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作者：何包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7-04-08  浏览次数： 15000次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和现象。往往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演变为一件群体性的大事件。在突发事件中，集体行为是如何形成的，人们的社会心理是怎样的？参与者如何考虑风险问题？闹事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通过考察突发事件发生的共有原因，我们发现这都与协商民主匮乏有紧密联系。

第一，突发事件往往起源于事件的不公正。不公正为参与者提供了合法性，参与者的风险减少了。因为不公正，参与者有充足理由要求公正，即使被抓到也有正当理由，也不会被处理。例如出租车管理费的调涨或取消个人出租车执照，明显是地方政府在牟利，出租车司机要讨个公道，参与了罢运。在社会不公正的背后，往往是协商民主匮乏。民主协商以公正为取向召集百姓民众一起来讨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发展一个良好的社会政策。协商民主实践越多，社会不公正的情形就会越少。协商民主越匮乏，不公正现象就越多，暴发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多。

第二，突发事件背后往往有一个社会泄愤的问题。在不公正的情况下，民众积压了很多情绪无法发泄，往往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民众找到了一个合法的借口，被积压的情绪就突然发泄出来。在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中警方多次参与处置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群体性事件，群众对公安部门有情绪。这是瓮安事件的社会心理根源。于建嵘就以瓮安事件为例，把突发事件定义为社会泄愤事件。

一个正常运作的协商民主机制可为民众提供一个机制和机会来抒发自己被压抑的感受。就如同一个失恋的人，一个受到重大情感挫折的人必须找到一个亲戚朋友述说自己的痛苦一样，一个受压抑的团体或群众也必须有一个民主协商的平台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一种被积压的情绪如果能在日常的机制中被释放了，就不会导致出在一个偶然的事件上形成一个突发性的社会事件。民主协商机制就是调整和管理社会心理的一种较好的制度和方法。

第三，突发事件背后往往是靠谣传进行的。在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中，17岁的少女“溺水而亡”，警方的处置方式不当，缺乏说服力，致使“官员、无良警察、冤情”谣言越来越多。

当民众不能通过正常组织渠道来表达其不满时，就只能靠非组织化的、非正常的方法，谣传由此成为一个手段。如果搞签名运动，出头露面，就会有风险。由此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行为方式，不留名字，靠口说来组织集体行为。例如，出租司机罢运就靠最简单的“口说”这种方式。但是这种口说方式往往产生了信息失真，谣传四处。比如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撞到了，却谣传说成是一个官员欺压普通百姓。如果采用协商民主的机制，由政府或学者出面提供公正的信息材料，让老百姓来澄清某些事实，谣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余地。由此可见，谣传背后也是协商民主的匮乏。

第四，突发事件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闹事文化：小事小闹，大事大闹；事情闹得越大，越能解决问题。这种闹事心态跟协商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在协商民主的原则下，任何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应该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闹事来解决问题。恰恰是协商民主的匮乏，不满的民众找不到正常的民主协商机制，只好靠闹事来解决问题。

对突发事件的恐惧，防范突发事件的爆发，往往引导官员去加强行政手段。在短期内通过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动员，通过政府的管制、强压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事实上，近几年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上，大多数都是强调地方领导负责制，过错追究制，预警机制，或强调应急响应时间的迅速性，应对机制，社会动员。但是，缺乏探索建立民主协商机制来化解社会冲突问题。行政手段并没有解决突发事件发生的根源。堵了西边，东边又会出事。社会突发事件近几年越来越多，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官员对“乱”的恐惧心态，而这种对“乱”的恐惧心态又进一步助长行政化趋势，而这种高度控制的行政方式却没用在根源上消除各种社会突发事件，由此形成一个怪圈。

短期内奏效的方法，使得社会协商主导的沟通能力，日常民主协商机制和实践却萎缩了，淡化了。这种权力运作的不平衡现象可以从政治社会学这个角度解释这几年社会突发事件猛增的现象。如果这种权力运转现象继续发展，上述的怪圈就无法打破，更多社会突发事件将会爆发。此外，地方领导往往在到任之头一、两年，通过强化管制的方法来寻求稳定。这在短期内会奏效，但是这只不过是给下一位继任的领导留下了一个更严重的高风险社会。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应有智慧和勇气向这种怪圈挑战。

常规的、日常的社会民主协商机制可以把人们从街上闹事的行为引导到会议中，在会议中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来申述他们的理由，叙述他们被积压的情绪，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讨一个社会公道。在协商民主盛行的地方，往往并没有发生突发事件，因为很多有可能成为突发事件的事情或根源，在日常正常的协商民主机制中被消化了，被解决了。

事实上，在事后处理社会突发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协商民主的努力和措施。例如，在2005年4月10日东阳事件之后，东阳市政府委托省环保局邀请13位农药、化工、环保、农业、林果业、大气环境监测分析等方面的知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竹溪工业功能区内相关企业、产品及周边环境、农作物、林果业种植、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情况进行论证、评价。11月17日，市委、市政府在画水镇画溪村召开画溪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会议。金华市市长陈丰伟主持座谈会，着重听取他们对竹溪工业功能区企业实施环保整治的意见和建议。从事后采取协商解决方法的角度看，人们一定会纳闷，为什么事前就不争取民主协商的方法呢？为什么一定要事情闹大了，才重用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

一个有序的政治社会应该是合理地使用政治上的控制权力和社会的协商权力，两者之间应该是阴阳平衡、相互补充。今天，转型期的中国也需要协商民主所产生的沟通能力来调和、补充、牵制。协商民主机制是解决社会突发事件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鼓励发展民主协商制度，可以形成另一种新的社会行为方式：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通过闹事来解决社会问题。这种集体行为的逻辑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