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

作者：梁漱溟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6-06  浏览次数： 15299次

内容简介

本书为梁漱溟作品集之一，其余两本为《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2005年前后这三本书都曾作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系列出版。《这次为新版，改变了开本与定价，增添了一些珍贵的手迹照片，并增加了部分附录，使其更具权威性与收藏价值。

本书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但心思之用更在于人生问题之研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

目录

自序

引言

甲部认识问题

一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甲起于救济乡村运动

乙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丙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

丁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二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

甲伦理本位的社会

乙职业分立的社会

丙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

丁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戊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几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

己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

庚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

辛周期的乱

三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

甲旧社会构造崩溃之由——中国文化的失败

乙中国对西洋之一种比较——团体组织

丙短处正从长处来

丁自毁与他毁

戊自身的真缺欠

四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甲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

乙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

五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

甲消极无力的政治

乙思想分歧

丙没有阶级

丁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符合

戊中西精神之不同

乙部解决问题

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

第一节组织原理

甲新组织即一新礼俗

乙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

丙从理性求组织

丁从乡村入手之义

第二节具体组织

甲乡约之补充改造

乙乡农学校

第三节组织的作用

甲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解决中国眼前的几个大问题

乙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

二政治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社会与政治

第二节眼前与将来

第三节政权属彼与政权属我

第四节何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

第五节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在哪里

第六节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

第七节一个具体的设计

第八节几点的解说

三经济建设

第一节中国旧日经济的特殊

第二节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进展变迁

第三节受西洋影响后的中国

第四节需要有个方针路线才行

第五节方针路线在哪里

甲农业所受压迫比较和缓

乙农业破坏最不能忍受

丙要凭藉农业谋翻身

丁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

戊总结上文

第六节如何促兴农业

甲中国大社会必须有一总脑筋

乙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

第七节中国土地问题

第八节苏俄给我们的参考

第九节农民合作与中国经济建设

第十节工业化问题

第十一节末后的几句话

四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

甲新社会与旧社会之比较暨中国新社会

与西洋近代社会之比较

乙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

附录一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

附录二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附录三“朝会”上的讲话（选录八则）——年前后讲于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

附录四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

编后记

 

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

宣朝庆

【摘　要】思想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社会活动，受制于特定历史场域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关系对比，最终指向关于制度的社会选择，因此思想与场域、制度之间存在系统相关性。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处于现代化的场域之中，国家、知识分子群体（包括政党）作为场域中的活跃力量，在乡村建设中相互竞合，催生出多元繁复的乡村建设思想，最终构建起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质的乡村制度。

【关键词】乡村建设；现代化；知识分子；思想；场域

一、现代化：乡村建设的场域

乡村建设历经百年演化，始终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理解乡村建设的重要场域。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内生性的，而是被迫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日益嵌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由此遭遇极大的挑战和危机，所以，对这种现代化后果的反思构成了乡村建设的历史起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思想从这里展开，时至今日这种场域依然制约着当代新农村建设。

被迫现代化是指中国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裹挟，被迫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出朝向现代化的调整。这种现代化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中国文化要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的冲突、碰撞中做出调整、改变和竞争。民国乡村建设者将中国文化特质、社会变迁方向研究作为重要内容，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都与被迫现代化的场域直接相关。就乡村建设者而言，他们希望通过乡村建设，重构中国传统，发展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直到今天，以我为主，兼容并包，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努力仍为国人所遵循，中国模式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备受世界瞩目。二是被迫现代化不是被动改造，而是很快表现出主动适应和超越。在“乡村建设”提出之前，社会舆论更多是选择以“社会改造”来表达思想诉求。改造是着眼于对既有事物的不满意，在外部压力下的断尾求生，自我纠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的革新过程。建设则与之不同，是为了追求美好前景以求自新，将外在压力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也就是在认同现代化的基础上，努力发扬自身的主体能动性，自觉开创本民族社会文化的现代性。所以，二者在精神层面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改造”是以自身依附于西方，适应西方的发展，那么“建设”就是谋求独立自主，努力创造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因此，“乡村建设”一词由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中首次提出后，很快得到了时人和后世的广泛认可。而梁漱溟也自豪地宣称，乡村建设就是要从最基层做起，搞乡村的自治，最终目的是要为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奠定坚强稳固的基础。这是乡建派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理想。所以，乡村建设不是简单的救亡图存的刺激—反应过程，而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时代展现。三是国家和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最活跃的力量，但在现代化的目标、路径、制度学习与创新等方面往往存在着差异。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乡村建设中，国家与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被迫现代化为乡村建设提供的外部环境是极其恶劣的。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研究揭示了被迫现代化的尴尬。他认为，作为现代世界体系构建的支柱性力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曾经区隔的文明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日益构成一个由核心、半边陲、边陲组成的整体结构。核心输出制造业产品，边陲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半边陲则是输出“边陲产品”到核心地区，又从核心地区输出“核心产品”到边陲地区。边陲与核心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正如加莱亚诺所描述的那样，曾经富庶的南美洲被迅速地抽干了“血液”，夯实了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核心—边陲逻辑还分裂了边陲国家（地区）原有的城乡结构，它的新兴城市是为国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负责把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输出到远在海外的核心地区，把工业产品向乡村贩卖，从而失去了城市对乡村腹地的带动、反哺功能，乡村失去城市的支持则必然陷入衰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这种核心—边陲逻辑中亦步亦趋，正像费孝通在1940年代所批评的，城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事实。因此，核心—边陲体系给中国农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晏阳初所说的单纯的经济匮乏（“贫”），而是梁漱溟所说的“贫而越来越贫”的恶性循环。匮乏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贫而越来越贫”的恶性循环则是中国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核心—边陲体系的结果，乡村建设就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建设美好的乡村。

处于现代世界体系边陲的国家，受到核心—边陲逻辑的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摆脱乡村衰落的困境。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边陲国家（地区）大多在谋求抵抗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文化复兴运动和乡村建设等。就乡村建设而言，伴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它曾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多个地区出现。丹麦有民众教育运动，俄国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有工读主义，中国则出现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但是，乡村建设场域的真相往往被边陲国家（地区）现代化的复杂性所掩盖，以致于造成种种误解和误读。这是因为边陲国家（地区）的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点，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较快发展，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被颠覆，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出不均衡、两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越快，它就越迅速地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它的城市就会越发自觉地担当起半边陲的功能。国内一些学者在总结民国乡村建设规律时，撇开乡村建设的基本历史背景，简单地认为，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发生的前提之一是民国史上所称的“黄金经建十年”，工业飞速发展，经济经历十年的高增长，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自追求现代化以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这种论断缺乏宏

观视野，忽视了1920年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趋向，以及由此对农村造成的伤害。乡村建设要真正成功，必须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完成国民经济的体系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为工业反哺农业创造机会。因此，梁漱溟于1946年初在延安跟毛泽东探讨和平协定时曾建言，“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被迫现代化的长期性也决定了乡村建设的长期性。按照金耀基的说法，从19世纪末到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转型社会，中国需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王朝转型为民主国家，从经学时

代转向科学时代。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更直言，发生在中国的大转型要经历的时间是200年（1840—2040）。如果这种观点正确，那么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就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段。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建设反复出现，显示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众多、资源紧张的国家，农村社会的转型是多么艰难！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从百年落后与屈辱中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但并没有彻底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依然滞后，三农问题依然严重，更说明转型任务的艰巨性。早在

1930年代社会学家吴景超就指出，中国属于第四种国家，其特征是人口密度大，农业人口占比高，“所以中国人的问题特别艰难，而中国人对于改良的工作，也应当特别努力”。新世纪以来，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在整个国家现代化中的获益极不均衡，学术界为此提出了国家投入、政策干预、组织创新等多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手段。从社会现代化的全局来看，这些建议显然是非战略性的，是短视的而非长远的。

二、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精神世界与制度选择

知识分子是乡村建设中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包括地方士绅（传统知识分子）和接受西学的现代知识分子两大群体。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即便在后来知识分子与乡村建设之间仍然存在着缺位与错位等问题，这构成了我国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现代化在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方面高歌猛进的时候，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滞后和薄弱就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的漠视和缺席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士绅在清末中央政府权力严重削弱后，选择了投身乡村建设。他们接管地方公益事业，在办学、卫生、农工商务、道路工程、社会救济与慈善等方面颇有声色。这一时期的乡村自治主要是创造性地扩展、改造传统乡约，使乡村治理规则成文化、制度化，以此实现乡村秩序的重整。如河北定县翟城村，在自治方面先后成立村公所、卫生所、勤俭储蓄会、爱国会、改良风俗会等组织，仿北宋《吕氏乡约》，先后制定《看守禾稼规约》、《保护森林规约》、《查禁赌博规约》等新乡约，开现代村公约的先河，一时有模范村之称。地方士绅怀抱“民胞物与”的理想，信仰乡约的礼治精神。持这种认识的还有杨开道、梁漱溟等人，他们倡言古代乡约中蕴涵着人生向上的力量。后来梁漱溟还曾仿照《吕氏乡约》在山东邹平等17县制定并推行“乡农教育”。这说明进入近代以来，不断变化的村外世界使乡村已有的规则、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即使是以前运行高效、良好的制度也遭遇了挑战，迫使乡村的组织原则和规则进行调整和变革；同时，对乡约的改造和运用反映了地方士绅在探讨新的制度时，在思想资源和文化工具方面还不能纯然脱离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依赖。

当然，地方士绅在参与乡村建设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地方意识并不呈现为民众主体性的建构，他们眼中的民众仍然是无知的、冲动的“氓”或愚夫愚妇。所以，“在清末列强侵略的危机意识下，知识分子与民众大抵是走双轨的平行路线，偶有交叉，也迅即分裂，罕有持久性的合作。知识分子意象中的民众，从洋务运动到革命，都是被疏离的一群；洋务运动时期，民众在道器二分化的状况下是没有主体性的天朝子民。变法时期，王朝观念在现实上已逐渐消解，国民概念逐渐显露，但在终极点上，民众大抵还是王朝观念下的人民，而非地地道

道有政治参与权的国家成员。1900年后的革命时期，国民概念在满汉对比下已完全显露，四万万同胞已充分被意识到，知识分子大抵已怀有国民一体感，而且建设国民一体感的新国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但是，在建设新国家的运动过程中，民众依然不是主体的存在，依然被疏离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之外”。当然这里评论的是晚清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不过它也同样适用于地方士绅。在士绅治理下的村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中央推行的地方自治和选举制度到了村庄的层面全都走了样。

辛亥革命后，随着新式学校、报纸杂志、学会等自由结社组织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空前繁盛，接受西学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逐步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与地方士绅相比，“传统士绅是与他们来自的乡土社会有着密切的有机关系。他们是当地社会的精英，不但在地方上具有各种影响力，而且参与地方政府，发挥许多不可少的行政与领导功能。而现代知识分子多半脱离了他们本乡的乡土社会，寄居于沿江沿海的几个大都市，变成社会上脱了根的游离分子”。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模仿西方近代教育体系创办的大中学校，教授的知识是为城市化、工业化服务的，农村中几乎没有新式人才的用武之地。在这一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痛苦的，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列强进逼，自身却在政治边缘挣扎；仕进阶梯中断，流寓异地，既与中央、地方政府缺乏有机的联系，也不再参与地方事务。在上述困境中，他们如何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呢？其中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改造越来越西化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发出了“到民间去”的呐喊，努力发掘民间文化，试图在重塑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发现自我；还有一部分人则认识到，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再像传统意义上的士人那样可以追求独立的道统，拥有独立的价值理想，他们只有否定自己，与下层民众结合，为农民、工人服务，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李大钊就呼吁，“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有一部分人是跟从“归农运动”走的，归农运动号召知识分子离开城市，走向农村，逐渐走出了一条乡村建设的道路。杨开道在1923年写道：“很时髦的归农运动，现在在我们中国已经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了。这‘归农’两字的新名词，也时常在大的报章杂志里吐他的光芒，来引诱我们的注意。”现代知识分子与学校、报章杂志等现代传媒关系密切，因此，他们是在文化思想上有着极大影响的精英阶层。经过他们的宣传鼓动，农村社会很快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救济农村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乡村运动是从这里来的”。

现代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的工作展开。一是建立村庄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近代以来，逐步走向开放的乡村亟待与村外世界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以便更好地适应变迁的社会。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制度化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此他们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的科技文化知识，也开始探索能够使乡村适应外部社会变迁的制度和规则。在农村建立经济合作、技术引进与推广体系、金融制度以及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二是关注民众教育问题。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都非常注意民众教育的问题，希望能藉由教育完善人格、启迪知识、造就新人，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农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建立完善平民学校、平校毕业同学会、导生制等适合农村社会教育的新体系；为了培养农村人才，规划建立乡村建设学院，在大学中设立乡村建设系；挖掘民间戏曲资源，探索乡村文化娱乐活动的规范，激发了民众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主持县政改革，以平校毕业同学会为基础，改组改造县、乡、村级组织。这些制度或规则体系的建设无不体现了培养民众主体性的思想预设。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培养民众主体性方面还有着相当的局限性。纵观定县实验中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基本上都是由知识分子在借鉴外部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几乎没有民众自己的创造。梁漱溟的乡校制度在这方面要好一些，但仍属于一项知识分子主持的制度选择，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大概与知识分子固守传统的民众观有关，而西式教育体系严重脱离农村社会实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此影响，在与民众的关系上，知识分子或站在先知先觉（“师”）的立场上，把农民看作愚昧的、自私的后知后觉者；或站在“知识阶层”的立场上，视民众为知识落伍者，缺乏对民众立场的深刻认同。因此，他们难以体认民众的真实需求和民众蕴涵的力量，在乡村建设中找军阀做靠山，拉拢地方士绅为依傍，缺少鼓舞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魄力和手段。这一问题后来遭到费孝通等人的严厉批评，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在民众主体性培养方面进行反思和检讨。可以说，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兴趣和价值观是制约乡村制度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国家在场：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角色与职能

古代的乡村社会基本是以家族自治为核心的村自治社会，政府也乐得“无为而治”，尽量减少对乡村社会的干扰。近代以来，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民族危机，加快社会转型，国家对乡村社会加强了干预和控制，不仅把警察、司法、行政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而且围绕着乡村自治机构的组织、选举等有关地方自治的基本方面，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例。所以，国家“在场”是近现代乡村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常态表现。但政府在乡村建本来知识分子作为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乡村建设中竭力保持独立地位，梁漱溟、晏阳初等人都不希望国家介入其主持的乡村建设活动。这种思想观念设过程中并不是一直在场的，而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才承担起具体行动的角色和职能。

首先与近代以来的政府腐败无能有关。在乡村建设者看来，当时的国家为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势力所掌控，政权依附于军权，他们横征暴敛、无心建设，是直接破坏乡村的力量，所以乡村无法再靠政权，只能自救。他们主张，政府最贤明的政策应该是间接地给乡村建设运动提供方便。因此，他们抵制或反对政府提出的“政教合一”、“建教合作”和“县政改革”。同时也与知识分子的个人特质有关。晏阳初等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秉持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理念，注重科学实验和开放创新的意识。梁漱溟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坚持在野主持清议的立场，要做道德的倡导者、意识形态的发言人，对政府及统治者的治道加以指点或批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面对乡村庞大的利益集团和宗族势力，面对地方士绅把持当地的政治经济命脉，掌握县以下各级政府组织的现实，他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的施行、乡村制度的创新或推广屡屡陷入各种利益纠纷中，遭到“土豪劣绅”的反对和抵制。为了有效推动乡村重建，他们不得不接受国家“进场”，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社会建设。

国家参与乡村建设，有助于乡村制度的转型。知识分子群体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所创立的各种制度大都是从非正式规则开始的，这从各种地方性“实验”的名称就能看出来。在没有国家进场之前，新规则的实施往往需要获得地方利益团体的认可与支持，需要运用某种组织或技巧吸引当地民众的参与和认同。要在各个阶层之间去达成协约，既耗费精力，效果也不明显。以古代乡约的推行为例，自吕氏家族创立乡约，到最后获得士大夫集团的认可，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明代才得以在全国推行。国家的进场丰富了新规则的创立和社会确认的手段，使新规则的施行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正式制度，从而减少了与这些变革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进程。1930年代晏阳初等人之所以愿意接受南京政府内政部的邀请，加入地方自治实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定县成为实验县之后，各项事业都有了相当的进步。

国家主导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实现乡村建设的提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国家在第三世界的普遍确立，世界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经由社会的自发运动而逐步成为政府主导下的行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韩国的新村运动同属于这一阶段。1950年之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在土地制度、农村教育、经济合作、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的强力主导。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展现出国家进场的重大影响力。

但是，国家进场也容易造成国家利益的介入，使乡村建设偏离方向。其实，这种情况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这是由政府目标和利益所决定的。杜赞奇的研究表明，清末以来中国始终存在着两种现代化的路径，一是政府强调的国家优先性，二是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在现代化过程中，扩张的国家机器一直试图排斥、消灭自治的社会创造性，吸收、制服、消除相对自治的地方群体结构，从而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控制，以中央集权方式进行现代化。由此，国家在乡村建设中表现出自己的目标和利益

追求就不足为奇了。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苏江宁、山东菏泽、河北定县、湖北孝感、湖南湘潭、广西宾阳、云南昆明等处设立县政实验区。这些地方大多处于军阀控制下，中央政府设立实验县的首要目的是瓦解地方军阀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然后才是“力所能及”地推动、指导地方的乡村建设。1950年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时国家以工业化为首要目标，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实行城乡二元分治，把农村当成劳动力和初级产品、原材料的供应地。直到今天，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阻碍农村发展的桎梏。1980年以来，新农村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国家利益印痕。只有在工业经济速度下滑、城市消费下降、外贸拉动出现问题时，新农村建设才会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其目的不外是开拓农村市场，刺激农村的消费，结果农村往往沦为残次工业品的推销地。一旦工业经济整体运行进入上升轨道，新农村建设的呼声就会偃旗息鼓。

综上所述，百年乡村建设是在相对稳定的现代化语境中展开的，知识分子群体自始至终积极参与，由于该群体的代际差异，乡村建设的表现各有千秋，思想发展与制度选择逐步从扩展乡约走向创新现代乡村制度。本文在讨论中仅以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考察的目标，但这种论断也适用于关注乡村建设思想的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围绕乡村建设活动的讨论与思考是作为一种社会评判、社会选择而存在的，其思想观点也对乡村建设实践起到了助推作用。国家是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国家进场有利于乡村建设思想的制度化。但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乡村建设中扮演主导角色，又往往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即政府现代化目标凌驾于乡村建设目标之上，使乡村制度发展偏离了乡村建设的轨道。因此，如何导正政府在乡村建设中角色与职能，是乡村建设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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