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音喇叭到低声微信群：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

作者：吴振其 郭诚诚  责任编辑：邵杰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发布时间：2023-04-24  浏览次数： 13345次

【摘　要】人口流动与乡村公共性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题，更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命题。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技术支撑。通过提炼“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本文以华北前赵固村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音喇叭作为早期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和基层治理工具，表现出具有权威主导性的单向管控特征。社会结构转型使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祛魅化的角色嬗变，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公共性解体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成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载体。村务微信群使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互动治理的形成，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高音喇叭；微信群；乡村公共性；社会治理

一、问题缘起：流动性趋势与公共性转向

公共性是构建乡村社会公共关联和维系乡村社会内在秩序的基础，也是创新基层治理和实现乡村善治的根基。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在传统“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乡村高音喇叭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在场，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能够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将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末梢的乡村社会与国家力量联结起来。同时，高音喇叭作为传统媒介，形塑了乡村公共场域，在凝聚和动员村民的同时，还强化了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然而，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乡村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乡村社会公共性出现流失。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乡村人口结构迅速改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规模达到2.49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6.26%（周皓，2021）。整个社会已经从费孝通提出的相对静止的“乡土中国”转向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流动中国”。人口大量外流，不仅消解了村庄在地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密切交往的公共平台或公共空间，还导致了村治主体缺位，改变了传统地缘村落的行动逻辑，降低了治理效率，给乡村社会治理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创新基层治理的背景下，与人口外流相关的“乡村公共性衰弱”问题近年来也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数字技术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在乡村社会日益“流动化”“过疏化”“原子化”背景下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还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超过10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已接近整体用户数量的30%1。随着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以微信为代表的数字社交媒体成为村民沟通交流的新渠道。其中，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成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村务微信群协助外流村民和在村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承接着乡村社会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强化了村民的情感认同与集体意识；另一方面，村务微信群拓展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与公共治理空间的广度与深度，不仅成为国家与民众互动的新媒介，还为村民开展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提供了微平台和自治新场域。鉴于此，本文以河北省曲周县前赵固村为例，深度剖析高音喇叭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着什么功能，进而考察在乡村公共性衰落的过程中，村务微信群又是如何促进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治理逻辑，以期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理论思考。

二、媒介传播与公共性再生产：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乡村社会中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发展。

传播媒介作为国家便捷有效的治理工具，一直以国家符号形象嵌入乡村社会。嵌入乡村社会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从广播、喇叭、电视等传统媒介到当前的智能手机、计算机等数字媒介的变革（刘展和姚君喜，2016）。学者对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其一，从发展传播学视角分析传播媒介对于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下乡”的发展变迁，不仅有机整合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为农村普及了新观念和新文化，还促进了科学知识包括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潘祥辉，2019）。这种“技术下沉”搭建起触达基层治理末梢的传媒网络，塑造了一种国家归属感的集体经验。同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工具，传播媒介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对公共政策的下沉及扩散起到关键作用，并深深根植于国家权力体系（高晓瑜和李开渝，2022）。其二，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对乡村社会不仅具有宣传动员、资源整合的作用，还能提升村民的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田毅鹏和胡曜川，2021）。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深度互动。传播媒介嵌入乡村社会结构，改变了村庄个体的行动逻辑，更形塑了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文化形态（李烊和刘祖云，2021）。但是，任何技术的嵌入都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是在与乡村社会的复杂互动中完成的。

2.乡村公共性的衰落风险。

乡村公共性作为利益联结和情感联结的纽带，是村民发挥主体性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基础，更是乡村社会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关键（吴春梅和梅欢欢，2019）。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公共性衰落”这一话题一直存在于各种讨论之中。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市，乡村社会“过疏化”“空心化”“原子化”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乡村公共事务参与主体缺失与留守人口社会参与积极性下降，消解了乡村公共性（张诚和刘祖云，2019；宣朝庆和葛珊，2021）。公共性衰落所带来的危机已经在广大乡村社会显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挑战，社会关联的减少造成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失语（武中哲和韩清怀，2016）。同时，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民民主选举形式，使得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制度形同虚设，很难起到组织村民参政议政的实际作用，进一步导致村民对于乡村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甚至引发村民“搭便车”的心理，从而破坏村民自治和民主秩序（张良，2013）。此外，社会关联的消解还破坏了支撑村庄共同体生产生活的“共助体系”。昔日村庄“共同在场”的生产生活共同体随着乡村公共性的衰弱而开始消解，这种家庭连带和内聚特性走向凋零。更有甚者，公共性的衰落还造成村落价值认同式微（田毅鹏，2014）。在当前人口流动背景下，亟须再造乡村公共性，以更好地适应治理“脱域”的乡村社会，进而维护村庄共同体的公共价值。

3.乡村有效治理策略的优化。

流动性作为乡村社会新特质，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于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的挖掘和讨论。谢小芹（2019）提出的“脱域性治理”新范式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对物理层面居住流动性采取的治理策略、手段和方式，其二是对流动性引发的权力关系变化、社会结构再生产以及阶层分化等采取的系列治理手段和策略。乡村有效治理既强调多元主体的协作，又注重运用数字化治理工具，从而突显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特征，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其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内涵是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的技术优势，强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内容的精准和治理手段的科学，共同推动乡村善治（王欣亮等，2018）。在治理过程中，要整合与吸纳村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充分保障村民主体权利和发挥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坚持村庄本位的治理逻辑（毛一敬，2021）。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勾连个体与村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乡村生活与外部世界，形成信息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或平台（吴琳琳和徐琛，2020），如此才有利于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成员的互动互联，有助于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而这里的公共空间或平台建构的本质是乡村公共性再生产，是为村民尤其是外流村民提供重新嵌入乡村公共生活的渠道。因此，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不仅关涉公共空间的建构，更关涉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中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属性、权利关系和政治关系。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乡村公共性衰落的风险进行了广泛研究，并从发展传播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对传播媒介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但总体而言缺乏整体性与历时性视角，尤其是对传播媒介变迁与乡村公共性的互动关系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如何推动乡村社会治理逻辑变革的，尚需进一步探究。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口流动背景，从媒介变迁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媒介传播与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解构高音喇叭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重点分析在乡村公共性衰落的过程中，村务微信群对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效用，进而审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变革，为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和数字赋能乡村善治提供理论支撑。

（二）“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

公共性是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能够动员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组织性力量、凝聚性权力和权威性认同（张良，2014），具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交往和增进社会关联等多重功能（张诚，2021）。正如哈贝马斯（1999）所言，公共性是一种理性与道德，它“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而公共生活的意义恰是不同位置上的公民对关心的事去看去听，相互交谈（阿伦特，1999）。在乡村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村民的生活逻辑是在“个体-家庭-村庄”的互动关系中定义的，有着家庭之私与村庄之公的界限，而乡村公共性起到公私关系联结纽带的作用，可通过关系建构、利益联结和情感共融，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村庄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乡村公共性可通过拓展公共空间来提升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创建具有公共精神的集体行动，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共赢，推动村庄治理体系优化（吴春梅和梅欢欢，2019）。另外，公共性作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吴理财，2015），从公共性视角出发考察治理过程更聚焦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强调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性，重视公民的参与能力以及公共事务决策的公开透明性（芦恒和芮东根，2019）。概言之，公共性是以特定时空下政治经济社会的复合结构为基础，以社会关系联结、利益联结和情感共融为纽带，强调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和互信合作创建具有共同体协作意识和公共精神的集体行动，进而推动公共事务治理；在治理过程中，追求公开、公平、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共识与文化认同。

乡村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既与乡村社会的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的介入有关。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形态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公共性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自出现以来就一直是国家权力的隐喻和表征（王华，2013），具有国家权力声音与意志中介的特殊属性。作为国家所支配的“符号权力”，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治理存在天然联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信息传播手段，发挥着政治认同、社会整合和行为规范等功能（费爱华，2011）。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社会普遍是“强关系”社会，是由血缘与地缘构成的“本地场域”，所塑造的是一种村庄社会内部长期互动而自发形成的公共性（田毅鹏，2014）。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家政策的传播工具和国家意志的表达工具，高音喇叭将政策方针传播到各家各户和田间地头，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可以说，根植于国家权力体系的高音喇叭，表现出极强的空间覆盖性和深度的社会嵌入性，建立起政治宣传和政策传播的话语体系，成为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地关系的松动和人口流动的加速，乡村社会日益“空心化”和“原子化”，乡村公共性趋于瓦解。公共性的消解，使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弱化了村民的集体成员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能力。同时，早期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国家秩序和传统内生的民间秩序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效果式微，乡村社会秩序趋于恶化（郭星华和刘朔，2019）。乡村社会秩序的恶化与民众利益和需求的分化之间形成张力，为乡村社会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而此时，高音喇叭在政治动员、村民管控方面的功能伴随乡村公共性的消解和“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开始弱化，自然也很难像集体化时期那样深刻介入村民的生活。

社会关联是公共性的一个核心要素，公共性内在属性要求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构建关系联结（方晓红和牛耀红，2017）。从个体化与公共性的关系来看，人口流动突破了传统社会的羁绊，社会互动脱离了特定地域的限制，呈现一种个体抽离化状态，可将此过程谓之“脱嵌”，亦即不再嵌入的抽离（贝克和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但这种抽离只是暂时的，因为大多数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半工半耕状态，依然保持着村庄的土地权属关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乡土人情关系，与整个村庄依然存在难以割断的联结。因此，个体需要寻找新的社会关联，强化村庄共同体成员身份。在信息化时代，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社会关系再建构和乡村公共性再生产提供了契机。作为数字社交媒体的村务微信群，为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村民再次嵌入乡村公共生活提供了平台。如果说早期个体化抽离导致了乡村公共性的消解，那么，通过村务微信群这一数字媒介实现个体再嵌入和社会关系再联结，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提供了新的载体。正如列斐伏尔（2002）所言，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数字媒介使分散在不同时空中的个体再聚合，实现虚拟在场，不仅密切了个体间的社会交往，还加深了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同时，村民在网络公共空间里自由表达、讨论，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促进公共行动。可见，数字媒介建构了在村村民和外流村民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平台和机制，丰富了民意表达渠道和村民自治实践，在讨论和行动中拓展了“公”的边界，再生产了乡村公共性。

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公共性的衰落与数字赋能背景下乡村公共性的再造催生着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治理向互动治理转型。所谓单向治理更多的是一种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乡村公共事务加以管理。在以高音喇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期，基层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通过高音喇叭对国家方针政策展开宣传，而村民更多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互动治理指不同利益的多个社会行为主体和政治行为主体相互作用，通过多元主体思想交流、资源交换与规则交互，促进利益主体间公共目标的实现过程（Torfingetal.,2012）。互动治理强调治理过程中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互动关系（向玉琼等，2022），自上而下的传播再加上自下而上的反馈构成了互动治理的回路。通过数字媒介再生产乡村公共性正是国家力量与村民自治建构联动的有效路径，体现的是沟通、传递和整合的互动治理逻辑。一方面，数字媒介实现了村民跨时空的“共同在场”，从不同层面增进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民的社会关联，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促进了村民线上线下交往、协商和公共行动；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作为互动治理的重要平台，能够促进“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投入和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偏好的互动”（沈费伟和陈晓玲，2021），实现国家意志与基层诉求的对接。尤其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伴随着“制度下乡”和“项目下乡”，乡村社会治理愈发强调规范化、制度化、技术化与程序化。如何有效承接基层治理任务并回应基层治理诉求可谓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数字媒介的发展有助于切实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权利。而村务微信群作为代表性的数字媒介，为村民开展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重要场域。基于村务微信群这一平台的长期线上交流与互动使得村民围绕共同体利益不断凝聚共识，实现私域与公域联结，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形成。

综上，笔者构建了“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介绍

前赵固村位于河北省曲周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距离城区约20公里。根据村委会2019年的人口登记情况，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416户1999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460人，约占总人口的23%，村庄人口老龄化严重。前赵固村现有耕地面积2524.57亩，人均耕地面积约1.26亩，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该村地势平坦，村民习惯于集中居住，居住区整体呈长方形分布。在村民集中居住的村庄熟人社会中，高音喇叭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200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前赵固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只在农忙时返乡务农，形成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前赵固村老年人口已成为本村农业劳动的主力。大规模人口外流导致了村庄“空心化”现象。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

此外，前赵固村是典型的分裂型小亲族村庄，村民以“唐”“吴”“王”三大姓氏为主。在这样的分裂型小亲族村庄中，村民以五服关系为限，组成相互竞争的若干小亲族集团。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中，村民受到道德舆论与伦理规范的影响，形成以社会性价值为主导的行为准则。但是，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大规模外流引发村庄主体性缺失，村庄中村民之间互动交往、相互合作的机会也逐渐减少，乡村公共性日益消解。乡村公共性消解使得传统道德评价对家庭和个体的约束力逐渐减弱，人情也表现出“去规则化”，不再遵循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给乡村社会治理增添了复杂性和多变性。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和嵌入，前赵固村村民的社会关联借助数字媒介焕发出新的生机。村务微信群成为传播乡村公共信息、实现村民跨时空“共同在场”的公共空间。早在2016年，村务微信群就已建立，但公共信息传播并不多。在2021年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换届后，村干部建立了新的村务微信群，并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平台。数字媒介不仅为前赵固村公共性再生产提供了空间载体，还推动了乡村社会治理转型。

（二）方法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够对实践现象展开丰富细腻的描述，适合回答“如何”的问题，尤其是单案例研究能够更容易地把“是什么”和“怎么样”说清楚。本文要研究的是社会变迁下乡村高音喇叭的角色与功能是什么，村务微信群如何促进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以及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治理逻辑，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范畴。高音喇叭作为早期乡村社会传播外界信息和国家意志的媒介，是应用最为广泛、使用时间最长和影响最为深入的传播工具，也是勾连在场村民日常生活与形塑乡村社会治理的媒介场域。可以说，高音喇叭作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是建立在传统乡村社会流动性小且治理场域相对固定的基础上的，与该时期乡村社会信息传播存在天然契合性。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渠道，以微信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在乡村社会得到普及与广泛使用，数字媒介逐渐嵌入乡村社会关系，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前赵固村的典型性在于，它具有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既蕴含传统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的基础，同时在时代发展浪潮中又具备外向联结的一面，面临着乡村公共性衰落的风险，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和数字媒介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其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乡村社会治理秩序是具有弹性和张力的。

本文的资料来源以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主，辅以村庄档案、工作报告、公开报道等。笔者于2019年7～8月对前赵固村集中调查，之后又在2020年的7月对前赵固村多次回访，主要采用半开放式访谈向村“两委”干部、普通村民等共计35人了解情况，收集并梳理了关于高音喇叭、村务微信群的发展历程和村庄治理的一手资料。此外，笔者于2020年12月加入前赵固村村务微信群，对微信群中的互动内容展开跟踪，进一步积累可供分析的消息文本，从而可对观察和访谈资料进行“三角验证”，以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可靠性，为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奠定基础。

四、高音喇叭角色嬗变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

高音喇叭作为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在乡村社会治理场域内，不仅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在宣传动员方面还带有政策导向，是国家意志下沉乡村社会的治理工具，呈现一种单向的权威性管控。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外流，乡村公共性衰减，高音喇叭所承载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动员等功能也开始消解。这种由人口流动引发的乡村公共性危机使得高音喇叭对“脱域”治理表现出低效性和无力感。

（一）组织在场与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

乡土社会是特定血缘结构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在费孝通（2007）看来，传统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不流动”，是一种“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呈现自发组织的面对面的在场互动情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推动“广播下乡”，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信息输入乡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各种治理需要，政策宣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此时，高音喇叭作为“广播下乡”的延伸，是一种极具传播力和渗透力的政治媒介，成为乡村社会的“神经系统”，发挥着宣传鼓动、组织动员、社会控制等多方面的政治作用。公共性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群体性的交往方式和组织方式（罗梁波，2022）。2000年之前，前赵固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村民的血缘和地缘是高度重合的。在此阶段，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将村庄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高音喇叭在前赵固村的政策宣传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表现出极强的空间覆盖性和深度的社会嵌入性。村干部通过高音喇叭大力宣传，将国家政策传播到各家各户和田间地头。高音喇叭在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在场的社会组织方式，高音喇叭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包括群众动员需要之间具有较为突出的契合性。高音喇叭作为传播媒介根植于国家权力体系，并与村级组织深度绑定，建立起政治宣传和政策传播的话语体系。毋庸置疑，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高音喇叭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这种特质与国家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彼时，只有村干部才有权使用高音喇叭。

可见，在前赵固村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形成的高度互动网络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亦即一种在场互动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和公共舆论场，这不仅是多元主体走向协同治村、合力并进的基础，也是维持乡村社会内在秩序的根基。与此同时，国家以高音喇叭为载体，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实现国家意志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对村民进行广泛的组织和社会动员。不论是从政权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权力的角度，高音喇叭都与国家权力紧密勾连在一起（何钧力，2018）。

（二）高音喇叭的角色祛魅与话语体系

前赵固村地势平坦，村民集中居住，村中形成四条主要街道，分别为东街、西街、南街和东南街。村委会办公楼位于东街、西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地称为“十字街”）。村委会办公楼前的院子里搭建着一座约10米高的高音喇叭杆，东西南三个方向各设置了一组喇叭，以保证能通过广播将信息传递给各家各户。此外，在离村委会不远的东面也搭建着一座高音喇叭，村庄的东南处还搭建着另外两座高音喇叭。这三座高音喇叭均为私人搭建。其中，离村委会不远的东面的这座高音喇叭的搭建者是本村杂货店店主。该杂货店主要经营生活日用品、零食小吃、蔬菜以及肉类熟食等。在2010年前后，杂货店店主决定私人搭建高音喇叭，主要是为了方便宣传自己经营的商品：

“虽然村委会有喇叭，但你不能每天都去用人家的，一是不方便，二是欠人家人情，还要给人家说好话。自己搭建个，能每天广播一下店里新进的蔬菜、水果，尤其是自己店里的卤肉，需要每天下午卤好肉后通过喇叭广播一下。”（受访者：杂货店店主唐嘉2，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

位于村东南方位的是另外两座高音喇叭：一座是本村电工自家搭建的；另一座是负责给全村供水的经营者建造的，这位供水经营者早年间也在村里当过村支书。据本村电工和供水经营者介绍：

“自己家里的喇叭是在2000年前后就搭建了，因为那个时候电费需要每月收缴，全村这么多户家庭，我不可能每家每户去收，所以，每到月底时，我都通过喇叭广播一下缴费通知，催促他们来我这里交电费。当然，偶尔村里谁家的猫、狗丢了，也会借我的喇叭广播一下寻猫、寻狗启事。”（受访者：电工吴永强，访谈时间：2019年7月22日）

“我自己家是在2003年搭建的喇叭，主要是为了送水方便。我自家打了井，负责给村里每家每户供水，但设备不到位，因此不能保持水管一直有水，差不多隔两三天集中供一次水。在供水的时候用喇叭通知大家一下，防止村民因为不在家而接不到水。我早年间做过中介，负责给厂子招工，会在村里广播招工信息。此外，村里农忙时或者农业大户需要劳动力时也会借用我家喇叭来广播招工信息。”（受访者：供水经营者王彦旗，访谈时间：2019年7月22日）

可见，2000年之后，尤其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国家权威在乡村社会中的控制力量逐渐隐退，而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力量嵌入乡村生产生活公共空间。在此背景下，作为村级组织的公共性传播平台，高音喇叭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高音喇叭虽仍扮演着在场管理者的角色，但村委会不再是村里唯一有权使用高音喇叭的单位，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搭建高音喇叭，村委会是不会干涉的。可见，时代的变迁让高音喇叭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强象征意义，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祛魅化的角色嬗变。

与集体喇叭和私人喇叭共存相对应的是广播内容的丰富多样。就高音喇叭广播的内容而言，以2010年为界3，可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考察（见表1）。2010年之前，村委会喇叭主要广播一些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和通告，如收缴公粮通知、征兵通知、卫生保健通告以及上级安排的其他公共事务，其中也穿插着商业信息。私人喇叭广播的内容主要围绕经营活动，如电工家喇叭主要广播收缴电费通知。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费的缴纳只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操作。因此，电工家喇叭在2016年被废弃。供水经营者家喇叭主要广播收缴水费的信息和送水情况，也穿插一些招工、帮工信息等。2015年村里接通自来水后，已能保证住户全天候用水，导致原先的供水经营失去了市场，其广播也随之终止。2010年之后，随着“项目下乡”的推进，村委会的任务越来越多。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录音记录了2019年8月5～12日和2020年7月10～17日期间前赵固村高音喇叭的广播内容，主要包括养老、医疗、环境卫生、土地管理以及疫情防控等方面的信息。同时，随着商品市场的活跃，村里杂货店喇叭开始兴起，每天多次广播发布各类信息，成为嵌入乡村生产生活的主要传播媒介。

注：2010年之前高音喇叭的广播内容主要来源于访谈对象的回忆，包括访谈村支书、电工、供水经营者等获得的资料；同时，笔者还对当地村民开展访谈，将了解到的广播内容加以整理和汇总。2019年8月5～12日和2020年7月10～17日期间，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对高音喇叭的广播内容进行录音，并整理录音和归纳内容。

（三）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脱域

1.人口流动与公共性消解。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村庄“空心化”问题凸显。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公共性的消解，表现为村庄公共交往的减少、公共参与的缺失、公共服务的缺位、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前赵固村人均耕地面积仅1.26亩，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农业收益较低。在生存和发展压力驱动下，外出务工就成为村民摆脱贫困、谋得发展的理性选择。2000年之后前赵固村的人口外流加剧，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而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流动队伍，甚至有一些老年人也外出打工。正如村民唐正国所言：“只要人家不嫌年龄大，自己能承受住，就出去挣钱，哪怕是看大门或者当环卫工人，自己挣钱花着方便，不用向孩子要。”据调查，前赵固村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人口的乡城流动使得村民个体之间、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减少。同时，村庄作为共同体的诸多职能开始弱化，甚至消失。正如村民所说：

“大家都在外面打工，留守的都是老人、孩子，家里没什么急事我们也不回来，平时与亲戚朋友联系得也少，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聚一块儿。”（受访者：外出务工者王志华，电话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

“现在修房盖屋都有专门的队伍，只要有钱都能请到专门的人来干，也不找乡里乡亲帮忙了，免得耽误人家挣钱。”（受访者：外出务工者唐振龙，电话访谈时间：2019年7月21日）

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乡村人口外流，村民生产生活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村民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在原子化状态下，村民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极大弱化。这种人口持续外流引发的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支撑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

2.社会治理脱域。

“脱域”是指时空分离导致主体“缺场”，进而引发社会关系从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2011）。在乡村人口大量外流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以“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为基础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导致前赵固村人口结构失衡，村庄内部缺乏“人气”，进而造成基层组织的涣散与治理失灵。相当一部分村民由于常年在外务工，与家里、村里的联系松散，加剧了与村庄社会生活的割裂，使得公共性所承载的社会整合等功能也逐渐消退，导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尾部断链。如果以往高音喇叭可谓政权联结村民的传播工具，那么乡村人口外流后，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已明显削弱。部分外出务工者一方面接收不到高音喇叭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因常年在外对本村公共事务也不太关心。正如受访村民所说：

“我现在在外地打工，肯定听不见喇叭广播了。我一年也才回来两三次，村里发生什么事，我基本也不清楚，也不参与。有什么事都是家里打电话给我说。”（受访者：外出务工者吴磊，电话访谈时间：2019年7月25日）

当问及留在村里的村民平时是否会留心广播内容，他们也是不甚了了：

“有时听，但也听不清喇叭喊的啥，还得问一下邻居通知了什么。”（受访者：在村村民唐辉，访谈时间：2019年7月25日）

“都是从手机上看一些新闻，天天也不知道高音喇叭喊的啥，吵得很。需要缴纳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都让孩子用手机去办，人家会弄，咱们老了也弄不成。”（受访者：在村村民王鹏，访谈时间：2019年7月25日）

此外，从公共政策落地的视角看，村“两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和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需要把上级任务、公共服务、民生项目等落实到位。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难以对外流村民产生作用，这一传播媒介已难以发挥治理效能。从民意反馈的视角看，外出务工者即便对村务有意见，可由于缺乏沟通渠道，难以与村干部或其他村民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交流，导致村民之间不易达成共识，也容易造成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互不理解与关系疏远。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传达与自下而上民情反馈的互动失去了平衡，造成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损坏（邱泽奇等，2022）。

据此，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在消解“乡村社会内生公共性”的同时，也为脱域的乡村社会治理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仅外流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逐渐失去积极性和主体性，老龄化严重的在村村民往往也既无力又无心参与公共事务，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弱化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了集体行动能力。

五、低声微信群中的公共性再生产与互动治理

面对公共性危机引发的一系列治理难题，乡村社会亟须通过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工具推动公共性再生产。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社会的实践中，村务微信群作为代表性的数字媒介，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和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公共空间。村务微信群使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数字化交往过程密切了个体之间、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通过公共舆论形成集体共识和权力监督，从而再生产了乡村公共性。此外，村务微信群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的效能还体现为村干部与村民借助这一数字媒介共同形塑了“线上交往—协商沟通—互动反馈—集体共识”的互动治理模式。这种互动治理提升了村民的话语权，推动了村民主体性的回归，进而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一）社会关联：时空再造与线上“共同在场”

人口外流和时空隔离使村庄原有的以面对面为主的社会交往方式受到极大影响。虽然外流村民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脱域”状态，但大多数外流村民依然保持着村庄的土地权属关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乡土人情关系，需要重新密切与乡村社会的联结，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信息沟通和交流互动。在信息化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分散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原子化村民实现虚拟在场提供了契机。其中，以微信为代表的数字社交媒体成为村民日常沟通、人际交往、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根据实地调查，前赵固村已基本实现移动互联网全覆盖。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为村民随时随地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前赵固村的中青年村民人人都拥有智能手机（有的甚至拥有不止一部），即便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使用智能手机的也不在少数。村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就是微信，因为微信的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功能让许多打字不熟练的村民可以十分便捷地进行日常沟通。在2021年村“两委”班子换届后，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推动公共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协助外流村民和在村村民实现跨时空的“共同在场”，前赵固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建立了两个村务微信群（前赵固村工作群1、前赵固村工作群2），两个村务微信群共有成员800多人，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村民加入村务微信群。村务微信群对于人口大量外流和“空心化”问题凸显的村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村民通过数字媒介重新聚合，打破传统面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时空限制，增进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

（二）数字化交往的公共性再生产机制：关系重构、利益联结与公共参与

公共空间是公共性形成和存在的基础，也是公共性实现的公共场域（吴业苗，2014）。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村务微信群将“脱域”的村民重新嵌入乡村公共生活。笔者在前赵固村的村务微信群里跟踪发现，村中的大小事务都会在村务微信群里发布，使得乡村公共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有效。同时，村民日常在村务微信群里的互动交流也较为频繁，每天村务微信群里的新增消息都可以达到200多条。村务微信群促进了村庄共同体成员自由表达观点和实时沟通交流，密切了个体之间、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重构了社会关联，并让逐渐走向松散的村庄共同体通过一种新的公共性纽带而得以凝聚起来。同时，村民对公共事务和日常事务的频繁交流讨论，使得村民对村庄的公共利益重视起来，逐步形成利益共识，积极参与村庄治理。为了深入理解公共性再生产的过程，笔者通过记录和整理2020年12月以来前赵固村村务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见表2），来探究人口流动背景下公共讨论中的线上互动与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之间的关联。

1.传播公共信息，夯实公共性再生产的基础。

前赵固村村务微信群的出现形塑了公共事务新的传播模式，它将原本分散的、受时空限制的公共信息通过数字媒介集中、及时、广泛地传播。外流村民和在村村民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并加以反馈。这种公共事务传播触角的延伸使乡村逐渐消解的公共性得以修复和重建。例如，在疫情防控排查中，村干部通过在村务微信群里统计本村外出务工者的疫苗接种情况和村民外出务工地点，能及时掌握外流村民的防疫动态，同时也为外流村民的返乡提供指导，进而提升疫情防控的精准性。此外，村务微信群对于公共事务传播的价值还体现为异步性。也就是说，群成员往往不用立即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反馈，而是可以等自己闲暇时或利用碎片时间回复。当然，对于一些紧急或重要的通知，村干部会反复发送，如停电通知、雷雨天气安全防范通知、缴纳养老保险保费通知或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费通知、疫苗接种通知等，通过不断输出，促进群成员及时接收并积极响应，进而将公共事务落实到位。公共事务传播由线下迁移至线上，在传播场所上突破了时空限制，村务微信群成为本村公共信息的重要聚集地，在外务工的村民通过这一平台重新嵌入乡村公共生活。2021年夏季，前赵固村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大暴雨，村干部就在村务微信群里呼吁在外务工的村民在百忙之中联系家人了解情况，家里如有困难要及时联系村委会。一系列信息发布让在外务工的村民及时了解家乡和家人的情况，保持了与村集体的紧密联系，使得乡村社会互动关系逐渐活跃。可见，公共事务传播触角的延伸为公共性再生产夯实了基础。

2.促进公共交往，重构公共性再生产的内核。

关系联结作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核心要素，其本质要求就是构建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赵固村因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原本的“熟人社会”逐渐变成“无主体熟人社会”，其中，互帮互助的邻里日常交往也趋于淡化。而村务微信群的出现则为前赵固村提供了新的公共交往的互动方式。由表2可知，村务微信群里公共交往主要分为三个主题——商品交易、日常闲聊和互帮互助。公共交往的内容中相当一部分均为生活小事，但正是这些日常交往深化了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结，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村务微信群还可推动信息跨区域传播，包括拓展商品销售渠道和分享用工机会，使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信息沟通越来越方便、迅捷。只要村务微信群里有想要响应的话题，村民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参与进来，在互动交流中拉进了彼此间的关系，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此外，群成员在遇到困难时，其他成员也能及时通过这一平台了解情况、施以援手。这都有助于修复逐渐消逝的互帮互助的乡土社会传统。线上公共交往的密切也会拓展和增进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互动，增强村民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3.激活公共舆论，提升公共性再生产的动力。

公共议题的讨论是乡村公共性的内在价值取向，亦是乡村公共性的内生动力源，其作用在于规范村民行为、监督公权力、维持乡土社会秩序。多元主体的线上交流与互动使得村民围绕村庄共同体利益形成了共同关注，公共利益得以整合。在前赵固村村务微信群里关于修路和环境整治问题有过几番激烈的集体讨论。村民在现实中可能碍于情面，不好当面直接质问村干部，但村务微信群可让村民匿名加入的方式给予了村民较为自由的表达空间。很多村民都在村务微信群里对修路问题表示关注，例如，“修路什么时候能落实到位？大家进出不方便，请村里领导尽快向上级反映问题”。关于村庄环境卫生整治问题，村民也在村务微信群里直接发问：“坑边垃圾成堆，有领导出来管没有？”这些关注和追问使得村干部须加紧给村民一个交代。村干部利用村务微信群这一线上交流平台，通过网络动员，组织引导村民参与公共环境整治，进而促成“共同行动”。这种公共舆论不仅彰显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深层次地体现了村民对村庄共同体建设的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村务微信群里的讨论并非仅限于村庄层面的公共议题。如果村民之间因为个人利益或私人恩怨出现纷争和龃龉，村干部能及时了解纷争缘由，同时其他村民在群内看到消息后也会好言相劝，劝告邻里之间要以和为贵、互相谅解，避免事态扩大化。可见，正是跨时空“共同在场”的村民通过村务微信群形成的公共舆论氛围，强化了村民利益共同体意识，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三）权利整合与互动治理

数字赋能意味着村务微信群作为新兴治理工具，使村民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实现了话语权的回归，保障了村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得权利得以整合，进而推动了乡村社会互动治理的形成。村务微信群线上互动的方式和村民可匿名加入村务微信群的模式为村民参与公共决策和开展自由讨论提供了重要渠道。该村前任村支书因擅自决定占用耕地开发房地产而受到法律制裁，也让购房的村民损失惨重。村民意见很大，对村委会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意和不信任感。因此，在村庄公共事务和公权力监督方面，不少村民会通过村务微信群直接发声：

“新官上任三把火，领导弄几把，暖一下我们村民的心。”（网名：幸福人生，留言时间：2021年4月15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村干部要以身作则，为村民谋福利，不要愧对村民对你们的期望。不要中饱私囊，国家的好政策要及时传达，现在是法治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网名：微笑面对，留言时间：2021年5月8日）

村务微信群公共能量场通过多元主体的发声，打破了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基层以往的“话语霸权”及村民“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局（邬家峰，2021），打通了自下而上的沟通反馈渠道，切实发挥了村民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村务微信群为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村民在本村公共事务治理方面践行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重要场域，促进了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与村民良性互动关系的回归。互动治理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而村务微信群正是将外流村民和在村村民重新聚合在这一网络公共空间实现了“共同在场”，从而使村民的积极反映和村委会的及时回应形成回路，进而促进公共行动、实现互动治理。很多村民都会就关切的问题在微信群里提问：

“我们也着急修过道，上一届领导把我们的过道用砖铺了一半没有砖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样也不能只给修了一半过道就不修了吧，也不铺到头。砖都跑哪儿了？”（网名：我爱我家，留言时间：2021年4月21日）

“大队什么时候发麦种呀？麦种不发，这是让大队贪污了还是放起来不发了，请给个合理的解释，非要找记者采访一下就好了吗，领导们？”（网名：奋斗为家，留言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数字社交媒体所扩容的网络公共空间具有更多的民主功能。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和对公权力的监督本质上就是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交流、整合与妥协。在此过程中，村干部会遵循“理性公民精神”原则，绝不是无条件地满足个人私利，而是在理性指导下实现村庄的公共利益（赵晶和张平，2017）。前赵固村村支书及时对村民的疑问进行了回应：

“一直在跟上面的领导争取，说是过了这个雨季就开始修。我保证给大家把路修了。”（村支书：唐海平，留言时间：2021年4月21日）

“今年的小麦种子确实还没有发，是咱们镇还没发。一旦上面发了，马上就拉回大队分发给大家，绝对不会短了一斤一两，请大家监督。”（村支书：唐海平，留言时间：2021年10月16日）

“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微信联系我或者打电话给我，我一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村支书：唐海平，留言时间：2021年4月22日）

在村民与村委会协商对话的基础上，村委会积极与镇级领导沟通，终于在2021年10月把未修的过道都修整好了，同时把通往北口村的道路也修通了，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关于村庄环境整治问题，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务微信群里共同倡导建设和谐文明干净卫生的人居环境，强调改善环境人人有责。同时，通过在村务微信群里加强交流互动来凝聚共识，推动形成集体道德约束和村规民约，进一步规范村民行为。另外，在农资发放方面，村委会及时在村务微信群里通知具体的发放时间，并将农资发放总量和每户领取的数量在线上清晰告知，使村民第一时间了解农资发放信息，村委会的公信力得到提升。可见，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有效促进了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生活，每位村民都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多元主体不再是空洞的集群和抽象的存在。另外，经充分交流讨论、凝聚共识之后，村民也觉得有义务遵守村庄的行为规范，并且有责任和义务为村庄发展尽一份力（冉华和耿书培，2021）。诚然，这种依托公共性再生产建构的互动治理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对话协商的结构，实现了村民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共振共鸣”以及村务的“共同参与和行动”，还规范了村民自治的实践样态。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构建了村干部作为“服务者”、在村村民作为“行动者”和外流村民作为“跨时空在场者”的“三位一体”的线上协商沟通、互动反馈的协同治理体系，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对前赵固村从高音喇叭到低声微信群的媒介变迁过程的追踪观察，揭示了媒介传播对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以及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影响机制，反映了国家力量通过媒介对乡村社会的介入形态。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传统社会中“共同在场”情境总是承载着社会成员在物理环境下的互动，是一个由被定义为“在场互动”文化所构建的公共社会关系圈。此时，高音喇叭作为国家权力的隐喻，它协助位于权力中心的中央政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可以让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末梢的乡村时刻与国家保持联系，成为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高音喇叭作为一种极具传播力和渗透性的媒介，发挥着自上而下政策宣传的作用，完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此阶段，高音喇叭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这种特质与国家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乡村人口大规模外流使得村民个体之间、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极大弱化，乡村公共性出现危机，并且公共性所承载的公共服务、社会整合、公共话语等社会功能也逐渐消退，给乡村社会治理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虽然高音喇叭在应急管理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与治理需要，但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已明显削弱，对“脱域”的乡村社会治理表现出低效性和无力感。

步入信息化时代，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和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契机。村务微信群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人群重新聚合，实现跨时空“共同在场”的互动。一方面，村务微信群延伸了公共事务传播触角，夯实了公共性再生产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虚拟共在”不仅密切了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还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勾连起个体与村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乡村生活与外部世界，强化了情感共融与集体意识。此外，村务微信群为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村民在本村公共事务治理方面践行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重要场域，推动了村民话语权的回归。乡村社会治理中村民主体地位的强化，推动了多元主体协商沟通、自上而下传播与自下而上反馈相结合的互动治理机制的形成。互动治理绝不是简单地将公共事务传播由线下迁移至线上，而是要形塑“协商沟通-互动反馈-集体共识”的治理模式。这种依托公共性再生产建构的互动治理促进了村庄共同体的稳定。当然，在探讨村务微信群对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和社会治理转型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观照乡村社会内部治理模式的转型趋势与数字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及其发展变迁，要理顺“新乡土性”与“数字化”的互动逻辑。换言之，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意义不仅在于借助数字媒介让逐渐走向松散的村庄共同体通过一种新的公共性纽带凝聚起来，还在于以公共性的重塑和提升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形成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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