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基于东北三省120家粮食种植合作社的调查数据

作者：郭翔宇 姚江南 李　桃  责任编辑：刘佳宁  信息来源：《农村经济 》202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3-18  浏览次数： 19848次

【摘　要】 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与影响因素，对于促使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组态分析框架，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东北三省120家粮食种植合作社的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fsQCA方法探讨高效率合作社与低效率合作社的条件组态。研究发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效率水平适中，总体效率分布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特点，多数合作社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合作社效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合作社高效率的组态可概括为全能综合型、自主探索品牌建设型、市场对接融洽型以及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低效率的组态可概括为“类空壳社”式、缺乏规范式以及“规模陷阱”式。依据研究结论，文中提出了如何促进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对策建议，即加大对部分有潜力的合作社的投资力度与政策倾斜，培育一批自主探索品牌建设型或市场对接融洽型高效率合作社，打造一批党支部领办型高效率合作社“样板”，接续巩固规范合作社的成果。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组态视角；三阶段DEA；fsQCA

一、引言

一直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互助性经济组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合作社实践不断深入。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合作社达到221.9万家。但是，现阶段，“空壳社”仍然存在，近三分之二的合作社带动成员的作用不明显，[1]合作社效率参差不齐。因此，围绕合作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于释放合作社助农增收潜力、提升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效率是一个组织一定时期内的投入产出关系。数据包络分析（DEA）为测度合作社效率的主流方法：一是运用静态DEA方法对合作社效率进行评价；[2][3]二是运用DEA-Malmquist刻画合作社效率的动态变化；[4]三是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后合作社效率的真实水平。[5]

现有文献主要从外部、组织和成员层面对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因素展开研究。在外部层面，政府的支持会促使合作社通过增加投入、采纳新技术等方式来提升效率；合作社与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及科研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会显著提升合作社效率。[6]在组织层面，内部治理结构会影响合作社效率，如财务公开、成员退出等组织内部的监督制衡越强，合作社效率越高。[7]在成员层面，理事长的管理能力、企业家精神、创业能力及关系能力等都会对合作社效率产生影响。[8]

现有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对于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为简化的单要素分析，即只聚焦于研究“理事长能力”“内部治理结构”和“关系网络”等单一要素对合作社效率的作用是否显著，而缺乏对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复杂动因分析。二是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多见于演绎分析，而缺乏对于典型案例的溯因分析。本文基于组态视角，尝试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组态分析框架，对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复杂动因进行理论梳理；将三阶段DEA与fs QCA方法相结合，对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并分析合作社高效率或低效率结果下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形态，以期为如何提升合作社效率，引导合作社高质量发展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理论框架

1. 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的内部影响因素

（1）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影响合作社效率的重要因素。合作社的经营发展需要两类人力资源禀赋，分别为理事长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社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一方面，理事长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可提高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对合作社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社员进行专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培训可以提升社员的人力资本，加强社员合作意识，促进合作社效率提升。

（2）产品品牌。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是合作社变革生产经营方式、寻求效率突破的新选择。合作社可以通过品牌建设开拓销路，增加销售收益，提升合作社效率；合作社也可以利用品牌优势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获得较高的品牌溢价，提高合作社效率。同时，农产品品牌建设能够倒逼合作社革新生产经营方式，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进而提升效率。本文主要从自有注册商标的数量和品牌产品销售范围两方面来刻画合作社创建产品品牌情况。

（3）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是影响合作社效率的主要因素。完善的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需包括完整的组织结构、合理的决策方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完整的组织结构是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的“骨架”，具体须包括作为权利机构的社员大会、作为执行机构的理事会和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合作社法》规定成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权力机构，能否让普通社员参与到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是评价合作社决策方式是否合理的关键。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可以增加合作社经营透明度，提高社员满意度，进而增加社员惠顾次数，提升效率。监事会召开会议次数直接表征合作社内部监督机制的健全程度。

（4）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是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关键因素。从激励理论角度出发，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应当给予有贡献的所有要素合理的激励，[9]从而激发不同要素所有者扩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提升合作社效率。从社员参与角度出发，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一是可以提高社员满意度，降低社员违约率，从而确保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促进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实现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利益“捆绑”，达成两者间“利益交互、风险共担”的良性循环，助力效率的提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应包括提取公共积累（公积金）以培育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二次返利以实现社员和合作社之间的利益“捆绑”，构建合理的盈余分配方式以保障各要素投入的合理剩余索取权。

2. 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的外部影响因素

（1）政府支持。政府支持可分为直接和间接支持。直接支持是一种“硬”手段，包括专项资金支持、税费减免和金融支持等；间接支持是一种“软”手段，包括信息指导、技能培训和管理辅助等。政府支持合作社发展往往是软硬兼施，[10]且通常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合作社使用“硬”手段进行扶持，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社使用“软”手段进行规范。

（2）金融环境。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补贴、内源性筹资、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和非正规民间借贷，[11]其中，政府财政补贴属于政府支持范畴；合作社大多内源性筹资能力不足；非正规民间借贷风险不受控。因此，正规金融机构是合作社筹资的有效途径，由正规金融机构构成的金融环境是影响合作社效率的重要因素。现阶段，金融环境对合作社发展表现出严重的束缚性。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完整地获取关于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的信息，放贷于合作社的预期风险巨大，合作社“贷款难、贷款少”的问题凸显。

（3）外部社会资本。合作社与外部社会网络中相关主体的良好合作关系，可帮助其更好地获得资金、资源和信息，提升效率。廖媛红认为，合作社的外部社交网络分为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包括与科研院所、银行、商业合作伙伴等主体的联系，纵向联系包括与农业局、工商局等主体的联系。[12]但是，上述分类忽略了合作社与所处产业上下游主体之间的联系，淡化了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社及联社之间的合作效益。本文将合作社外部社会资本分为三类：一是与高校、研究院所、技术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网络；二是与生产资料供应商、农产品批发或收购商、物流运输商之间的关系网络；三是与其他合作社及联社之间的关系网络。

3. 组态视角下内外部因素对合作社效率的影响

传统的研究假设每种要素之间相互独立。但是，现实情况是各影响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共栖于一个合作社发展生态中，系统地影响合作社效率。具体而言，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如高价值的产品品牌建设需要规范的内部治理能力和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外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如政府政策直接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对合作社的放贷行为；内外部因素相互牵制，如政府支持、外部社会资本和金融环境影响合作社能够获得资金、信息和技术等支持的总量，进而影响其规范内部治理的力度、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的决心和投资产品品牌的动力。

综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内部、外部两个方面，包括七个因素的理论框架（见图1）。该框架主要关注两种因果关系：一是某一要素是否能够构成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必要条件；二是七种要素如何耦合以产生合作社高效率或低效率的结果。

图1 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研究方法

（1）三阶段DEA方法。鉴于调研样本广泛分布于东北三省各市县，故用三阶段DEA方法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合作社效率的影响，使得测度结果客观反映合作社效率状况。具体操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选择BCC模型对合作社效率进行测度，并计算投入松弛值；第二阶段，以投入松弛值为因变量，各外部环境要素为自变量，构建SFA回归模型，并计算投入调整值；第三阶段，利用投入调整值再次进行BCC模型分析，得到已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影响的合作社效率值。

（2） QCA方法。QCA方法综合了案例分析和传统定量分析方法的优点，既弥补了对案例分析“少数性”的质疑，又突破了传统定量分析对样本数量的限制。本文选用fs 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一是考虑到该方法能够更好地揭示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复杂因果关系，识别促进合作社效率提升的不同因果路径，剖判致使合作社低效率的深层原因；二是因本文所用数据多为连续型，更匹配fs QCA方法的要求。

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东北三省粮食种植合作社为样本，所用数据均来自于我们团队于2021年8月～12月对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开展的合作社调查。在综合考虑东北三省合作社总数、种植业合作社数量和实地预调研情况的基础上，使用典型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有效问卷12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3.75%。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测度及分析

1. 投入、产出及外部环境要素指标选取及说明

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中主要的投入要素为人力、土地和资本，故选取社员总数（人）、总成本（万元）和经营土地面积（公顷）作为投入指标。其中，社员总数为实际参与合作社运营的社员人数；总成本包括购买农资、管理费用等支出的总计；经营土地面积是指合作社自主经营的土地面积。同时，为突出合作社是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组织，选取总收入（万元）和土地增收（元/公顷）作为产出指标。其中，总收入是指年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反映其经济产出水平；土地增收是指相较于农户个体种植，入社社员平均每公顷土地增收的金额，即合作社为社员带来的单位土地增量收益，反映其带动社员增收的社会性产出能力。外部环境是指对样本合作社效率产生影响的不可控变量，故选择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亿元）、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亿元）、粮食总产量（万吨）和农村常住人口占比（%）来刻画合作社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指标数据皆来自样本合作社涉及的17个市、51个县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效率测度及分析

（1） SFA的回归结果分析。运用Frontier 4.1软件，以3个投入变量的松弛值为被解释变量，4个外部环境变量为解释变量进行SFA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广义单边似然比检验（LR test）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测度合作社效率时对外部环境和随机干扰因素进行剔除是合理且必要的。外部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值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与各项投入松弛值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良好的农业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缩小合作社各项投入松弛值，提升效率。二是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并不利于各项投入松弛值的减少，这与政府以奖代补，整改与规范合作社运营的政策倾向有关。三是粮食总产量对各项投入松弛值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种粮成本上升，单纯从事种粮经营的效益不高，很多合作社开始由规模扩张向延长产业链、拓展服务功能转型有关。四是农村常住人口占比是降低经营土地面积和总成本松弛值的不利因素，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主导的新阶段，以劳动密集为特点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被彻底改变。

（2）第一、第三阶段合作社效率测度对比分析。对比第一、第三阶段结果可得出几点结论。一是调整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处于适中水平，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6263、0.7410和0.8456；相较于第一阶段，合作社综合效率值下降约7.20%，规模效率下降约8.30%，纯技术效率上涨约0.30%，即调整后，合作社综合效率下降主要是由规模效率降低所导致。二是调整前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分布均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特点，DEA完全有效的合作社约占总量的10%，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值均在0.4以下的合作社占比较小。三是调整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合作社数量增加一倍，说明外部环境对合作社所处规模报酬阶段具有较大影响。多数合作社实际上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可适当增加投入。约13.33%的合作社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需尽快摒弃盲目规模扩张的发展道路，将投入冗余转化为有效产出。

 

表1 SFA模型回归结果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数值为估计系数的t值统计量。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1. 变量测量与校准

依据理论框架，对影响合作社效率的条件变量进行测度，并以三阶段DEA得到的综合效率值作为结果变量（见表2）。各条件变量取值由二级指标算数平均得出。若变量的二级指标拥有不同的量纲，则需对其进行无量纲处理。另外，选择“拥有一个自有注册商标”且“品牌产品销售范围为本市”的合作社产品品牌变量取值为交叉点的校准标准。其余变量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的校准标准均为0.05、0.5和0.95分位点。

2. 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分别对合作社高效率和低效率结果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如表3所示，各条件变量影响合作社高效率或低效率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即单个条件变量对合作社效率结果的解释力均比较弱。因此，合作社高效率或低效率绝不仅是单一条件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3. 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率的组态分析

本文使用fs 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为1，并将初始一致性高于0.8，但PRI值低于0.7的案例结果手动修改为0。由表4可知，合作社高效率的组态结果有七种，且单一组态和总体解的一致性皆远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3613，说明36.13%的案例可解释合作社高效率的原因。本文将七种组态归纳为四类合作社高效率类型。

 

表2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测量

表3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1）全能综合型高效率合作社（S1a、S1b）。此类合作社多为国家级或省级示范社，具有“规模大、功能全”的特点，且多呈现出一种“无短板式”的经营状态。该类合作社理事长往往具有独到的经营理念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注重合作社内部管理，关注社员利益，积极搭建与政府、联社和企业等外部主体的良好关系。

（2）自主探索品牌建设型高效率合作社（S2a、S2b）。组态S2a和S2b拥有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利于其广泛吸纳社员，故社员人数普遍偏多。一方面，社员人数的增加可以为合作社带来更多的要素投入，从而快速积累生产经验，推动合作社积极追求更高的效益，进而自主探索品牌建设。另一方面，庞大的社员总数也为内部治理带来了挑战，集体决策的难度大、成本高，很多合作社便简单选取“负责人决定”的决策方式，故内部治理结构得分偏低。同时，建立产品品牌往往需要较多的资金，若不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合作社便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求资金帮助。具体而言，S2a组态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源，理事长和社员往往自身拥有较多的资金和较广的社会人脉，可以为合作社提供部分内源性或非正规民间借贷资金；相反，S2b组态没有较高的人力资源，则需积极争取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并努力加深与外部主体的合作以节约交易成本。

 

表4 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率组态分析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

（3）市场对接融洽型高效率合作社（S3a、S3b）。该类合作社多为农户自发组建或种粮大户领办，理事长多为当地农户，故人力资源上存在一定的短板。但是，此类合作社的市场对接能力突出，并打造了以农产品品牌为核心的高效率链条。链条的核心逻辑为：合作社利用金融环境优势融资进行产品品牌建设，并提高管理能力对产品品牌进行有效管理，以期打造出销售范围广、产品品类多的自有品牌，获取高额品牌溢价，进而提升效率。在此核心逻辑上，组态S3a还积极获取政府支持，建设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将品牌溢价合理分配，以保证合作社可持续运营；组态S3b则力求拓展与其他主体的合作以拓宽销售渠道，节约交易成本。

（4）党支部领办型高效率合作社（S4）。S4多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其高效率的原因一是把同村分散的小农户聚集起来适度规模经营，以获得较高的规模效益；二是由党支部统筹规划合作社发展，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该类合作社的理事长多为村干部，社员也多是小农户，故多具有人力资源劣势；社员多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也多为按股分配，故利益分配机制得分偏低。

4. 农民专业合作社低效率组态分析

同理，表5所呈现的合作社低效率组态可分为三种类型，单一组态一致性均处于0.9以上，总体解覆盖度为0.3741，说明所得组态可以作为合作社低效率的充分条件，且37.41%的案例可解释合作社低效率原因。

 

表5 农民专业合作社低效率组态分析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失。

（1）“类空壳社”式低效率合作社（N1、N2）。组态N1虽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活动，但通常组织结构不健全或形同虚设，无二次返利，无盈余分配，更无力打造产品品牌，也得不到政府和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是一种“类空壳社”式的低效率。与组态N1类似，组态N2虽能申请到部分金融贷款支持，但经营不规范，和农户利益联结不紧密，故效率不高、实力羸弱。

（2）缺乏规范式低效率合作社（N3a）。组态N3a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储备，注重搭建与外部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且能够获得一定量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但是，此类合作社仍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多数只从事种植生产活动，售卖原粮，有合作的外部主体仅为生产资料供应商、农产品收购商和物流运输商，只能获得一定量的规模效益；二是内部管理不规范、利益分配不合理，获得的规模效益既没有作为公积金用于合作社发展，也没有以合理的分配方式返还给社员，反而可能被核心成员中饱私囊。

（3）“规模陷阱”式低效率合作社（N3b）。组态N3b通常具有较大的生产经营规模，其效率较低实则是遭遇了“规模陷阱”的发展窘境。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愈发复杂，内部协调的成本不断增加，合作社效率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很快就会失去同步效应，致使其陷入低效率困境。

5.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用（1）将案例一致性阈值从0.8提高到0.85和（2）按所在省份等比例删减10个案例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方法（1）得到的组态结果与上述结果一致，方法（2）得到的组态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即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合作社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以综合效率为结果变量，使用fs QCA方法对影响合作社效率的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得到几点主要结论。一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效率水平适中，效率分布呈现出“两头少、中间多”的特点。二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有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三是合作社效率的高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受单一因素主导。四是合作社高效率的组态可概况为全能综合型、自主探索品牌建设型、市场对接融洽型以及党支部领办型高效率。五是合作社低效率的组态可概括为“类空壳社”式、缺乏规范式以及“规模陷阱”式低效率。

依据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对如何促进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对效率水平处于中游且规模报酬递增合作社的投资力度与政策倾斜，增加高效率合作社数量。一方面，政府应深入了解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急、难、愁、盼”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精准帮扶方案，切实扶植一批中等效率的合作社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统筹财政预算和涉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方式设立“资金池”，集中、优先地为已取得一定规模且有较好发展势头的合作社提供支持。二是增强合作社市场对接意识，培育一批自主探索品牌建设型或市场对接融洽型高效率合作社。政府应着力培养一批具备市场化意识、互联网思维和销售管理能力的理事长，并通过贷款支持、税收减免和出口补贴等方式缓解探索品牌建设合作社的资金压力。另外，处于“规模陷阱”的合作社应果断决策，通过对接市场带动合作社产业升级，进而摆脱低效率困境。三是继续发扬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的优势，着力打造一批党支部领办型高效率合作社“样板”。政府应积极整合农业农村、财政、金融等多部门的力量，利用“组合拳”的政策优先推进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发展进程。政府还应在引进人才上寻求突破，制定人才引进专项计划，改变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人力资源匮乏的现状。同时，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应充分依托市、县、乡相关部门力量，如依托乡镇经管站力量捋清财务账目、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创新盈余分配方式。四是接续巩固规范合作社的成果。政府既需要加大对“类空壳社”式低效率合作社的整顿与劝退力度，也需要“一对一”或“一对多”地辅导缺乏规范式低效率合作社建立起规范的运营制度。另外，建立合作社动态管理制度，定期评价合作社生产经营绩效是切实解决“类空壳社”式低效率和缺乏规范式低效率问题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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