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再造: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行动逻辑——以江苏省党建联盟的实践为例

作者：薛美琴  责任编辑：张文笑  信息来源：《探索》  发布时间：2023-06-18  浏览次数： 13975次

【摘　要】党建联盟是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是联结党与社会组织的新纽带，也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新桥梁。它不仅推动了社会组织党建质量的提升，而且再造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网络。通过对江苏党建联盟实践案例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建构过程既与政党整合强度有关，也受组织间网络联结程度影响，纵向整合与横向联结的差异调适出任务合作型、竞争合作型、引领整合型与联动整合型四种联盟形态。在情境适配机制作用下，党建联盟再造了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党社关系网络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资源与新场域。

【关键词】社会组织；党建联盟；政党整合；网络联结

一、问题提出

社会组织党建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联结政党与社会组织的纽带，也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全覆盖的新要求以及直接登记和脱钩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使党建逐渐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1]7在此背景下，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嵌入式发展成为社会组织成长的重要选择。而在嵌入过程中，基层党建工作的广延性容易使党建内容模糊化，即可能造成党建工作的泛化和虚化，而社会组织力量的薄弱性又容易出现开展党建工作能力不足问题。与基层党建和企业党建不同，社会组织党建面临着规范和资源的双重匮乏。因此，在借鉴“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2]的基层党建经验之前，首先要解决社会组织的整合问题。而对于薄弱地带的党建工作，方法和载体均较为匮乏。已有党建创新案例重点解决了空间整合问题，包括广泛推广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模式，也包括新兴公共空间再造模式，如上海陆家嘴金融城探索创建的“金领驿站”，将两新组织等主体纳入“关系式的开放的治理空间”[3]。但对组织整合问题仍有较大讨论空间，党建联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社会组织党建创新模式。党建联盟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形成的联合党建模式，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党组织间的共建、联建与结对帮扶，目的在于克服单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短板与不足。党建联盟是社会组织党建的实践创新案例，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方式。

已有社会组织党建研究主要关注两个维度：一是政党塑造社会维度，即将新兴的基层社会组织整合进政党治理体系中，包括传统使命型政党延续而来的“政党组织社会”[4]模式，也包括顺应改革开放而加强的“政党引领社会”[5]模式，目的在于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党建工作的全覆盖；二是组织嵌入政党维度，即社会组织主动联结政党治理体系，从而共享相应的发展资源，实现党建与业建的有效融合，提升社会组织发展质量。无论是政党塑造社会维度的整合过程，还是组织嵌入政党维度的联结过程，二者都共享着“资源—嵌入”[6]发展机制以及“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耦合”[7]的基本共识。党建不仅使社会组织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也塑造出新的国家、社会关系。

但在上述研究中研究者重点关注政党整合过程，无论是“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8]，都较少从社会组织维度来理解党建开展的逻辑。即便是从社会组织视角展开的党建研究，也往往是以单一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嵌入性与调适性。而本研究则关注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的党建工作，它是社会组织抱团实现资源互补的党建模式。这种新型模式既有别于整合过程中的被动吸纳，也不同于嵌入过程中的单一组织行为，它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联合而成的行动共同体。

二、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影响因素与类型建构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组织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契机。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采取战略性行动将组织发展目标与制度目标相融合，从而实现资源拓展。但社会组织内在发展的差异性，使其在目标实现上存在一定的门槛，组织联合成为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选择，党建联盟就是社会组织党建实践创新的典范。在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党建的过程中，不仅受到纵向政党整合因素影响，而且与社会组织横向联结程度密切相关。纵向整合程度的差异与横向联结密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党建联盟模式，而不同联盟又再造了党社关系网络。

2.1政党整合：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动力因素

一位政治学者认为：“政党既可以通过政府渠道来治理社会，也可以对社会发挥直接的影响。”[9]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国家的建构必须面对如何将离散的社会力量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即“运用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将分散和分化的社会因素联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有效治理之下，以形成和维持政治共同体的过程”[10]62。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核心力量，承担着重要的整合功能，即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核心，对基层领域中的多元主体及其所掌握的资源进行耦合，从而实现相应的治理目标。从内核机制来看，政党整合可以通过压力考核、项目发包与激励机制来实现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干预，从而构成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开展的纵向影响因素。

一是政党整合往往呈现较高的整合强度。在实践中，政党整合的高整合度体现在具有层级性党组织间的共建、联建与结对帮扶，特别是党组织间“自上而下的科层支配路线和自下而上的利益提升路线”[11]137。从一定意义上讲，党能够通过科层支配力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整合效益，也使分散的基层党组织获得了外部支持。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党建过程中的纵向整合能给予其制度化、常态化和均等化的政治关联可能，从而逐渐构筑出有效的党社关系。借助强科层支配能力，党建模式的整合效应主要体现在整合效率上，逐渐形成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的党建工作体系，有效提升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

二是由于基层党组织间的对等关系，政党整合有时呈现低度整合。在实践中，当无隶属关系或地位对等的党组织间开展共建和联建时，联盟往往形成一种介于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网络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基于同质性压力，“组织倾向于同自身相似的组织互动，这种趋势在那些更具情感性而非工具性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2]。基于此，尽管缺乏强制压力，但党建联盟内部不同党组织之间“在模仿和规范等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也逐渐趋于同形”[13]。然而，仅有低整合度的党建联盟依然具有实践意义，其价值在于联盟成员间信任感的建立，从而提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

2.2网络联结：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黏合因素

党建联盟作为基层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党建工作的组织形式，不仅调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重塑了组织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党建联盟承担着“将不同利益和身份整合到连贯国家体系中”[14]的功能，也给予社会组织再造其政治关联与社会资本的机会，但功能是否实现与机会能否转化取决于联盟本身的网络联结特征如何。此处的网络联结不同于技术层面的数字化网络，而是在党的引领下社会组织形成的政社关系、党社关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从特征上来看，网络联结具有松散到紧密的变化特征，即从“偶尔联系”到“经常发生的、持久的和充满情感”[15]36的联结。而“不同网络结构的社会资本会给组织带来不同利益”[16]，影响其对该网络的参与度，包括时间、情感等方面的投入，成为涵养社会组织资源的蓄水池，进而影响社会组织的行为模式。

一是紧密联结型网络整合效果更强，倾向于选择会议联动、项目联动、活动联动等需要更多时间和情感投入的联动方式。嵌入于紧密联结网络中的党组织，更容易从联盟中获得“信任、支持和复杂知识”[17]。党组织也因此在社会组织中拥有较强的认同，社会组织也愿意深度参与到联盟活动中。因而，紧密联结型党建联盟的整合效果较好，联盟整体的可持续性较高。党建引领下的社会组织不断发挥“价值引领、公共治理、政治整合、政治监督与民主协商等功能”[18]。党的组织体系与行政体系一同成为管理和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主体，一些社会组织党组织弱化、虚化和边缘化问题也随之得到有效解决。

二是松散联结型网络的整合效果较弱，倾向于选择信息联动、互联网平台联动、空间场地联动等所需时间和情感投入较少的联动方式。在此过程中，党建工作往往实体化不足，甚至出现形式联结的可能。不过基于弱联结假设，“当不存在平衡压力的情况下，嵌入于松散联结网络中的组织更容易发挥桥梁作用和获得多样化信息”[19]。党建联盟便是松散联结型网络的重要枢纽，成为整合社会组织内部行动的重要载体。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党组织传递多样化信息，但对联盟活动的参与可能并不积极，维持在符合党建基本要求的浅度参与层面。松散联结型网络的整合效果较弱，参与的缺乏最终影响了党建联盟整体的覆盖效果，出现党建形式化问题。但基于可用资源的有限性，社会组织依然会将松散联结的党建联盟视为培育潜在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

2.3政党整合与网络联结：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类型

基于政党整合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基层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所示。一方面，党建联盟中政党整合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党组织间关系是否呈现出层级性特征，正是科层支配能力决定了政党整合的高整合度，党建联盟也获得了更好的整合效率。另一方面，党建联盟中网络联结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党组织间关系是否呈现出紧密联结特征，正是持久的和充满情感的关系影响了整合效果，而松散联结下的党建形式化问题则弱化了整合效果。

表1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类型学框架

第一，将具有较高政党整合与网络紧密联结的党建联盟模式命名为联动整合型。政党有效发挥纵向整合功能，形成党政部门与社会组织间的紧密联结，此时党建联盟的整合效应无论是短期和长期都是最大的。第二，将具有较高政党整合与网络松散联结的党建联盟模式命名为引领整合型。政党纵向整合功能受到党组织间松散联结的限制，此时党建联盟短期内形成的整合效率逐渐被既有松散社会结构所侵蚀。第三，将具有较低政党整合与网络紧密联结的党建联盟模式命名为竞争合作型。无隶属关系或权力关系的党组织间为了发展进行横向整合，既有竞争合作关系下产生的紧密联结逐渐补充了整合效率不足问题。第四，将具有较低政党整合与网络松散联结的党建联盟模式命名为任务合作型。既缺乏政治关联、也无社会支持的涣散且弱小类社会组织，虽然通过联盟形式达到党建基本要求，但两个维度的弱化最终阻碍了党建联盟的整合功能。

三、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类型特征与内在机理

社会组织党建联盟能够整合组织发展资源，拓展组织发展网络，从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质量提升。在整合过程中，由于不同区域社会组织“资源拥有量与供给力间的张力”[20]，党建联盟具有情境化特征。依据多案例比较研究中的理论抽样，选择政党整合与网络联结特征差异明显的4个江苏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大区域党建联盟、跨部门党建联盟、园区党建联盟、街道党建联盟）作为研究对象，对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考察与档案搜索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历时性分析，探寻两个维度不同组合下党建联盟的类型特征与内在机理。

3.1联动整合型：政党整合较高和网络联结紧密

大区域党建联盟是江苏党建联盟的典型模式，它是“区域化 大党建”的升级版。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既改变了原有城市空间的格局，又融入了新的发展要素。在此过程中，传统封闭型单位党建模式难以实现党在基层社会的全覆盖，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对党建服务多样化的诉求，因而在城市建设的新领地逐渐出现了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在新领地建设更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党组织成为基层党政部门实践创新的抓手。2017年6月，江苏南京新城大区域党建联盟应运而生，它是新城区委组织部集中推动的枢纽经济圈党建新模式，纵向整合了“区—街—社”三级党组织，共囊括辖区内12家驻地单位、155家企业、32家社会组织，形成“区域共融、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多元共治”的基层党建新格局。

首先，借助党组织的纵向整合能力，大区域党建联盟提升了党建工作的整合效率。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纵向整合，形成一系列联动整合制度规范，包括《联盟联席会议制度》《联盟党建工作专项资金实施办法》《专委会工作职责》等，强化党建工作中的规范与制度。同时通过融合示范、目标考核、赋权授权等方式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组织部门将“联盟单位构筑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区委领导抓基层党建的考核项目，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联盟分站点”实体阵地的第一责任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化纵向整合，区委组织部构建起统分结合的事业部制党组织联盟结构。通过搭建政务、驻地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四大服务平台，由具有专业能力的部门、机构或组织牵头负责，完成平台内资源整合。此外在党政办公室、组织人事科、经济发展办公室、民生服务办公室分别设立共创、共建、发展、服务四个专委会，专人专岗负责统筹安排联盟整体的党建活动。

其次，纵向制度化与组织化整合，使大区域党建联盟形成上下联动与横向互动的工作机制，呈现紧密联结的网络特征。其一，以规范化和常态化的会议联动、项目联动和活动联动方式构建“党建工作基本网”，提升基层党建的整合效果。自大区域党建联盟创立以来，通过召开季度联席会议，共同商议区域党建工作基本内容，打破封闭型党建工作壁垒，构筑党建工作的共享平台，实现了街道社区、驻区单位和“两新”党组织间的对话交流。与此同时，以定期理事会形式进行相关项目发布，充实党建工作中的业建内容，推动联盟内各成员单位实现“党建 业建”的良性发展目标。联盟成立以来共征集各类需求78项、设立“帮扶基金”定期举办助学助困和就业送岗等公益活动50余次、完成12个小区的整治任务、引导各类组织100多名党员就近参与志愿服务，有效链接起联盟成员间的党建教育和活动平台。其二，以服务联动方式建构“党建结对服务网”，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效果以及资源整合效果。通过区级机关工委牵头政务服务平台提速行政审批服务、由街道服务办牵头企业服务平台提升企业发展服务、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牵头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提高社区服务类组织承接政府购买项目能力、由综管办牵头驻地单位平台提升区域环境等服务。与此同时，各服务网络平台实现了紧密型联结，通过加强具体党务、日常联络、需求对接、点单认领、组织活动等工作，实现了联盟的品牌建设目标。

总之，大区域党建联盟是应对日益多元化、流动化和碎片化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呈现出良好的联动整合特征。其较好的纵向层级整合能力能够提升联盟整合效率，而纵向整合之下形成的紧密网络联结能够提升整合效果，实现党建工作的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作为党建联盟中的重要参与主体，32家社会组织在整合中扩大了组织生存空间，在行动中提升了组织发展质量，在互动中形成了良好的政社关系和党社关系。

3.2引领整合型：政党整合较高和网络联结松散

2016年江苏淮安运河区委组织部发起成立了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形成了具有部门整合特征的联盟模式，目的是解决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低、服务力量薄弱、组织间联系薄弱、部门服务分立等问题。至2019年底，运河区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形成了“统一领导、部门合力、联合共建”的大党建格局，共整合35家社会组织。跨部门党建联盟以条线整合为特征，通过引领整合提升社会组织发展质量。

首先，跨部门党建联盟借助政党纵向维度的动员能力，整合基层条线部门力量，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服务平台。一是利用纵向动员整合力量，协同教育、文化、妇联、司法、卫生等基层党政部门，成立党建指导协调中心，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应服务。在此基础上，设立文体活动、社区服务、爱心救助、法律咨询、医疗卫生等8个社会组织条线分联盟以及12个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区域分联盟，形成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网络。二是在组织整合的同时强化党建人才培育，构建统筹协调的党建联盟人才资源库。通过党组织下派、联盟成员互派、组织集中选派三种模式，将60余名党建业务骨干充实到“区—乡镇—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孵化机构，从而实现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双孵化”目标，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党建发展质量。

其次，尽管跨部门党建联盟具有较好的纵向整合效率，但由于社会组织“低、小、散”的结构特征，联盟内部往往呈现松散联结的网络特征。一方面，由于联盟内成员较为分散，整合难度较大。虽然互联网平台是党建联盟普遍采用的技术手段，通过微信群和公众号使成员参与其中，但网络联结的“点赞模式”并没有转化成“线上 线下”联动模式，联盟内的整合纽带依然是“通知 任务”式的信息传送。另一方面，由于跨部门整合中的目标差异以及社会组织对部门的过度依赖，联盟平台建设效率较高但整合效果不足。虽然联盟协调中心设立了社会组织党建专项经费，并采用规范竞争模式展开项目发包，但条线化的管理逻辑依然影响着党建工作中的整合效果。

从总体上看，跨部门党建联盟是整合部门资源，推进党建工作的有效方式，并呈现出引领整合特征。借助基层条线部门的动员能力，党建联盟的整合效率得到提升，但部门分立也影响了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结程度，限制了社会组织关系网络的发展。因此，社会组织间的松散联结影响了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业务建设的辐射能力，社会组织容易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趋势。

3.3竞争合作型：政党整合较低和网络联结紧密

苏州古城区中心街道是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旧城区，2012年结合当地旅游资源成立了公益组织产业园，目的在于孵化和支持公益产业发展。2015年8月街道党委结合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设立了园区联合党支部，并于2017年7月成立“公益先锋”社会组织党建联盟，主要目的是承担社会组织党建的兜底责任，将分散的社会组织凝聚起来。经过发展，“公益先锋”成为联结街道工作与社会组织党建的新通道，将24家社会组织有效整合进“资源共享、支部共联、活动共办、党员共荣、区域共建”的区域大党建工作平台，实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规范化与党建服务的“无缝对接”。

“公益先锋”党建联盟是回应园区社会组织需求而创办的。古城公益组织产业园采用政府支持和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的园区模式，形成较为独立的公益行业链与生态圈。这种专业化园区模式促进社会组织较快成长，但存在“业建突出、党建薄弱”的发展现状。特别是在人员流动较大和党员数量较少的小微型社会组织，容易产生党建薄弱地带以及党建工作的规范性不足问题。随着党建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权重提升，社会组织开始重视党建工作。为补齐党建工作短板，提升社会组织间的整合力度，在基层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合力之下，园区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应运而生。相比其他联盟类型，公益园区内的社会组织由于专业性较为突出、资金来源较为多元、组织效益较为持续，社会组织在党建方面呈现“想干、能干”却“不知道怎么干”的矛盾状态。党建联盟通过设立党建活动投票制度、统一发布党建为民服务项目、搭建党建项目对接平台来回应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诉求，从而解决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梗阻问题。

在“政府倡导与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合力推动下，“公益先锋”党建联盟虽缺少纵向维度的强势整合，却形成以联盟成员间竞争与合作关系为依托的有效党建模式。竞争合作模式下“公益先锋”党建联盟成员之间呈现出紧密联结的网络特征。一方面，街道党委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融入社区运转良好的社会治理项目与活动中。通过制定协商性的项目发包制度，选任专职党员下派指导，引导党员群众全流程参与，实现街道党委与社会组织间的业务共建。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之间也自下而上主动抱团推进党建活动。社会组织在街道党委支持下主动与共建联建单位联系，动员党员群体共同参与社区为民服务项目、群团组织活动、非公经济建设、慈善公益等志愿服务。

总之，竞争合作型党建联盟使园区社会组织实现了空间整合，突破了基层党组织纵向整合不足对联盟整合效果的限制。基于共建联建单位间的竞争与合作，党建联盟获得了量和质的双重改善。与此同时，党建联盟给社会组织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效提高了社会组织的服务面和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合作型党建联盟对基层社会力量、制度激励、项目资源等存在较强依赖，是一种地域性较强的党建联盟模式。

3.4任务合作型：政党整合不足和网络联结松散

2017年江苏泰州新川街道在侨街社区创建“联心”社区党建品牌，是街道党委探索性集中打造的社会组织党建联盟，主要目的是调动社会组织在社区内部发挥党群联系的桥梁功能，顺利完成党员干部“大走访”活动。自联盟成立以来，“联心”党建联盟共培育和吸纳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10余家，主要是“双重管理”向“直接登记”制度改革后新成立的社会组织。“联心”与前述“公益先锋”同属于街道发起的区域化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然而“联心”更趋向于一种自上而下“任务型”的政党整合模式，联盟呈现出政党整合不足和网络联结松散的特征。

首先，基于任务目标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党建联盟模式，表现出低度整合特征。自党建联盟成立以来，共搭建起1条经济类和2条弱势群体类组织体系，完成招商引资7项、帮助25名残疾人就业、向困难群众免费发放爱心人士捐赠物品350多件。虽然党建联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相关活动在举办时间上具有随机性，在具体目标实现上也具有较大弹性。与此同时，“联心”党建联盟成员还完成了为50多名残疾人提供日常照料、向20多名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午餐等服务，但上述政府购买项目却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社区社会组织自筹资金和社会资金的投入相对较少”[21]，因而导致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对党政部门的依赖度较高。可以说，在任务压力下构建的党建联盟，其目标在于回应考核中的各项指标，往往动员能力较强但整合能力较弱。

其次，以任务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组织间的网络联结也较为松散。在任务导向之下，政府将社会组织发展量化为考核指标，容易导致社会组织建设出现形式化问题。在2017年新川街道酝酿成立党建联盟时，社会组织便开始对照相关要求调整组织规范和业务范围，以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是任务指标和政府购买项目的推动结果，因而社会组织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组织间也缺少相应的网络联结。

综上，基层党委通过社会组织党建联盟，配合常规治理机制，以完成党员干部“大走访”任务。然而在纵向层级权力缺乏和横向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党建联盟的持续性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心”社会组织党建联盟具有任务导向特征。随着治理任务的逐渐完成，为任务而联合起来的部分党建联盟出现弱化与虚化问题。因此，依赖于基层行政支持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发展出更多常态化的关系网络和可持续的社会资本。

四、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情境适配机制

党建联盟作为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创新模式，是党引领社会组织的新方式，也是对社会组织关系网络的再造。作为社会组织短期内创造的关系，在长期中也会因为这种关系而提高组织能力，因而社会组织联合党建将进一步拓展组织发展空间。但是由于社会组织自身资源禀赋差异以及组织所面临的情境不同，党建联盟在塑造社会组织发展网络的同时，也需要在“情境合法性”[22]与组织“能动性”[23]之间权衡。本文将其归纳为“情境适配”机制，用以描述不同联盟模式下社会组织党社关系网络的形成过程及其优化条件。

4.1党社关系网络形成的情境适配机制

党建联盟不仅要构建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整合社会组织间的联系。在关系网络再造的同时，由于社会力量、纵向整合、横向关联等因素的不同，党建联盟实践类型存在差异，实践过程具有情境特征，因而党社关系网络具有多样化特点，情境适配机制成为理解党社关系网络形成的关键。

首先，党建联盟是构建社会组织党社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党建联盟在纵向维度借助政党力量使资源得以整合，在横向维度则通过网络联结使组织框架得到拓展，纵横力量的协同形成了党建引领的“党社关系网络”。不同于单一社会组织形成的党社关系，党建联盟创造性构建了党社关系网络。它不仅夯实了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垂直关联，还有效带动了社会组织之间的水平关联，从而实现了党建薄弱环节的有效补位，拓宽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其次，社会组织党建联盟的模式差异调适出不同特征的党社关系网络。与党建联盟建构逻辑相同，党社关系网络与党的领导、社会组织自身资源禀赋、组织之间联结程度密切关联。在情境适配机制下，任务合作型联盟调适出“形式联结型党社关系网络”，竞争合作型联盟调适出“业建合作型党社关系网络”，引领整合型联盟调适出“党建引领型党社关系网络”，联动整合型联盟则调适出“党建业建融合型党社关系网络”。正是党建联盟的结构特征，塑造了党社关系的网络特点。虽然不同党建联盟调适出不同党社关系网络，但总体上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情境适配机制反映了政党整合效应、党社互动性以及社会组织党建业建融合性三者间的匹配关系（见图1）。

图1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情境适配机制

4.2党社关系网络优化的条件组合机制

作为一项强干预型制度规范，社会组织党建的目的在于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提升社会组织的发展质量。党社关系网络优化则需要协调“国家、（公民）社会、政府和政党”[24]34间的多重关系。在此过程中，情境适配机制并不是简单的关系重构，而是条件叠加中的关系优化，从而实现党建引领向党建融入的深化。

首先，当党建联盟的展开缺乏充足的社会力量时，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往往是组织结构的扩展。党建联盟只能选择“任务 合作”的运作方式，以提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覆盖率，与之相伴的社会组织网络则是形式联结的党社关系网络。此时作为引领功能的党建并未嵌入社会组织之中，社会组织间所建构的新兴网络也无法嵌入既有社会结构之内。作为平台而建构的党社关系网络，给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之内的资源依然较为缺乏。

其次，当党建联盟的展开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力量时，党建开始嵌入社会组织，并在组织之间形成政党整合逻辑的黏合剂。这种政党整合逻辑的黏合剂有利于建构社会组织发展的良性秩序，即借助社会组织之间的竞合关系，党建联盟成为业务开展的重要平台，业建合作型党社关系网络逐渐形成。此时，党社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网络优势，但是以业建为主导的关系网络依然遵循着市场化的逻辑，因而网络的公共性建设以及网络的党性建设成为短板。

再次，当党建联盟具备社会力量丰富和纵向整合较好这两个条件时，党建具有协同社会组织间关系的功能。通过纵向维度的政党力量，促进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形成引领整合型党社关系网络。众多社会组织在党建关系网络之中，开始跨越既有的组织边界，党建与业建之间形成互动。政党作为一种核心要素，成为社会组织成长的动力来源。此时，党社关系网络成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新桥梁，也成为社会组织之间发展的新平台。

最后，当党建联盟具备社会力量丰富、纵向整合较好、横向联结显著三个条件时，党建完成了从引领到融入的过程。社会组织党建联盟不仅是组织间学习的知识平台，也是党社关系互动的协商机构，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党建业建融合的党社关系网络。融合型党社关系网络不仅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平台，也是社会组织知识学习、价值塑造、公共性建设的价值平台。在此过程中，党建完成了从制度植入到规范认同的过程，逐步内化为社会组织成长的内部组件。

五、结语

党建成为社会组织建设中的关键一环，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规范和资源双重匮乏的社会组织，党建联盟是社会组织组团开展党建工作的实践典范，发挥着“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功能，成为“党与社会的链接”[25]。在此过程中党不仅规范着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而且再造了社会组织行动的空间。通过党建联盟形成党建合力，改变以往“有组织无活动，有活动无质量”的社会组织党建发展困境，巩固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需要指出的是，在党建联盟的建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强化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引领地位，把握社会组织建设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需要带动组织能力提升，在联盟中形成党建与业建的有效融合，扩大党在社会组织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曹海军，曹志立．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J]．探索，2020（1）：109-120.

[3]陆芳萍，杜玉华．国家—社会之外：城市“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27-136 119.

[4]叶敏．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J]．探索，2018（4）：117-122.

[5]田先红．政党如何引领社会？———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J]．开放时代，2020（2）：118-144 8.

[6] 马超峰，薛美琴．组织资源禀赋与社会组织党建嵌入类型———基于南京市社会组织的案例分析[J]．学习与实践，2020（6）：70-78.

[7] 葛亮．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机制研究———以Z市雪菜饼协会为个案[J]．社会主义研究，2018（1）：104-112.

[8]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8（3）：216-241 246.

[9]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9（8）：85-100 198.

[10]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11]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2]COLLINS R，BLAU P M.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J].Social Forces，1979（2）：677-683.

[13]DIMAGGIO P J，POWELL W 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2）：147-160.

[14]DE LEON C，DESAI M，TUGAL C.Political articulation：pa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leav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India，and Turkey[J].Sociological Theory，2009（3）：193-219.

[15]马汀·奇达夫，蔡文彬．社会网络与组织[M]．王凤彬，朱超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6]BURT R S.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0（22）：345-423.

[17]UZZI B.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the network effec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4）：674-698.

[18]唐兴军．从嵌入耦合到驱动引领：社会组织党建的逻辑与路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33-39.

[19]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1360-1380.

[20]朱志伟，徐家良．公益组织如何嵌入扶贫场域？———基于S基金会扶贫参与策略的案例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0（3）：118-133 197-198.

[21]袁方成，邓涛．从期待到实践：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逻辑———一个“结构—过程”的情境分析框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5-23.

[22]邓燕华．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19（6）：147-166 207-208.

[23]李健，郭薇．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J]．探索，2017（5）：121-127.

[24]鲁迪·安德威格．政党政府、国家与社会：描述它们的界限及相互关系[M]//让·布隆代尔，毛里齐奥·科塔．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曾淼，林德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5]吴晓林．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J]．学术月刊，2020（5）：7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