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作者：黄宗智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6-11-06  浏览次数： 9183次

内容简介

研究小农经济的三种重要思想：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论都有合理性成分，同时又都是不全面的，同时存在这个三个特征，即实体主义强调的整体单位，形式主义所强调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资本主义萌芽论所表现出的阶级分化现象。全面考虑这一体系，并研究这三种面貌的比例变化是了解该地区从明清至土地革命这一较长时期社会变化的一个合理途径。并指出这期间主要是强大的人口压力和社会制度引起了过度的内卷化和越来越严重的农村阶级分化。

作者简介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1975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目录

中文版序

第一编背景

第一章探讨的问题

第二章引用的史料与研究的村庄

第三章生态环境

第二编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

第四章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

第五章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和庄园经济

第六章清代前期的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

第七章二十世纪农业的加速商品化

第八章经营工和家庭式农场的对比：耕畜的使用和农场生产力

第九章经营式和家庭式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对比

第十章经营式农业何以发展不足

第十一章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

第十二章生产关系的商品化

第三编村庄与国家

第十三章清政权下的村庄

第十四章自然村结构的变化

第十五章二十世纪的自然村与国家

第十六章结论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范式与困境

胡艳华

【摘　要】本文就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代表作进行梳理，追溯其研究特点、范式困境及未来可能拓展的方向。该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在研究主题上侧重于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变迁，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变迁研究；在分析框架上多秉承“国家与社会”的西方范式；在理论和概念选择上有“概念化”和“内卷化”倾向。困境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没有形成本土的研究范式，最终落入西方范式的窠臼并产生路径依赖，应从范式本身的悖论来反思社会变迁研究。未来可能拓展的方向是从不变中研究变化，寻找研究的共同基础；同时关注农村社会变迁的派生性影响；全球化给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也可能是未来的议题。

【关键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范式

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推动我国农村进步和变迁的渊薮。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村民自治到新农村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这一个个被学者称之为“转型状态”下的标志性时期，无不阐释着中国乡村所经历的沧桑巨变。“农村社会变迁”也一度成为国内外学者竞相讨论的热点，由此也涌现出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对相关文献的仔细研读发现，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如果不是学者迷恋于此作重复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范式？如果没有，是否暗示对该主题的研究已经凸显出路径依赖？而在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如何寻找突破空间是我们要共同思考的。本文主要选择20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论著梳理其脉络，从研究主题、分析框架、理论和概念选择方面厘清其研究特点、困境，并对未来研究可能的转向作出了展望。

研究主题：农村经济和政治变迁的二重奏

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离不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典型的制度催生型变迁。农村的改革和变化不但直接决定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进程，也对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乃至现代化带来了深远影响。其影响之广袤足以让学者为之驻足，而乡村政治与经济变迁的研究也相伴登上二重奏的历史舞台。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将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完全分开，因为社会变迁无论怎样快，它们都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在农村社会的消长也是互相关联（费孝通，2001）。这里只是为了方便讨论而作的“理想型”的划分罢了。

对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研究是与方法论的转向相伴而生的，而这在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史上都是至关重要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乔启明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在其发表的《中国乡村建设问题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开始使用“乡村社区”这一概念，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社区研究的主要开创者。随后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倡导用社区研究的范式来展开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主张“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沿着吴文藻的方向，费孝通以社区研究的方法，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把农民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一系列经济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以此为基础探讨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农村经济变迁过程，并试图把握此种变迁对于乡村与整个国家的意义。虽然同为农村社区的研究，但乔启明主要是从如何服务乡村社会这种功能的角度去研究，而费孝通更多关心的是农村社会的结构（张玉林，2012），从其《乡土中国》的后记中初步提出“格式”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由于海外学者弗里德曼和施坚雅对社区研究的质疑，认为社区分析无法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也促使学者进一步在方法论上探究。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已经意识到社区研究在解释上的局限性，由此成为国内学者反思农村及其社会变迁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滥觞，遂倡导用比较法来研究中国乡村不同社区的结构及其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形成了从村庄“社区研究”到村庄“类型比较”的转向，其后期的著作《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则将研究推向更加广阔的视域。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98）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是宏观性的，尽管他的研究与今天的农村社会变迁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其考虑到了农村与集镇的关系，从而反映了当时农村经济变迁的宏观经济背景。他将视野从“村庄”延伸到了近现代社会中“集市体系”的变迁，将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原因紧密关联起来，探求集市贸易体系在社会经济大变动中的走向及其历史影响。他跳出村庄范围对传统中国经济空间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模式对后来学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比60年代前后的乡土中国研究，在方法论转向的指导下，新一代的学者在社会调查中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村庄与作为“中国”的关系上，努力探索一个能够将具体的村落研究升华为对中国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框架（李富强，徐杰舜，2008）。在此基础上农村经济变迁的研究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如黄宗智（2000）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该书以变迁为主线，以自然村为重点，研讨村庄与国家的关系，揭示了华北农村社会分化的特征；庄英章（2000）的《林圯埔》分析追溯了林圯埔经济变迁的历史和非正式组织的发展过程，探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是经典之作，他们意在通过村庄研究，来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一个侧面或过程，这种“以小见大”的风格为后续的研究者带来诸多启发。与之形成补充的是，部分学者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各个侧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卜凯（John lossing Buck）的《中国农家经济》、马若孟（Ramon Myers，1970）的《中国农民经济》和杨懋春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国内学者晚近的作品有蔡昉等人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30年历程和经验分析》、王春光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许经勇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60年研究》等，这些研究都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变迁作了全面系统的审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和方向。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的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最初多关注政治体制变迁下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代表性的著作如戴维·柯鲁克（David Crook）和伊莎贝尔·柯鲁克（Isabel Crook，1959）的《十里店》（1979），杨庆堃（1959）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威廉·韩丁（1980）的《翻身》，陈佩华、赵文词、安戈（1996）的《陈村》等，这些民族志都有丰富的田野资料，为我们了解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变迁提供了参考，有很强的史学价值。国内也有学者关注这一时期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变迁，如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等。随着改革开放给农村政治带来的巨大变化，西方中国农村政治领域的学者，遂将目光转向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如魏昂德（An-drew Walder，1999）的《现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从描述现状到解释变迁》、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94）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2000）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黄树明（2002）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萧凤霞（Helen，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等，他们的作品开始尝试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事件和农村社会变迁浓缩于一个具体村落，是宏观的社会史和微观的个人史有机结合的研究范例。自颁布村委会组织法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村民自治推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变迁，如欧博文（O'Brien Kevin，1994）的《在中国村庄实施的政治改革》、罗伦斯（Lawrence Susan V，1994）的《村代表大会：民主，中国风格》；国内的著作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这两部专著都对一个村庄的政治社会变迁和农民生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学者将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遭遇急剧变迁后的反映和社会后果，如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于建嵘的《底层立场》、贺雪峰的《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等。

尽管在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文化变迁略显低调，但它的重要性却毋庸置疑。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的设想中提出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梁漱溟，2006），也由此道出了文化变迁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尽管梁先生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在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美国、巴西还是加纳，意味着我们都要依靠政治和经济上的“他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特定的社会——来保证我们的持续的生存（Luke Las-siter，2008），而这个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关系作思考（王铭铭，1998），尽管调节我们跟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化，从国际层面来说，是被政治（国家）体系和经济（市场）体系强有力地塑造着。早期关注文化变迁的学者多从村庄入手，将目光聚焦到农村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的变迁上，如葛学溥（Daniel HarrisionKulp，2006）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林耀华的《金翼》、庄孔韶的《银翅》、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许烺光的《祖荫下》和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着重叙述了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过程，也意在告诉我们乡村生活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变迁可以视为当期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变化的一个缩影。此外，施坚雅利用在东南亚田野调查的资料，撰写了海外华人文化变迁的系列文章；郝瑞通过在中国长期的田野调查，对汉人父权制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作了精辟的分析，其提出的“多地点民族志”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郝瑞，2004）。以上研究不仅注意到了具体问题的调查与描述，也顾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文化整体，观察并较为准确地报告所见到的种种现象，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通用性（哈正利，2009），对国内学者的民族志写作风格影响颇深。晚近对文化变迁研究的作品有百花齐放之态势，大都体现了人类学关注“文化”的传统，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增添了多元化的风情。

分析框架：穿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体制催生型和变量外生型，以及伴随的方法论上的争辩和演进，这些因素都促使学者在村庄研究的同时不得不将眼光跳出农村社会。无论是梁漱溟先生，还是看所有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同事，研究村庄都是为了超越村庄，为了实现学者的一种现代性企图（王铭铭，2003），而“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恰好架起了从村庄向外看的透镜，由此获得学者青睐。

对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很多都是通过描述社区中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建构的分析框架。从此种框架建构的发展史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征服”，代表作如傅高义（Ezra F.Vogel，1969）的《共产党制度下的广州》，该研究体现了自韦伯到帕森斯一以贯之的理性化和科层化思路，讨论地方是如何在国家控制之下生存和活动的；还有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弗里曼（Edward Frid-man）、毕克伟（PaulG.Pickowice，2002）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和胜利后在华北农村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影响。第二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代表作如马丁·怀特（Martin KingWight，1975）的《小群体和中国的政治仪式》，研究表明即使在同样的影响下不同地区乡村变迁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由此揭示了在当代中国不同社会环境中改造农民的不易。第三个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代表作如赵文词（Richard P.Madsen，1996）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描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陈村近四十年的变迁，由此展示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图景和其间复杂的权力斗争过程。第四个阶段是讨论“公民社会如何改造国家”，如傅高义（2008）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展示社会力量逐渐脱离国家控制的图景。第五个阶段讨论的是“全球秩序中的后自由主义和后社会主义”，这是90年代后的新观点，特征是拒绝承认任何绝对真理，坚持社会进步和多元化视角，比如哈耶克的系列著作，但此种取向容易导致虚无主义。从上述发展史来看，“国家与社会”无疑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地方政治变迁从来是西方学术的方法论传统（吴毅，李德瑞，2007），从上节关于农村政治变迁研究主题的回顾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该传统的体现。

“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作为一个成熟的西方范式，已经深深影响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在农村社会变迁的讨论中，不仅仅是将其运用在农村政治研究上，沿袭此种框架的代表作有萧凤霞《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书中考察了国家权力下沉农村社会并建立行政控制的过程；黄树民《林村的故事》分析了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此外，黄宗智（2000）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庄英章的《林圯埔》、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也是秉承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无疑已经成为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借鉴较早、影响最大的视角，即使在“农村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上的研究也概莫能外。

也有学者从中国乡村治理的角度考察“国家—社会”框架是否适用的问题（陈方南，2011），这种反思是很有必要的。近年来“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农村基层政权不仅是政府，而且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用‘国家—社会’两分法来研究中国，大有‘食洋不化’的嫌疑。尽管这种批评过于激烈，但是不可忽视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整体社会的形成使农民只能以个体的身份面对国家政权，“社会”为国家所吸纳，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清晰（张健，2010）。由此，用‘国家—社会’框架来研究农村社会的变迁有效性值得商榷。也有学者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社会”的二分法。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这种观点代表着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Jean L．Cohen＆Andrew Arato，1992）。但从目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来看，“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框架的适用性仍值得考量，因为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不同的看法，如邓正来、景跃进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或起码可以建构市民社会；而孙立平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已经出现，社会力量的发育远没有达到成熟阶段，市民社会尚不明确；还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是难圆的梦。这些反思性成果有助于对“国家与社会”视角的重新定位和思考，也为相关理论的引入和选择提供了契机。

理论和概念选择：在“内卷化”中迷失

从引入的社会变迁理论上看，经典社会学的变迁理论有社会进化论、冲突理论、社会批判论、结构—功能理论等，这些理论的背景都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解释上契合性较弱。随后有学者通过研究东南亚农业变迁丰富了相关理论，如斯科特的《小农的道义经济》和波普金的《理性的小农》，他们分别用道义经济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东南亚小农经济的变迁，此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很值得借鉴。在农村社会变迁问题上，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及解释农业变迁上都是富有成效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局限性是农村社会变迁往往比理论预言的世界要更加复杂多样（李丹，2008）。正如史蒂文瓦戈（stevenVago）所说的“虽然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自社会学成立伊始就成为社会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但离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赞同的理论的出现还是遥遥无期。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变迁理论应该说明哪些因素正在变化、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变迁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理论也应当提供一个对社会内部原动力以及社会和其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解释。在现有关于社会变迁的文献中，还没有哪个理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史蒂文瓦戈，2007）。或许正是上述原因，在现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领域，很少看到这些经典理论运用上的“拿来主义”，这应该是学人在理论选择上值得欣喜的一个“文化自觉”。吊诡的是这种“文化自觉”上的选择似乎为“内卷化”这一概念的风生水起推波助澜。社会变迁理论选择上的式微使得社会变迁研究转向“概念化”的倾向。在美国中国研究界，由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变迁最初往往采纳“冲击—回应”（费正清，2002）的思路展开，有对策性思维定势的迹象，多把中国的社会变迁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杨念群，2003）。为了对这一倾向进行修正，柯文（Cohen，2002）倡导中国研究要从“冲击—回应说”转向“中国中心观”，此后“国家—社会”视角成为将中国农村治理与国家权力渗透结合起来的基本模式。并围绕这一模式产生了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冲突与调适等基本概念。这类分析的重点是“国家政权建设”，基本逻辑是首先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语义场中将村干部或乡村精英嵌入国家或社会的一方，然后，在此假设之下选择“国家与农民关系”中的某方面，并运用一些实证的方法观察“国家—社会关系”，进而解释或评价“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问题（唐清利，2010）。在这种范式下衍生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如黄宗智（2000）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到的“第三领域”和“内卷化”（又译作“过密化”），萧凤霞（1989）《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中的“细胞化社区”，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2002）合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提炼出的概念很快引起了学者的重视，起到了转换与重构研究对象、再造研究目的的作用（吴毅，李德瑞，2007），其中“内卷化”的概念是最受欢迎的。

“内卷化”是黄宗智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撰写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一书中的概念，而格尔茨这一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这一出身就充满“人类学味道”的概念，现成为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次较高、影响较广泛的概念（刘世定，邱泽奇，2004）。黄宗智将其移用于长江三角洲农业的考察后，关于内卷化的争论在彭慕兰、布伦纳、黄宗智、李中清和其他一些学者之间热烈展开（李丹，2008），尽管这一概念的运用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杨念群，2003）。90年代初，美国社会史学家杜赞奇对格尔茨的内卷化理论进行修正，将之用到华北农村基层组织的转型分析中，表述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扩张，形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杜赞奇对“内卷化”概念的移植和阐释，与黄宗智有明显不同的理论前提，即带有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取向，其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李猛，1995）。但这部作品一出版马上被学界反复引用，而且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或领域，形成了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杨念群，2003）。或许正是这几场围绕“内卷化”概念的争论，使得其在中国农村研究运用的如火如荼。学者在研究农村社会变迁尤其是经济变迁时都要提到“内卷化”，讨论农村文化变迁时用“文化内卷化”，政治变迁则用“政治内卷化”，大有不提到此概念就落后于学术前沿之势。众多涉及此概念的研究无疑拓宽了我们对于“内卷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但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运用（黄宗智，1998），就可能迷失在内卷化中。

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困境：落入西方范式的窠臼

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上述特点来看，在这一领域我们似乎一直在和西方学者赛跑，且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向前追赶，而向后看即反思是我们要重视的。反思之一是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有没有形成自己的范式？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西方政治学成熟的范式，而“内卷化”“有增长无发展”“乡村干部控制”“细胞化社区”等概念都是外国学者借用在中国所取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精加工”产生的理论观点，转而影响中国学者（徐勇，2009）。所以，尽管中国的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的运用已有十多年时间，但我们还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或许是受“没有理论就没有深度”的影响，部分学者陷入找理论的窠臼，从而不假思索地运用已有的成熟的西方范式，这是对西方范式的路径依赖现象。从西方借用来的理论范式多是宏大的，往往只适合某一类研究，如“内卷化”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农村社会变迁现象。由于这些理论并不是从内在于历史变化的问题中产生，不加批判地运用反而加剧了事实之疏离于理论（杜赞奇，1994）。

反思之二是“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应不应该有理论范式？社会变迁特殊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字，变意味着没有范式，是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把握的，变迁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历史，这使得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在很多时候难与社会史研究区分开来。正如费孝通所强调的，在社区中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合作，是社区研究，不论研究是哪层次的社区都须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是反理论的”（杜赞奇，1994），历史没有理论是因为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能将时间、波动与变化，这些与变迁相关的客体进行理论化的模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共时性的，而社会变迁的实践随时间而流动，与我们要使他们遵从的来自社会科学的种种模式毫不相容。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变迁是没有理论范式的。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到，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范式上的不加批判地运用，结果必然给自己带来困扰。一方面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或许本身也不需要，一方面却利用已有的西方范式来增加深度和对话，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局面，而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困境就在于此。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东西成为范式，它能推动学科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阻碍开拓和发展，它也可能使新的方法和探讨被视为“异端”（范可，2005），这是范式本身存在的悖论。现今那些舶来的知识谱系大多被奉为圭臬，变迁研究一不小心就会受到西方范式的羁绊，也在提醒我们走出为了理论而找理论的怪圈。

要走出这个困境，就需要我们处理好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在田野调查中做到真正的扎根。黄宗智曾提出从史实到理论，从理论再回到史实的方法论，或许值得我们借鉴。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还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把握好一个“度”，这样对于“变迁”的研究才不至于忽视历史和社会人类学之间微妙的差异。如果说历史研究的是“我们的故事”，那么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则是“他们的故事”。尽管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的“本文化”和“异文化”之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但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心里是始终要有一个“他者”存在的，即“自我的他者化”（范可，2011）。也就是说在本土进行田野工作，比如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研究者应努力使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并不是要与所研究的对象疏远，而是克服“自缘身在此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是为了使自己对“熟悉”的环境保持新鲜感，以便发现新的信息习得更多的东西。最后将田野调查中所得信息材料进行筛选、提炼、升华，哪怕只是一句话能涉及前人的研究，形成理论对话就是值得肯定的。

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拓展：从不变中透视变化

从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现状来看，当“三农”话语及继起的“新农村建设”取代自治、民主、改革成为新时期农村领域可能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新热点之后（吴毅、李德瑞，2007），“农村社会变迁”作为农村研究的一个侧面，也在不断地演进和发展。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已经由最初聚焦于变迁的推动力量、影响因素转向变迁的反映和社会后果，关于变迁的话题也逐渐地被诸如遭遇变迁后的农民维权、农民抗争等新话语所替代。此后，学人在研究农村社会变迁时大多拘囿于“问题取向”，尤其在“三农”成为问题之后，这种取向更为明显（赵旭东，2008），而在“国家与社会”的范式影响下，许多研究的结论出现“泛政治化”和“问题解决”倾向，给人的感觉是农村很怕变。的确，对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变迁不一定带来社会问题，从而客观认识农村发生的各种变化，正确评价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后果。在未来有关农村社会变迁的议题中，仍有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下面就未来可能的拓展方向作讨论。

正如我们已经熟知的，在解读农村社会变迁的主题上，无论变迁中的官民关系是“官强民弱”或是“官弱民强”，变化的农村生活是“结构—制度”还是“过程—事件”的看待，所有的讨论都是在变化中做文章，但或许所有的争论都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获得对农村社会变迁的科学解释。即便是从当前农村社会秩序来看，无论是“刚性稳定”抑或“韧性稳定”（于建嵘，2009），社会都是稳定的，稳定和不变是前提，我们应由此运用和理解农村社会变迁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从不变中研究变化，寻找研究的共同基础，即是说变化蕴含在不变当中。只有在一个“不变”的框架下来把握“变化”的问题，这样才能厘清农村社会“变”和“不变”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比如，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现在的“熟人社会”和传统的“熟人社会”可能有所不同，但并非就此“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8）或“去熟人社会化”了。费孝通的“熟人社会”概念我们应该在社会结构意义上来理解，它体现的是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特性（赵旭东，2011），正因为有了这种理解才使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真正分野成为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只要农民没有终结，村庄没有消失，熟人社会就会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熟人社会”的概念用来解释当下的乡村社会生活变迁仍然是有张力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本土的中层理论对话，而不是一味地追赶西方理论，从而在农村研究中发现许多内生性的有价值的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发展和稳定，农村体制催生型的社会变迁会慢慢蜕变，推动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也会由外生型逐渐转向内生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仅仅要看到推动社会变迁的直接因素，更要注重一些边缘的微观社会中的人和事在社会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王明珂，2008），由此关注社会变迁的派生性对农村社会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化和冲击，未来在中国农村社会中那些引起社会变迁的间接因素可能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容易忽略却仍然重要的东西。全球化无疑会给中国的农村社会变迁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也可能是未来我们要关注的。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卷入全球市场，以往那种与世隔绝的部落或社区早已不复存在。在信息四通八达的当今世界，甚至最边远的地区也不存在与外界全然无涉的政治和文化（范可，2008），社会变迁的频率和速度都在变化之中。也许，发展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新议题的契机就在于此。我们常常看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世界里，不同国家内部地方上族群的话语与国际上一些组织的话语似曾相识，不同的信仰群体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互联网施加影响，它甚至可以改变不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而这给了村民看世界的窗口同时也可能使得农村原有的秩序遭到破坏。随着全球化导致的国际人口跨国流动态势的增强，原先作为权力控制的中心——国家的作用在社会控制方面将不同以往。对于离开所辖领土的公民，国家基本无从过问；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再也不会按照国家的意愿发展（范可，2008），即便是村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影响，这也给“国家与社会”的范式赋予了不同以往的含义。这些议题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仍在继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议题。处于急剧变迁中的村庄将何去何从，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幅中国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形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图画。总之，我们只有在研究中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才能让农村社会变迁的议题富有现实的生命力，这或许就是在研究中要不断践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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