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作者：莫里斯・弗里德曼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6-12-20  浏览次数： 9573次

内容简介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东南中国社会在近150年来某些方面的思考。它可以帮助解释近年来已经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社会复合体问题。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是本书的主题。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和广东，因为这一地区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尽管在本书中作者研究的是本土中国，但是他讨论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能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领域。

作者简介

弗里德曼在人类学上主要有两个贡献：其一在于他用汉学人类学的经验来反思人类学的一般理论。他最有名的著作都是研究华南宗族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1958年），《中国宗族的与社会：福建与广东》（1966年）。在他之前，福忒思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在非洲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政府、无国家社会中的“裂变宗族制”。弗里德曼认为这一范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这个集权式国家中同样存在宗族现象。不过，弗里德曼的雄心并没有达到初衷，因为他的材料和论述都没有与他的“国家与宗族并存”理论相符合。但尽管如此，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已经成为汉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般性框架，同时在一般人类学中，因其理论所具有的类似“范式”的开放性，也赢得了相当的追随者。弗里德曼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他于1974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仪式》，他认为，尽管中国民间信仰和仪式看起来相当散漫，但在表现现象之下，存在着一个“宗教秩序”，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中国宗教”。

目录

前言

福建和广东的村落与宗族

村落生活的经济基础

家庭与家户

继嗣群体的等级制度

服丧的等级

裂变的系统

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

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

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

仪式的分化

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

会与众（自愿组织）

宗族之间的关系与跨宗族的关系

宗族与国家

讨论

参考文献

 

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杨春宇 胡鸿保

一

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史中，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 ce Freedman,1920-1975)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宗族模式正是在他手中正式形成的。虽然在他之前，宗族就曾引起葛学溥(D.H.Kulp II)和胡先缙等学者的关注，但身处战后理论更替潮流中的弗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理论价值，把关于宗族的研究推向了这一领域讨论的前沿，并构造出从宗族组织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对后来者影响至深。该派的后起之秀裴达礼(Hugh D.R.Baker)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他们合编的纪念弗里德曼的论文集的“前言”里就评论道：“如果说费孝通、林耀华和田汝康开启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学中的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华英德(Barbara Ward)和斯泼林克尔(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研究就是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

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弗里德曼以研究华人和犹太人而著名，雷蒙德·弗思(R.Firth)爵士对他的评价是：尽管在具体方法上有些固执，但确是一个“君子”—博学的绅士。＠他的美国同行施坚雅(W.Skinner)

则将他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时期：

(I)以弗里德曼在新加坡的研究开始，重心在于中国的家庭和婚姻，还包括一些在中国法律、宗教、社区组织方面的探索，主要作品是论文《新加坡华人的婚姻与家庭》。(2)从五十年代起，他将注意力从东南亚华人社会转向中国东南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地位也正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3)从1963年开始，他的研究从海外华人和文献档案重新转向了实际的田野观察，他与他的学生裴达札等人在香港新界和台湾所做的田野工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上都突破了1949年前同行们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人类学调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发展出了一套”在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的人类学学者和作为一个书虫的人类学学者两种角色之间自由转换的“精细技巧。(4)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则可划为又一个时期，此时弗里德曼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汉学人类学史的研究上，可惜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来得及完成一部这方面完整的著作。

二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都曾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寄予过厚望，认为在对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的文明的研究中，人类学可以实现从对原始社会考察转到对文明社会的考察这一转向，进而带给这一学科新的生机。但他们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或言之不详，或搬用研究原始社会的“太平洋模式”，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英国功能主义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这一时期写就的民族志作品大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微观社区（如布朗提倡的那样，多半是一个自然村）的运行与整合上，研究方法以传统的田野参与观察为主，虽然也有学者（如费孝通）提出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中，历史和文献研究必不可少，但限于当时的理论局限，井未能真正付诸实施。这样，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社会在当时的人类学作品中就相对显得过于安详和平顺了。1962年，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检讨，他认为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忽视了城市和历史变迁的影响，便利固然是便利，却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从而造成了在中国的研究当中人类学力量的薄弱他认为在田野工作这一看家本领的基础上，应当对现有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和成果加以借鉴，从而达到对中国这一复杂社会的全面认识。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其时弗里德曼没有到过大陆，汉语水平也不高，但作者通过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加上大陆没有对国外人类学者闭关以前写成的文献作品（主要包括葛学溥、费孝通、林耀华、胡先缙等人），以及一些中国历史文献，对宗族组织这一现象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从福建、广东二地经济基础开始，细述了当地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对其以下的各层组织：房、支、户以及这些组织在地方社区中的政治经济功能，以及围绕共同祖先展开的各项祭祀和礼仪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宗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根据社会地位，大规模宗族内部更为高度分化。而共同财产、高生产率的稻作经济和宗族精英与国家官僚之间的连接是中国东南部大规模宗族组织得以存在的基础，当地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反国家的行动以及宗族之间的世仇成为地方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中的持久张力的来溃。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是有其理论雄心的。二战后的杜会人类学界开始反思和怀疑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包括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他希望以其中国的材料挑战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忒斯在非洲的研究，即在一个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宗族势力同样的发达。然而在本书中他对立了国家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宗族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一面，没有看到二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的相互支持，进而在《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一书中把福建、广东的宗族组织发达这一现象归结为其在中央帝国中的边陲地位，遭到来自台湾的田野实例的批评，使得这一挑战的锋芒大减。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提出的宗族模式在人类学中国研究中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后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尽管有时未必很明显。杜赞奇在其《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对华北的宗族组织在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地位进行了论述，阎云翔则通过一个黑龙江农村中姻亲的发达修正了以往宗族理论的偏差。但无论如何，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在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历史中的地位仍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汉译本的出版也算满足了国内人类学、民族学者一个长久以来的愿望。

三

可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汉译文鲁鱼亥豕、错误不少、给读者带来困惑，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译本。笔者以为，做学间贵在认真，为了让广大研究者能准确理解作者原意，进一步展开学术讨论，匡正谬误实属必要。下面是我们在阅读汉文感觉难以理解的情况下，查对英文后发现的错误，兹列举要者与同行切磋。

(I)弗里德曼在讨论中国的宗族组织时多处征引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一文。译者对千后者却不了解或者是明知有汉文林著却不去核对；由是，译文出现的专业术语完全不对号，以至中文读者根本无法依据译本来与弗里德曼的叙述对话。这是很不应该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林耀华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有当年的手抄本，可供查阅。现在已经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2000),更加方便研究。我们对照两书，发现刘译本并没有依照林文”还原“各种专称或术语。这样的错误查有数处：“宗族由15个宗支(sub-lineage)组成。（“刘译，45页参考英文版，34页］，应作“族内分十五房…”(林猾华，2000,27页）。

“家庭是宗族中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几个家庭组成一个复合体(compound)……“（刘译，46页，英文版34页］，查林著应作“……积若干家而成户，……积若干户而成支，……积若干支而成房，….积若干房而成族，……下上而推，有条不紊“（林耀华，2000,73页，并参见82页上图］。其实弗氏已经声明将汉语的“户”英译为“compound”[参见刘译，48页，英文版37页］；由于译者不能细察弗氏原意、未将“compound”回译为中”，以至译文多处用词拗口。如“复合体的首领”实应作“户长”；“家庭复合”实应作“家户”（刘译，第46-47页；英文版第35页，对照林耀华，2000,第74页］。

(2)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的英文著作The Fon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多年来一直为国外治”中国研究”者引用。尽管此书原来就是用英文写作，但讲的乃是中国的历史，所以外国学者运用方便而中文译者却须谨慎。我们发现刘译关于弗里德曼引用李济此书的大错误至少有2处：将《古今图书集成》误译作《”中国大百科》"并,且加了“想当然”的“译者注译者不解公元1644年乃是李济讨论间题时的断代年份（笔者按：李济把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从史前到明末划分为8个时期，并着重讨论了后7个时期一时间跨度为“诗经时代”到明朝灭亡［即公元前722年一公元1644年］的具体演变情况，详见李济，1996,5-9,86-87等页），而擅自将此与弗氏介绍《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叙述相混淆，以为“康熙皇帝于1622年登基，此处恐为1644年之误”。［刘，译第8页，英文版，第3-4页．脚注(6)]有一表格的标题作“超过10000汉人的地区数量”令人费解，应作“人口逾万的县数（刘译，第11页，注[36],英文版，第7页，脚注(5)。参考李济，1996,271页。

(4)读书不细导致的疏漏，使译文叙述中出现矛盾。比如译文”在结构上，作为一个整体，从家庭到宗族的所有单位是男性的，然而妇女连接着他们勹此处的“连接查原文为“attached”,实有“附属”的含义现在试把此旬改译为：“在结构上，从家庭到宗族的所有单位依男性世系连接而成为一个整体，妇女则从属于这一结构[刘译、39页，英文版32页］

(5)翻译中的疏忽扭曲了作者原意，有时译文与原文甚至完全相左。如译文“它的信条和实践都免除了其他宗教因素的影响”。查原文可以看出译者漏译了“neither...nor...”,当作“……不能免除其他宗教的影响”[刘译，147页，英文版116页］；又如在原文涉及三合会起源的传说时，译文做“人们发现了他们的背叛行为，查原文”，......were treacherously turned upon……·,实为“他们被背信弃义地攻击了＂（刘译，150页，英文版119页］；另一处译文“祠堂具有等，级但没有系统化”，这里是把“symmetrical”看做了“systematize”,应做“祠堂具有等级，但并不均衡”。(刘译，168页，英文版132页］第十四章中另有一处：“在上个世纪末期，英国人发现，他们接管了广东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原文作"The British found Triad groups in the piece of Kwangtung they took over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英国人在他们接管的部分广东地区发现了三合会。［刘译，168页，英文版120页］

(6)其他错误。“国民党的地方法律……共产党的法律”，其中的“地方法律”和“法律“查核原文当译作“民法”和“婚姻法”［刘译55页，第1段，英文版，42页］。“民国“误译作“共和国“［刘，译67、71页，英文版51、55页］。译文有多处亲属关系混淆，“……有二三个县在实行姑表（或姨表）兄妹婚的同时，禁止与姑表妹的婚配。.….和利奇谈到的姑表（或姨表）兄妹婚在湖北已为人们所承认，……”[刘译，123页、第3段］和前页的“在理论上存在的姑表（或姨表）兄妹婚…...”[刘译，122页第3段］。这几“处姑表（或姨表）”均应为“舅表（或姨表）”（参考英文版，96页］。，舅（姑、姨）与妈外甥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刘译，123页，第2段］，查核原文应该是“舅（姑、姨）妈与外甥女（内侄女）如果成为婆媳，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糟糕”［参考英文版，97页］。“表兄弟”当为“外甥”之误，”表兄“当为”表舅”之误［刘译、51页，最后一段；52页，第1段；英文版，40觅参照林耀华，1989,25-26页］。刘译所谓的《”中国宝典》，＂查英文原是The Chinese Repository,实乃一刊物，应译作《澳门月报》或译《中国丛报》［刘译，116、136、143页］。

笔者限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没有以汉英对照方式通读全文，这样批评难免会被误解为“吹毛求疵”。但是，一个名著的译本出现如此多明显的误解和误译，尽管”功大于过“，总归使读者失望。当前的中外学术交流需要我们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翻译工作，然而翻译却是一件困难而利他的苦差事。但愿有志于从事这种工作的学者有耐心、戒浮躁，为广大读者奉上精当的译本。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每人民出版社，2000。

[2]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5[1958].

[3]Hugh D.R.Baker,Stephan Feuchtwang ed.State in New Setting:Studies in Social A几thropology of China in Memory of Maurice Freedman,Oxford:JASO,1991.

[4]William Skinner ed.,The Study of Chinese Soc哟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5]林婿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6]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7]林耀华：《金翼》，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1989]。

[8]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张海洋、胡鸿保等译，收入李光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

[9]阁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一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