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改造：中国共产党嵌入农村工作的政治动员——基于20世纪40年代山西省襄垣县史料的考察

作者：黄岭峻 徐以丹  责任编辑：刘佳宁  信息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3-18  浏览次数： 18389次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嵌入农村经历了从调查到改造的政治动员过程，也是将农村地区逐渐推向现代性的具体实践。20世纪40年代山西省襄垣县的史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渗透体现了现代性和传统社会之间的交融互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采取有效策略积极主动地包纳及动员农村革命资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现代性改造肇始于社会调查，它直接影响到农村工作的嵌入程度和建设效果，具体体现在政权力量对基层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管理及整顿，新入党的农民党员之社会构成和农民的入党动机及作风成为社会综合治理与基层政治动员的决策依据。在中国共产党嵌入农村进行现代性改造过程中，新兴的现代性观念、规则和制度逐步激活了农村的革命资源。这一过程铸就了新的政治秩序，体现了对党员队伍的整顿和新兴制度的创生性转化。

【关键词】 1940年代；襄垣；政党；政治动员；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蕴含着与传统既相对立又相契合的属性。“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1]。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政治动员的过程，也是将传统农村逐渐推向现代性场域的过程。诚然，中国共产党为农村带来的现代性变化，并不限于现代制度本身，其中还夹杂着对传统的反思性继承与运用。黄道炫结合中国乡村实际境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对抗战时期的基层社会塑造过程展开分析，认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依靠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和群众路线有效实现权力下沉，强行介入基层社会，形成一体化管理[2]。而王奇生则从另一视角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政治动员情况，他认为大革命结束后各地基层党组织为了响应中央快速恢复和壮大力量的指示，对农民采取乱收滥拉的吸纳方式，在此情景下，大批农民被动卷入革命队伍中，故其拥护革命可能并不是出于自然选择，残留的地方主义和宗族主义元素也借此渗入基层组织之中[3]。无独有偶，李里峰也认为战时党对于农民的大批量吸纳导致了党员队伍在一定程度上的信仰缺失，此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意识形态原则的纯粹性，进而得出中国共产党为吸收基层力量而采取各种“权变之道”的结论[4]。这虽是基于史料得出的具有一定逻辑合理性的结论，但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毫无疑问，后续研究应当更为理性地对历史现象进行剖析，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动员基层农村的历史事实，客观研判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动员的方式及其效果。本文立足于山西省襄垣县地方史料，以期从另一侧面解读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现代性改造实践背后的深层政治逻辑。

襄垣县档案馆藏有67份农民党员的统计表，透露了部分农民党员的入党动机，令人产生兴味。据统计，1948年，在山西省襄垣县1300余位新入党的农民党员中，“为打地主”而入党的占16.6%，“想翻身”的占18.89%，“为了抗日”的占19.35%，“想当干部”的占18.96%，“找靠山”的占21.25%，“其他”占近5%（见表1）。可见，在入党动机的统计中，农民党员的想法整体上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革命话语和主流思想，尤其是“想当干部”与“找靠山”两项占比较高，合计超过40%，反映了襄垣县相当部分农民的入党动机客观地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

从表面上看，这是党在特殊环境下，对农民群体中客观存在的不良入党动机怀有一定的包容性。但结合党组织在当地的后续作为看，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后来对这些“不良分子”的思想改造卓有成效，党将现代性注入农村的过程，也是一个改造农民思想以适应现代政党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复杂过程。

表1 1948年襄垣部分村村民党员成分及入党动机统计总表[5]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渗透体现着现代性和传统社会之间的交汇与融合。该过程并不是一个完全反传统的闭环，而是利用现代性元素积极主动地包纳农村原有资源的过程。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借用，也有对传统的剔除，最终在农村建立起以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为核心的权力秩序。

二、嵌入前的调查：社会综合治理与基层政治动员的决策依据

从现有材料看，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襄垣农村的渗透始于社会调查工作，并借此构建了对该地区的规范化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兴政治力量主动进入被传统秩序笼罩的场域，进而形成一种支配权力，必须充分掌握相关社会经济信息。社会调查有助于打通农村地区的社会活动与外来组织的嵌入场景之间的关节点。在政治权力嵌入襄垣农村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任务。

即使按照今天的社会调查标准，解放战争前夕党在襄垣农村的社会调查内容也堪称详备。它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及阶层、家庭及财产等多个维度的数据。农业生产统计不仅包括核算农业生产成果等基础性工作，还包括参与生产的农户数及农业生产者的个体背景、不同成分农民的土地分配、敌军占领前后各村土地变化、土地经费变化、各村投入生产的牲口数量、各村劳动力年增减数量等一系列相关信息[6]。除将与农业生产相关并能够量化的信息进行规范统计外，襄垣党的基层组织还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各阶层劳动者的心理状况开展访谈调查，深入了解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为制定农业生产规划提供决策依据[7]。此外，襄垣各村的调查触角还延伸到了敌占区，对该区多数村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作了细致摸排，如对敌占区各村劳动力、土地、财产和各阶层被分摊给敌军的钱财负担状况等都有着清晰详尽的记录[8]。可见，20世纪40年代初期襄垣的农业生产统计并不是单纯地进行农产品产量上的计算，而是涵盖了许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内容，并且非常注重对生产资料变化情况的实时掌握，是对战时农村社会进行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另外，在阶层、家庭及财产调查方面也有详细记载。

首先，各村阶级状况调查。对襄垣农村的阶级状况调查侧重于分析各阶级人员构成，定期跟进各阶级生活状况变化并对富农、中农、贫农三个主要阶级农民的生产负担进行细致核算[9]。对家庭及财产等各方面的具体调查是在阶级调查的背景下展开的。具体而言，在人口统计方面，主要计算阶级占比、男女占比、各年龄段人口占比、有效劳动力占比等基本信息，再结合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一些影响本村人口流动的因素进行统计，如对外来户、要饭数、卖儿数、被地主压迫逃到外乡人口数、灾荒饿死数、无家无户数等人口流动状况做到实时掌握，以准确更新该村人口变化情况[10]。

其次，家庭财产状况调查。将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是党开展基层治理的突破口，家庭情况统计所包含的信息极其详尽，涵盖了家庭成分、人口、土地、粮食产量、每人均地、每人均粮、共窑[11]、共房、牲口等各项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与各农户的人口、财政状况一起统计。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家庭基本信息的统计，还加入了“因何斗争”[12]一栏作为家庭调查的主要项别。据襄垣史料知，因“追三代”及“汉奸”“恶霸”等罪行而被“斗争”的家庭最为常见[13]。

纵观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大致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组织进入襄垣农村时的审慎态度，这为其日后在农村开展政治动员提供了坚实的决策依据。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对襄垣农村的社会调查统计工作也表明，党在解放战争前夕，在襄垣农村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治理方法和相对规范的操作流程，基本做到了对于人口、户籍及主要物资等方面的切实掌握与有效管理。

三、嵌入中的改造：政治动员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境况

中国共产党在襄垣农村的渗透不限于对物资资料等相关信息的掌握。解放战争打响后，国共两党均积极吸纳新党员以壮大自身实力，努力争取本阵营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对广大农民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成为一项紧迫而必要的任务，需要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广泛、高效地招纳农民入党。

大量资料表明，20世纪40年代的襄垣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招纳农民入党怀有一种非常急迫的心态。当然，随之而来难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如前述当地农民群体普遍存在入党动机不纯的现象。不过，资料显示，在20世纪40年代出于现实考量，农村基层党组织也确实未将入党动机作为筛选党员的决定性条件，而是给予比较宽松的准入门槛以扩大吸纳农民党员的范围，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一个历史事实。

反观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党员的选拔标准不尽相同，在政治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时，出于扩大政治影响的考虑，其对增加新成员的需求十分强烈，因为此时的“数量对政党政治来说就意味着一切”[14]。具体到本文涉及的国共两党相争背景下，农民因其数量庞大而被政党视为必须争取的对象。一般而言，在传统小农社会的背景下，农民过去的生活几乎无涉政治，而一旦被时代裹挟进政治的世界，他们的政治立场便需要靠现代政党主动赋予。在20世纪40年代，农民被现代政党所赋予的政治属性极为鲜明，几乎无中间骑墙的余地。这一时期，国共双方皆以各种方式积极争取农民入党。两党在农村不同阶层的扩展程度，也决定着他们最终的胜负成败。因而，党组织在这一特殊时期放宽对农民入党条件的限制，实无可厚非。

经过对襄垣部分史料的整理，从新入党的农民党员的类别、成分及动机等几个方面可以清晰看出1940年代襄垣动员农民入党的复杂情形。

（一）新入农民党员的社会构成状况

党员的社会构成一般指阶级成分，对新党员的阶级成分进行判定是发展党员的一项必备流程。通过对一定量新党员的社会构成作出有价值的定量分析，能够触摸到一些历史事实背后潜在的逻辑。首先，从表1可以看到，虽招募的党员大多为男性，但女性农民党员已经占到新入党党员的半数以上，且其中包含7位女性农民干部，这表明1940年代女性在党内实有一定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惯习，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政治动员的目标虽以男性为主，但对于有意愿为党奉献力量的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开了方便之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在农村吸纳人力资源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具有较大包容性。

在表1中，“中农”的比重高达82.02%，“贷农”占15.31%，“雇农”占2.13%，“裕中”和“富农”二者之和的占比不到1%，“新富”未见一人。可见，新入党员中“中农”比重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一现象应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需求所采取的灵活策略，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一直保持着应时而变的战略更新态势。1940年代类似襄垣这样新入党党员中“中农”占比高达82%的现象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但最具有主导性的因素仍是党组织对于壮大农村力量的迫切需求。

譬如，刘少奇在1948年2月18日致电毛泽东，要“在新农会委员代表中增加中农成分……吸收新中农加入贫农团，使其尽一时期的责任”[1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高层领导在土改中对“中农”持有接纳的态度。在任弼时代表中央起草的《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中，也同样指出，“广大党员的情绪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他们参加土改运动在团结中农上产生好的影响（因党员中有不少新旧中农成分），特别在必要动员中农抽出土地时，党员起了带头的作用……工作团对支部加以改造……更易于全面地了解全村特别是中农的动态和情况”[16]。这表明中央领导人对“中农”在土地改革及革命中所起作用的重视程度。直观上看，全国性胜利即将到来，动员中农入党能够有效填补内战带来的人力物力损耗，而且因“中农”拥有田地，“土改”中更是需要这一群体的党员带头支持政治运动。

因此，1940年代新入党党员“中农”占比较高的表象背后，实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资源的特殊需求。但随着形势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农”采取了不同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不再以争夺政治资源为工作重心，加之“许多中农成分的党员无产阶级意识很差”[17]，因而在政策上作了较大调整，“在农村中接收党员，应该注意考察入党者的阶级成分，凡本人系上中农成分的，一般不得接收入党”[18]。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准入机制并不是刻板机械且一成不变的，它有着相当灵活的调整方式、弹性的准入条件、敏锐的纠偏能力和足够的伸缩空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历程中采取的理性策略，当下一些诸如“权变”的说法便似乎放大了在某一阶段中具体策略的让步特征和负面效应，未从历史的整体性上对其进行把握。

（二）农民的入党动机及作风状况

如前所述，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大力鼓励农民参与革命与农民自发自觉地拥护党之间是一个相互交织并互相促进的过程。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制度，党组织的嵌入强化了这一过程。此外，因为政党的存在还能“唤起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我们的感受’”[19]，党组织的嵌入也赋予传统农业社会成员某种心灵上的归属。

如表1所示，在襄垣县1313位新入农民党员入党动机调查的各项占比中，尽管时值土改，但“打地主”选项并不居于前列。这主要是因为在襄垣新入党党员中“中农”的比重最高，而较诸受剥削最深的贫农和雇农，中农对地主压迫的感受相对较轻，故“打地主”在襄垣并不能够成为占主流的政治激励[20]。“为了抗日”的入党目标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体现了战争时期的农民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甘于奉献的精神。但“为了抗日”这一入党动机项别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难免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脱节，有19%的农民因抗日而入党，可能更多属于抗战期间入党的老党员。“想当干部”是稍显露骨的功利主义表述，正如米歇尔斯坦言：“无论从理想主义和阶级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个人的动机来说，他们进入党组织本身必须被视为有利可图的行为，对于一个有才干的德国工人来说，再没有比进入社会主义阵营能使自己尽快改善处境的了。”[21]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共产党带给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发展空间。同时，党亦能通过组织资源吸引并团结众多追随者参与政权建设。“找靠山”是所有动机中占比最高的一项，“找靠山”的集中诉求与新入党员大多为中农成分密切相关。在革命年代，中农因其拥有一定田产、基本没有反动性但革命性相对低落的情况，总体上处于既要被争取、又不能被视为革命主力军的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中农的诉求以在动荡时期保“稳”为主，“找靠山”便是欲求通过入党来寻求政治庇护，故这一集中选择应是由“中农”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在政治心理学中，“权力”“附属关系”和“成就”被视为驱使人们进入政治领域的三种因素[22]。襄垣史料也印证了战争时期的农民怀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政治抱负及对自我实现的期待，并非都是被采取“突击式、拉夫式”[23]的发展方式强制入党。党与其成员之间各有所求，遂获得利益上的某种一致性。从后来的发展态势看，也正是因为组织与成员间有着这一共同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重重困难中取得优胜。

20世纪40年代的襄垣虽对放宽农民的入党条件，并不意味着党的整体质量会被过分拉低。中国共产党对新党员进行的系统且反复的思想整顿，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因为此，为了切实净化党员作风，1948年的襄垣农村各党支部普遍对不合格党员进行了筛查、统计并及时给予整顿。通过对1948年襄垣县一二三区64个村庄的村支部作风统计表的梳理，可以看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襄垣整党的过程中，纪律建设、阶级斗争和个人品德构成了农村基层党支部衡量党员作风的三大维度（见表2）。

表2 1948年襄垣一二三区六十四村支部作风统计表[24]

如表2所示，“作风问题”中包含了“行政违令”“捆打害人”“流氓腐化”三项。从结果上看，“行政违令”占总数的13%，“捆打害人”占8.8%，“流氓腐化”占15.5%。其中，“作风问题”中三个选项的总和在整表中占比最高，成为党员最易触碰的规则红线。“行政违令”表明不少党员组织性、纪律性严重欠缺，而“捆打害人”和“流氓腐化”则形象地展现了部分农民党员入党后仍具江湖气息、惯以暴力行事等情形。“自私自利”中包含了“贪污”“偷取果实”“贱卖果实”三项，这三者均与个人品德密切相关，故此处也将表头“多占果实”一项纳入与个人品德具有紧密相关性的类别进行合并分析。数据显示，“贪污”占近2%，“偷取果实”占10.5%，“贱卖果实”占3.8%，“多占果实”占4.8%。“偷取果实”“贱卖果实”及“多占果实”反映了小部分农民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尚需提高。“包庇地主”选项中涵盖了“原有”“还有关系”及“已断绝关系”三项内容，从这数据的相互关系可以推测，“还有关系”的3人与“已断绝关系”的9人相加构成“原有”项的12人。将“包庇地主”作为一个关键项反映了土地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对党员作风的特殊要求。同样，表中“结婚地富女人”的设选也是以党纪形式防止反动力量通过婚姻渗入党组织。可见，20世纪40年代的襄垣农村党组织存在的作风问题不一而足。故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党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这是使党员能够真正做到思想入党的关键步骤，也是政治动员真正发挥效用的必要前提。

四、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改造过程的经验反思

对经验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传统的再创造。这是因为，“传统本身并不是完全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25]。资料显示，在共产党进入襄垣重新塑造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于传统这一植根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采取了有破有立的态度。共产党对农村中一些礼俗加以认可，这意味着传统的某些规约仍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且，党在襄垣农村进行社会治理时所运用的道德评判标准多是依托于传统价值观念。当然，这种传统实际上已被过滤，并且“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26]。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渗入农村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对现代性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总是根据管理社会的需要不断地实践着对传统的新认识，进而利用过滤后的传统巩固新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于农民的思想改造，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进而及时把握农民的思想状况。在充分捕捉农民的思想动态的前提下适时进行组织引导，最后达到动员农民参与社会建设和政治革命的主要目标。

在传统得到反思性运用的同时，某些新兴的现代性观念、规则和制度的嵌入也在逐步进行之中。它与反思传统的实践一并交织铸就了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个过程体现在对党的队伍的整顿和许多新兴制度的创造当中。譬如，1948年5月，襄垣县北郝村进行了一次常规性的整党工作[27]。 这次整党的目的主要在于打击党员队伍中出现的各种不良作风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党员偷盗布料、粮食、金属等现象。党员极易发生偷盗行为与其入党时的考察条件宽松不无关系，许多党员入党时毫无隐藏地表明自己以“想当官”“找靠山”为动机，自然入党后会以某种方式攫取物资以肥私。针对这种情况，农村党支部经常召开整党大会，令涉事党员公开检讨，从而直观地演绎党纪规则。资料表明，这种整党大会的分寸把握较为精到，未以处置个人为重点，而是在于广泛地教化党员，使其对党纪党规保持敬畏之心。

总之，从襄垣史料可以看出，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对入党动机的容忍度具有一定的伸缩空间，采取了适当放宽条件的策略。这一方面可以有效淡化农民入党的心理防线，推动农民向党组织靠拢；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农民真实的思想状态，有助于后期有的放矢地对其开展思想整顿工作。而在农民正式加入组织后，提高农民思想觉悟的工作便被摆上日程，通过整党来进行回溯并纠偏，帮助有关党员树立政治集体意识，达到规范自身行为和服从组织命令的要求，最后达到践行党的宗旨、理解共产主义的效果。

可见，农村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未揠苗助长般强制输出价值，而是通过整党教育的方式实现党内政治社会化的功效。北郝村的整党只是全国整党浪潮中一个极为微观的缩影，反映了党的整顿工作在农村得到了有效落实。从史料反映的结果看，效果较为显著，并未如其他地方出现“党的组织纪律和审查清洗对此（农民党员）无能为力”的状况[28]。从干部管理、党务工作和选举的开展情况中都能够看到现代性在襄垣农村党组织中的蔓延和建立。

首先，政治组织内部的管理情况能够反映出政权建设的严密性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度。在20世纪40年代襄垣的基层政权建设实践中，干部管理的若干统计数据具有十分突出的政治组织力意义。1947年，襄垣全县共有干部148人，其中本地干部107人，外来干部41人[29]。外来干部占总干部数的近五分之二，可见当时襄垣政权的地方性和宗族性并不十分突出，应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政治动员基础。在具体划分干部类别方面，以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为主要依据，分为党的干部、政权干部、武委会干部、公安局干部及学校干部几个大类，基本满足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革命斗争、社会维稳及教育事业的需要。襄垣的干部管理工作十分细致，即使在襄垣农村，各村基层组织对于每位村干部的社会成分背景、党内外任职状况及阶级地位变动等信息都保持着实时跟进，且战前、战后干部个人社会成分的变化情况及对干部前任党内外和现任党内外工作职务的比较也是襄垣农村干部管理工作中十分看重的面向[30]。襄垣农村的许多干部从战前的贫农成分转变为战后的新中农成分，经济基础的提升会为干部队伍的壮大带来一定激励作用，而对干部任前任后党内外职务进行比较则应是出于给予原本具有一定社会动员能力的党外人员以一定上升空间的考虑，尽可能地吸收社会有益力量参与政权建设。关于干部管理，无论是在信息统计方面还是在对干部日常动态的掌握方面，都有精细化的分工和规则化的操作，是党内基层政权组织力得以贯彻的一个重要体现。

其次，在党务工作方面，20世纪40年代襄垣的党务工作首先以开展反贪污腐化浪费运动为重要任务，主要从思想动员、组织领导、群众检举与自我检讨等方面进行。但在反贪污腐化浪费运动中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检查一个贪污分子没有经过支部同意便交司法科处理，这引起了一般人对贪污者的同情，给我们工作造成很大障碍。”[31]反贪腐运动工作的开展力度和基层干部对组织纪律的承受程度之间存在一定失衡，这是基层党建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日常党务工作的要义就在于能够有效实现对政治系统内部问题的监测、传感及修正。因而，经过一系列讨论后，襄垣党务委员会最终提出了更加正确、民主的处理犯错干部的相关建议，使群众和一般干部的合理呼声得到反馈。另外，整党建党是襄垣党务的又一重要工作任务，包括清退不合格党员、发展新党员、完善党内制度、党性教育和审查党员等系统性工作。这一系列工作环环相扣，且档案中几乎记录了所有被调查同志的主要情况。这意味着几乎每项党务工作的触角都能够延伸到具体个人身上，需要整改的问题也明确指向于各党员平日的实际工作表现。正是由于政治系统内部能及时跟进人事动态并作出高效反应，党的基层政权建设才能得到有力保障和推进。

最后，选举是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选举基层领导人这一极具参与性和动员意义的政治活动强化了群众与组织之间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襄垣的基层选举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稳定的实施程序。襄垣的选举工作大致包含几个关键步骤：接受上级工作指示[32]——成立选举委员会——动员群众——登记群众信息——审查筛选合格选民——划分选区——确定代表比例——选举参议员——审查被选参议员个人情况——召开议会正式选举行政领导人[33]。在1946年襄垣县选举工作总结报告中，多次使用了如“民主”“权利”“公民”“公民权”等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基础概念词汇，也反复出现“翻身”“斗争”“运动”等中国革命语境下不可或缺的背景性叙事，这是因为选举制度能够为革命年代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带来现代政治的民主内涵，选举能为群众与政治组织之间拓宽沟通的渠道。20世纪40年代类似襄垣县选这样较为完备的选举工作流程可以起到相当有效的动员群众参与政治建设的作用，而党强大的组织能力也能在选举工作中得到表达。

总体来看，现代性视野下中国共产党在襄垣农村进行政治动员的动态过程呈现出深度递进的趋势。从开展全面的社会调查工作到动员农村人力参与革命，再到通过严格的社会治理实现对于传统的反思性运用，在此过程中逐渐构建起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时所带来的现代性制度和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够高效而迅速地适应农村环境，并不是单纯地依靠现代制度的简单扩张，而是现代制度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给予了某些传统因素以一种新的动力。“传统，只有用并非以传统证实的知识来说明的时候，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这就意味着，甚至在现代化社会中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传统与习惯的惰性结合在一起，还在继续扮演着某种角色”[34]。以山西省襄垣县地方史为依托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虽可能无法涵盖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农村进行政治动员的一般过程，却能够提供一种基于真实材料阐发党的建设历史的可能性，亦能够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政治动员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地方性的参考文本。

注　释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2]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3]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1927—1932年）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李里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5]该表由作者将67份1948年襄垣部分村村民党员成分及入党动机统计表进行合并整理后所制。参见《关于七个区各村党员成分与入党动机及支部作风统计表（1948年）》，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49-421-1。

[6]“富裕中农”的简称。

[7]“新富农”的简称。

[8]参见《冀家岭村调查材料》，收于《关于部分村支部群众工作、县政浸透情况调查表及负担与富农负担统计表和敌占区部分村的调查材料统计（1941年6月1日-1941年12月21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5-5-7。

[9]参见《韩庄春耕统计》，收于《关于部分村支部群众工作、县政浸透情况调查表及负担与富农负担统计表和敌占区部分村的调查材料统计（1941年6月1日-1941年12月21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5-5-22。

[10]参见《敌占区几个村不完善的调查》，收于《关于部分村支部群众工作、县政浸透情况调查表及负担与富农负担统计表和敌占区部分村的调查材料统计（1941年6月1日-1941年12月21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5-5-1。

[11]参见《1942年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总结以及家庭情况调查（1942年1月18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8-36-1。

[12]《11个典型村运动前后各阶层占有数字统计》，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70-322-62。

[13]即共同拥有的窑洞数量。

[14]应是“因何被斗争”，限于统计时表格篇幅，档案统计者经常对文字作简化处理。

[15]《关于一、二区被斗户逐户登记表、调剂户登记表（1948年11月22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54-499-1。

[16]E.E.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17]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第132页。

[18]任弼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9页。

[19]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20]《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今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1958年12月7日，载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选集》，第2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

[21]让·布隆戴尔，毛里奇奥·科塔：《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曾森、林德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22]关于“政治激励”，参见张冬冬：《比较视野下的政党组织：成员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23]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24]让·布隆戴尔、毛里奇奥·科塔：《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曾森、林德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25]李里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6]参见《关于七个区各村党员成分与入党动机及支部作风统计表（1948年）》，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49-421-95。

[27]“结婚地富女人”是“与地主富农的女儿结婚”的简称。

[2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2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30]参见《第五区北郝村整党材料（1948年5月5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46-415-49。

[31]参见李里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2]参见《关于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登记表（1943年）》，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5-84-4。

[33]参见《关于各村主要干部与区县干部面貌及五区农会部分干部会员成分登记、统计表（1947年3月26日-10月5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20-368-5。

[34]参见《1943年全年党务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22-87-11。

[35]参见《关于参议会的选举工作及参议员履历登记，补粮工作的通知、指示、总结报告（1946年3月9日-8月24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70-322-3。

[36]参见《襄垣县县选工作总结报告（1946年5月15日）》，收于《关于参议会的选举工作及参议员履历登记，补粮工作的通知、指示、总结报告（1946年3月9日-8月24日）》，山西省襄垣县档案馆藏档，档案编号：70-322-6。

[3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