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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采访 | 我院田先红教授接受新京报专访

作者:  责任编辑:CcRsccnu  发布时间:2024-06-02  浏览次数: 320

近日,我院田先红教授接受新京报专访,分享了《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一书的创作过程和核心关切,对我国县乡政治运行进行了深度解码,在“政事儿”微信公众号上获得10万 的阅读量。现转载如下:


承上启下、连接城乡,县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县域结构发生哪些变化?县级政权在面临压力时如何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日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田先红教授新著《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干部激励与流动、权力配置与运行、事权分配与落地三个纬度,对县乡政治运行进行深入思考和观察。

出生于1981年的青年学者田先红,长期从事县域治理、基层信访政治、政治社会学等研究,迄今在城乡基层社会开展田野调查累计超过1300个工作日。近日,田先红接受“政事儿”专访,深度解码县域治理。

1.谈县域的重要性

“县级政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

政事儿:你在后记中说,“只有深入一线治理的场景,我们才能对基层生活和治理的微妙性、复杂性感同身受。”可以谈谈该书创作过程吗?期间做了哪些调研工作?

田先红: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社会科学研究终归是要回应时代、社会的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大力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也是西方学者在观察、解释西方社会基础上建构的。要回应时代和社会之问,必须深入社会实践。开展田野调查是深入观察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田野调查有助于我们摆脱既有理论和刻板印象的束缚,更好地去发现与既有理论知识相悖的问题,发掘社会事实的内部机制,形成对社会实践更加整全、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理论,可以更加贴合社会实际。总之,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只有扎根实践,学术才能有长久生命力。近年来,党中央强调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改造我们的学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早些年主要从事基层信访治理研究,大约15年前在乡镇围绕信访问题开展专题田野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写作了《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一书。2013年前后,我曾在华北某县开展为期4个多月的驻点田野观察,原计划在调研基础上写作一部关于县域信访治理的著作,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该计划被搁置。2016年前后,我和杨华等人合议,可以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县乡治理。2016年7月,我们就在浙江宁波下面一个县做调研,开始涉猎县域治理。那时候我们完全是凭兴趣去研究这个领域,不带课题任务,也不带理论预设。在这之后,我又在全国十余个省份围绕县乡治理开展调研。每次完成调研,我们一般会写作论文、随笔等。《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就是在这些调研基础上写作的成果,算是这些年关注县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吧。

政事儿:该书主题聚焦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县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如何看县域对大国治理的重要意义?

田先红:县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是以县域振兴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城镇化。早在2022年5月,中办、国办就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县域被国家赋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任。

县域党委政府是县域发展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线执行者和责任人。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乡村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布局、公共服务供给和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都需要县域党委政府来统筹谋划和落实落地。因此,县域党委政府的角色、行为和能力关乎县域治理的效能,进而影响着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成效。

县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县级政府是国家政策的转化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行政体系存在多个层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家政策既要确保统一性、权威性,又要兼顾地方性、多样性。为了兼顾二者,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的角色就至为重要。中央的统一、宏观、模糊的政策,层层传达到县级,需要县级政府根据本县实际,将其转化为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与省、市级地方政府相比,县级政府距离乡村基层社会更近,更能掌握基层社会的实况。县级政府机构健全、职能完备,具备在辖区范围内进行政策决策的权力。相反,乡镇作为“不完全政府”,其权力、资源、职能都较为有限,难以担负起政策转化的重任。如此,国家政策转化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县级政府。县级政府成为国家政策转化的重要枢纽。

其次,县级政府是地方经济的发动机。与乡镇相比,县级政府具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它掌握着辖区内的土地开发权、财政权、发债权等,具有较为完备的经济发展权能。而乡镇政府要么不具备这些权能,要么只具备有限的权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级政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县的重要经济地位催生了广为人知的“百强县”排行榜。1992年,全国首届“百强县”排行榜发布,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自1995年起,党中央数次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014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这些都表明县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国家对县的高度重视。

再次,县级政府是中国城镇化的助推器。县域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内既有城镇,又有乡村。县级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县域城镇化需要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有序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县级政府通过集约土地、财政、金融、公共服务等资源,快速推动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凡此种种,均凸显了县域对于大国治理的重要意义,也充分彰显了党、国家和社会各界对县域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县级政府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可以说,没有县级政府的积极性、能动性,地方经济便难有活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便困难重重。

2。谈《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行》

“聚焦县域治理中的体制、机制及二者之间关系问题”

政事儿:具体来说,该书要回应哪些问题?

田先红:分析重点放在揭示县域治理体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主要机制上面。确切而言,本书聚焦于县域治理中的体制、机制及二者之间关系问题。县级政府的积极性、能动性是如何产生的?县域治理体制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县域治理体制何以能够保持活力、体制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揭示中国地方治理活力的奥秘,是我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试图讨论的核心议题。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研究县域治理体制。县域治理体制是县域治理中一系列制度、组织、权力分配的总和。它为县域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权力架构、组织载体和资源基础。县域治理体制具有相对稳定性。党政体制是县域治理体制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政党是核心能动者。同样,在县域党政体制中,县委也发挥着主要领导作用,就县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事务做出重要决策。县域治理体制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具体研究内容涵盖党政体制、条块体制、权责结构等。

第二,分析县域治理机制。县域治理机制是县域治理体制运行的过程和方式。它是县域内各个治理主体围绕某一特定的治理目标,在相应的治理规则支配下,通过配置和运用资源所展开的互动过程。本书主要对县域治理中的动员、激励和政策执行机制等展开分析。

第三,厘清县域治理体制与机制之间关系。体制与机制的内涵、功能等都存在差异,但二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县域治理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分析体制和机制之间的互动作用以及二者相互转化的基础、条件和路径等。如,县域治理体制如何规定了治理机制的运行方式,治理机制如何影响治理体制的运行效率,治理机制如何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治理体制等问题。



政事儿:你的研究更注重理论解释。对于田野调查来说,要实现从经验现象到理论生产的跳跃,难度在哪里?

田先红: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借鉴吸收国外的优秀理论和方法,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同时,也应注意到,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也是国外学者在回应他们的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为我们构建和发展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有相当丰富的、独特的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应该有信心去努力构建既能彰显中国特色又能增进同世界社会科学交流与对话的理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从个人的研究体会来看,要将田野调查获取的经验现象升华为理论,确实有不小的挑战。我觉得最主要的难点在于怎么样找到有关经验现象的核心机制,并形成与既有研究的有效对话。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对经验的高度敏感性,在调查过程中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且要有扎实的理论储备,阅读相关文献。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来回穿梭、反复琢磨。

3.谈县乡体制内调查

“跟村庄调查相比,在县乡调查确实难度大一些”

政事儿: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把县域政府作为研究单位,难度大吗?县乡体制内调查研究,你是如何入场并获得有效信息的?

田先红:跟村庄调查相比,在县乡调查确实难度大一些。首先,县乡特别是县级政府的体制化程度更高。县乡政府有着较为严格的组织、宣传纪律。这给调查者带来了一定的入场门槛。若要跟县乡干部熟悉,获得更为丰富可靠的信息,需要较长时间。其次,县乡干部作息时间比较规范。他们上班期间有公务处理,一般需要提前预约才能接受访谈。不如在村里调查农民那么方便。再次,县域社会规模更大,治理现象更为丰富,关系机制远比乡村复杂。这给研究者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县级政府部门多,现象复杂,选择某一个专题或者部门开展调查,才更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在写作时,我们的田野调查就曾围绕干部流动、机制创新、项目制、财政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部门,比如县委办、应急局、农业农村局等,开展调研。围绕特定专题或者部门调研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有利于将调研限定在一定范围,这样才能更加高效、深入。

再次,调研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如果调研时间不长,可以采取通过官方安排访谈对象的方式。比如,通过县委办联系某个局安排访谈对象,或者通过部门内部的领导、综合办公室安排访谈对象。如果调研时间较长,可以采取参与式观察的方式,通过跟县乡干部密切交往互动,逐步建立信任关系。现在国家也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到地方服务锻炼,可以借助这些机会到政府部门去挂职。我这两年就非常鼓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采取实习、挂职的方式到县乡政府去锻炼。一方面,可以增强他们与人交往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机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内部观察。这对于他们今后的人生、职业发展都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