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下乡与村企关系:互惠难题与合作困境

作者：蒋国河 江小玲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2-03-28  浏览次数： 29415次

【摘　要】资本下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助推力量。在现实中，资本下乡企业也遭遇到各种发展的难题和困境。已有研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以及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不足对下乡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尚待揭示其具体过程、逻辑和机制。本研究以Z村外来资本H公司的茶产业项目为例，深入考察村企的互动过程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和机制，从而理解和阐释资本下乡企业为何与村庄互动困难，村企合作为何会陷入僵局和困境及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村企双方建构关系的行动逻辑有根本差异，外来资本主要是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和秉持权力逻辑、精英导向，而村庄既具有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还有希望把村庄建设好的价值理性，双方在企业做大的过程中尚能合作，但在H公司锐意做强而忽视与村庄互惠性的利益和情感共享之际，企业资本的理性和Z村的互惠、道义性需求产生难以互融的分歧，村企合作开始陷入困境。为了破解下乡资本面临的村企关系困局，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更好地发挥资本下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资本下乡；村企关系；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资本下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助推力量。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外来资本及其企业对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振兴有其现实合理性。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启，由于农业资源的天然垄断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和农业产业补贴的优越性（王晓露，2019；赵俊臣，2011)，[1，2]下乡经营农业产业的工商资本日益增多。当前学界对工商资本下乡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贺雪峰（2014）认为工商资本下乡指“工商资本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从种到收的种植业中”。[3]周飞舟和王绍琛（2015）认为工商资本下乡指“地方政府引进各种城市企业集中租赁农民的承包地，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各种高投入、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的现象”。[4]徐宗阳（2016）认为工商资本下乡指“城市工商资本出现在农村流转土地、建立公司型农场和经营农业的现象”。[5]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对资本下乡的范围进行了新的界定和说明，可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明显扩大，投资的领域不限于农业领域，还包括乡村新型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等。因此，本文将资本下乡界定为外来工商资本或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及相关产业和服务的现象。

但在现实中，资本下乡项目仍以农业产业项目居多。因为，一般而言，农业用地不能改变其农业用途。为获得更好的收益，外来资本往往倾向于非粮化产业项目，从事的大多都是附加值较高的非粮化经营或者多元化产业经营，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看，是不利的因素（曹俊杰，2018；涂圣伟，2014;Bebbington，1999）。[6，7，8]不过，资本下乡企业注重改进管理经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农业产业结构及土地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农村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涂圣伟，2014；褚瑞云和赵海军，2006；张良，2016）。[7，9，10]因此，尽管国家有一定限制，但资本下乡企业仍然受到地方的欢迎。然而，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土社会有其自身独特的熟人社会结构，与生发于乡土社会的本土资本相比，作为局外人的外来资本在与乡土社会互动方面，有其天生的劣势。

其中，村企关系成为下乡资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工商资本下乡会对农民造成“小农挤出效应”（涂圣伟，2014);[7]另一方面农村传统乡土文化的排外性造成农民运用“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07)[11]33-426对下乡资本进行排斥（徐宗阳，2016；陈义媛，2019）。[5，12]面对下乡资本和村民的矛盾，村级组织扮演者着多重角色，难以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卢青青，2019）。[13，14]村企关系的困境造成大量经营之外的额外成本，导致下乡企业经营失败，或是退出种植环节，或是退出乡村（徐宗阳，2016；陈靖，2018）。[5，15]

村企关系是我国关系主义传统的具体体现。关系社会学认为，“中国是一个关系主义、关系导向的社会”（边燕杰，2011）。[16]20-40村企关系既可以是“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也可以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以及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边燕杰，2011）。[16]20-40下乡资本在与Z村互动的过程中，情感性、工具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规则时常是交替融合使用的。村企关系是外来工商资本试图用乡土逻辑去与村落社会互动，努力消除自身的外来性，并不断增加自身的乡土性，村庄社会逐渐接纳外来工商资本，努力消除自身的排外性，村企实现情感性、工具性和社会交换关系共融的过程。

从现有文献看，有关资本下乡的研究大多从经济角度探讨资本下乡的绩效和风险，有关村企关系和村企互动的研究，主要关注村庄和下乡企业在互动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缺乏从关系社会学角度探讨资本下乡过程中政府、农民及外来资本这三个关系方的互动逻辑。资本下乡的成败不仅仅与下乡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销售本身有关，村企互动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影响产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使得下乡资本面临困局。这就不仅仅需要从经济角度研究资本下乡，更需要从社会实践角度揭示资本下乡的过程和阶段性，从社会学角度解释关系状态背后的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发展性难题和困境。当然，一些社会学者的研究已涉及从社会基础、文化伦理等角度来解释资本下乡企业遇到的困难或资本下乡缘何会失败（徐宗阳，2016；陈义媛，2019)，[5，12]其中，徐宗阳学者的研究指出了，资本下乡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乡土性的社会资源得到部分解决，真正难以克服的难题是“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不畅（徐宗阳，2016)，[5]颇有启发。但现有的研究尚未聚焦到资本下乡企业何以与村庄互动困难，社会基础与村企合作为何难以形成，这需要通过扎根田野，深化从村企的互动逻辑、机制的角度来理解村企合作的困境及对企业发展造成的困难。

课题组从2018年开始对J省W县Z村的资本下乡企业进行跟踪调查，通过参与观察扎根田野，深入了解Z村外来企业H公司的茶产业项目从进村到落地的过程，深入考察H公司在进驻Z村之后，与Z村不同主体的互动过程，深挖基层政府、村两委、村民和H公司在互动中所体现的不同阶段的村企关系展现的形态。在此基础上，结合局内人与局外人视角，从不同层面，分析下乡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逻辑和遭遇的合作困局和可持续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对策建议，以破解村企关系困局和产业项目可持续发展困境。

二、资本下乡过程中的村企互动与关系形态

（一）Z村和H公司概况

Z村位于J省W县L镇南部，105国道横穿而过，东邻LT乡，南连S县YT镇，西靠TX村，北接L镇XS村。属“十二五”“十三五”贫困村，在2016年实现贫困退出。全村总面积10.5平方公里，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现有耕地面积3020亩，林地31800亩，水面600余亩，山塘14座，传统产业主要以水稻生产为主，生猪养殖，四大家鱼放养为辅，主要经济作物是茶叶。Z村下辖15个村小组（14个自然村），截至2019年，全村农户465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6户，非贫困户399户。

H公司是一家以茶叶种植、采摘、加工、销售以及发展乡村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私营企业，位于W县L镇Z村105国道旁。H公司从2014年4月开始筹备组建，前后流转山场共6000余亩，其中茶园总面积为5000多亩，2015年基本建设完工。公司于2015年4月登记注册，注册资金8000万元，由GXL先生和来自浙江的NSQ先生等8位股东共同出资成立。2018年，浙江的NSQ先生等7位股东将股份全部转让给GXL先生，至此，GXL先生成为公司的唯一股东，H公司成为家族企业。该公司建成一个标准化的茶叶加工厂，拥有红、绿茶生产线以及15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厂房和办公楼。公司注册了“WS”黄金茶品牌，享有自主品牌权。

（二）H公司与Z村的互动过程与关系形态

1.开始进村：

H公司与Z村的恋爱期。（1）入村伊始：政府红娘。GXL先生谈到自己承包山林的历史和进驻Z村的过程时说道：“我原来买了一个山，搞掉长刺，准备种沙树松树这些东西，没想到种茶叶。我喜欢搞林业，我原来自己就种了有一万多亩。”村干部LCY先生回忆自己跟H公司的渊源时说道：“从开始我们就在这里，以前那个山都是我们给管理，合同到期了，就雇我们在这里做事。”2014年，来自S镇经营林业和矿业的GXL先生通过自己同乡镇同宗族的熟人乡镇干部G书记牵线搭桥，来到Z村承包了大片的山场，起初是打算经营林业。为了更好地获得当地人的认可，将其开发权承包给了当地的村庄带头人LCY先生和LFC先生，由此拿到了入驻Z村的“通行证”。

乡镇政府总共做了两次牵线搭桥的红娘。一次是为H公司的老板GXL先生和Z村的村两委牵线。在入驻Z村的初始，H公司的人跟村民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更多的是依靠乡镇政府打通村两委的关系，依靠村两委在Z村的权威关系和熟人关系让H公司进入Z村；另一次是为GXL先生和浙江的7位茶商牵线。H公司最初是由GXL先生和浙江的老板共同出资，同时使用浙江的茶产业技术建立起来的。乡镇干部LJP先生和浙江的NSQ先生向我们讲述了那一段历史：

乡镇干部LJP先生说：“GXL先生和我们镇的前任书记G书记认识，他们是一个镇的人，当时的G书记带着GXL先生到Z村考察，那个时候是想要种植经济林木的。后来由于认识了来L镇的浙江茶商，发现Z村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最适合种植黄金茶，种茶叶也比种树木更赚钱。然后，GXL先生就带着浙江的老板一起来到了Z村。”浙江老板NSQ先生说：“茶叶技术就是我们从浙江安吉带过来的嘛，我们过来就是要找合伙人一起种黄金茶，所以就去镇政府找了干部们。镇里就介绍我们认识了。”

2014—2015年是H公司入驻Z村的关键年，其中贯穿着乡镇政府的纽带作用和村两委权威关系的力量，拥有权力的乡镇政府与拥有资本的企业建立了较好的初步关系和利益联系。通过政府的牵线搭桥，H公司迈开了进驻Z村的步伐。

(2）土地流转：终于进村。村干部HXB先生和LCY先生谈到土地流转时说道：“原来这里全是茅草，是荒山。全部荒掉的，就像对面那个山，有些老表不愿意流转，就算了，有些东西也不强求，人家也有他的自由。老表流转30年，平均一亩900块钱左右，你不流转过了20年也还是这样啊，又没有得到一分钱。”

土地流转是H公司进驻Z村的关键一环，是决定H公司能否扎根Z村的关键因素。由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H公司并没有与个体村民就土地流转问题进行深入接触，而是经过第三方，即Z村村集体进行的。村里以集体名义流转农民的土地，再将土地打包承包给H公司。H公司在获得土地经营权后就正式进驻Z村，开始开垦山场，种植茶苗。土地流转使得H公司获得了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庄带头人的承认，拥有了进驻Z村的合法性，让H公司形式上进入Z村。但一个公司的经营不可能生存于“真空”之中，而是深受其生存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接下来H公司需要通过进一步与村庄进行互动，制造与乡土社会的联结点，实现乡土融入。

2.合作互利：

H公司与Z村的蜜月期。H公司进驻Z村初期，Z村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H公司能够给Z村带来发展。同时，H公司也对Z村和政府抱有很大的期待，一个是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项目补助，另一个是Z村的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第一，助力Z村脱贫攻坚。Z村作为“十三五”贫困村以及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庄，是产业项目非常青睐的入驻地点。2014年进驻Z村的H公司抓住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战略的有利时机。因为，脱贫攻坚中有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产业扶贫绩效的考察。H公司是W县和L镇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通过该项目，政府不仅能够树立标杆和典型，而且可以助力脱贫攻坚战略取得更好的成效。乡镇干部H镇长曾有言：“一般上面督察和媒体采访我们都会过去，因为H公司的黄金茶已经成为L镇的一张名片了，有规模、有体量，所以上面经常会来看一下茶叶的效益。”可以说，H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成为L镇和W县的标志性企业。

第二，带动劳动力就业。Z村村民普遍认为“有这个公司在Z村还是很好的，不用前往更远的地方务工，多多少少还是增加了一些收入”。而且村干部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H公司究竟赚了多少，但是咱Z村的村民肯定是得到了好处的，不说别的，光是茶叶的采摘、加工等都需要好多人。”在访谈的过程中，H公司的管理层也一再表示：“H公司的茶园日常管理和春夏采茶需要大量劳动力，每年春季采茶季节约吸纳当地及周边4000名劳动力就业，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2019年H公司就向周边群众支付民工工资600多万元。”通过吸纳Z村劳动力就业，特别是对周边村庄贫困和留守劳动力的就业吸纳，农民增加了收入，H公司也节约了远地雇佣的额外成本，而且将村庄大部分留守村民纳入公司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初步实现了与Z村的合作互利。

第三，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干部HXB先生表示：“我们村集体也有黄金茶基地，他们公司对我们支持很大，我们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都靠他们嘛。”Z村的黄金茶合作社是乡镇政府和村两委在H公司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并建立了“村企联合”模式，本意是促进企业和村庄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达到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目的。H公司与基层政府和村庄实现了合作互利，基层政府有了政绩，村庄的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H公司的多重带动作用，既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增收，助力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乡村振兴，也帮助企业节约了成本以及获得政府的好评和政策的倾斜。这段时间可谓是H公司与Z村合作互利的蜜月期。

3.初见分歧：

H公司与Z村关系的淡漠。Z村与H公司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和村民的矛盾，也体现在与村两委的分歧上。某天，Z村的村干部突然告诉笔者：“这种春茶，公司卖800～1000元/斤，我们合作社卖600元/斤。”Z村的村级合作社与H公司使用的是同一套制茶技术，而且内部管理人员存在交叉，虽然合作社长期与H公司在茶叶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在销售过程中却形成竞争对手的关系。

同时，Z村和H公司在管理上产生了分歧。村干部LCY先生向笔者抱怨说：“H公司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管理乱，分工不明确。我是什么都要管，茶叶入库和出库要管、生产要管、卫生要管、送货要管，什么都要管，我们也给GXL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提了这个管理的问题，但是GXL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都不在乎，总觉得过得去就行，能盈利就行。投资那么大的公司，结果管理得跟小厂子一样，太随意了。”村干部HXB先生也说：“就是管理这方面啊，还是老板经济，个人观念要与时俱进，要更新。”H公司的老板并没有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经验，无法正确处理和协调家族、朋友和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而得过且过，遇事“和稀泥”，不想得罪人，导致一些人干了很多，另外一些人不知道要干什么。而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恰恰体现了老板的管理能力和处理关系能力。这些小分歧在H公司所看不到的地方悄然发生，甚至有时候被村庄、H公司和大多数人所忽视，但是这却让村干部的立场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

村民和企业的“小争端”每时每刻都在以各种“弱者的武器”的形式上演。董事长夫人H女士对于茶农投机取巧的行为很不满意：“收茶叶的时候，每次都要为了一斤茶叶多少钱争来争去，都说过好多次了，不要采两叶以上的茶叶，他们采了也就采了，结果还要卖高价。”但是村民李女士却说：“人家一个大老板，每次还跟我们计较这点小钱。”企业要求采摘的茶叶必须一芽、一叶一芽或者两叶一芽，但是村民为了重量往往采摘三叶一芽甚至四叶一芽，面对这种情况，企业会压价，这时就会发生争执。除此之外，还表现在村民的“躲懒”行为上，仓管LCY先生表示：“我前几天就叫了几个村民过来公司打扫，结果他们就是没给扫干净，还是得我自己来。还有的人我叫他们过来，也不过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Z村村集体合作社收茶叶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为了价格争来争去，事先说好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茶农也不会为了重量而去采摘两叶以上的茶叶，村干部在收茶叶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茶农采摘的茶叶不合格而压价，实在太差也就是说“下次别采这样的了”。村民与H公司之间的经济互动褪去了社会交往的属性，转变为纯粹的市场交易，双方都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原则参与互动，分歧就变得不可避免。

4.无奈妥协：

H公司与Z村渐入僵局。H公司最初是依靠浙江人的资本和技术发展起来的农业企业，公司整体对外部技术和资本力量依赖较大，与村庄的关系带着疏离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农业经营见效慢，短期难以收回成本，特别是浙江老板不通当地方言，与村干部联系主要是依赖于本县S镇的GXL先生，产生了难以融入本地的问题，浙江老板们决定集体转让股份。GXL先生作为本县人，相比于浙江人而言，GXL先生就是自己人了。因此，股份转让后，H公司就成了某种程度上“自己的公司”，使得H公司和Z村的关系从冲突走向一种相互妥协。

但双方的矛盾一直存在。从村庄来说，村民显然希望赚了钱的H公司能够为村庄做得更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提高用工的工资，还希望H公司在发展壮大后能够拿出一部分钱来美化村庄的环境，为村庄建设出点力。而H公司基于自己利润微薄，尚未收回成本，认为自己每年给出500～600万元的农民工资已经足够负责，更多还是将Z村当作劳动力来源基地，遇事多采取息事宁人的回避态度。仓管LCY先生表示：“GXL董事长想要把公司转出去，但是这不是没找到人接手嘛。”村干部HXB先生也说：“听说他是想要把公司卖了。”面对村企矛盾以及企业发展的困境，H公司选择了后退并想要卖出股份退出Z村。但在企业尚有赢利且未找到合适的接盘对象的情况下，H公司只能暂时维持目前这种僵局状态。这个时候，作为基层精英的村干部和驻村的乡镇干部的态度很重要，但无论是村干部还驻村的乡镇干部，虽也秉持乡土社会的价值理性，希望借助企业力量“把村庄环境搞好，把乡村旅游做起来”的愿望，但作为党的干部，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重要任务，维稳逻辑压倒一切。因此，也只能无奈妥协，从而使僵局状态呈现一定的稳定性。

（三）小结

H公司和Z村因为在脱贫攻坚和利益上达成了共识，在H公司入驻Z村初期就开始积极建构良好的村企关系，希冀达成广泛的合作互利，实现双赢。随着H公司的不断壮大，初期脱贫攻坚的目标已经达成，村集体合作社初步兴建，带动劳动力就业的作用遇到瓶颈。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H公司依然只是依靠吸纳Z村劳动力就业实现经济利益的共享，没有满足Z村和Z村村民的其他社会性期望，基层政府、村两委、村民和H公司的关系逐渐走向淡漠，甚至出现了交锋，乃至博弈，Z村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相结合的目标和H公司的工具性目标逐渐走向背离，村企关系最后陷入僵局。Z村无法更进一步地通过H公司实现发展，H公司也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甚至做好了退出Z村的准备。

三、下乡资本与村庄的互动逻辑及其困境

前文分析了村企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及其体现的关系形态。那么，形成这种互动关系和僵局状态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不同的发展阶段，村企双方对发展的目标及合作关系有何不同的理解？进而，这种互动逻辑如何影响到了村企双方的合作关系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接下来要重点探讨和阐释的问题。

（一）发展初期下乡资本与村庄的互动逻辑

1.得有看得见的利益。

H公司下乡带着典型的工具理性特征，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H公司下乡的逻辑就是建构利益共享机制。这种利益共享，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利益共享，一个是对经济利益的分享。

首先，从政治层面看，对于乡镇和村两委而言，H公司不仅能带动大量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户脱贫，为打赢打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而且能盘活村集体经济，促进乡镇经济的发展。而且，作为本乡镇和本县的农业龙头企业，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无疑给乡镇政府和村委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事业带来功绩。

其次，经济利益的分享。H公司从一个村企业发展为乡镇龙头企业到现在的县级龙头企业，不仅给Z村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知名度，使得Z村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支持，甚至是其他发展项目的青睐。村民李女士说：“我不经常去摘茶叶，但是春茶的时候也摘了2000块钱左右。”村干部HXB说：“我觉得农业产业这块儿，茶叶还是比较成功的，起码保证了一年500～600万的农民工资，你摘到茶叶就付钱给你了，这个就是最大的贡献。”村民梁先生表示：“疫情防控期间，许多外出务工的村民因为疫情只能留在家里，当时刚好是采摘春茶的季节，周围留在村里的人都去公司摘茶叶了”。甚至在疫情防控期间，大部分农民返乡蹲居在家，也因为H公司而拥有了一定收入，降低了疫情对Z村的影响。

在社会演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总有某种主导性的逻辑起着关键作用。纵观H公司从入村到现在的整个发展历程，H公司扎根Z村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吸纳就业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Z村和村民达成经济利益一致，进而通过经济利益达到与基层政府和村两委政治利益一致。

2.重要的是关系要搞好。

H公司扎根Z村的另一个逻辑机制就是在Z村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与基层政府、村两委、村庄精英和部分主要村民的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更好地联结资源和机会，通过社会关系这种非经济的方式实现经济动机，最终达到非经济的社会利益。

H公司董事长GXL先生表示：“我平时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这里的村集体、乡镇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有什么事村里马上就到，给我们解决，特别热心特别热情，村里面工作人员对我们也特别好。”H公司的技术总监NSQ被问及对Z村的熟悉程度时说：“我在这里生活六七年了。平时都在这里，回去好少。对这里都熟了，领导我更熟啊。”

H公司作为一个外来企业，需要融入本地的社会结构中才能扎根Z村。H公司进入Z村是经过乡镇政府撬动Z村茶产业项目，落地Z村。因此，H公司从进村之初就与县政府、乡镇政府和村两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除了需要与村两委搞好关系，也需要与村庄的能人和村民搞好关系。第一，将村庄的部分村干部和能人吸纳进公司的管理结构，部分复制了村庄社会管理层的结构，从而在熟人乡土社会中形成一种具有带动性的领导力，能够在村庄和企业之间起到润滑和调停的作用。村干部LCY说道：“当初我们一起开垦山场的是5个人，我本来管山场，现在是仓管，GLY和LFC两个人现在是管生产的。还有2个人现在在管山场”。第二，将贫困户吸纳成为长期工人。贫困户GLS先生表示：“我在这里工作一年能赚1万多，在这里做好久了，跟老板也很熟啊”。H公司董事长GXL先生也说道：“我们这里吸纳了W县180户贫困户就业，这还不算S县的。”作为普通村民的贫困户，将其吸纳进入公司既符合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要求和政府的需要，又可以通过贫困户的个人关系联系村庄的普通村民，通过公司内村民的社会关系部分地互动到Z村社会结构之中。H公司内部人员的社会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H公司主要社会关系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H公司内部存在着以下几种社会关系：（1）家族关系。GXH女士是GXL先生的女儿，GXL先生在收购了浙江股东的股份之后，成为公司的绝对控股人，H公司也成了家族企业。（2）权威关系。在H公司中，仓管LCY先生既是公司早期开垦茶山的承包人，是公司所在地村小组的村民，也是Z村的村干部，对村庄决策和村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3）熟人朋友关系。生产科长LFC先生和区长GLY先生都是早期山场开垦的承包人，公司所在地村小组的村民，LFC先生还是Z村的原村干部，在村庄有着一定影响力，同时与GXL先生也有着熟人关系。而长期工ZGH女士和长期工GLS先生刚开始是经由LCY先生介绍和招聘进公司的，然后长期工作之后，与董事长GXL先生也关系颇为熟悉。在H公司管理层中，家族关系、熟人关系占据更多的席位，即使是权威关系也经过时间的沉淀而转变成熟人关系。

因此，H公司通过在熟人社会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依靠政府的项目资助获得发展资金和合法性，通过政府和村两委进驻Z村，依靠村两委的威望与村民协调关系，进而打通村庄精英和部分村民的关系，将Z村的社会结构部分复制进H公司，从而得到Z村的认可。在此过程中，H公司尤其重视与基层政府、村两委的关系。

3.不谋而合的发展观。

村庄引进H公司也是出于自身多方面的利益考量，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因此，H公司扎根Z村的策略应该是实现多方面的综合利益共同体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惠。这种利益共同体既包括村民和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包括实现村庄本身的文化功能。其实H公司无意考虑乡土文化的作用，但是H公司的两个行为却恰恰契合了乡土文化的逻辑，达到了村庄和企业的双重发展。

第一，产业兴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融。乡土文化中一直强调尊重自然、宜人耕读等价值观念。乡村的发展质量就体现在生态宜居上。H公司将荒山变成了绵延千里的茶场，每年采茶季，茶场形成一片独特而亮丽的风景。Z村HXB书记曾说：“我们村里面的招商引资都是生态性的，种茶啊，像我们村里茶叶基地啊，都是环保的。”村干部LCY也说：“这个企业是真的好，没有破坏环境，这个真的生态好。”引进H公司发展茶产业对Z村的环境保护和H公司来说是互惠互利的，Z村既实现了产业兴旺的目标，同时也保护了自家的美好自然环境，H公司也能更好地获得村民的支持。

第二，村庄具有自己的熟人结构，这种熟人结构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甚至扩张到村庄之外的县乡镇。在浙江的7位股东全面撤出之后，H公司的董事长GXL先生是本县S镇人，与Z村的村民存在乡土文化上的共鸣，某种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大范围内的自己人，而且H公司的管理层有一部分是来自Z村本村的精英和村干部，也进一步加强了Z村村民对H公司在文化上的认可。

因此，H公司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与乡土熟人文化产生共鸣，获得村庄的认可。但是，这种乡土文化的逻辑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对于Z村关于自然文化的契合是因为茶产业本身不带有污染性，乡土文化的契合更是因为GXL先生本身是W县人。正是因为乡土文化的逻辑是无意识实现的，所以这种文化互动的程度较浅。

（二）理性与道义：做大做强与发展的互惠性难题

关于小农和小农经济，理论界一直有着诸多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学派是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理论和以恰亚诺夫、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小农”理论。持“理性小农”论者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会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Popkin Samuel L，1979）。[17]42-45而持“道义小农”论者则认为，指出资本主义的计算利润方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因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小农追求的是“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基本生存目标，小农就像相互之间牵着手过河的人，相互依靠，互惠互助，为生存而共同抵御风险（斯科特，2001）。[18]16-41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道义小农”还是“理性小农”仍然是绕不开的话题。资本下乡企业显然具有“理性小农”的特征，但置身于农村社区和农民场域中的农业企业，仍面临道义与互惠的难题，双方的分歧甚至影响到合作的维系。

1.企业逐步做大：

预期设想的实现。H公司自从2014年进入Z村，无论是H公司还是Z村，初期的产业目标和乡土互嵌的设想基本实现，企业也一步步做大，未来的目标是更进一步，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概括来说，H公司和Z村产业发展和向乡土社会的嵌入已经取得以下成果。

第一，基础设施和公路网建设基本完成。H公司交通、水利等设施建设基本是H公司打下框架，Z村帮助建造。最初的茶园也是小片的荒山，后来逐渐扩大成5000余亩的黄金茶种植山场。这些都是在与Z村合作的基础上建造完成的。第二，Z村集体合作社建成并逐渐壮大。通过村企联合，Z村已经建成120亩黄金茶合作社，初步达成了H公司与Z村合作初期带动Z村发展的计划，对村集体产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同时，村集体合作社的建成和发展也让村两委和一些村民对H公司有了更好的印象和更大的认同感。第三，广泛的就业带动。每年H公司提供3000～4000人就业，对Z村及其周边地区农民的增收和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初步完成了H公司入村初期实现利益共享的目标和设想。第四，做大企业的目标初步实现。无论是从资金、技术、规模和管理人员等各个方面来看，还是从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来看，H公司都已经成为龙头企业，成为地市考察和检查的目标企业，做大企业的预期设想都已经实现。第五，初步实现了扎根Z村的设想。H公司部分复制了Z村的社会结构，通过部分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间接互动到Z村熟人社会网络。

2.互惠性难题：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虽然H公司初步扎根Z村，但是从H公司的经营效果来看，未能实现其自身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在产业项目推进过程中，初期H公司和Z村都以项目为中心，虽然利益差异自始至终都存在，但是在产业项目的大目标下都被统筹在共同利益之下。但是，随着H公司完成了做大的标目，需要进一步做强的时候，双方的矛盾就开始逐渐凸显出来。“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村民的理性”在客观上排斥H公司，对H公司进一步融入Z村社会造成阻碍。

从村庄角度来看，传统家户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小农理性和主客互惠。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小农的理性与互惠原则也是同时存在的。理性的小农会在权衡成本与收益、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之后做出理性的选择。互惠讲究“礼尚往来”的平等交换，在这种往来中，交换的物品仅仅只是情感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交往本身和其中内涵的关系。Z村主动接受H公司进村是小农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Z村缺少实现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投入。同时，H公司的资本逐利性也推动其主动下乡。村庄和企业的双重正向作用是最初H公司下乡顺利的原因。但是在H公司做大之后，H公司依然保持市场理性导向，村庄的小农理性和互惠原则就会越来越将H公司推出村庄。村民陈女士曾经抱怨：“没什么作用，没去那里干活的都没得到啥，修的路也是山上的路。”村干部HXB表示：“主要就是带动就业，还有就是村里的合作社，我们也不好要求他给村里作贡献。”虽然H公司与Z村实现了经济利益的共享，但是却不够深入和广泛惠及村庄和每个村民。虽然实现了与政府、村两委、部分精英和部分村民的关系互动，但是其社会关系却无法走进大多数村民的社会网络中，缺少深层次的互惠性的情感涉入。虽然H公司带动了村集体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带动农户发展茶叶种植，也没有对Z村的村庄发展作出贡献。H公司虽然想要做强，却忽视了Z村共享资本下乡成果的需要。

从H公司来看，H公司自始至终坚持市场理性的原则。H公司的董事长GXL先生表示：“没抵押的东西贷不到款，都拿自己的资产去抵，现在贷款贷到几十万，你说几十万我们采茶一天就用掉了。其实我目前就是缺一点点资金。”H公司技术总监NSQ表示：“这个搞农业本身要2～3年才能出产，3～4年成本是拿不回来的，要十几年的时间，你要有钱，没有钱抗不住的。主要是要靠国家有补助，但是我们是没弄到什么国家的补助。”面对村庄的需求，H公司表现出的是无能为力，不想参与。有鉴于此，Z村就很难开口让H公司为Z村作出贡献，互惠共赢就难以真正达成。

因此，从互惠和城乡融合方面来说，H公司与村民并不存在人情的往来，没有让村民“沾光”，自然无法与村民打成一片。无论是从村庄角度还是村民角度，要想实现互惠都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互惠难题不解决，将会阻碍企业的后续发展，使得企业出现后继无力，举步维艰的现象。

3.局内人与局外人：

半悬浮型资本。周飞舟（2006）将悬浮与基层政权相结合，提出“悬浮政权”的概念。在周飞舟的研究中发现，乡镇财政变得越来越“空壳化”，乡镇政府的行为则主要以四处借贷和向上“跑钱”为主，不但没有转变为政府服务农村的行为主体，而正在与农民脱离其旧有的联系，使其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一级政府组织，从而使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19]

通过对H公司在Z村历时6年资本下乡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Z村的下乡资本也呈现出类似于“悬浮型”的“半悬浮”样态。国家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资本下乡，其政策初衷在于通过扶持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农业生产与经营，从而可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农村发展的基本目标。H公司在下乡的过程中，选择了与地方政府和村两委构建密切的私人联系，不仅实现了项目最终落定，还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扶持资金。但是从H公司的经营效果来看，未能实现其自身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H公司与Z村难以达成互惠共赢的局面，无法完成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使得H公司呈现出“半悬浮”于村庄社会的样态。

H公司对于Z村来说，是村内人中的局外人，村外人中的局内人。这种半悬浮的互动特点表现在：第一，经济互动是最主要的互动形式，而经济利益共享仅仅是最浅层的联结途径，任何产业在进驻本地的时候都必然会带来经济效应，这并不能让H公司区别于其他企业让Z村村民更加接受它。第二，对政府的较大依赖。H公司注重跟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大。除了对政策和资金项目常规性的依赖，还表现为一种上下级的从属性质。但是政府希望让公司自主经营，让市场发挥作用，逐渐从H公司中撤出。第三，与村民直接沟通交流和深层利益联系较少。H公司更多的还是通过村干部作为第三方与村民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却并没有得到实惠，大多数村民也很少与除村干部外的H公司的管理层接触。

H公司与Z村在企业做大过程中紧密合作，但是在完成做大任务开始做强的过程中，因为H公司忽视与村庄互惠性的利益和情感共享，企业资本理性和Z村的小农理性、道义经济产生难以互融的情况。传统小农结构对H公司的排斥力逐渐增大，企业与村庄的矛盾不断凸显，互惠性难题导致H公司难以完成转变为Z村局内人的任务，半悬浮于村庄社会。半悬浮半互动的样态使得H公司在与Z村进一步合作中面临更多的困难。

（三）村企合作的困境与后果

如上，下乡企业、村两委、村民乃至乡镇基层政府，表现出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具有不同的立场、利益诉求，并导致村企双方遭遇互惠性发展的难题。这种行动逻辑和互动关系进而影响到村企合作关系，造成村企合作的困难，其带来的后果是产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

1.难以摆脱的乡情排斥。

无论是原来浙江的7位老板还是现在的老板，都不是Z村本地人，缺乏与Z村村民在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天然联系和纽带，甚至有一些Z村村民还是口称“浙江的老板”。对于H公司而言，其下乡的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对于获得熟人社会里的良好评价并不感兴趣。因而在与村民互动时，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尽可能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让乡土社会接纳他，与村民的关系更多是通过村干部来协调解决。

H公司作为一个外来企业，缺乏Z村的成员身份，在后期的交往中也没有建立起经济互动以外的深层次情感性互动关系，双方之间缺乏人情亏欠关系，这使得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是在没有任何社会性约束的前提下展开的。由于不用考虑人情亏欠，H公司和村民都不会存在太过长远的收益预期，双方都会尽量在单次的经济互动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这会直接瓦解农村内部经济互动中的互助属性。Z村的价值理性未得到满足，经济利益的满足尚未达到预期期望，H公司由局外人转变成局内人的努力遭遇失败，无法进一步融入乡土社会，逐渐被乡土社会排斥在外，企业发展的持续性遭到冲击。而将企业逼退出乡土社会，对乡镇、村庄以及村民来说弊远远大于利。

茶农李女士说：“这么的大企业老板，每次还要争我们那么几块收茶叶的钱。”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本来H公司与农民就不存在任何社会关联，在后期的交往中也没有建立起经济互动以外的深层次的情感性互动关系。因此，两者之间的交往就存在较少经济交往之外的情感互动，双方之间缺乏人情亏欠关系，这使得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是在没有任何社会性约束的前提下展开的。由于不用考虑人情亏欠，H公司和村民都不会存在太过长远的收益预期，双方都会尽量在单次的经济互动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这会直接瓦解农村内部经济互动中的互助属性。

2.土地用益物权难以实现。

Z村土地流转主要是通过村集体进行的，与农民在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流转价格和土地流转面积等和企业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村民陈女士说：“当时流转山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荒山，流转了就流转了，放在那里也没用，流转好歹有点钱。但是我儿女说，流转的价格太低了，他们不愿意，我也觉得价格太低，但是没办法啊，村里要流转啊”。土地流转是下乡企业进入村庄的第一个环节，一旦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而强制流转，会影响下乡企业的后续经营。虽然H公司流转的是对村民没有多大用处的荒山，但是部分村民依然对流转价格不满意，虽然这种不满很轻微，但是可能也会对企业的后续经营造成影响。H公司进村的第一关所完成的答卷就并不完美，只是这种轻微的不满被掩盖在社会大趋势和对H公司未来所能带来的利益期待之下。但是在后续期待并没有得到实现的情况下，现实与期望的落差，使得Z村村民一开始就对H公司有情绪，这对H公司融入乡土依然会造成一定的阻碍。

土地流转根本上流转的是集体的资产，土地还是集体所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引发了H公司后续的资金问题，造成H公司对Z村潜在的不满。H公司董事长GXL表示：“像我们的企业，一个是在资金上，我们不要说国家送，贷款这一方面，茶山又不可以抵押，资产房子就贷得一点点。县城、市里的店面房子都拿去抵押了，没抵押的东西贷不到，都拿自己的资产去抵，现在贷款贷到几十万，你说几十万我们采茶一天就用掉了。”村干部HXB也说：“说是说可以抵押，实际上不会办，国家政策层面是可以。”

2020年5月颁布的民法典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用益物权的性质，并删除了集体土地不能抵押的规定。因此，农业产业项目用地理论上可以抵押，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资产仍无法抵押，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订），“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并向发包方备案。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亦即企业必须征得抵押土地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流出方同意和确认在贷款无法归还时进行处置办法后才能抵押。而如果村集体和企业间缺乏互信，甚至处于对抗性的僵局状态，合作就难以进行，同意抵押的可能性很低。而土地不能抵押，资金流动性就会变差，盘活产业的能力就会降低。虽然现在政府也开始通过一些方式来给予支持，但是对于一个投资巨大的企业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只有靠核心产品，慢慢来收回投资，这对企业来说，有非常大的压力。而且，H公司的经营权也有一定的年限，在经营困难长期无法回本的情况下，H公司就迫切希望将土地和产业变现。

3.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

由于对企业缺乏认同感的状态，直接影响了村民对企业品牌的宣传以及企业品牌影响力的扩大。H公司虽然已经注册“WS”黄金茶品牌，但是品牌知名度不高，并没有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只在本地为人所知，甚至有些本地人都不知道。虽然说宣传需要资金投入，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人才是行走的宣传册。因为村企互嵌不够深入，当地外出的人很少自觉宣传“WS”黄金茶品牌，这就导致H公司缺乏群众基础。归根结底，还是Z村、L镇的人不觉得“WS”黄金茶品牌是自己的东西。村干部LCY表示：“我们本地销售主打‘WS黄金茶品牌’，但是对外销售还是浙江安吉的品牌，给人批发的话，就是批发商自己打的品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技术总监NSQ表示：“我们对外销售，还是得用安吉的品牌，否则很难销售出去。”因此，打响“WS”黄金茶的品牌之路首先需要让当地民众认可这是我们的品牌，是自己的东西。

因此，H公司作为一个外来企业，缺乏Z村的成员身份，Z村的价值理性未得到满足，经济利益的满足尚未达到预期期望，H公司由局外人转变成局内人的努力遭遇失败，缺少成员身份，下乡资本无法继续进一步融入乡土社会，逐渐被乡土社会排斥在外。由此造成下乡企业经营不顺，企业发展的持续性遭到冲击，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退出乡村社会。这是村企关系对资本下乡造成的最大影响，而企业退出乡土社会对乡镇、村庄以及村民来说弊远远大于利。

四、结论与建议

H公司作为一个外来企业，通过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和建立自上而下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乡土文化扎根到Z村社会，实现与村庄的互利互惠。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两委和部分村民的认可，初步融入Z村乡土社会。但是，随着H公司逐渐成为L镇乃至W县的标志性农业企业，H公司却面临着新的难题。

研究发现，经历一定阶段的扶持后，企业进入了一个走向壮大的发展阶段，政府开始淡化对H公司的倾斜性扶持，逐渐减少与H公司的经济性交往，代之以督察和上级评估为主的政治性交往。在H公司希望由做大向做强迈进之际，但此时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开始减弱，村企间的矛盾和分歧加大。这源于村企双方建构关系的行动逻辑的根本差异，外来资本主要是经济人的工具理性和秉持权力逻辑、精英导向。而村庄既具有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还有希望把村庄建设好的价值理性，双方在企业做大的过程中尚能合作，而在H公司希望进一步做强产业项目时，又缺乏可替代政府提供资金项目的条件和机制，从而有意、无意地对村庄互惠性的利益和情感共享表现出淡漠和忽视。由此，企业资本的理性和Z村的互惠、道义性需求产生难以互融的分歧，村企合作开始陷入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说，与村庄原发性的企业相比，H公司没有实现与村庄的互惠共赢，无法突破村庄原有的结构和功能，村企关系陷入了困境，下乡资本表现出“半悬浮”状态。但此种困境也不一定会导致村企关系的破裂或企业的直接退出。镇、村干部的维稳逻辑导致他们无奈妥协，从而使僵局状态得以维持。因此，农村产业发展和产业兴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化解下乡资本面临的村企关系困局和僵局，建立良性互动的村企合作关系。

1.建立健全包括外来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投入乡村建设的协商机制和激励机制。企业扶贫、社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为此，更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社会、政府与农民等多主体的合力作用。要优化乡村建设的工作体系，吸收下乡企业家与政府、村干部一起参与乡村建设规划、乡村发展项目的研讨、协商，促进村企互动，提升外来资本及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投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广泛的互动有助于下乡企业充分认识和考虑农民的理性需求和道义需求，增强为村集体和乡村建设做贡献的责任感，尽可能为乡村振兴规划和村庄公益事业提供支持。事实上，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也有助于增强企业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打造企业品牌、促进市场推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且在参与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消费和城乡融合发展，拓宽企业的内外市场空间，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要健全激励机制，政府在各类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项目中，应适当地对资本下乡予以一定的项目支持，激发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2.改善村庄治理结构，打造具有包容性、城乡融合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在资本下乡之后，鼓励下乡企业积极参与到村庄的社会治理中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村民组织法，使外来资本能够进入村级组织委员会和党支部，改善村庄治理结构，实现本地企业、下乡企业、村庄和城市的内外联动，打造城乡融合的共同体。尤其，对于一些长期居住在该村的企业管理层，村庄可以考虑将他们纳入村庄社会中，支持企业管理层转变身份加入所在地的村庄，成为村庄的一分子。这就意味着该企业也成了村庄的企业，可以从身份上使村庄的村民和企业互相产生“一家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使外来资本和企业主不仅融入当地的经济结构，而且也能够融入当地的熟人社会结构，真正形成城乡融合的乡村社区共同体，使资本下乡企业形成对互惠互利的道义经济的自觉意识。

3.尊重和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在产业发展项目中的利益联结。农民是村庄发展的主体，应该尊重和发挥农民在村庄发展的主体性地位，充分实现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受益主体、建设主体和治理主体地位。费孝通（2004）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20]2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依靠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的人去落实。绝不能让农民成为农村改革的旁观者，而应让其有切身的参与感，让农民成为改革红利的主要受益者。一方面，不能片面将乡村振兴与规模经营和资本下乡等同起来。资本下乡虽然对村庄有诸多益处，但是村庄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外来资本，村庄也需要实现自己的内源性发展，要充分发挥村庄党员干部、村庄能人、返乡创业者和乡贤的带动作用，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特点的乡村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对引进外来资本，要明确条件和要求。有必要从法律、政策层面因地制宜地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涉足领域等设定明确的界限。比如，可引导、鼓励工商资本在提供资金支持、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储运设施、营销加工等方面发挥作用。要深化引进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引进之前，应规划先行，保证产业项目纳入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整体规划，形成利益共生、互惠发展的良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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