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型产业振兴：山区农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基于鄂西B村产业振兴的考察

作者：杨　坤 张会芬 邓大才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2-07-11  浏览次数： 31218次

【摘　要】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治理型产业振兴是通过改善乡村治理促进产业振兴的有效探索。对鄂西B村产业振兴的追踪调查发现，B村通过重塑村庄治理体系，以治理牵引为村庄产业发展注入资金、人才、技术等稀缺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治理有效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改善治理实现村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条融合以及产业经济循环发展。治理导向型产业振兴以基础型治理塑造激活农村内部发展资源，以治理牵引外部发展要素，制度化治理保障实现治理驱动下的内外聚力型发展。因此，基于基础型、动力型和保障型的治理型产业发展模式是引领产业发展和振兴的有效方式。伴随着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治理型产业振兴也将推动村庄治理和产业发展协同推进，是实现乡村可持续振兴的重要探索。

【关键词】基础型治理；动力型治理；保障型治理；治理型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导入

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最为重要和最为基础的是实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建立完备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增强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强化产业扶贫，发展富民乡村产业。”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持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构建现代乡村农业产业体系，并在土地、资金、科技、人才等要素方面给予农村产业发展大力支持。可见，产业发展和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和首要任务。关于如何实现产业振兴，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

1.资本下乡推动产业振兴

以市场和社会力量为主导的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刘魏等，2018）以及农业生产体系转型（梁江艳和马海霞，2018）。[1,2]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产业扶贫资金的持续投入促进贫困地区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陈祖海和柳长毅，2020），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持续投入对农村企业予以支持和引导，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乡村振兴产业基础的重要力量（倪冰莉，2019）。[3,4]技术资本对产业振兴具有深远影响，农业机械化对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安全、均衡产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吕雍琪等，2021）。[5]农业科技服务型企业主导的农业技术服务规模化有利于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刘冬梅和赵成伟，2021）。[6]还有学者讨论资本整合对产业振兴的影响。张怀英（2018）将农村创业分为合作社领办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乡贤返乡创业型等，利用政策、平台、资金、人才等要素推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7]常瑞等（2019）将农业产业资本形成分为政府主导、市场驱动、自有投入，三种农业产业资本的形成、投入、优化不断促进产业链优化，最终达到产业振兴的目的。[8]

2.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产业振兴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技术效率上高于小农户（许佳彬等，2020），能够通过新科技广泛应用、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主体盈利增收以及支持政策创新等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姜涛，2019）。[9,10]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较高，其培育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激活（杨朔等，2019）。[1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有市场主导、政府扶持、精英拉动型三种，“市场 政府 精英 农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模式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需要（毛瑞男和许永继，2020）。[12]兼具经济理性和社会属性的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嵌入式培育和内生带动作用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李耀锋和张余慧，2020）。[13]实现产业兴旺，迫切需要系统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进程，设计好创新成长的新路径（汤书昆和秦庆，2021），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陈璐等，2019）。[14,15]

3.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之路（张红宇，2012）。[16]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够提升农业产业生产技术效率（李凡凡和孙洪武，2021），提高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王舒娟等，2021）。[17,18]杨宗耀和纪月清（2021）通过量化研究发现，农地规模经营对农户农业结构调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9]此外，土地规模经营能够带动农业服务规模经营水平，并能进一步通过服务水平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两者协调发展是实现农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谢地和李梓旗，2021）。[20]因此，农业规模经营促进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王敬尧和王承禹，2018）。[21]

4.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振兴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攻方向（崔超，2021），也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振兴的重要模式（贺卫华，2020）。[22,23]由小农经济转向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化、农户组织化程度和市场话语权，促进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李武和钱贵霞，2021）。[24]农村集体组织起来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基础上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郭文力和张旭，2021）。[25]通过党建引领与组织再造、农户参与和利益联结、资金注入和金融化运作以及生产资料保值与增值的集体经济再造方式促进产业扶贫向产业兴旺过渡（许汉泽和徐明强，2020）。[26]

对湖北省秭归县B村产业振兴的调查发现，以往村庄通过资本投入难以促进群众参与产业项目，也无法实现小农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型。但通过重塑村级治理体系能有效解决产业发展难题，这说明改善治理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从理论上来看，Jean(1999）提出地方国家社团主义，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地方国家主导发展，特别是地方官员在协调农村工业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7]约翰逊（2010）探讨日本政府在宏观上培育产业，在战后初期成为产业政策业绩和产业政策的主要执行者。[28]Kristen(2012）提出“农村发展型国家”，将工业增长拓展到农村和农业，认为国家运动、强有力的官僚、农民组织等治理要素共同决定农村农业发展绩效。[29]这些研究也表明治理可以培育和促进产业。基于此，本文提出“治理型产业振兴”，建立治理与产业振兴的关系，探讨如何通过改善治理促进产业稳定、高效发展。

二、治理促进产业振兴的个案深度描述

QY镇B村是秭归县域北边的一道分水岭，也是全县最北端的一个贫困村庄。全村版图面积24.55平方公里，人口756户1919人，劳动力1190人，耕地面积2965亩，人均耕地1.4亩。村庄海拔最低350米，最高1780米，属于典型的半高山村。与其他村庄相比，B村没有资源优势、治理松散，尽管有国家资源输入但村庄经济发展滞缓，在治理重塑引领发展后，B村产业发展实现了从起步到兴旺的跨越。具体来说，B村的治理和产业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治理悬浮与产业发展困境

B村农业生产统一以玉米、油菜种植为主，猪、鸡养殖为辅，由于土壤肥力差，粮食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大量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村庄土地荒废严重，贫困发生率为23.7%。作为山区深度贫困村，2010年之前B村就被秭归县纳入整村推进扶贫对象。2010年的扶贫工作会上，县、镇政府与B村村两委干部共同商讨确定了能够整村推进的脱贫致富计划：一是制定好发展规划，保障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调整产业结构，达到人均一亩经济林园的水平；三是村两委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带领群众一起致富。为了扶持B村发展，2010年秭归县政府共投入捆绑资金90多万元，并协调贷款贴息等用于村内茶叶、核桃、魔芋种植以及养殖产业发展，后续又增加了产业项目投入和资金投入，并推荐引进种养殖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然而，B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村两委干部只有5人，服务半径较大，所以农户的需求无法有效表达。此外，由于村庄海拔高差大，农户的需求不统一，高海拔农户想要修路，低海拔农户则想要发展产业，村两委申请的修路项目也因调田调地未达成一致、补偿过高而夭折。因此，政府投资的产业项目没有发挥实际经济效益。山区村庄交通不便，土地资源难以盘活，劳动力缺乏，村庄自身资源有限，市场主体也不愿投资入驻。由于多元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户的参与热情不高，大部分农户放弃村庄统一规划的产业，继续从事原有的农作物种植，对后续村庄和政府支持的产业发展信心也更加低迷。

（二）基础治理：自治重塑与产业起步

2012年秭归县响应中央号召“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全县颁布《“幸福村落”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B村以此为契机重塑治理体系。一是重组治理单元。《方案》要求根据“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有利发展，群众自愿、便于组织，尊重习惯、规模适度”的原则来组建村落，将治理单元重心延伸至村落。村落规模在50户左右，面积在1～2平方公里。B村于2014年村两委换届后开始实施“幸福村落”建设，将原有的8个村民小组划分为17个村落，2018年又优化调整为10个。为协调村落内片区经济和公益发展，第五村落又划分了5个片区。二是重组治理组织。B村除原有的村两委组织外，各村落在村委会指导下成立村落理事会。理事会由“二长八员”1组成，成员由本村落村民在老党员、退休干部和教师、退伍军人以及有组织力、号召力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的农户中推选产生，负责村落各项公共事务。B村由此形成“村委会—村落理事会—村民”以及“村党总支（支部）—村落党小组—党员”，“双线运行、三级架构”的治理框架。为协调片区发展，村落理事会召开“村落夜话”了解村民的发展需求和反映迫切的问题，在片区内设立片区长，由村落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三是组织制度化。各村落在村两委指导下制定《村落理事会管理章程》和《村落理事会议事规则》，并将行政与自治事务分离。在村落自治背景下，B村村落事务和项目申报由村民协商决定。村落理事会每年召集村民制定村落发展规划，主要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制定翔实的建设计划。B村村两委在申报各项项目时，包括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扶、土地整理等项目时，也与村落规划相衔接，根据村落规划和需求来组织项目申报。2014年B村村两委争取土地整治项目资金480万元，在村落理事会协助下整改土地2420亩，改善了土壤条件，土地利用率也极大提高。

在治理体系重塑后，各村落项目的实施以村民为主体，村庄建设积极性极大提升，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B村将国家投资的各种涉农项目细化到村落，由“两长八员”组织村民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协调服务和质量监督管理，带动村民积极参与。对于需要行政村协助的公共事务，村落采取备案制的方式，由村落群众商议，通过理事会向村委会备案，请求村委会协助；涉及不同村落或需要行政村提供支持的事务，由理事会向行政村报告，以此获得行政村支持。为方便交通和产业发展，村民积极修路。山区道路弯长，修建难度大、成本高。国家“村村通”项目只负责村内主干道，村内支线和村落道路缺乏，村民出行和产品运输不方便，第九村落农户在村落理事长组织下自己出钱修建。第八村落农户无法承担修路的钱，8户农户向村落理事会反映，村落理事会征求村民同意后将意见反馈给村两委，村两委同意负责挖土机的费用，其他调田等事务由村落理事会组织与村民协商解决。修路共花费3万元，劳力在村落内征集，每户一个劳力，不投工的农户按照150元/天/人摊派资金，保证每户平等参与。所占田地由村落自行协商调解，村落道路竣工方便了农户出行，村落面貌也大大改善，其他村落也纷纷效仿修建村落支线道路。

B村的村落自治实现产业发展起步。B村有发展茶叶的历史，2017至2018年，B村驻村工作队引入国家项目资金80万元购买茶苗，尝试发展新品种“宜红早”茶叶700亩。在产业项目执行过程中，村落理事会吸取之前的产业发展失败教训，制定严格的发展标准。村落对参与产业发展的农户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在农户知情同意下引导农户签署承诺书，并向农户收取400元的质保金，由村落党小组组长统一收取和保管。参与的农户按照村落理事会规定的标准统一定植，成活率达到80%及以上退回质保金；不满足条件的农户，村落理事会将资金作为苗木补缺金，后期以苗木发放的方式补贴农户。在村落理事会的带领下，B村产业项目发展成功率达九成以上。其他村落的农户看到茶叶发展如火如荼，发展欲望强烈。B村治理体系的搭建引导村民协商参与，激活村庄内生性资源，村民要求发展，其基础性治理在产业发展上也初显成效。

（三）作为要素的治理：治理动力与产业兴旺

1.村落协商与产业发展规划

B村基础性的村落自治促进村落产业变化发展，也给村庄发展带来希望。为落实秭归县提出的“幸福村落”创建，B村将经济发展作为村庄首要任务，并从整体规划入手以期实现更大的经济突破。2018年年初，B村各村落理事会召开村落夜话收集农户产业项目发展需求，理事会根据村民的发言和建议整理出各村落产业项目重点。为确保产业发展行得通，村两委在理事会的请求下寻求秭归县农业局帮助，论证产业发展的可行性。结合村民需求和专家论证结果，B村确定了在不同海拔的村落发展不同产业的经济规划。在低山，即海拔350～600米的村落发展柑橘，产业发展涉及第三、第四、第六村落；在位于600～1200米的中山村落发展茶叶，涉及第五、第六、第八和第九村落；在海拔600～1500米的高山村落发展小水果和旅游，涉及第一、第七、第八、第九2和第十村落。此外，利用海拔差异全年种植、花期常在优势，第二村落根据需求发展特色中蜂养殖。明晰了村庄整体发展思路，B村又进一步通过村落理事会了解村民的实际发展需求，制定了发展茶叶2000亩、柑橘600亩、小水果500亩和中蜂200群的产业计划。

2.自主申请产业发展资金

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资金支持，村落自治在治理和产业上的成效向村两委和政府表明村庄有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在产业项目资金落实上，村民要求发展的意愿倒逼村庄和政府争取发展资金。为了弥补村民茶叶发展缺口，驻村干部向宜昌市茶叶办申请20万元项目资金，发展茶叶150亩。B村村两委也积极向外争取资金谋求发展，在2018年积极申请“三峡库区村”移民资金，争取项目资金70万元发展柑橘600亩，同时引入国家扶贫资金80万元购买“龙井43”茶苗，发展茶园800亩。2020年B村村两委又引入国家扶贫项目资金30万元，用于中蜂养殖示范园建设和200群中蜂养殖。Z县县政府了解B村治理基础完善，产业发展质量高，村民发展需求强烈，与B村村两委为村庄争取到潜江区域协作捐赠资金25万元发展小水果350亩。同年B村村两委和村落理事会在夷陵区产业项目考察中，夷陵区同意捐赠5000株桃树苗用于第一村落发展黄桃、水蜜桃等小水果品种。回乡农民工也将资金注入产业发展。

3.培育积极农民与职业农民

治理型中坚农民是有较高参与意愿、较强参与能力的积极可为农民，他们能够激活村民整体的公共性参与（李华胤，2021）。[30]积极农民在村庄产业振兴中具有引领作用。村落理事会成立之前，各个村落内有一些技术过硬、有责任心、有致富能力的农户，但缺乏参与平台导致带动能力弱。理事会成立后，村落内的乡贤能人被吸收进理事会，利用自身优势带领群众创业。至今，村内共吸引35个青年劳动力返乡创业。随着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精英也吸收一批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普通农户种养殖技术也得到提高，并逐渐向职业农民迈进。一方面，B村驻村干部为满足群众技术需求与县农业局联系，邀请专业技术指导员和农学专家以村落为单位进行技术培训。另一方面，村落理事长为发挥好产业带头作用，自主学习并安排农户外出学习先进产业技术和模式以提升村落产业发展水平。

4.治理与产业系统化发展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在村民提议和村落理事会的帮助下，B村各村落都成立了合作社，包括茶叶、小水果种植、柑橘合作社和中蜂养殖合作社等。合作社统一为农户提供设备，例如第五村落为主要的茶叶片区，片区内统一配备采茶机，统一提供技术服务，包括施肥、无人机飞防和采摘培训等。为促进村落劳动力充分利用，村落专门成立服务队，由片区长统一安排工作，保障农产品采摘不误农时和市场时机。为满足农户对制茶效率和工艺提升的需求，B村在理事会提议后，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在茶叶片区建立了一个大型茶叶加工厂。经村两委牵头，茶叶加工厂与夷陵区专业合作社进行合作，由合作社投资100万运营茶厂，每年给B村缴纳租金。在产品销售上，村落理事会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包括村落合作社和其他合作单位等，为产品销售提供渠道；村两委也积极搭建电商销售平台，与宜昌市杜鹃红等企业开展线下沟通合作，与苏宁易购、拼多多、社会扶贫网832消费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合作，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综上所述，B村治理产业变化及产业发展变化情况见表1。

表1治理变化与产业发展变化

三、治理型产业振兴的逻辑

自然、人力、人文资源丰富，内原动力丰富的地区，依靠协同发展，在内源性机制的作用下，能够提高内源性发展意识、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重塑文化场域，能够实现农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李明等，2021）。[31]对于产业发展要素缺乏的地区，B村的案例表明“经济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难以调动村庄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型治理体系的塑造激活村庄产业发展内动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平台和条件，治理动力的发挥牵引外部产业发展要素，制度化治理驱动内外部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治理基础构建下的内生资源激活、治理动力作用下外源资源输入以及制度化治理保障驱动下的内外聚力作用发挥，是形成高效、稳定的治理型产业振兴的重要逻辑。

（一）基础型治理激活内源式产业发展动力

农村建设发展有赖于村庄本位和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对个体、组织和政治赋权，培育农民认同感与参与能力、建立良好的对话合作机制和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是为农民赋权增能、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张云生和张喜红，2021）。[32]乡贤能人等治理型中坚农民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村庄内部资源，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朱云，2022）。[33]无论是农民主体还是乡贤能人引领都需要制度化治理予以保障，从而避免陷入“运动式治理”陷阱。B村探索适合自治的治理规模，下沉治理单元，在村落一级成立理事会，为群众搭建参与平台，这一平台反映农户的产业发展、文化、利益等需求，是基于农民自愿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村民选举产生理事长，自主管理、自主决策、民主监督。村落理事会也成为村民政治意识的“训练场域”，为积极和责任农民培育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与增收成为群众参与的核心主题。村民积极寻求自主发展之路，开拓道路，自主发展产业。群众通过参与村落会议，自主协商在不同海拔发展不同的产业，从而形成村庄的整体和长远发展规划。如山顶村落种植小水果产业，山腰村落种植柑橘和茶叶，改变了传统的玉米种植和鸡猪养殖。相较于第一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失败，B村通过制度化治理引导群众参与，逐步实施产业“试点—推广—提升”战略，在三年内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阶梯式转型。

（二）动力型治理牵引外源式产业发展要素

资金、劳动力、人才、技术等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要素。这些要素的获取主要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投入。在外源式发展模式限制村庄自主发展的困境下，内源式发展以及新内源式发展是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这种路径将治理作为一种资源，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治理也能作为一种动力型资源向外要求发展。我国政府官员与村民形成一种关系契约，这种关系契约对基层官员形成道德问责，倒逼官员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Selina,2019）。[34]在B村的产业发展过程中，这种“关系契约”发挥作用，但其作用发挥基于村庄良好的基础性治理，即有效自治下的积极参与和有责任的村民。这种动力性治理资源的发挥，一是为村庄引入发展资金。B村传统产业发展依靠村庄集体经济或政府扶持，但山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即使有政府扶贫投入，产业发展资金缺口仍然很大。B村通过共同改善村庄治理争取项目资金、吸引投资和社会资本。其一，治理带来项目资金。B村积极改善村庄治理，凭借乡村治理成效在全县排名靠前，争取更多政府项目投入和资金投入。其二，改善治理带来招商引资，在推进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中，B村在调田调地、群众主动参与以及新兴产业试验等方面较为顺利，同时成立合作社、加工厂、服务队等组织，通过规模化组织生产吸引招商引资。其三，治理带来社会资金。B村新的治理结构促进积极公民产生，从而实现了村内公共服务的积极参与和责任共担，由此带来产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如驻村干部从苗木合作社获得苗木捐赠，村落理事长从村庄在外人员处获得的资金捐助等，为村庄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二是塑造技术人才，同时吸引产业技术人才。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新型职业农民（杨肠，2021),[35]B村重塑治理体系将群众直接纳入产业发展圈，改善村容村貌、修建产业路，吸引本地人才创业和在外人员返乡创业，一方面在乡人员通过学习技术，带领村民试验新品种，努力发展新型产业；另一方面，依托良好的治理环境获取更多县级政府支持，包括为村庄配备产业技术人员、对群众进行技术培训以及请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服务等。三是通过组织化经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B村将治理制度化优势运用到产业发展中，促进生产技术的革新、供需关系的转换以及销售方式的升级。B村在村落理事会的组织下成立合作社，引进统一的品种、使用统一的生产设备以及提供统一的技术服务。同时治理下的产业成功发展为村庄带来市场发展的契机，吸引公司、工厂开展长期合作，如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打造茶叶品牌、柑橘品牌。

（三）保障型治理实现内外聚力产业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是保障。保障性治理在结果上来看是一种事后的、附带的作用和功能。但保障型治理寓于基础型和动力型治理之中，基础型和动力型治理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治理制度化建构的过程。在治理基础型和动力型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型治理的作用尤为重要。B村的治理型产业振兴轨迹不同于先依靠经济投入实现产业发展，再发展治理保障产业成效的路径，而是以治理作为基础激活内部治理资源，并以治理作为动力和要件牵引和吸纳外部发展要素，并通过治理兜底的方式保障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方式。这种保障方式是通过制度化治理的方式内嵌产业发展，实现内外聚力。一是B村建立了多元、多层和多类的组织，包括村落理事会、合作社、服务队等保障产业专业化、组织化和规模化发展。二是在参与之初就建立了完善的议事规程，包括规则和流程，从而规范群众参与，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协商，提高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回应能力，也促进了产业发展的多元和有效投入。三是建立了包括知情、表达、决策和问责的参与机制。在产业规划、产业项目执行、产业质量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是明确了公私责任，培育了积极公民。公民是有权利和义务，同时承担责任的公民。B村在动员村民参与的同时也培育村民责任意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创业创新，带动其他农户参与，自我产业发展能力提升，也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转变。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从产业规划到产业链发展和增值，B村产业发展在制度化治理中不断优化结构，从第一产业农业发展，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融合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实现三产融合，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生态经济的发展也实现村庄产业经济绿色循环发展。

因此，B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在纵向上重构治理框架、培育积极农民，为产业发展提供治理基础；在横向上以治理基础吸纳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投入，为产业发展提供治理动力；最后通过制度化整合治理力量实现内外聚力，支撑产业发展的治理保障（详见图1）。

图1治理型产业振兴的逻辑

四、治理型产业振兴的综合效应

B村通过改善治理促进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吸引产业技术人才返乡，带来产业资金多元化投入，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也促进了产业经济内循环。治理型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提出了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要求，也导致产业发展增值化困境。

（一）建立现代农业体系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是产业振兴的目标之一。因此，需要建立现代农业体系。B村在实践过程中，一是引进现代农业技术，目前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1%3，这意味着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土地、资本及其他所有要素的总和。二是培育新型市场经营主体，根据产业片区的划分，不同片区产业类型不大相同，小规模产业形成农业大户，大规模产业则形成“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经营模式。三是组织规模化生产经营，通过土地集中、服务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不仅节约生产和管理成本，也提升了农业产业竞争力。

（二）产业经济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落实到乡村产业振兴，循环经济也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B村由传统的高污染养殖向生态养殖转变，产业经济循环初有成效，蜂群养殖不仅经济价值高，而且属于生态养殖，B村在不同海拔种植不同作物为村庄蜂群养殖提供稳定蜜源，通过种养殖搭配实现村庄内部产业要素循环。产业体系的自身要素循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有效减少污染物对于环境的危害，是实现环境与效益双赢的重要方法，也是产业振兴的必然选择。

（三）产业发展增值化困境

将农业产业进一步增值化是产业振兴的根本所在，要在做大做强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依托农业农村资源的第二三产业。一方面，B村在促进三产融合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农旅结合新模式，尤其是第一村落凭借独特的自然环境，旅游开发步入正轨，打造村庄观光、果品采摘、农家乐等多种农旅形式。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特色茶叶、柑橘等产业发展，推出一系列地理标准产品。如“屈昭夷”“屈姑”等品牌。由于B村海拔较高，地理位置较偏，土地资源有限，而文旅效益需要进一步推广，已有农业品牌只是在小范围内影响尚可，仍需进一步探索农产品深加工以及保障农产品高质安全。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战略，要着力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有不同的模式，治理型乡村振兴是一种更加稳定和有效的振兴途径4，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通过改善治理实现产业振兴可能更为有效。产业振兴需要资金等其他要素投入，实现可持续振兴更需要良好的乡村治理。因此，治理型振兴为产业振兴提供了另外一条可行路径，尤其在山区农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产业振兴要形成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乡村产业体系，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强调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必须依靠乡村产业。首先，产业是全面振兴的基础，农村有产业才有人气，发展才有底气，治理型产业振兴通过改善乡村治理环境，带来了人才、资金和技术等优势资源，而蓬勃发展的产业反过来吸引人才返乡和市场投资，进一步加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产业是经济循环的关键，长期以来资源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而产业振兴促使资源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治理型产业振兴更是通过善治将城市资源主动吸引到农村，不仅打通城乡经济循环，也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最后，产业是农民幸福的落脚点。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高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日益增长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瑞强和郭如良，2022），利益均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实质内容（马雪松和冯修青，2022）。[36,37]治理型产业振兴促进农民直接参与发展，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并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也能解决农村空心和留守问题。随着产业发展反哺农村，在治理和产业高效运作下，农户共同为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的共同富裕奋进，从而提升农民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考察调研时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彭建强，2021),[38]这给产业振兴指明了基本的方向，立足特色资源要求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关注市场需求应遵循市场发展规律，促进三产融合才能提升农业发展优势。产业有不同的振兴模式，如经济型产业振兴、要素型产业振兴、主体型产业振兴以及国家宏观培育的治理型产业振兴等。本文提出的治理型产业振兴模式是治理驱动下的内外聚力发展，通过治理基础的构建、治理基础上的动力作用发挥以及治理保障实现村庄稳定、高质量发展。治理型产业振兴是治理型乡村振兴的一部分，治理的基础、动力和保障作用强化村庄的认同感、形成对发展的紧迫感，在此基础上不仅促进产业发展，也能够有效实现乡村建设行动在内的乡风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行动。治理型产业振兴有其适应条件，如群众参与、积极公民、组织平台、国家建设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通过资金投入也能快速实现产业振兴，治理型产业振兴对于内部资源匮乏以及更为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作用更加突出。依托经济投入实现产业振兴的村庄可以发挥治理的基础和保障作用推动产业稳定发展，产业尚未启动和发展的地区构建完善的基础治理体系，将治理作为动力或要件，以此来实施治理型乡村振兴，并在实施过程中将治理制度化，也能保障产业和乡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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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彭建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N].河北日报，2021-09-03(007).

注释：

1“二长八员”也称“两长八员”，除村落理事长和村落党小组组长外，“八员”具体为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维权员、管护员、环保员、张罗员。

2(1)由于部分村落面积较大，交叉两个海拔阶梯，故有村落产业交叉现象。

3(1)参见《农业农村部谈“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中国，http://news.china.com.cn/txt/2021-01/13/content_77110937.htm,2021年1月13日。

4(1)参考邓大才教授在重庆市“城市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论坛发言《治理型乡村振兴：一条更加可靠和稳定的途径》，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官网，http://irrc.swu.edu.cn/s/irrc/index6/20210924/4583228.html,2019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