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

作者：周荣德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6-22  浏览次数： 14746次

内容简介

本书阐释了士绅阶层的起源，阶层特征，社会功能，生成方式乃至阶级属性，强调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式秩序和士绅流动性生成的多种途径。

目录

导言

英文版序

中文版附言

表格和附图

第一章 范围与方法

第二章社会阶层结构

第三章 士绅的社会特征

第四章 第四章经由学校教育和行医而上升

第五章 经由从军、从政和从商而上升

第六章 经由婚姻关系而上升

第七章 上升流动的种类

第八章 社会流动的方式

第九章 社会改革与阶级流动

第十章结论和一般的观察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程启军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

【关键词】中国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封闭性；阶层边界；普适化

社会阶层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一种阶层间的固化结构，或者说是封闭化的阶层结构。在这种阶层结构中，尤其是社会底层，只有通过少量的途径，如农转非、参军转业等方式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并逐步成为一种主导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从底层促化出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事实。

随着调查资料的丰富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我国社会阶层的流动与阶层结构的复杂性也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社会阶层流动是开放化与封闭化同时并存的过程，在各种制度(如再分配制度、市场转型、教育机制等)的安排和角逐过程中，学者们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化的研究和对社会阶层结构分层的类型化与因素化研究颇多，而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封闭化研究不足，虽然有学者零星触及了这一问题，但是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明确的探讨。笔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流动存在着明显的阶层间封闭性强化的趋势，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尤为必要。

一、阶层间封闭性：理论解释

阶层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马克思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为标准，提出阶级的概念来区分社会群体。韦伯以经济、权力与声誉的三维度来区分社会群体。布劳·邓肯以职业为标准区分社会群体。由于职业是经济收入、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复合体，现阶段，学界所采用的是以职业来区分社会群体，并进行类型化的分层。笔者认为，社会分层实质上的依据是阶层之间的差异或者不平等，正是这些差异的模式化或类型化，或者说特定阶层有自己的固有属性，才构成了社会各阶层。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只有在打破各阶层固有属性后，才能得以实现。

有学者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概念，来解释阶层的定型化，并认为这种定型化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1]。笔者倾向于把这种阶层固有属性称之为“阶层边界”，并以“阶层边界”的概念来描绘阶层的封闭性。对于社会成员来讲，实现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尤其是向上的阶层流动，就必须突破“阶层边界”。因此，阶层本质上就包含着某种“边界”，且这种边界具有封闭性。

现阶段，涉及社会阶层封闭性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制度性变迁会不会突破“阶层边界”？突破“阶层边界”的动力何在？突破“阶层边界”的现象存在于稳定社会之中，还是存在于变迁社会之中？

对于制度性变迁的问题，现阶段主要指的是市场转型的问题。关于市场转型，最初认为市场对社会底层具有“普适化”的效应，即能最大化地催化阶层间的流动，且市场比计划似乎更具有“平等化”的作用，它使大多数人都能获益。随着认识的深化，有学者对市场的“普适化”与“平等化”进行了质疑，认为“市场”不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还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逻辑和权力的实施[2]。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当市场是地方市场时，它才具有平等化的效应。随着市场更深入地渗透到经济中，它们就变成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源泉[3]588。也就是说市场转型的平等化效应只限于转型的一段特定时期，即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初期。随着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那些处在上层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维持原来的地位，而那些处在底层的人也将最终呆在原地[3]588。有学者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研究阶层代际间流动，认为现阶段的阶层相对模式是一种双重再生产[2]。处于再分配边缘的群体，代际之间的社会地位则表现为“直接再生产”的特征，而处于再分配核心地位的群体，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其原有的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性得以保持。

可见，制度性的变迁并不必然创造打破“阶层边界”的力量，“阶层边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当然，政治运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变革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都有可能成为打破“阶层边界”的动力，但对于社会成员来讲，只有实现向上的社会地位变化才具有正向的意义。

现阶段，有学者用“权力衍生论”来解释当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安排下，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权力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收入分配，此三个维度的特权构成了人们在收入方面的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4]。收入水平作为核心的经济指标，往往是划分阶层的基础依据，尤其是在大众消费时代。具备这些特权的群体，成为精英循环、再生、创造的主体。然而，这些特权群体在整个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毕竟是少数，对于多数社会成员来讲，要获得向上流动甚至精英创造是很难实现的，或者说，这种机率较少。相反，具备这些特权的群体通过“精英循环/再生”将其阶层封闭化。

能够充分体现阶层的封闭性的主要是阶层特征(如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和阶层意识等内容。在阶层间封闭性的社会背景上，有学者认为，稳定性是各阶层走向封闭性的前提，在稳定社会中各阶层有走向封闭的趋势[5]。同样，也有学者指出，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出现了复归的倾向[6]。因而，稳定的社会背景似乎构成了社会阶层间封闭化的前提条件。

然而，有学者认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阶级/阶层分化的程度可能会相当的显著，但未必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而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使之敏感于自己的得失，更有可能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7]。甚至有学者认为，“无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往往是例外的结果，而社会秩序的复制将是常规。”[3]589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阶层的封闭化是社会的常态，而阶层的开放化则是一个过渡形式。因此，不管是在稳定的社会，还是在变迁的社会中阶层的封闭化都广泛存在着。

二、突破阶层边界：力量的弱化

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对于社会成员而言才具有正向的或者说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向上流动质的提高和量的多少更能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反映出社会阶层在突破各自阶层边界上的容易度。有数据显示：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有41.4%，职业流动率为92.4%，不流动率是58.6%，也就是说，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职业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54%，其中上升流动率为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超过父辈的职业地位上升的社会流动。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前，从前职到现职总流动率只有13.3%，这就是说，有86.7%的社会人员在改革前往往是一个职务定终身很少流动。而到了1980-1989年这一阶段有18.2%得到了升迁，1990-2001年则有30.5%得到了升迁，获得了更高职位[8]。这组数据总体上反映出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的机率明显增加，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量也呈现出增多的态势。

但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量的数据并不能反映出社会成员向上流动质的特征，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成员所属阶层存在着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的差异。如在8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人员等社会成员，按照阶层分类的标准可以看作是中产阶层，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类中间阶层”[9]，这类人群所占的比例是远远超过当前中产阶层所占10%的比例。同时，现阶段这类社会成员能否归于中产阶层是值得商榷的。可见，阶层的具体标准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的标准将不断提高。因此，向上流动质的规定性与量的频率性的结合才能正确认识社会成员是否真实和准确地实现了从较低的阶层向较高的阶层的流动。

现有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已变化了的阶层地位属性，结合向上流动质的规定性，当前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量应低于上述比例。抽掉社会流动的过程，从社会流动的最终结果和实际效用来看，突破阶层的界限和实现向上流动无论是质的规定性还是量的频率性都是十分有限的。

一般认为，能够催化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市场转型、制度转型、再分配权力、教育文化资本，等等。同时，这些因素也成了突破阶层边界的基础力量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当前，对这些因素的现实作用、作用的范围、作用的效应等进行全面分析，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对社会成员突破阶层边界上的作用和力量有明显减弱的趋势，甚至成为突破阶层边界实现向上流动的阻碍。

现阶段，社会改革已终结了早期社会阶层普遍受益的状态，而形成特权阶层独享收益和边缘阶层承担改革代价的局面。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利益调控等手段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挥其作用，社会阶层结构中已形成了广大的边缘群体。除非力量与利益格局进行再次配置或者是较大变动，否则，市场转型与制度转型似乎已终结了它们在初始阶段的“普适化”的效应，即打破阶层边界和实现向上流动的作用，而成为优势阶层通过寻租获得自身利益和固化自身阶层地位的力量和工具。

在突破阶层边界的要素中，再分配权力作为国家进行利益调整的主要工具，其作用力和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我国行政主导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分配的资源往往通过“竞争”才能被少数地方所占有，如经济开发区的设立，重大项目的立项，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家财政支持与投入等，大量的可供再分配的资金被强势地区所消耗掉。从而，可供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的再分配资金又十分有限。同时，一方面，当前所进行的再分配的作用范围往往是所有民众都能获益的领域，再分配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阶层区分，使社会的强势群体很容易地搭上便车；另一方面，再分配针对弱势阶层的主要涉及层面是最低生活保障的层次，在弱势阶层发展的层次却较少触及，从而再分配对弱势群体的阶层地位的提升作用力很弱。因此，对于社会成员而言，再分配最多充当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而并不具备阶层获得向上流动的正向作用和意义。

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作用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实际效果上，并没有给阶层流动带来多大的效应，相反，形成了大量的失业的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城市居民被抛向社会边缘群体的范畴。进入本世纪初，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更新，新的产业结构在吸纳有限的劳动力的同时却淘汰了大量的社会成员。同时，我国的社会变革的社会代价，总体上由社会弱势群体所承担。因此，对于占我国主体的普通民众而言，实现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其突破阶层边界的变化才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产业结构和社会变革的实际作用较少具有这样的效应。

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不具有强势群体所拥有的再分配权力、寻租权力和市场权力，这些权力并不能成为普通社会成员突破阶层边界，获得向上流动的意义。那么，同样具有“普适化”作用且能够为普通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和突破现有阶层地位意义的“教育机制”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诉求。正如社会学家哈格维斯特曾经指出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将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缺乏教育、教育失败将成为个体向下流动的基本原因。然而，当前，伴随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攀升，学历资本的价值严重贬值，“新读书无用论”，如大量大学毕业生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工资待遇很低；大量家庭因此背上巨大的债务，被陷入贫困的境地等等现象广泛存在，导致社会成员学历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成为突破阶层边界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反而进一步固化了其阶层的边界。

总体而言，能够成为突破阶层边界的因素和力量，却表现出极强的“嫌贫爱富”的特征和属性，它们的作用力的强度和范围往往聚集在社会中的优势阶层或者强势群体之中，对优势阶层有极强的依附性，并成为强势阶层更加固化自身的阶层边界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较少的创造普通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最大化的使普通成员保持原有的阶层属性，甚至于使其沦为社会的边缘阶层或弱势群体，从而呈现出一种“马太效应”。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动荡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广泛的存在着。

三、阶层边界：强化与维护

我国阶层结构从传统金字塔型结构向现代橄榄型结构的过渡时期，阶层之间的分化也日渐激烈。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性是：阶层分化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异持续扩大。制度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有显著影响，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权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出现了主导阶层和边缘性群体。国家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现代产业工人阶层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成为其他社会阶层成长的母体[10]。

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一方面，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分野日益清晰，中产阶层的客观地位欠缺和主观认同明显下沉，社会边缘阶层比例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主导阶层的边界日益清晰，新的阶层日益走向定型化的过程之中。

尽管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中，并且阶层边界较难通过其声望、教育等因素来充分体现，但是，随着物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社会阶层的边界往往通过物质化的消费、住宅与文化等行为方式的差异表现出来。当前，这种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强化，其主要体现在：第一，收入阶层化。收入标准量化了社会阶层的边界，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重要的阶层标志。例如，年收入在6-50万人民币的社会成员就属于中产阶层，超过50万则属于主导阶层或社会的上层，低于6万的社会成员则是社会的下层。第二，消费阶层化。经济收入决定了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和能力，也导致了社会阶层在消费领域的阶层化。例如，社会下层所消费的场所与领域为：大超市、麻将、歌厅、电视娱乐、广场健身等；中产阶层所消费的场所与领域为：品牌商店、轿车、旅游、音乐、网络等；富裕阶层所消费的场所与领域为：异地采购、高级轿车、高尔夫球、国际旅游、星级宾馆等。这些消费领域和闲暇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成为阶层分野的表象。第三，住宅阶层化。在城市，由于住宅的价格决定的生活区域，同一阶层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区隔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同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阶层在城市地理区位上所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社会生态分布，并巩固了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边界，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最为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最为明显。一方面，富人住宅区、中产阶层住宅区、低收入住宅区，不同阶层的居住区的界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富人的居住空间日益扩大并中心化，穷人的居住空间日益紧缩，并被边缘化。第四，阶层意识化。当前，社会上层占据着“总体性资本”，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垄断着过多的社会资源，形成与普通的社会阶层有清晰的身份区分界限。而农民、农民工、工人、失业人员等社会下层，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劣势地位，面对精英阶层有强烈的差别感和相对剥夺感，强化了他们非主流社会的身份意识。

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住宅方式、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差别，使社会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边界明确且清晰，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阶层冲突，不同的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其利益的表达和维护。

有数据显示：当前，有4.7%的人认为各个阶级阶层之间“没有冲突”，有95.3%的人认为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冲突，认为冲突程度严重的人(认为“有较多冲突”和“有严重冲突”的人)已经高达32.5%[11]。阶层之间的冲突在我国主要体现在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主导阶层对边缘阶层的歧视(如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主导阶层致富的手段(如通过寻租、腐败、垄断、偷税漏税等途径)不为社会边缘阶层所认同，社会边缘阶层中普遍产生“仇富的心理”。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开始升级，现实的冲突频频发生。社会精英通过在“总体性资本”上占据的优势地位对普通民众的权力和利益的忽视，如私营经济主阶层对农民工工资的拖欠和对其工资水平与劳动强度的压榨；房地产开发商控制市场和哄抬房价从而获取暴利；经济垄断部门利用“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等。边缘群体通过上访、集体事件，甚至于直接针对主导阶层中的某些个体进行人身伤害，严重的有绑架、暗杀等。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阶层冲突具有相互不断探索对方底线并[12]动态修正调整的特点

阶层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通过各自的行动表达和强化自身的利益诉求。主导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等，通过入党、参政议政，甚至于控制市场、控制价格、左右传媒等手段彰显本阶层的实力和影响，从而强化自身的利益和阶层边界；边缘阶层，尤其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平民，则通过上访、集体行动(罢工、静坐与示威等)，甚至于犯罪等途径体现其存在“价值”和维护其利益。当前，在我国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利益调控、权力监控等各项化解阶层之间冲突的措施和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在边缘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明显缺乏的同时主导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却日趋完善，并且主导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更大的利益强势，而边缘阶层被置于“永久的底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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