传，F庄自然具备了借“发展”的名义争取各种项目资源的本钱。凭借这种“特色”模式，F庄共获得45万元的养殖场扩建专项补助，60万元的现代温室大棚补助，50万元的沼气池及配套管道建设。

（2）利用“百村富民工程”建设，搞好与帮扶单位的关系，动员其为村庄发展协调各种“条线”资源。2007年，JY市按照“点线面结合、好中差兼顾、强弱乱并重”和“市主导、镇主抓、村主体”的原则，在全市138个村（居）确定104个市直单位包村帮扶，实行为期三年的“百村富民工程”建设。由于F庄养殖业发达，市畜牧局被确定为包村和帮扶单位。根据LL镇农业服务中心杨主任提供的《市畜牧局包F庄村办实事情况》，市畜牧局除了直接投资5万元用于围村涝河改造（2万元）、防疫消毒设施建设（0.8万元）、配置生猪人工受精仪器设备（0.5万元）以及提供环保猪舍发酵菌种160公斤（1.7万元），还积极协调其他部门为F庄争取项目和资金。例如，国家生猪标准化项目资金20万元，用于养殖场标准化建设；争取市产业结构调整资金85万元；争取环境综合整治资金85万元；争取科技项目资金5万元，用于科技项目示范村建设；帮助协调资金35万元，用于村庄道路硬化等。这说明，畜牧局在扶持F庄的过程中，不仅直接投入了人、财、物，而且帮助协调了不同条线和不同块块的资源。F庄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村书记和村会计主要负责“外跑”，村主任负责“看家。”村会计LLC告诉笔者，“百村富民工程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我们当然要想方设法抱住这棵大树，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我和书记两个人经常到畜牧局去泡着，有啥不懂的就咨询他们。有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我们透露一些内部信息，大多是关于什么项目要出来了，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这种信息资源对我们很重要，什么是门道，这就是门道！”“有时候一个项目需要和多个部门打交道，疲得很。我们就找畜牧局的领导，让他们出面解决，协调资源。他们说话很管用，往往一个电话，顶我们跑好几趟。现在我们和那里的领导关系都很好。”村组织依靠特殊关系运作、人际交往和感情投资，与包村干部和镇里的主要领导和“线人”建立感情和友谊，从而可以将“公事”转为“私事”（吴毅，2007）。

（3）名实分离：务实与务虚并举。与项目捆绑在一起的各种配套任务，村庄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各部门都希望在农村建立业绩。党政部门喜欢搞各种评选活动，比如党员科技示范户的评选，村庄“五好家庭”的评选，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养猪协会内部开展“支部 协会”的组织模式；妇联组织在农村建立“妇女帮扶队”、“巾帼科技兴火工程”；农业服务中心和民政所在农村成立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养猪协会、农业产业合作社和妇女协会等；甚至共青团组织也希望在农村发现新的工作重点。这是“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的生动体现。F庄村民很清楚，哪些项目和任务切合本庄的发展需求，哪些项目仅仅流于形式。对于那些对村庄持续发展具有实质意义的项目，村庄当仁不让把它做实、落地，对于那些流于形式的面子工程，或者与某个项目配套的基础工程，F庄只是表面上维持住，笔者称之为“务虚”。务虚与务实体现了F庄应对不同条线压力的又一智慧。正如村民LDJ所说，“上面那些人，老百姓哪个得罪得起？那些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还不是一阵风的事情。但是也得配合啊，配合好了，项目才能进得了村。”这说明，通过各条线执行的国家意图有一些会落空。笔者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F庄会看到那么多自相矛盾的情形：村庄正中央的村委会大楼盖得富丽堂皇，平时却鲜有村干部在此办公；充当生活品销售终端的村庄小卖部也挂了个“农家阳光超市”的牌子；村庄的游乐园、文化活动室、体育活动场所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很少人光顾，有一些已经开始破损；村庄唯一的集体企业村办猪场，按照政策不用交税，但还是要到镇财管所填写各种报表，尽管猪场会计不断抱怨“这很烦人。”据ZYQ主任所说，“村里没钱就去猪场拿钱，猪场没钱，村办（笔者注：村集体）就想办法补贴。”对此，只有“外人”才会迷惑不解。因为在F庄村民那里，名和实已经分离（熊万胜，2009），或者说是一种“表达”与“实践”的分离（黄宗智，2007），也即说一套，做一套。

（4）套取项目资金，内部重新分配。F庄套取项目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多要，少用。”项目申报时，调高预算金额，项目实施时，压低投入金额，这样就可以节省一部分钱。二是重复申报。即用同一项目变换不同名称到不同部门重复申请。比如村沼气站建设，先后申请到河南省科技局的科技示范村项目5万元，环保局环境综合整治资金40多万元，市镇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资金补助10.5万元。三是与乡镇政府合谋套取更上一级政府的项目资源。已有研究指出，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财政极为窘迫和匮乏，周飞舟（2006）称之为“空壳化”，欧阳静（2011）称之为“资源匮乏性官僚制。”上级部门发包项目时，往往要求乡镇提供各种配套资金和设施。笔者在JY市“城乡一体化”一揽子计划中，多次看到“市镇财政联合支持”的字句。在乡镇财政自身难保、不断向上伸手要钱的情况下，这种配套和支持如何实现？答案就在于乡镇与村庄的“共谋”。比如F庄申请市科技局的科技示范村项目，根据项目申请和实施方案，项目资金需要科技局、LL镇政府和F庄共担，分别为15万元、10万元和5万元。但是，村主任ZYQ却告诉笔者，镇里实际到账3万元。再比如，综合环境整治项目要求镇配套15万元帮助F庄建设沼气池及铺设管道，但是镇只打过来1万元，之后又拨付了一些塑料管道。周雪光（2008）考察了县乡两级政府相互配合（共谋），共同迎接省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检查，而笔者发现，这种“共谋”机制同样存在于村庄“争资跑项”过程中。

3.经营“政缘性关系网络”：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等（2000）对乡村干部收取税费过程的研究表明，科层系统中的工作人员调动和利用农村的非正式关系和伦理资源来完成税收任务。实际上，相反的过程也存在着，村庄也会把这种非正式关系和伦理资源复制到科层系统中，运用到正式制度的实践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把与上级各部门的正式制度性关系转变为非正式的带有人格化的具体关系，周雪光（2008）称之为经营“政缘性关系网络”。F庄申请项目的过程，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经营“政缘性关系网络”的重要性。F庄村集体班子与镇主要领导、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都结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F庄能够拿到很多项目，离不开这些关系的特别照顾。如果说这些关系都是先在的，是随时可以调用的，那么，结识畜牧局的W副局长就是F庄集体积极建构的一种新型人格化关系。畜牧局对F庄的扶植政策都是经这位W副局长一手策划的，在他还没有到村庄之前，村里早就摸清了他的根底。F庄同这些“公家人”攀上了很好的关系。

4.请资本下乡：借鸡生蛋。学界有一种声音，即认为资本下乡使农民处境极为不利，容易出现资本与部门联合套取国家项目资源（仝志辉、温铁军，2009）。资本下乡固然有逐利的本性，但经政府的力推，它还是被农民请进了村。F庄的经验就是如此。上世纪初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指出人才、资金、技术和组织的缺乏是农村衰败的根本原因（梁漱溟，2006）。F庄村组织和农户很清楚，“人很难留下来，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这个活法太累太苦。”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就是明证。资本下乡与土地结合会形成生产力（经济效益），缺乏资金的村庄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外来资本呢？F庄养殖户LJB告诉笔者，“最初搞养殖的那三户，贷款别提多难了。就是村里给你担保也不顶用。想贷款的话，只能拿着别人家的存折去，凑齐6万元存折，银行贷给你3万元。否则，想都别想。那时候真是作难啊！”农村存在着对资金的强烈需求。

F庄的招商引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7年引进太行养猪厂。该猪厂租用的土地原是市乡合办的种子公司所在地，占用了4个村100亩地。后因公司经营不善，市农业局退出，这块土地归乡里使用。LL镇政府和4个村的支书商议引进了太行养猪厂，并以它为龙头，带动周边农户养猪。猪厂免费为养猪户提供猪苗和技术培训以及生猪销售渠道。作为土地出让条件，F庄在猪厂安排一名技术人员兼任副厂长。

第二阶段：2008年争取成为市东部产业示范园。园区共占用土地200亩，每亩租金1000元。东部产业示范园是市镇联合项目，F庄与镇政府签订土地流转合同。2010年，示范园承包给一个建筑商经营，F庄重新与建筑商签订合同。建筑商不仅要支付土地租金，每年还要支付复耕费用，按时打到账户，复耕时多退少补。同一时期，村庄还引进一家花卉苗木种植公司，占用土地47亩，每亩租金1000元。

第三阶段：2011年引进食品综合加工厂。该食品厂计划投资500万元，这应当看作F庄村集体“无工不富”思想的新实践：一方面消化本地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中老年人；另一方面收购本地农产品原料。

笔者之所以认为资本下乡是F庄村集体和村民的主动选择，是基于一次和村书记LDA以及村医生PXJ的访谈。当笔者问及村民对土地流转费用的看法时，L书记说，“与周围村庄相比，这个流转价格是比较不错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承包人种植的是经济作物，效益比较高，不同于传统粮食作物。如果承包方种植的是传统粮食作物，那么，我们的承包费也会和其他乡镇差不多，在700元左右。”当笔者问及土地升值后怎么办的时候，L书记说，“我们在合同上注明了，流转价格要随着市场不断进行调整。但是合同上定死的，我们不能随便改动，那样就是没有信誉。过了合同规定的期限，我们可以再和承包人谈价格。如果承包人觉得价格高了，不能接受，我们村可以把土地收回来，自己经营。我们也不会种粮食，我们还是种花卉苗木和蔬菜，反正市场已经打开了。”这些回答告诉人们，村庄请资本下乡本质上是利用资本与市场对接。在村庄看来，资本下乡了，技术和人才也就下来了。而且这种资本具有开拓和适应市场的本领，这些对农户来说还比较陌生。在农户看来，单纯依靠自己很难控制市场。KY生态农业公司可以联系洛阳的大超市，因为它生产的蔬菜量大、质好，这为F庄蔬菜种植户打开了销路。如果农户不满意批发价格，可以选择零卖或自己到JY市南街市场批发销售。

（二）调动和整合全村资源，做好项目配套和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制蕴含着上级政府“钓鱼”的动机，即很多项目要求下级政府和村庄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或配套设施。这条规定排除了一部分申请者，因为村庄条件差别太多，那些天赋不足、原子化的村庄很难形成合力，无法满足项目配套与前期准备工作。这类村庄甚至“躲项目”。

F庄村集体具有动员和整合农户的能力，农户也乐于配合，形成了一致对外的社区合力。比如修路和标准化卫生所建设项目。修路和标准化卫生所建设分别属于市镇和省市“以奖代补”的项目，要求村庄按照项目标准硬化路面和建设卫生所，通过验收之后，拨付项目资金。

书记LDA告诉笔者，硬化道路时没钱，村组织通过村民代表会议与村民沟通，向村民通告硬化道路的好处，决定在全村集资。集资负责人包括村组干部和有威望的村民。每户200元，条件特别困难的由村里代交，做生意的，“吃公家饭”的捐助额度比较高。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钱的问题。修路的劳力采取摊派方式，每户出一个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施工人员问题。

F庄建设标准化卫生所的过程更耐人寻味。村组织采取招标的方式（在乡村社会，这类招标一般都不怎么规范），把工程承包给邻村建筑施工队。跟对方讲好，村庄暂时没有钱，等工程建好、项目资金拨下来后再偿付施工费用。这件事情告诉人们，村庄在面对项目的时候，不仅可以整合村庄的力量，还可以寻求其他社会力量帮助。其实，F庄很多项目都采取这种运作方法。

（三）村民议事制度：一种难能可贵的草根民主

折晓叶（1997）把深圳万丰村民共同参与讨论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称为“草根民主”。在她看来，这种“草根民主”主要依托村庄的家族结构。万丰村是个单姓村，潘氏家族内部早就存在这种共同商量族内族外事务的传统，主要的商议场所是位于村庄核心地带的宗祠。正如折晓叶所观察到的那样，“能够拿到祠堂里说一说的，主要是村中的热点问题，比如投资方向、股份分红、股票行情、发财之道、干部选举、修家谱等。还有一些族内、房内和家庭的重要事情。”实际上，祠堂议事形成了对村中正式权力机构的监督和约束，这种监督和约束的主体就是那些村中没有正式进入权力结构的家族力量或“在野力量”。这种草根民主同样存在于F庄，不过它所依托的不是宗族。F庄是个杂姓移民村落，不存在特别突出的大家族力量。F庄赋予这种草根民主一个比较意识形态化的称谓——村民议事制度。这种制度在F庄并没有明文规定，只听村民说是村庄一种延续的传统。谁也讲不清楚，它起源于什么时候。村民还说，这种开会讨论村庄公共问题的形式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现在，F庄村集体把这种草根民主制度化了，至少“村民议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四议两公开”[①]已经以文本形式挂在了村委会大院的主墙上面，算是本村的一个亮点，甚至成为争取下一个项目的优势。

这种村民议事制度程序非常简单，凡是遇到事关村庄发展的大事情，必须通知每家每户。每家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生产小队会议，生产队队长汇集大家意见，开村委会会议讨论决定。F庄两个队一般是轮着开村民议事会，因为村民议事会要求书记或主任必须到场。针对村民提出的问题，书记或主任可以现场答复，不能现场答复的就留到村委会开会决定。

这种简单却可以充分沟通村集体和村民的草根民主，正是能够把村民个人的意志整合为村集体的意志，或者把村干部的意志传递给村民的一种有效机制。这种村民议事制度不仅是村组织动员村庄力量的有效方式和渠道，而且也是村民对村组织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颇为讽刺的是，这种村民议事制度在村民心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村民自治制度中的关键环节——选举村主任。

四、农户再合作：F庄自主性的外部表现

（一）土地的重新集中

F庄土地流转采取“一口对外”方式，不存在村民私自对外转包土地的现象。修建省道时，村集体把土地处置权由村组收归行政村。之后村集体频繁调整耕地，统一对外承包土地，代表村民与政府和外来资本谈判。不同于发达地区的农村，F庄是典型的农业村，没有工业成分，不可能发生“村企合作”形式（折晓叶、陈婴婴，2000），这更加决定了土地的集中是村庄其他合作形式的基础。F庄土地再次集中是政府（资本）和村民共同选择的结果。就政府部门而言，土地集中到集体手中，在征地和统一规划的时候，政府可以直接同村集体打交道，而不必同每个村民打交道，这样就减少了交易成本以及其他诸多麻烦。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外来资本。就村民而言，土地再次集中，是一件“省心”的事情。无论村集体把土地作何用途，始终会考虑每个农户对土地的基本收益，并且也只有集体能和上面“说得上话”。土地由村集体统一流转，加上了一层保障，同时降低了风险。

（二）村组结构再次激活

农业税的取消不仅意味着村集体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关键是村集体日常工作的基本物质支持消失。之前，除了“提留”，村集体还可以收取“三提五统”，用于村庄公益事业。取消农业税使得所有这些优势落空。不同的是，F庄集体利用政府征地的机遇，重新掌握了土地的支配权，并且争取上级扶持资金，在村民心中树立了很好的威望。2000年上任至今的新班子“脑子比较灵光”，有经济思路，通过贷款和集资搞起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养猪场，成为村集体的重要经济支撑。总之，在与部门和资本打交道过程中，村集体被村民赋予了重任。村庄中心位置现代化的办公楼就是村集体利用国家项目补助重新改建的村部办公场所。即使按照相关规定作为独立法人的农业合作社和养猪协会也依托村集体，即通常所说的“一套班子，几块牌子。”

（三）村庄公共产品的提供

得益于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民在传统生产领域合作的需求不大。“单干”之所以能够取代“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一方面是激励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农户在生产领域的合作需求大为下降。但是，村庄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社会事务等方面仍然具有合作的愿望，这是一家一户所不能解决的。

F庄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为可圈可点：1997年，征得镇政府同意，F庄在村东南部规划建设了养殖小区，村庄统一提供水、电和道路硬化，实行“统一设计、统一进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销售”；1999年，由村办猪场出资，每户出一个劳动力，规划建设了三条村庄主干道和五条巷道；2000年，调整土地规划，进行露天菜种植；2000年冬，对村庄所有宅基地进行重新规划，陆续拆除旧房200余间，推倒院墙40多处，对新建房屋的农户补贴电费150元，由村里请人把电线接到屋内（包括电表、闸刀和保险盒）；2003年，调整土地建设拱棚，尝试种植大棚菜；2007年，利用镇里的奖补政策，建设新型温室大棚50座，以每座150元的象征价格租给村民，村集体出资修建大棚墙体，统一提供水电；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村集体每人补贴30元（个人只需缴费20元）；农田水利用电，每亩每次补助10元；村里投资13万元购置2台收割机，1台70型号拖拉机，组成机械班，提供从秸秆还田到犁地、耙地、种地、收割的一整套服务，只收取车油钱；有线电视全免费，由村集体支付信息费用；免费为村民提供沼气，早晚各一次；投资6万元，架通自来水，供村民免费使用；学生参加保险，村里每人补助一半；村集体雇人打扫村庄卫生，包括大街清理、草木修剪、农户家庭垃圾处理等，每年出资2万元；中秋节时为60岁以上老人发放50元月饼钱，春节时为每人发放5斤猪肉，65岁以上老人还可以领取100元钱。

F庄提供的这些公共物品水平和层次比较低，与东部发达的工业村庄相比，甚至还显得很“寒酸”。但是，正是这些低水平的村庄福利凝聚了人心，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可以随时调用的动员力量。也正是这些低水平的村庄福利，使得大家不好意思去为难村组干部。

五、结论和讨论

土地重新集中，村组织再次激活，村庄公共产品和社区福利的提供不断趋于完善，是F庄农户再合作的三个基本表现。这种再合作源自一种村社自主性的争取和作用的发挥。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村社自主性是村庄应对部门、项目和资本的一套策略与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包括牢牢抓住土地这个关键资源；争资金，跑项目，做工程，务实与务虚并举；争取帮扶单位的支持，协调与各“条线”的关系，经营“政缘性关系”网络，把与部门的“公事”转化为与部门中个人的“私事”；利用高申报低投放、重复申报以及与乡镇政府“合谋”等方式套取国家项目资源；请资本下乡，借鸡生蛋，更好地去对接市场。

其次，村社自主性的存在告诉人们，部门下乡的过程，不仅仅是各部门自上而下设计项目、实施项目的过程，不仅仅是上级政府利用“条线”、部门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和渗透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村民利用各种策略和技术自下而上地在部门下乡进程中加入自己的各种目的和意图的过程。同样，当前农业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并没有实现农户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农民也没有成为单枪匹马闯市场的无产阶级，他们选择了一种集体应对市场的方式——农户再合作，实现了一种“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黄宗智等，2012）。这和当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何其相似。在部门下乡和资本下乡的过程中，不同部门和资本的意图并未得到全面实现。由于村社自主性的存在，甚至不同部门和资本原来的意图和目的都得到修正和改变，以服从于村庄自身的持续发展。村庄本身也变成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村社共同体，它对资本和部门以及各类项目敞开怀抱，但是对项目的实施却自有一套设计，通俗一点讲就是，它对外一套，对内一套，实现了表达与实践的分离。

再次，村社自主性当然是村庄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机遇时的一种理性选择，它体现在村庄应对部门和资本的一系列技术手段上。但是，返回到村庄的视角就会发现，农民对土地最低价值的持续追求，对土地保障作用的坚守，对村社共同体的认可，村内人和村外人的区分等，这些同时也是村社自主性的伦理成分。简言之，村社自主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实用主义。在此意义上，本文丰富了村社自主性的内涵。基于村庄的视角和逻辑看待部门下乡和资本下乡，就要求部门下乡过程中要更加注意村庄的实际需求，而不能仅仅止于面子工程，更不能实行简单的一刀切工程；要求资本在下乡过程中，除了要遵循追逐利润的逻辑之外，还必须时刻清醒自己是处于村庄之中、是生长在农村社区的企业这个根本事实，要实现与村庄以及农户的共赢。

最后，本文对学术界已有理论命题的检验只是基于河南省的一个农业村庄的调查材料，并不尝试去推断其他村庄。但是，笔者也期待更多具有宏大视野和整体观的农村研究与本文开展对话，对相关的研究框架、核心假设作出自己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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