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重构与乡村秩序整合——对湘北云村小卖铺辐射圈的考察

作者：匡立波 夏国锋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发布时间：2016-11-30  浏览次数： 3628次

【摘　要】村落社会传统公共空间衰落后,小卖铺成为了新兴公共空间,它具有农村初级交换单位的经济功能、公共文化复兴场域的文化功能、农村权力文化网络的社会功能。以小卖铺为中心,以周围最远的进店农户为边界,其所覆盖到的地理范围就是小卖铺辐射圈,村落形似以公路为竹签、以每个小卖铺辐射圈为"糖葫芦"串成的"糖葫芦串"。每颗"糖葫芦"是村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地形相似、信息相通、规模适度的乡村治理单元,它将范围过大的村庄切割成多个"熟人社区",有利于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成效,整合乡村秩序。

【关键词】小卖铺；小卖铺辐射圈；公共空间；乡村秩序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区乡镇体制改革都是以撤区扩镇、并乡合村作为重要改革举措，以此来节约行政成本，扩大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如2015年湖南省进行了大规模的乡镇区划调整，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合并乡镇500个以上，减幅约25%；合并建制村16000个以上，减幅约39%。并乡合村固然节约了行政成本，但带来了新的问题：村庄合并后村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每个行政村农民数量增多，村庄中的“半熟人社会”现象越来越明显，合进来的新村民互不相识，更不用说彼此互动、协商，在新的农村社区中，缺乏互动基础的农民如何形成社区认同？缺乏社区认同的村庄将如何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兴建公共事业，实现公共利益，构建出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农民本来就呈原子化状态，村庄扩大后“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是否愈演愈烈？本文拟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理解扩村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整合。

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在概念上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有密切关联，但也有着本质不同。哈氏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1]哈氏公共领域理论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学界将这一理论本土化时，考虑到国内没有西方世界国家和社会的严格分野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自中华帝国晚期以来有功能类似的公共空间，遂对“公共领域”的研究逐渐转换到“公共空间”的研究。本文的“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公共性活动。

关于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学界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农村公共空间有庙宇、院坝、茶馆、家庙宗祠、集市、红白喜事、水井旁、田间地头等，张良将其分为信仰型公共空间、生活性公共空间、生产性公共空间、娱乐性公共空间、政治性公共空间。[2]学界对这些公共空间有精彩的论述，王迪考察了成都社会下层民众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重点聚焦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详细分析了1900-1950年期间成都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3]还有学者从公共空间的变迁和社会秩序的生成角度分析了江南、川西、赣中南的茶馆。[4]赵世瑜则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公共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了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5]刘铁梁通过分析浙南庙会仪式考察了农民的公共生活的展演。[6]胡英泽探究了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研究了中国近代水井制度与北方社会秩序、人际关系、村际关系的关联。[7]吴毅考察了红白喜事作为精神交流共同场域的作用。[8]吴晓燕通过对四川乡村集市的纵向历史演进和横向运作规则的详尽考察，还原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9]

关于公共空间与乡村秩序，学界对农村公共空间做出考察后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在现代化的侵蚀下农村传统的公共空间已经式微，新的公共空间尚未建立，农民的公共生活衰败，由此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董磊明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向乡村渗透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导致乡村组织权威不断衰弱的农村政策使得公共空间不断萎缩”。[10]吴理财从公共文化生活的角度指出农民私性文化发达，公共文化生活严重衰落，公共空间缺乏，公共性消解加剧。[11]张良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败”，信仰性公共空间衰弱，娱乐性公共空间减少，生产性公共空间消失，政治性公共空间有限。[12]申端锋观察到村庄公共空间的缺乏使公共舆论缺位，导致农村严重的伦理危机。[13]王玲认为当全能主义国家在农村退场之后，社会力量并未发展成熟，村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乡村社会遭遇了失序与断裂。[14]第二种意见则另辟蹊径，“华中乡土派”探索了农村坝、屯、冲、湾、楼栋等公共聚落空间，提出了依托这些公共聚落空间载体形成的坝自治、屯自治、冲湾自治、楼栋自治等新概念，肯定了现在农村中这些不同层类和类型的公共空间对乡村秩序型构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村民自治单位下沉的新思路，拓展了公共空间的研究范畴（徐勇，2014；邓大才，2014）。[15]

这些对农村公共空间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极大丰富了中国公共空间的本土研究，但是也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从时间来看，前述关于茶馆、水井、庙会、红白喜事、院坝冲湾等研究成果都是基于中国传统公共空间的分析，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农村公共空间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从空间来看，“华中乡土派”认识到坝、屯、冲、湾、楼栋等公共空间的意义，但忽视了小卖铺这一在农村普遍存在的自治载体与乡村治理的关联。从笔者对湘、鄂、赣、皖等省的调查来看，农村小卖铺看似购物小店，实际上已成为村民的活动中心，村民在此打牌、下棋、聊天、玩耍、社交，小卖铺成为了每个村庄最热闹的场所，是村庄最富有生气和活力的聚落空间，它对整合村庄秩序有着重要意义，而现有的公共空间、乡村治理研究均对农村小卖铺视而不见，将它屏蔽在研究对象之外。我们应该重视农民自身的选择，将小卖铺这一当今农民重要的日常空间纳入研究范畴,本文将以一个湘北村庄为分析对象，考察村庄中小卖铺的地位和功能，探讨小卖铺与农村秩序整合的关系，以期为农村公共空间研究做一点微薄贡献。

二：小卖铺：地位与功能

云村位于湘北桃源县西部15公里处，是2015年扩乡合村过程中由木公、苏金、白羊三个村合并而成的一个大村，处丘陵地带，现有面积13.7平方公里，山林7809亩，水田6220亩，人口3200人，965户，38个村民小组，村里养鸡专业户较多，是全县有名的养鸡村，为了方便鸡饲料和鸡蛋运输，很多村民将住房建在公路附近。村头与最近的集市相距6公里，全村有小卖铺14个，均沿村内公路分布，散落在村庄各处。

（一）经济功能：农村的初级交换单位

小卖铺是农村最初级的交换单位，属于货币与商品的单向交换，农民只买不卖，如果要进行货物的买卖双边交易，需要进入更高一级的乡镇集市体系，施坚雅称这种村落小卖铺为“小市”。施氏认为“小市”不重要，“作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的起点，它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小市在中国农村的零星存在，其有限的职能及其处于较大市场体系的边缘地位”。[16]但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来决定的”，[17]当农户本身无法提供家庭需要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时，做为初级交换单位的村庄小卖铺就会应运而生，小卖铺自有它存在的土壤，力量小但并非不重要。

注：表中数据源自店主和笔者的测算，因农村小卖铺没有台账记录，所以均为估计数值。

传统社会云村就有小卖铺，被称为“斋房”，销售花生、瓜子、煤油、火柴等少量日用品。建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粮油、生猪、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一切买卖由供销社垄断，云村原来的私人开设的“斋房”被取缔，三个村各开了一家代销店，代销店就是供销社的派出机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可供销售的商品稀少，只有火柴、红糖等少量生活必需品交易，还常常缺货。进入80年代以后，国家对市场交易的放松，除了国营的代销店外，云村私人开办的经销店逐渐兴起，代销店退出历史舞台，小卖铺全部私营，手续简便，国家管得越来越少，小卖铺越开越多，商品琳琅满目，现在云村的小卖铺星罗棋布，在村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小卖铺数量上看，云村与最近的基层集市仅相隔6公里，但在全村约为5公里长的村级主公路上，仍然遍布了13个小卖铺，平均0.38公里就有一个小卖铺，分布较为密集，从表1得知，云村所有小卖铺年营业额80万左右，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购买需求留在村庄内部。从商品的种类来看，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种类比较丰富，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见表2），可以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为村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想象，村落如果没有小卖铺，一包盐、一瓶水都需要到6公里外的集市购买，村民的日常生活将是多么不方便。从商品交易频率来看，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农村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早已不能自给自足，而是深深卷入市场的“社会化小农”，农民的市场交换需求大幅增加，在小卖铺购物的次数大大增多。由于村落小卖铺与村民住房距离近，小卖铺购物可以节约时间和交通成本，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视。

小卖铺虽有不可替代的交换功能，但毋庸置疑它的市场需求受基层集市的影响很大。云村周围有三个集市，分别为深水港集市、三阳集市、泥窝潭集市，集市周期分别为农历1、6，3、8，2、7。[18]对于该村村民来讲，每隔两三天就可以赶集，虽为丘陵地区，但交通方便，该村主干公路已经硬化，有些组级公路也是新修水泥路，大多数农户都有摩托车，少量有小车，村内每天早晚有一趟公交车进出，直达深水港集市和县城，村民去集市赶集和去县城购物的成本很低，这对村落小卖铺交易有很大冲击。几乎所有店主表示，即便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村民还是愿意到更远的集市去购买，除了最畅销的香烟、矿泉水之外，其他商品需求量少，利润较低，很多小卖铺一年也就几千块钱的盈利。那么，为什么小卖铺利润低下，还是有那么多家店在村落存在呢？这就涉及到小卖铺的其他功能。

（二）文化功能：农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场域

农村公共文化能够促进农民的互动，提高村庄的凝聚力，增强社区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传统的公共文化形式日渐式微，这是学界普遍的共识。吴理财通过对安徽农村的全面调查，发现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活动非常稀缺；贺雪峰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湖北洪湖和荆门建立了四个老年人协会，“通过建立老年人协会和农村文化活动中心，让农民可以在闲暇时间，有一个公共的、有品位的、适合他们需要的交流场所，有一些可以让农民表达自己人生意义的合适的方式”。[19]老年人协会投资小、成效显著，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它是外部投资输入而非本土的自觉生成，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村落中本土已经悄悄生长出来了以小卖铺为据点的活动中心，它是便民的购物点，更是农村的文化场所。

云村人闲暇时间大部分都聚集在附近的小卖铺，并非都为购物，主要活动是玩牌。云村人最常玩的是两种牌：字牌（当地人称“跑符子”）和麻将。一般情况下，小卖铺打牌是消磨时光，与赌博有明显区别，不涉及大额资金，一天下来输赢几十元钱，一个常年玩牌的人一年下来输赢大概在一两千元左右，一般村民都愿意承受。十多年前云村1号店的前任老板开店时，曾有一段时间附近村庄几个赌棍来店里“推牌九”，他们通宵达旦聚赌，许多村民在旁观战看热闹，一个晚上下来输赢上万元，搅得村里议论纷纷，影响恶劣，是派出所打击的对象，近些年来云村几个职业赌棍觉得赌博发不了财，都跑到外面打工了，现在小卖铺玩牌金额都不大，县里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一般都不予理会，任村民自娱自乐。村民在小卖铺玩牌，所有小卖铺老板都对玩牌者供应中餐，而餐费来源于牌桌上的“抽成”（称为桌子钱），一桌跑符子和一桌普通麻将（4个人一桌）都是每天每桌抽20元，平均每人抽5元，一桌自动麻将机（自动麻将一般多人轮流玩，7-8人一桌）每天每桌抽50元，平均每人抽7元左右，抽成的钱由每次坐庄者出，抽满为止，额满后不再多抽，玩牌者因为出了“桌子钱”，就可以在老板家免费吃午餐。对于每个玩牌者来说，花5-7元吃一顿午餐不算贵，对店主来说，玩牌者越多收的“桌子钱”越多，除掉伙食费，还是小有盈余。例如云村5号店，每天三桌人打麻将（自动麻将机），抽150元的“桌子钱”，午饭花费不到50元（蔬菜由自己种植，成本较低），每天有100多元盈利，这项盈利远远比卖商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小卖铺利润低，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开店的秘密。

除了购物、玩牌，更多的人在小卖铺边闲聊。合村以后村云地理范围增加了三倍，但对村民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最熟悉的是家附近小卖铺所辐射到的区域，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彼此非常熟识，常常在小卖铺话家长里短，论功过是非，但凡周围发生的人和事，都会成为小卖铺的话题，这些看上去碎片化无意义的闲聊，却表达着村民释放情感和社会交往的心理需要，使农民枯燥琐碎的日常生活具有了丰富而充实的文化内涵，他们通过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和行为互动，完成一个社会人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实现村庄生活的意义。闲聊之外，还有部分人在小卖铺下象棋、玩手机、看书、带孩子玩耍，还有的小卖铺如1号、4号、12号店，一到夏天附近的妇女们就三三两两聚在店门口像城里人一样跳广场舞，她们在小卖铺前面的空地放一台电视或影碟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舞姿时有笨拙，但她们脸上洋溢着满足，跳广场舞成了部分留守村妇女的心灵寄托。农村小卖铺虽商品不多，但人气旺，熙熙攘攘济济一堂，弹丸之地却是村庄中最热闹喧嚣、最富有生气的场所。很多观察者认为现在空心化的农村死气沉沉，其实他们并没有从小卖铺的视角看到农村生活的另一面。

小卖铺是村落新兴的文化公共空间。贺雪峰从辽宁大古村的调查发现，1990年前后村民很少相互串门唠嗑打麻将，所以漫长的冬天对于大古村老年人非常难熬，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大古村年轻人爱聚在小卖铺打牌聊天，甚至到深夜11点还不肯散去。[20]这说明小卖铺作为娱乐公共空间的现象在华中地区、东北地区都很普遍，只是这个空间普遍被学者屏蔽了，贺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也没有对小卖铺进行具体论述。阎云翔认为，以黑龙江下岬村为代表的东北农村房屋结构出现了变化，有了客厅、卧室之别，加了院墙大门，一家人有了各自的隐私，村民串门不再轻易脱鞋上炕，渐渐也不再轻易串门聊天，家庭权威出现微妙的变化，邻里关系不再紧密。[21]云村现在也不串门聊天了，村民有事没事聚到小卖铺玩耍，但这与房子结构改变没有关系，也不是隐私权所致,云村房屋很早就有卧室客厅之别，一直没有院墙阻隔，而是家庭的公共生活在萎缩，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渴求都投射到村落的小卖铺中去了，村落公共空间代替了家庭公共空间。当农村不再集体劳动以后，田间地头的生产性公共空间消失了，自来水和洗衣机普及以后，溪流河边作为生活的公共空间消失了，红白喜事还有，但有其聚集的特定范围，庙会一年才有一两次，只有小卖铺作为农民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的场所成为了一个日常的文化公共空间，在农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农民在农村生活巨变之后的自我选择，也代表着公共空间的重新崛起。

（三）社会功能：权力的文化网络

传统中国乡村是皇权不下县的“士绅社会”，在地方行政公共事务领域和家族私人领域之间的广阔社会领域中，由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威望的乡村精英们共同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国家权力的渗透是通过文化网络完成的，“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强制性义务团体，自愿组成的联合体，非正式人际关系网”。[22]晚清以降，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的文化网络不断遭到破坏，乡村“赢利型经纪”代替了“保护型经纪”，国家政权内卷化以致政权垮台。解放以后，国家政权前所未有控制了社会领域乃至私人领域，全面改造了乡村，文化网络侵蚀殆尽，乡村没有了自治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上收，逐步退出乡村社会，而此时乡村中传统的文化网络如宗族、宗教、水利圈、祭祀圈等遭到破坏或已经解体了，乡村秩序的新文化网络又在哪里呢？我们不妨把视角投向乡村小卖铺。

小卖铺是如今乡村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从中不仅产生公共舆论，还是自我价值竞争和展示的精神堡垒。云村小卖铺里人们的闲聊看似琐碎，实则无所不包，大到评价当下的时事政治，小到议论村里最时鲜的新闻，既有对信息的发布也有对村庄新闻的品头论足，这些说长道短构成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日复一日形成了公共舆论，这种舆论虽然不具有惩罚机制，但“议论”本身就让村民不得不在意，每一个村民都会深深卷入小卖铺舆论的漩涡中，小卖铺往往也就成了村民“面子”的检验场域。“面子”是中国人都孜孜以求的社会价值，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它是熟人社会中人们为人处世需要考量的隐性尺度。在村的人，包括不常出入小卖铺和在外打工的人，都希望在小卖铺的公共舆论中保持良好的形象，得到他人尊重，很多打工者在外拼搏的动机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返乡在小卖铺玩耍的时候被别人看得起，用在外乡的辛苦换来在本土的一份体面，说得起话，办得起事，在与同层次的家乡人比较时不丢“面子”，所以在小卖铺这个有形的公共空间中产生的无形的公共舆论对村民日常的为人处世有强大影响。

除了型塑农民行为逻辑之外，小卖铺也影响着村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云村，14号小卖铺是唯一一个没有开在村级公路旁的小店，该店办起来的原因是户主陶老师去年肝癌过世后其妻伤心欲绝，常常在家中和亡夫坟上痛哭，附近的村民怕陶妻精神失常，相约去她家玩牌以转移她的注意力，陶家渐渐热闹起来，喧嚣的气氛抚平了陶妻的丧夫之痛，她每天专心给玩牌者做饭，玩牌的乡邻还常常给她捎带一些自家吃不完的蔬果，丰盛的中餐吸引了更多的玩牌者，现在陶家每天有2-4桌玩牌者，聚集25人左右，陶妻不仅情绪正常，还有了固定牌桌抽成收入，同时家里也卖一些香烟、槟榔、矿泉水等小商品，成了一个小卖铺。陶家成了村里唯一不是依托小卖铺形成的公共空间，而是依托公共空间形成的小小卖铺。14号店买卖虽小，但却是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一个温馨故事，它反映了国家权力撤退后的农村社会领域，仍然能够自我管理，互帮互助，通过友好的人际关系构建一个道德的乡村社会。

云村小卖铺作为议事机构还促成了道路的修建。该村村级公路有5公里，没有铺水泥路之前，道路崎岖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交通非常不便，修路是当地村民最关心的大事。2006年云村村级公路开始路面硬化，2008年全部完工，村级公路修完以后，村民更进一步希望水泥路通到家门口，2009开始筹建修组级公路，到目前为止，组级公路基本修建完毕，云村水泥公路网已四通八达，给村民带来极大便捷。在修路过程中，资金有三个来源：一是新农村建设国家统一拨款，二是县级各单位援建，三是村民自己捐款。村民组织捐款由村干部发起，村主任、小组长和几位积极的村民在1号店和4号店牵头商议，征求小组其他村民意见，然后在小卖铺多次宣传发动，村部因地处偏僻已经废弃不用，小卖铺就是当时捐款修路的议事机构。捐款取得了显著成效，2006年村级公路修建时，原木公村4组农民自发捐款，共捐19900元；2009年木公村1组村民筹划修建组级公路，该组村民共捐款148000元；2010年木公村5组修建组级公路时，组民捐款51800元，三次捐款涉及村民131户，共捐219700元。云村是一个非宗族的杂姓村庄，在没有宗族力量凝聚的情况下，村民能够齐心捐款修路，让我们看到农民并非完全一盘散沙，在村庄精英的带头下村民还保有一定的合作能力，而小卖铺作为议事机构和宣传发动场所，带动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节约了合作成本。“乡村社会中的权力趋向于坐落较为密集的交叉点上，即权力网络中的中心结”，[23]小卖铺，其实成了新时期农村权力文化网络中一个重要的结点。

三、小卖铺辐射圈：村庄治理单元与村落秩序整合

（一）农民生活单元与社区认同

小卖铺是村落社会的公共场所，人们在此自由进出，进行聊天、下棋、跳舞、议事等公共活动，互相交流沟通，因此属于公共空间的范畴，而且是农村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它类似于四川城市中到处可见的茶馆，都是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生活空间，相当于哈贝马斯意义上18世纪的咖啡馆，只不过前者是平民的聚集的公共空间，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都反映了不同地域老百姓对公共生活的强烈需求。小卖铺之所以能从一个初级经济单位变成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是改革开放以来村民成为原子化个体后重新寻求人与人之间交往联系方式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群交往方式发生重大变迁的体现。

村民在小卖铺这个公共空间内通过交往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由此形成了小卖铺辐射圈。所谓小卖铺辐射圈是以小卖铺为中心，以周围最远的进店农户为边界，所覆盖到的地理范围。每个小卖铺坐落在村落各个交通枢纽位置，既是这一区域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和活动中心，以它们为核心，就形成了一个个辐射圈，每个小卖铺都对应一个辐射圈，村落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卖铺辐射圈构成的，如图2所示。这个辐射圈不等同于自然村，它有可能小于一个自然村，也可能是几个自然村的联合，云村有13.7平方公里，有14个小卖铺辐射区，每个辐射区平均面积大概为1平方公里，平均覆盖人口228人，应该算村落社会中的一个个小型社区。这些小型社区以小卖铺这个公共空间为载体，在分田到户以后原子化的村落重新建构出了一个个滕尼斯意义上的“礼俗社会”，在这个社区，成员同质化，风俗习惯相同，价值观相似，人际关系亲密，是一个由地缘、文化因素造成的意义共同体。

小卖铺辐射圈是村民日常的生活单元，以它为基础村民形成了社区认同。我们会发现，无论村庄面积合并到多大，村庄人口增加多少，村民的活动范围始终是小卖铺辐射圈，小卖铺辐射圈成了村民的基本生活单元。在这个圈内，人们聊天、交往、玩耍，彼此熟识，社会关联度高，形成了村落“半熟人社会”中的“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构成了村落社会人们交往和生活的社区，它既是经济社区，也是文化社区。云村村民对新形成的云村没有太多认同，他们最熟悉的区域还是家庭所属的那个小卖铺辐射圈，对此有高度的归属感。就像成都人清早一睁眼就去茶馆一样，湘北人只要吃完早饭就去小卖铺，即便不玩牌、不购物也要去看看，小卖铺里熟人之间即便不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明白彼此表达的信息，给人带来心理的安稳和平静。有些人一天去小卖铺几次，听听当天村里的新闻，聊聊熟人的近况，一天才会过得圆满，否则就像仪式差了一个重要环节，心理空空落落，再大或再小的村庄只是行政上的改变，对村民日常生活来说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小卖铺辐射圈才是他们心灵的归依之所。社区认同是“社区居民主观上对自己、他人和这个社会的感觉，包括喜爱、依恋、归属等多种情感”，[24]依托小卖铺这个公共空间，村民已经在小卖铺辐射圈内形成了社区认同。

（二）“糖葫芦模型”与乡村治理

云村的小卖铺和住户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村级公路两边，村落中所有小卖铺辐射圈就串成了一个“糖葫芦串”，“糖葫芦串”以公路为竹签，以小卖铺辐射圈为一颗颗“糖葫芦”一溜串起来，覆盖了整个村落。当然这个“糖葫芦”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事实上每颗“糖葫芦”并不一定很均匀，小卖铺辐射圈有的面积大，有的面积小，很多情况下它是不规则的（越是山区越不规则，越是平原越接近理想模型），但作为对湘北的村庄聚落的形象描述，大体能让我们把握村落的结构。正如施坚雅构建的六边形蜂窝状基层市场模型[25]是对集镇覆盖范围的一种理想化描述一样，蜂窝状模型是对农村基层市场的总结，而“糖葫芦模型”是对村落小卖铺辐射圈的概括。之所以集镇是蜂窝状模型，而村落小卖铺辐射圈是“糖葫芦”模型，与乡镇公路和村级公路的分布有关，集镇和小卖铺都是建在公路边，在全县范围内乡镇公路有多条，呈网络状分布，网络节点联结起来后类似蜂窝状，而在村庄范围内村级公路往往只有一条，小卖铺将这条公路分割成成一块块区域，小卖铺辐射圈联结起来类似一串“糖葫芦”。以小卖部辐射圈为基础的“糖葫芦模型”对乡村治理有重要意义。

第一，小卖铺辐射圈构成了合适的治理单元。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探索，但近年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主要原因在于村庄面积太大，村民无法参与自治，自治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在村庄面积越来越大的“半熟人社会”，自治要如何实现？邓大才认为，地域相近是村民自治的空间基础，“一口井、一条河、一个池塘都可能因为地理的相近而具备自治载体”；利益相关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利益关系的核心是产权关系”；规模适度是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人“口太多、地域太大，都无法有效自治”。[26]小卖铺辐射圈就是一个村民居住比较集中、地形相似的空间；圈内住宅、农田都连城一片，农户往往共用同一条公路、同一条沟渠，有较深的利益关联。至于规模适度，云村的小卖铺辐射圈范围在0.5-3平方公里，平均方圆一公里左右，村民在此范围内彼此熟识，徒步40分钟可以到达圈内任一地点，范围大小适中，信息的及时收集和传达非常方便，是农民生活最熟悉的认知区域和活动区域。当然，小卖铺辐射圈的面积因地形而异，山区、丘陵、平原地区覆盖面积均不一样，总体来说它都是村民比较熟悉方便的范围。如今小卖铺已经成为大多数村民每天光顾的公共空间，在村民生活中，它的地位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祠堂、庙宇、水井、村部、田间地头，小卖铺辐射圈成为了村落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新圈层。可以说“糖葫芦模型”中的每颗“糖葫芦”—小卖铺辐射圈—在村落就是一个个地域相近、利益相关、规模适度的社区，它既是村民的生活单元，也能作为理想的村落治理单元。

第二，小卖铺辐射圈节约了治理成本。当村庄治理遭遇不断扩大的村域范围时，治理成本将大幅提高。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小集团往往比大集团更有优势，因为“尽管集团的全体成员对获得集体利益有共同的兴趣，但他们对承担为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一般总能得到提供的利益”，[27]即集团越大，越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因为利益共享，成本却不能共摊，大集团中的人们不愿意为集体行为付出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海选”中村民投票率不高的原因，很多村庄“海选”时为提高村民投票积极性不得不发放纪念品当“特殊激励”。有的村庄即便村民知道是庸人治村、恶人治村，也无法通过投票将村干部选下来，因为村庄太大，村民彼此了解和协商的成本太高，无法提出更合适的候选人，即便有了合适人选也不能齐心推上去。从村庄有效治理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村庄越大治理成本越高，治理越难。2005年禽流感爆发时，学者申端锋在湖北京山县敏锐观察到村庄合村并组后应对乏力的状况：上级要求村干部每天上午9点之前汇报有无发生死鸡的现象，而村负责人无奈地说：“这么大的村，别说死了鸡不知道，就是死了人短时间内也搞不清楚！”[28]最后村干部的做法是每天在各个小卖铺转一转获取有无死鸡的信息，再向上级汇报，完成任务。村庄合并减少了村干部人数，看上去节约了行政成本，实际上增加了隐性治理成本，而小卖铺辐射圈将整个村落切割为数个小区域后，把治理的对象从无数单个农户提升到几个辐射圈，缩小了社区规模，降低了村民“搭便车”的几率，从而减少了隐性交易成本。在实际工作中，云村的村干部就将小卖铺当做信息发放平台、民意收集器和议事机构来处理一些日常村庄事务，在扩村后村干部减少的情况下维持了村庄工作的正常运转和乡村秩序的稳定。

第三，小卖铺辐射圈提高了治理成效。首先小卖铺作为村落社会的公共空间，从中产生的公共舆论对乡村秩序起规范作用。小卖铺是村庄最活跃的的公共场所，村民在这里玩耍闲聊，交流各种信息，并对村庄事务自由发表看法。这里每天都召开着乡土社会的“新闻发布会”，既是新闻中心，也是舆论漩涡，更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虽然小卖铺的公共舆论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每个要“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都会顾忌自己在村落生活中的“脸面”，大都不希望背后在小卖铺被人指指点点,无论是在村务农者还是外出务工者，会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尽力践行着社会的行为准则，由此小卖铺形成了道德评价的场域，在无形中型塑社会秩序。其次小卖铺辐射圈作为治理单元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为例，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花了大量资金在村庄投入文化设施如图书室、篮球架、乒乓球桌、电脑等，结果很多设施处于闲置状态，电脑白白老化，书籍蒙满了灰尘。不是农民不需要，而是投放地点不对，这些文化设施按政策规定统一建在村部附近，而有些地区村部位置偏远，除了干部开会以外，平时根本无人问津，里面的文化设施得不到使用，造成了巨大浪费。学者都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取得实效需要继续下沉，要下沉到哪里效果最好呢？最好的下沉单位就是小卖铺，事实上，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凡是利用率高的文化设施都建在人流量大的小卖铺附近，小卖铺是村庄每颗“糖葫芦”的中心，人群集中，互动频率高，有效提高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参与度。不仅是公共文化，对所有公共事务村民都可以在小卖铺辐射圈这个熟人社区内共同参与，相互协商，有效破解乡村治理因“半熟人社会”带来的农民原子化难题。

在后税费时代，农村有诸如土地确权转让、沟渠疏浚、低保评定、道路修整等等大量公共事务需要村民积极参与和沟通协商，但现在农村基层治理因自治单位过大面临着“形式化、疲劳化、简单化、冷漠化”的困境，村民自治仍然摆脱不了行政化、命令化的治理方式，村民代表大会虚置，自治“空转”难以落地。如何化解这一困境？徐勇教授提出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要建构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体系，在建制村一下开拓出村民自治新的空间[31]。笔者认为，现在村庄普遍由小卖铺辐射圈分割成了多个富有生气的熟人社区，除了自然村、小组、冲湾院坝以外，小卖铺辐射圈构成的“糖葫芦”社区将是一个更有效的自治单元，它不仅仅是一个村民娱乐的文化共同体，更是国家权力沟通乡土社会的新渠道，是新时期权力文化网络的新结点，因此，以小卖铺辐射圈进行村庄治理，整合乡村秩序，将是一条可行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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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即农历逢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集市开市，3、8，2、7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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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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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施坚雅认为，基层市场是“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内环，由6个村庄组成，一个外环，由12个村庄组成”。[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6]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效的条件基础》，《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27]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8]申端锋：《禽流感后乡村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调研世界》，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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