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以20世纪70年代河北某生产队为例

作者：徐卫国 黄英伟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6-10-19  浏览次数： 35818次

【摘　要】本文根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以个案的方式，针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问题，揭示其抑制农户消费行为的合理化，以及助长农户超计划分粮的策略性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缺憾。

【关键词】人民公社；劳动报酬；实物；消费行为；超计划分粮

一、引言

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曾在20多年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集体化经济也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起，我国在人民公社三级经济中（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生产小队（简称“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其分配实况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

近年来，学界对人民公社时期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生产队的具体分配措施等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大部分学者认为，生产队的经济分配带着很大的“按需”成分，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极大地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农民也运用瞒产私分粮食、偷粮、借粮等“反行为”来应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在工分制下，农户基于对未来收人的预期，并根据农户自身的家庭结构、劳动力性别结构、家庭阶级成分等因素，决定自家的劳动配置，这种配置最终又决定了农户收人。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采取工分制的分配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强劳动激励制度；并认为大量无效劳动（农民抢工分、干部瞎指挥、大量平调）的存在才是导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

上述工作表明，学界在关注大公社时期的“放卫星”、“公共食堂”等荒诞试验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小公社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阐释，或综合或专题或个案，尝试从不同角度，包括运用一些计量工具，归纳、引申出对小公社时期农村经济的结论，丰富了对人民公社的研究。本文将沿着这一路径，以河北保定某生产队为例，截取其若干年的实物分配及其他统计数据加以讨论，重点围绕农户从生产队集体获得劳动报酬的过程，剖析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对农民的消费行为、超计划分粮行为的影响，对已有研究或扩展或印证，期待能为这一研究领域增砖添瓦。

二、资料及基本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前身——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曾先后组织过四次以江苏无锡和河北保定为对象的农村调查。但缺少对两地集体化经济的调查。笔者之一曾于1998年参加了第四次调查。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张登镇X村即为我们负责的调查点之一。这期间，X村一位老会计提供了若干年份1970年代X大队（今X行政村）第9生产队（今第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9队）的会计资料，为我们探究当时的收人分配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资料。

这批会计资料，内容以第9生产队实物分类明细账和实物分配总决算表为主，还有部分生产队现金明细账；时间上起于人民公社制度稳定时期的1974年，终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序幕的1980年。每年参加分配的社员家庭，少则33户，多则42户（参见表1）。资料显示，9队连续参加各年分配的农户有27户（中途有若干户迁人或迁出）。值得一提的是，实物分配总决算表以户为单位，详细提供了9队历年各户的人口数、工分总额、口粮和工分粮数量、其他农作物分配数、实物折款额、全年现金分配额等数据，而且除个别年份或个别项目，这些统计数据是连续多年的。这在前述已有研究中，并不多见，有其独特性。需要注意的是，1975,1977两年的农户分配汇总（总决算），数据不够完整（主要是缺少秋后总决算数据）；1980年因家庭承包制的推进，账面统计数远低于实际情况。

第9生产队所在的张登公社（今张登镇）x大队位于清苑县城以南约12公里处。1962年起，全村（大队）分为12个生产小队，之后一直沿用。如今，X村仍分为12个村民小组。

9队在人民公社时期的耕地面积保持在100亩上下。其人口情况如表1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表中人口数，实为能参加分配的人口，并非全部户籍人口。一些户籍仍在生产队、但工作在外的人口，并不包含在内。村干部回忆说，9队人口约占全大队人口的七八成。此外，参加分配的儿童，只能按年龄计为小于1个自然人的“标准人”。生产队的实物分配，实际是按“标准人”进行的。

由于资料的缺乏，9队的户籍登记人口数、劳动力数、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均付诸阅如。

整个X大队的经济以农为主，在当时的清苑县处于中上水平，当地甚至有“学大寨赶大寨，赶上X村也不赖”的顺口溜。经济结构呈现出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在这样一个包含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内的广义农业中，种植业是主体，粮食种植则是其重心，体现了“以粮为纲”的生产战略。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当地人亦称为“山药”）、谷子、稷子、豆类等。此外，还有花生、芝麻、棉花、萝卜、蔬菜、秫秆等农副产品。这些都是用于分配的主要实物。

会计资料显示，9队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一直占据总收人50%以上的比例，有的年份甚至接近80。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农作物实物分配折款，但也包括一些农产品出售所得，如粮食征购、出售麦秸给造纸厂的收入。畜牧业收入，主要来自猪肉出售以及为社员家畜配种所得，但并不包括社员家庭饲养的全部收人。副业收人，主要来自生产队机器磨房为社员加工粮食所得、绣花组加工收人、盖房班施工收人、工房轧花收人等。此外，社员临时和短期外出做工的现象，历年都有。其中有七、八人外出做工较多。各年平均来看，“副业”和“其他”两项收人相加，在总收人中也占有20%左右的比例。

三、劳动报酬实物化的实施

劳动报酬实物化，是指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的劳动报酬，以粮食和农副产品等农产品实物为主，现金分配极少这一现象。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除了上交国家征购粮、留下种子及其他必备粮食（如公益活动所需），生产队针对社员的分配包括实物分配和现金分配两类；总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一般以户为单位，总决算表上也只记户主姓名。一般而言，这些政策和规定都是各级政府决定的，生产队只能按规定制定具体分配方案，无权改变原则和各项政策规定。

实物分配主要是粮食及少量农副产品的分配，亦即农产品的分配。小麦之外的作物均按比例折算为粮食。其中，白玉米和黄玉米折粮比例均为50%；红薯分为春薯和晚薯，折粮比例分别为18%和17%；谷子和樱子折粮比例均为80%。其他农副产品等直接折干或折款。所有实物，最后都要折款，便于与工分值挂钩分配。以1974年农产品折款为例，粮食类:小麦每斤约0.144元，春薯和晚薯每斤分别为0.017元和0.014元，白玉米和黄玉米每斤分别为0.045元和0.046元，黄豆和黑豆每斤分别为0.123元和0.119元，小豆每斤0.129元，谷子和樱子每斤分别为0.091元和0.089元，高粱每斤0.08元。副产品类:花生和芝麻每斤分别为2.2元和0.32元，食用油每斤0.75元，蔬菜每斤0.03元，萝卜每斤0.O1元，秫秆每斤0.1元，皮面每斤1元，豆腐每斤0.1元。

具体分配过程是，生产队依照每户工分总额，并按一定比例将粮食分配到户，即所谓“人七劳三”。“人七”指的是报表上的“人分粮”（亦称“基本口粮”），系按全家标准人数来分配的，人人有份，依照政策规定，一般占每户所得粮食的70%左右；“劳三”指的是报表上的“工分粮”，系按全家工分总额（折算为工分总值之后）来分配的，一般占每户所得粮食30%左右。两项相加，即全年总决算所分配的粮食。其中，某户社员如在年内“已分粮”数量未达到总决算的数量，就需要分“找齐”粮；反之，如“已分粮”超过总决算数量，就必须“退回”。当然不必退回粮食实物，而是在年终总决算时退回折款即可。其他农副产品，均按人口分配，但也需要农户以工分值抵扣折款。表2是9队27户社员历年劳动工分和所得报酬（粮食）统计。

表2显示，如不计1977年，27户5个年份人均分粮509.74斤。其中，人均“人分粮”392.64斤，人均“工分粮”117.10斤，“人分粮”比例超过77%，接近八成，明显高于“工分粮”。故而，所谓“人七劳三”，在一些地方也可能是“人八劳二”。这样的分配比例，在学界的论著中都有提及。

七成以上的粮食按人口分配，这就是按需分配了；剩下不到三成才是按劳分配。也即，粮食实物分配还是按需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不过，除了五保户，对每一农户而言，按人分粮也需要工分值抵扣，农户中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挣工分的老幼成员，需要其他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通过劳动挣工分来供养，都不能不劳而获，真真切切体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按劳分配。这样的分配方式，能保障每户社员填饱肚子，维持基本生存，并有规避风险的作用，但平均主义的特色也十分明显。当然，平均分配中，差异依然存在。各户因总工分的差异，人均分粮数也有颇大差异。这样一种以实物来给予劳动报酬的方式，对农民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报酬实物化对农户合理消费行为的抑制

如前所述，每一农户从生产队分配中所得报酬，虽有实物和现金两类，但实际上是以实物报酬为主的。这些作为报酬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大多也确实是农户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按规定，北方农村人均口粮最低标准是360斤。表3是历年各户人均分粮的分布情况。

在27户中，1974年有近89%的农户人均分粮在400-599斤的区间；1975年有近89%的农户人均分粮在350-499斤区间；1976年有超过81%的农户人均分粮在400-549斤区间；1978年全部农户人均分粮在450-699斤区间；1979年农户人均分粮都在500斤以上，最高超过950斤。分粮最多的，均为单身一人且为壮劳力的农户。分粮少的，大多是无劳动能力成员如小孩较多的农户。这样的粮食分配，劳动力多的农户维持温饱有余，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则有困难。

对那些人均分粮较多的农户而言，粮食是有富余的。村民回忆，多余的粮食，只有少量的可以偷偷摸摸拿到“集市”上，以物易物，换得鸡蛋、水果之类的，偶尔也卖得现金。但这种行为风险颇大。众所周知，国家长期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城市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严格管理粮食市场，禁止私自经营粮食。农户在集市上出售粮食，随时都有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避免这类政治上的风险，也为了防避来年歉收缺粮，大多农户还是将余粮储存起来。邻里、亲戚之间，偶尔也会互相接济，特别是遇有盖房、红白喜事，周济粮食是常有之事。总起来看，农户所得实物报酬，除了糊口，很少有别的用途。而且，生产队分配什么产品，农户就得接受什么产品。分得的数量本来不多，品种也不太丰富，尽管农户没有选择的余地，谁也不会放弃这劳动所得。

除了实物，农户也会有多少不等的现金所得。按规定，所有实物都按规定的价格折算成人民币（“折款”），生产队记为“农业收人”。社员为生产队劳作一年，通常以个人为单位出勤劳动、记工分，按当年工分值换算成现金额（“应分款”），加总起来，就是农户一年的总收人；生产队以户为单位，以实物形式支付社员的劳动报酬（“实物折款”）。实物折款要从农户一年的总收人中扣除。总决算后，有余款的农户，由生产队分给现金（“余款户”）；有欠款的农户，则要退还现金给生产队（“亏款户”）。表4是9队27户历年人均实物折款和现金收入的统计。

表4显示，9队的工分值差强人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当地村干部和老农回忆说，在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值超过0.6元就算不错了。统计表明，农户每人的实物折款，历年平均，在总收人中的比重超过94%。也即，农户劳动报酬的94%都用实物支付了。于是，农户所得现金微乎其微，历年平均，每人仅得4.08元而已。有的年份，甚至只有1块多钱。另外，根据会计资料的统计得知，上述27户在5个年份之中，先后有79户次有余款，56户次有亏款。余款户次、人均余款均超过亏款者，但5个年份中亏款户次超过41%，也很惊人。更何况人均现金寥寥无几！

说起旧事，村民至今还感觉心酸，抱怨说，辛辛苦苦干一年，手里没落下几个“活钱”，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翻盖住宅，都感觉很“憋屈”。村民回忆说，除了婚丧嫁娶，当时盖房子是一件大事，要提前很多年就开始攒钱，准备砖（通常是自己脱土坯）、瓦、木料，所需人工主要是亲戚和本村乡亲自愿来帮忙，当然要管吃管喝。也只有劳动力多、余款多的农户，才有实力盖房。但盖房之日，通常还是要找生产队借钱，以备周转。生产队考虑到该户有偿还能力，一般也会借给不多的现金。那些常年亏款的农户，几乎没有可能翻盖住宅。此外，村中有存款的农户屈指可数，据调查，27户中，有存款的约占三分之一，但存款额都不多，最多的一户历年存款余额不过100多元。

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农户所得劳动报酬以实物为主，货币在这里主要用作衡量实物价格。这一分配方式，对农户的消费行为是有影响的。

微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关于消费者效用的一般假定下，消费者获得某一种实物所带来的效用的提高，不超过其获得等价值现金所带来的效用的提高，因为现金能使消费者依照自身偏好，选择不同的商品组合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发放现金比发放实物更可取。此外，消费者也可以将所持有的现金用于未来消费，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间做出选择，也即剩余的现金也可能用于储蓄。

在缺乏其他经济收人和市场的环境下，实物报酬对劳动力少、工分少的农户，还是有益的，可以勉强糊口。但对于劳动力多的农户，实物报酬对其消费行为的负面影响就显露出来，那就是“活钱”少。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劳动报酬被限定为以实物为主，再加上种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厉限制，农民的自由度几乎降低到极点，其合理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受到制约，没有可能参与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用农民的话说，“活钱”少得可怜，根本没有“本钱”做他想。更何况，政策也不允许农民有别的计划。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那就是在粮食十分紧缺的时候，某些农户却存在粮食浪费现象。9队村民回忆说，少数农户粮食富余较多，富余的粮食几乎没有其他消化的渠道，只好窖藏起来。结果，发生变质、虫蛀、耗子偷吃等损失。这无论是对以食为天的农户，还是对以粮为纲的集体和国家，粮食紧缺与浪费并存，都是十分痛心、窘迫和尴尬的事情！

以上主要是实物所得的情形。据会计账记载，以及村民回忆，社员从事工副业的现象，历年都有。不过，这些工副业收人具体是如何分配的，已无法精确得知。鉴于会计资料中各年“副业”和“其他”两项收人相加只占总收人20%左右的比例，在扣除费用之后，能分配给农户的现金不会太多。所以，农民手中的现金收人仍然很少。

此外，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观念，也限制了增加货币收入的途径。村干部和老农回忆说，当时的宣传是，劳动创造财富，粮食、钢铁、机器才是财富；农民生产粮食的劳动才有价值，其他工作就是歪门邪道，是剥削。这显然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狭隘理解。总起来看，生产队经济仍然是一个实物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农户家庭经济亦如是。

五、报酬实物化对超计划分粮行为的推动

既然农户劳动报酬主要是实物，很少货币收人，那么，在可能的条件下，农户就要设法增加实物。在生产队，最大的实物就是粮食，主要是小麦。前述表2所显示的，是生产队按规定进行的的实物分配情况，并记载在总决算表上。但在正式规定之外，生产队集体和社员也会冒一定风险（“挖社会主义墙脚”），采取某些策略，从中获益。

人民公社时期，民间一直传言，各生产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私分”集体粮食现象。这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或人人皆知但不敢言的禁忌。在9队的实物分配总决算表上（俗称“大决算”），当然不会有“私分”农作物的记录，但在实物分配明细账中，却赫然记录了超出计划多分粮食的情况，当时称之为“小决算”，主要是多分小麦的情况。因为生产队产出最多的农产品就是小麦，对农户而言，小麦就是最有价值的实物，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当时各项物资都极为缺乏的现实条件下，家中小麦多的农户，安全感也相应上升。

据村干部介绍，每户户主都面临家中主妇要求增加粮食的压力，这促使生产队干部与村中较有威望的老人们商量决定，动用库存增加粮食分配。此外，9队有三个大姓，村中事务，尤其是这种带有违反政策规定、颇有风险的事务，通常都由三大姓中有威望的年长者出面，与干部商议，而且“动静不能搞得太大”。因此，多分粮食的举动，也可以说是集体（生产队）与农民合谋，对抗国家政策的策略性行为（即民间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传统村落宗族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也显现出来。

有趣的是，公社也知道村村都有“小决算”，居然也予以放行。村干部和老人回忆说，公社干部对这种事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公社干部的权威性比较强，没有他们的默许，连续多年多分粮食的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之一，公社干部家属绝大多数也是农村户口，吃饱肚子的问题，也主要仰赖于生产队的分配，加上干部有工资收人，比起货币收人极少的一般农户，他们有能力支付计划外的实物折款，这类多分粮食的举动，他们也是获益者。与此类似，大、小队干部有所谓“误工补助”，他们的工分经常高于一般社员，“应分款”也多，他们当然也乐于多分粮食了。由是观之，普通农户、传统宗族权威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当时物资匾乏、市场缺失、政经合一的生存态势中，为求温饱，他们达成了一致。

表5反映的是9队历年大、小决算小麦分配情况及小决算相当于大决算的比例。

小决算分配，一般在每年的7月，也即夏收之后；有的年份只分一次，也有的分两三次。分配的粮食当然是小麦了，偶尔也在秋后多分玉米，但为数极少，未计入表内。表s显示，各年分配数量不一，多则相当于总决算的13.29%，少则仅占2.25%,6年下来，小决算共分粮43477斤，相当于总决算分粮数的8%。这样的比重与总决算（“大决算”）分粮数相比，已相当可观；且除个别年份，越往后期数量越多。而数量大幅增加，是因为当地开始给农作物施用磷肥所带来的小麦大幅增产。X大队有一家磷肥厂，9队为其提供原料。早期，农民并不相信这种“石头”也是肥料，所以生产出来的磷肥都销往别处。随着农业科学知识的增加，他们决定试用磷肥，结果是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因9队各年国家征购粮基本保持在2 000-2500斤之间，有的年份更少，粮食库存增加，生产队也就有了多分粮食的底气。因此，社员各年实际分得的粮食，肯定是要超过当年总决算表所显示的人均数的。如1979年，全队人均多分小麦达96.27斤。

当然，小决算分到的粮食，也都是要折款的。现存1977年的会计资料中，有部分小决算按户分配的细目，一共38户，分得2071斤，人均12.25斤。当年大决算人均分粮544.56斤，小决算分粮相当于大决算的2.25%。该年也是历年小决算分粮最少的一年（参见表5）。其中，因小决算欠款的有18户，超过总户数的47%；这18户社员共欠款278.78元。由此推测，其他各年小决算分粮较多的年份，欠款当更多。也有的欠款户，只是因为家中有人在外工作挣钱，尽管在生产队劳动少，挣工分不多，但有现金收人，反而能承受多分粮食。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货币收人对农户家庭经济的正面影响，反衬实物报酬之弊端。

另外，生产队有时也直接卖粮给有需要的农户。据村干部回忆，各年零星都有，一般都没有明确的记录，有时仅记为“其他”，如1974年“其他用粮”多达9485斤，其中有一部分卖给农户了，只是确切的数量已无从得知。但1978年卖粮4017斤给社员，则有案可查。卖粮决定的作出过程，与小决算一样。只是，谁家有钱谁家就可以买，这对于有人外出搞副业的农户，以及家中有人在外工作拿工资的农户，自然有利。但对于那些纯粹的欠款户而言，只能望之兴叹了。计划经济的藩篱被打开的口子越来越大，同时，因各户劳动力的多寡、货币收人的多少等，贫富差距也是存在的。

农民的“反行为”，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严重不对称、不平衡。农民的劳动方式、劳动报酬的分配分案，都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一般是不能变动的。但为了维持生存并改善生活，农民不得不打破规定，运用所谓“弱者的武器”，甚至更进一步，斗胆实施对抗“上有政策”的策略，从而削弱国家的强势地位。从农民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性行为。耐人寻味的是，农民的策略性行为，一般限于实物与体力上的“占小便宜”，如偷取、多分粮食，干活偷懒之类，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权利争取。这样零散的策略性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与国家权利严重不对称的局面。

六、结语

概括而言，本文的个案研究表明: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在生产队中，农户劳作一年的收人，九成以上用来抵扣实物，用于食品消费支出，初步解决了饥饿问题，但剩余极少。劳动报酬主要以实物方式支付，虽有适应农村实际情况的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农户对消费品的最优选择，限制了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和有效配置，甚至抑制了货币经济的发育，一定程度上是向实物经济的倒退。农民手中能动用的货币微乎其微。这也是导致农民日常生活相当艰辛与贫乏的重要原因。少量的工副业收人，也不能改变这一局面。农民采取超计划多分粮食实物的理性的策略性行为，再加上出勤不出力等消极怠工行为，以此作为“弱者的武器”，零散地反制国家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多分粮食以求温饱的过程中，能窥见到普通农户、传统宗族权威和地方政治精英的某种一致性。

当然，要深入探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经济，仅讨论农户的劳动报酬是远远不够的。引申开来，在计划经济和集体化经济条件下，农民劳动被迫局限于农村和农业，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实物化，加之“割资本主义尾巴”、隔绝城乡和固定身份的户籍制等种种限制，对农民而言，一方面，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失去了最重要的资本，理论上只能靠“出卖”劳动维生，“资本”全部集中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劳动者，并没有权利自由“出卖”他的劳动，没有权利自由择业。加之当时简单地认为只有直接生产物质的劳动才有价值，更使得限制农民从事其他工作的政策大行其道，农民劳动的价值大大降低。农民只剩下一种选择:在半军事化的管制下劳动，通过辛苦劳动获得食物，维持基本生存。在这里，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是极不对称、不平衡的。国家以强权等多种手段制衡农民，而农民几乎没有制衡国家的手段；如果有的话，那也就是消极怠工、多分粮食之类的“反行为”，但这样的手段却是导致国家、集体与个人、农业与非农业都受损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调整后的人民公社亦称“小公社”，以区别于1958-1962年的“大公社”。

[2]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Kung,J.,“Egalitarianism,Subsistence Provision,and Work Incentiv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World Development, 1994,22.175 187.Putterman, L. ，“Effort,Productivity,and Incentives in a 1970s Chinese People's Commun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0. Continuity and chang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collective and reform eras in perspective.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Hsiung,B.and Putterman,L.，“Pre-and Post-Reform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Chinese Commune；The Case of Dahe Township in Hebei Provinc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89,13（3）,407-445. Corm,D， “Effort,Efficiency,and Incentives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82,6（3）,223-234.梅德平:X60年代调整后农村人民公社个人收人分配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1期（2005年1月）。罗平汉所著《农村人民公社史》（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完整提供了人民公社从兴起到解散的详实史实，只是分析不多。

[3]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4]黄英伟:《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

[5]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年5期。

[6]四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基本情况参见史志宏:《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历史及现存无、保资料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徐卫国:《清苑县张登镇X庄概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挤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87-1998，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8]在此感谢清苑县张登镇X村第9村民小组的杨先生。他曾长期担任原X大队第9生产队会计，1998年以来的历次调查，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

[9]表中标准人数，是生产队账本的原始数据。关于“标准人”更多的讨论，参见黄英伟:《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北京: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

[10]据研究，1957-1978年间，全国农民消费额占其收人的99.22%（见孙圣民:《工农业关系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计量学再考察—兼与姚洋、郑东雅商榷》，《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11]统计显示，1978年前公社杜员家庭近1/3人不敷出（参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50页）。

[12]本文作者之一徐卫国家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粮食损失。吃不完的稻谷储存在巨大的瓦瓮以及为老人预备的棺材中，招致虫蛀、耗子偷吃，每年都有损失，但无法精确估计损失的数量。

[13]生产队私分粮食给社员，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4]“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而人民公社时期农户与生产队集体“合谋”，并得到公社干部的默许，超计划多分粮食，这一策略性行为已经不是秘密，而几乎是人人皆知但不便言说的禁忌，这多多少少已经超出斯科特所指的范围。

[15]周其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扮演了“总资本家”的角色（周其仁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见《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