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账”：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民思想顾虑的缓解——以中南区为中心

作者：常明明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2１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2-03-06  浏览次数： 24496次

【摘　要】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在运动过程中，各阶层农民呈现各异的心态。在面临入社时，先进群众积极性虽高，但多数带有很大的盲目急躁情绪，表现为热情高，办法少；中间群众口头赞成，但心怀疑虑；觉悟差的群众则误解很大，心里害怕，口里不敢讲。土地按什么标准评产、耕畜农具入社如何补偿、劳动力底分的评价、土地劳动分成收益比例等，是入社过程中各阶层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社后农民则主要关心合作社能否增产，自己能否增加收入。针对农民不同的顾虑，党和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广泛的思想动员，另一方面结合小农经济的特点采取反复“算账”等方法，逐步打消了农民的思想顾虑，获得了农民对合作社的认同，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思想顾虑；算账；认同；中南区

农业合作化运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已深入其方方面面1。但亦有一些问题的探讨尚欠深入，如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思想动员即是如此2。改变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集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件十分复杂的艰苦工作，既要适应小农经济的特点，又要积极改造小农经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共中央要求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即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依照农民的觉悟程度，除用合作社增产、社员增收的实例教育农民之外，还要对农民进行思想发动，反复说服，使农民真正认识到合作化的好处，做到“口愿心愿，人人自愿，全家自愿”参加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农民报着何种心态，心存哪些顾虑？在思想动员中，各级人民政府和骨干分子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来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本文拟以中南区3为中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4农民的思想动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复杂面相。

一、从个体经营转向集体生产过程中农民的心态与顾虑

土地改革后，农村阶层呈中农化发展趋势，如从中南区豫、鄂、湘、赣、粤5省31个乡11953户的调查情况来看，截至1953年底，已有约占全区农业人口1/4的地区（即河南的近全部地区，湖北的经济作物区，广东的部分沙田区与经济作物区），中农已占农村总户数的70%以上；约占全区农业总人口1/2弱的地区（鄂、湘、赣3省的绝大部和广东的一部分），中农已占农村总户数的50%以上；另有约占全区农业人口1/4强的地区（主要是广东及湖南、江西的少部分地区），上升最慢，中农占农村总户数的40%～45%。但贫农仍占一定的比重，河南占总农户的16%，湖北、湖南、江西3省占33%，广东占39%5。但从1953年豫、湘、鄂、赣4省贫农、中农两个阶层户均占有的生产资料来看，贫农户均占有犁、耙、耖、大车、水车分别为0.15件、0.36件、0.13件、0.26件、0.01件，中农户均占有分别为0.77件、0.63件、0.27件、0.06件、0.41件6。上述主要生产资料贫农、中农户均占有均不及1件，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落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贫困农民客观上存在互助合作的需求。

1953年底，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的广泛宣传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成为当时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总路线教育之后，一部分农民热情高涨，积极表现愿意走“新道路”，他们说：“眼睛亮了”“有了奔头”，积极要求参加互助合作，许多互助组要求转社，垮了台的互助组也重新恢复起来了，退坡的积极分子又积极起来了，这是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后，农村情况的基本方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农民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对社会主义一时很难完全正确地理解，总路线的宣传也不是一次“大张旗鼓”就能做到家喻户晓；又由于中南区互助合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做法，在干部和群众方面，都不很熟悉，因而农民在接受总路线教育时，虽然表现为热情拥护，但其思想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先进群众积极性虽高，但多数带有很大的盲目急躁情绪，表现为热情高、办法少，想走“新道路”，不知怎样走法，迫切要求予以指导；中间群众口头赞成，但心怀疑虑，向往“过渡”又怕“过渡碰了石头”；觉悟差的群众则误解很大，以为社会主义是“一拉平”，共同上升是“等齐上升”，合作就是“合大锅”，心里害怕，口里不敢讲，在少数农民中还出现了大吃大喝，杀猪杀鸡破坏生产的现象7。具体来看，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同阶段，农民具有不同的心态与顾虑8。

（一）入社前农民的心态与顾虑

湖南省9个典型乡1954年的调查材料，较为细致地刻画了面临入社时各阶层农民各异的心态，该典型材料可反映当时农民普遍的心态和顾虑。

贫农，由于经济地位困难，他们对走合作化道路表现出积极坚决的态度，根据其各户主要成员的觉悟程度看，对入社表现积极热情的共计632户，占本阶层户数（1008户）的62.7%；要求入社，不很积极的376户，占本阶层户数37.3%。不很积极的农民，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人多劳力少，或主要劳力病残，家底亏，生活困难较大的户，他们从内心来说是迫切希望入社解决困难的，但“顾虑入社别人不愿吸收”“怕入了社得不到照顾”“怕负担不起股份基金”等，因而感到对入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54户，占本阶层户数25.20%。二是少部分老弱孤寡户，他们平日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靠亲友帮助解决，感到入了社，靠社员照看，倒不如仍靠亲友稳当些，因而表现有些犹豫。类似这种情况的有75户，占本阶层户数7.44%。三是某些过去曾从事不正当职业（如兵痞、流氓等），本身劳动习惯不好的有47户，占本阶层户数4.66%。

新下中农，土地改革后虽然经济地位亦有较大改善，但耕牛、农具尚缺，在生产上还存在一些困难，生活上亦不富裕，因此他们一般均积极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对入社表现积极热情的有586户，占本阶层户数（928户）的63.15%；表现一般的有267户，占本阶层户数的28.77%；表现还要“看一看”的有75户，占本阶层户数8.08%。上述表现一般的户主要是对合作化的政策缺乏了解，一般经过深入宣传教育后是会积极起来的。表现还要“看一看”的，其中，有68户（占这类户的90.67%）是由于兼营其他职业，怕入社不自由；有7户（占这类户的9.33%）则是某些尚未丧失劳动力的年老单身汉，他们感到个人安闲自在，怕入社受牵累。

老下中农，这些户大部分是原家底薄的户（主要是佃中农），也有部分则是因遭受变故而亏累的户，他们占有土地虽较贫农多，但缺乏生产资金，有的还缺耕牛农具，因此，一般对走合作化道路亦表现积极拥护。在合作化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有242户，占本阶层户数（370户）的65.41%；不积极的128户，占本阶层户数的34.59%。不积极的主要是如下三部分人：一是田多、劳力缺的，对政策仍不够了解的110户，他们一方面想入社，感到不入社自己田作不了，但另一方面，考虑入社要以劳力为主分配收益，怕自己会减少收入。二是过去劳动习惯不好的10户。三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如囤粮、放债等）受到了限制，仍对政府不满的8户。如长沙县草塘乡中农胡凤楼问干部：“中农入社到底是不是吃亏。吃亏，你说句实话，不吃亏，你也说句实话。”一般对入社有四怕：“一怕入社耕牛农具折价低；二怕动员要多投资；三怕减少收入；四怕不自由”9。

新、老上中农，共计812户，由于经济地位较富裕，因之一般表现对入社顾虑较多，怕吃亏，怕不自由，甚至思想抵触，说：“搞互助合作还不如独打鼓、独造船。”认为：“合作化把劳力都组织去了，雇不到工，恼火。”有的宣传单干有三好：（1）有本钱，有肥料，粮食不会少打。（2）起早睡晚全家齐动手生产就搞完了。（3）开会少，随自己搞，自由自在。有的因对合作化有顾虑，借故将耕牛卖掉。据长沙县草塘乡调查，23户富裕中农，因对合作化有顾虑要卖耕牛的有7户，已有6户卖出6头牛。他们最歧视贫农，生怕贫农沾了光去，骂贫农是“叫花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10。

以上贫农、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共计2306户，占总户数64.5%。其中，对参加合作社积极热情的计1460户，暂时还不大积极但经过教育后一般可以积极起来的计521户，两者合计1981户，占三个阶层户数的85.91%；暂时还不想入社，还要“看一看”的325户，占三个阶层户数的14.09%11。由此可见，贫农、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基本力量。

上述典型调查材料反映了当时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心态和顾虑，即均是从自身的利害关系及是否有利于提高自己收入来考虑入社与否。一般群众虽然感到生产需要，向往入社，但怕收入减少，怕土地、耕牛、农具入社吃亏，又放心不下；觉悟差的群众甚至害怕入社“一拉平”“归大堆”。但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和统购统销运动紧张的氛围下，政治舆论压力很大，怕不参加互助合作，就是“自发势力”，他们的说法是：“人家都搞，我哪能孤雁不入群”“政府叫走新道路，谁敢不走”“人随王法，草随风，不走怕犯法”12。另外，特别是互助基础差的地区，农民的思想顾虑主要表现为：一般是怕吃亏，怕不能增产，怕分红少；老年人怕劳力弱，取不到报酬；没劳力的农民怕分不到东西；妇女怕不方便，怕不团结，怕报酬少；中农怕不能保证增产，怕归公，怕不自由，并抱着“自愿我等等，强迫我试试”的观望态度13。

（二）建社过程中农民的心态与顾虑

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原属农户家庭私有私营的土地转为私有社营，耕畜、农具要折价归公，可以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在合作社中也要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入社时土地按何种标准评产、耕畜农具入社如何补偿、劳动力底分的评价、土地劳动分益比例等直接关乎农户的利益，也是各阶层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根据中南区的调查材料来看，1953年冬和1954年春该区建社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入社处理与采取的分配办法是：1.土地评产入股计算，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办法：（1）按土质、光照、水利等条件，适当照顾位置远近、耕作难易，并参照近2～3年实产量，评定常年应收产量，采用这种办法的社占大多数（河南占60%，江西占76.7%，湖南占26%）。（2）以查田定产为基础适当加以调整，采用这种办法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社（河南占21%，湖南占36.8%，广东占34%）。（3）按1953年实产量入社，或完全按查田定产的产量入社，不加调整。2.耕畜问题：1954年新建的合作社实行耕畜作价入社办法的占绝大多数（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占76%，湖北占77%，湖南占55.5%，江西占62.6%），采用耕牛私有租借使用办法的则占少数（湖南占39%，江西占25.2%，河南占5.9%，广东25个社统计占28%）。另外，广西的大部分社及其他各省的少数社采用耕畜作价存社，保本保值给予利息的办法。3.农具问题：大多数社都将农具分为三类分别处理：小农具自用自修不用入社；中等农具如犁、耙、木桶等经常使用，价值亦不太大，一般作价入社；大农具如水车、大车，价值较大，不经常使用，采用租借使用给予适当报酬的办法。4.土地分配比例：大部分社都是根据“使土地多劳力少或劳力多土地少的户都能得到合理利益”的原则规定分配比例，经过仔细计算，大体可以保证各类社员入社以后农业收入不致比入社前减少。但部分社的土地报酬有偏低现象，个别社也有偏高现象。一般来看，劳力报酬所占比例要超过土地报酬的比重14。

从调查资料来看，土地评产最为困难，各地均有偏高偏低现象，而对丰产田亦缺乏必要的照顾。如江西省农村调查，吉安县淇塘第一农业社入社产量是按查田定产的产量评定的，44户社员的入社产量是181584斤，而实际产量只有172898斤，入社产量比实际产量高5%以上。结果土地报酬多于劳动报酬，影响社员劳动积极性。劳力强、土地少的社员王彬文说：“这些无劳力的，入社产量又高，而且不劳动，我们做，他们吃。”九江县石门乡青峰农业社有部分社员产量评的过低，一些老中农反映土地报酬不够出公粮，老中农胡昌大说：“干脆我把土地送给社里，我不要土地报酬，省得一件事。”在处理耕牛农具时亦存在价格偏低、价款负担不恰当、偿还期过长等问题。有的社耕牛折价归社时低于冬季市价，使一些有牛的社员感到不满。如浮梁县蓝田乡金星农业社2户中农的入社耕牛、农具作价比市价要低18%，社员朱洪源说：“我知道这样，宁愿卖掉拿钱入社。”蓝田乡金星农业社、丰城县爱国乡新湖一社及石门乡青峰社、松涧社都是按劳力底分分摊价款，使那些劳力强的贫农、新中农负担较重。如爱国乡新湖第一社，贫农找出的负担价款占46.18%，新中农占17.8%。赣县吉埠一社是耕牛按入社土地面积均摊，农具按劳动力分摊，结果中农吃亏，负担较重，老上中农户均负担41元，新中农户均负担40.19元，贫农户均负担26.5元，中农有些不满。在偿还时间上，有的社没有明确规定偿还期限，使一些中农社员存有顾虑；有的社虽已规定偿还期限，但不计利息。如上高县新华乡第一农业社，该进价款的社员没有按期得到价款，社员徐根才说：“入社后什么都不见了，哇有得进，又不知向谁进。”乐平县谢家乡黄星农业社规定农具3～5年还清，未还清前不计利息，中农吴永根反映：“我的好牛好犁入了社，不但得不到利息，恐难捞本。”15

由于存在以上问题，因而社员群众有各种不同的反映，主要是中农意见较多，他们认为折价入社对自己没有多大好处。如江西临川县韩峰乡中农周新贞说，“一口气卖了祖宗牌，还要替别人做仔”，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也有些贫农怕负债重，感到还本难，如乐平县谢家乡黄星社贫农吴显远说：“好牛好犁虽得使，还了牛账没钱用。”这些问题亦使社外群众产生诸多疑虑。部分农民对折价归社的看法是：“贫农拥护，中农吃亏。”上高县新华乡互助组组员徐力牯准备入社，后来看到社内一些中农未按期得到抵消后多余的钱款，因此春耕后就卖掉了大耕牛，换进2头不能耕田的小牛养；徐昌万说：“今年若不是准备入社，我还得添置些农具，否则不够使用；入社后反正大家用，多了划不来。”16

（三）入社后农民的心态与顾虑

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经济生活上的重大改变，它不同于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也不同于互助组，它是在劳动农民内部既要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生产的不断增长，又要逐步地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为合作社所有制，改变生产经营方法。虽然在农业合作化初期运动是稳步推进的，可以避免农民思想上所感到的突然性，但由于中南区互助合作基础比较薄弱，加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中，对“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得具体，对粮食政策方面宣传较为详细，而对互助合作缺乏全面具体宣传。因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民普遍出现了各种疑虑和困惑。有些人觉得：“谁也顶不住总路线，迟走不如早走”；知道了旧道路走不得，“怕说是自发势力”，但又弄不清新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到底有没有好处；害怕“土地归公”“吃大锅饭”。但在“社会主义空气”的压力下，不敢暴露真实思想情况，都随着党团员、积极分子搞起互助合作来。

据河南清丰县（老区17）调查，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真正认识到方向好、产量高、收入多的占40%，随大流和有顾虑的各占30%；长葛县（新区）两个村123户社员调查，真正自愿入社的33户，占26.83%；随大流入社的61户，占49.59%；思想不通、怕说落后、怕挤余粮、怕戴“自发帽”而入社的29户，占23.58%18。又如湖北省21个社668户的调查，自愿入社的有385户，占57.63%；随大流入社的204户，占30.54%；被迫入社的79户，占11.83%19。另据广东省1954年年初对226个农业合作社的调查，第一类，群众真正自愿，经过充分思想发动，骨干较强，互利问题解决比较好的约占30%左右；第二类，基本上是健康的，但问题很多，思想发动不透，基本上自愿，但有些盲目性，骨干不强，互利上存在着较多问题的占50%左右；第三类，基本上是强迫命令，一哄而起的占20%左右20。另如广西省53个社的调查，第一类：骨干多，有坚强核心，生产成绩显著，社内民主团结，社外关系良好，社员劳动热情高，社干社员对办好合作社有充分的信心，但亦有个别社员思想不够坚定，这类社有16个，占30.19%；第二类：骨干亦多，有核心但不够坚强，生产一般比互助组好，社内基本团结，社干社员对办好社有信心，少数社员思想动摇，这类社有31个，占58.49%；第三类：骨干弱，无核心，个别不纯，社内不团结，生产与互助组差不多，甚至落后于互助组，社员思想动摇，社干对办好社缺乏信心，这类社有6个，占11.32%21。这一比例随着合作化基础的强弱，总路线教育和购粮工作的好坏而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各地都存在。

具体到各阶层农民入社后的心态和顾虑来看，据湖南省长沙县草塘乡调查：1.贫农阶层：（1）生产、生活上虽有困难，但是劳力较强或较多，并且多少还有一点生产资料的农户，入社后，经过教育一般都表现积极肯干，处处为社的利益着想。如中心农业合作社贫农副社长王云贵，入社后积极肯干，生怕办不好社，社里别人不愿做的事，他带头去做，见到农业合作社的庄稼歪倒在路边上，就主动去扶起。又如新农农业社贫农社委胡海涛，合作社建成后对社的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看见不合理的事就会提意见。（2）人口多、劳力少，生产困难较大的农户，入社以后，他们虽积极肯干，但是因为本身困难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是家里生活困难，顾得社里顾不得家里，对入社后天天要统一出工感到吃不消。如贫农胡福泉（社务委员）想多种点小菜渡夏荒，某天早晨在家栽南瓜，出工迟了点，社员就批评他，就说他身为社委，这样自私自利，起了坏的带头作用。他感到家里的困难不能解决，社里的事情也没有搞好，就消极下来。家里没有饭吃的时候，就干脆躺着不出工让社员骂。其次是农具破烂不齐（社里的小农具由各户自带），吃饭不饱，因此功夫做不赢别人，得的工分少。再次是按亩摊耕牛农具折价款，新添了一笔债，感到负累重。

2.新中农阶层：（1）新下中农：从他们入社后的表现看，一般积极肯干，群众反映他们入社后是：“笋子才露尖，太阳刚出山，火气旺得很。”但也有的户对办好社缺乏信心，表现有钱不大愿投资，重视自留地，家肥多向自己土里施，弄不清社与个人的关系。（2）新上中农：表现喜欢打小算盘，爱与贫农计较利害，见贫农社员得到贷款就眼红，说：“我也是贫农，为什么他贷得我贷不得。”一点小事不顺意，就闹情绪，发牢骚，指手划脚。如新中农苏寿坤甚至在入社后将已入社的地拿回种上红薯，牲口没有入社，他担任社里保管委员兼生产队长，有点不顺意就躺倒不干，动辄就放弃职责。实际还是“貌合神离”。

3.老中农阶层：从他们入社后的态度看，可分为三种情况。（1）老下中农，这部分人入社后表现“安心”“关心社”。如中农石庆云入社后对干部说：“合作社有三好，看田施肥好，合理分工好，大家团结好，像我没有入社时，顾得田里，顾不得地里，顾得外面，顾不得家里，个人单干就像瘸子和尚摆宴，手脚搞不赢。”发现社员未出工，就亲自去喊，说：“咯搞了社就垮不得，我们要树立旗帜的。”（2）一般中农，他们入社后的表现：一是对农业社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抱怀疑态度。当谈到农业社能否办好时，他们说：“那是三天的花媳妇、五月的禾苗，还要看。”因而处处想留点后手，有钱不愿投资，下肥时给自己田里多施点，以便退社时落得个实在。二是感到入了社自己“权小”，说他们入社“就像关在栏里锯角，由人家搞一顿”。三是处处担心自己是不是吃亏。如中农刘宪兵开始入社时总怕自己做少了工分会减少收入，现在工分做得多；也有顾虑别人沾便宜，贫农石锦春说：“你再阔我们也不会要你的。”刘说：“你们口里说不要，其实心里想要。”四是怕功夫做不赢别人，怕得工分少，普遍添置小农具。（3）富裕中农，这些户入社时一般表现：一是自留田要多留。如王金亮，家有3口人，7.37亩田，入社时要留1亩多田不入社，说他作了自留田就算了。二是虚报入社产量。如富裕中农余家庆，入社时，为了提高自己入社田产量，造了几年假账，企图蒙哄群众。他们入社后表现“多疑，量狭”，评分时经常为1厘工也争论不休，做功夫不求质量，有钱不愿投资，对社漠不关心，对自己的生活则很讲究。

同时，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也普遍反映，入社后社员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合作社的收益分配问题，他们担心自己所能分配到的粮食比入社前是多还是少？入社后的生活是否会发生问题？农民入社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以进一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如果合作社不能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甚至收入比入社前有降低的危险，入社农民就一定会对合作社产生不满，合作社的团结与巩固就要发生问题。农民参加合作社还是一种新的尝试，过去完全没有经验，虽然在开始建社时，曾经讨论收益分配的办法，但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农民文化水平又低，仍估计不透，摸不到底，还要根据社的收入情况和分配的实际结果来决定。

二、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缓解农民思想顾虑的措施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工作的出发点是小农经济，工作对象是小私有者，“而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22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中共中央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小农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是绝对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实现的。……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应该根据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切身利益来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和合作化的思想。”23“必须贯彻群众的自愿互利原则，必须正确执行党对农民的基本政策，必须坚持说服教育、实例示范的方针。”24从中南区的调查材料来看，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贯彻后，新建的社绝大部分是在当地最好的常年互助组基础上吸收部分临时互助组组员及少数单干农民建立起来的，常年组组员约占入社户数70%，临时互助组组员占20%左右，单干农民占10%；全区把单干农民直接组成合作社的仅有13个，且均为各地有意识开展试验的。绝大多数合作社骨干亦相当强，每社平均有8～10个党员、团员及非党骨干分子。在建社过程中，亦自始至终贯彻了思想发动，一般社从开始酝酿到建成平均历时1个月至40天25。

（一）建社前缓解农民思想顾虑的措施

要使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必须有一批坚强有力懂得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骨干力量。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经过审查批准建社的互助组，在建社前必须做好认真训练骨干工作，与在组内全体成员及其家属中做好充分酝酿工作，做到完全自愿。”26由此，在建社前，中南区各地首先抓住提高骨干，深入贯彻总路线，进行两条道路的对比教育，讲明合作社的性质与办社的具体政策，通过总结互助生产成绩来认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用农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教育农民，并结合交代办社政策、方法、步骤，以及为谁办社，谁来办社，提高认识，克服盲目情绪，在这个基础上，开始集训骨干27。骨干训练会结束后，分工包干深入各地进行会议发动，如支委会、互助组会、群众会等，以总路线为发动农民的思想动力，使农民认识自己的增产和国家的工业化分不开，和互助合作分不开，藉此提高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建社的思想发动工作，除了一般宣传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法之外，根据实际情况对比算账，则是切实有效的重要手段。

1.以实例教育农民。

农民是凭实际经验办事的，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在没有亲眼看到入社好处时，入社是不安心的，也是不愿参加的。“只有用事实来向农民证明，已经举办起来的互助组或合作社，生产确实是增长的，人人能得到比以前较多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确实有所增加，农民才会喜欢这些互助合作组织。”28因此，中南区在办社过程中，通过找出当地真人真事的典型事例，对比其参加互助合作前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分析原因，来进一步带动周围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湖北鄂城县临江乡，该乡富裕中农金朗清，是个生产能手，同农业合作社比赛，说他的棉田产量要胜过农业合作社的一块丰产田。他曾吹嘘说，“我的地底子壮，不上粪也比你们社里的棉花长得好”，并在晚上偷偷施肥。1955年春季参观评比时，他的棉苗长得较高较好，他洋洋自得地说：“这是单干户的棉花，不是合作社的，你们可莫搞错了。”该年秋季这个乡又组织了一次参观评比。农业合作社丰产田的棉花每株有三四十个桃子，而金朗清的棉花每株只有23个桃子。这样，怀疑农业合作社能否增产的人，被事实说服了29。又如河南罗山县山南乡为给群众做出样子，在1954年冬试办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在1955年春修建了2口塘，扩大了20亩田的灌溉面积，有12亩旱地变成了良田，担塘泥和积杂肥42000余担。由于劳力、土地集中使用，加上深耕细作、推广良种、小兜密植等措施，1955年增产粮食32400斤（原粮），水稻获得了平均单产510斤的大丰收，比1954年每亩单产提高100斤，比吴德忠互助组的每亩单产提高120斤，比单干户梁长喜的每亩单产提高了210斤。全社30户，除3户收入保持不变，2户因缺乏劳力比入社前收入略减少外，其余25户均获得增收。原来常年缺粮的9户，均变成了余粮户。贫农陈怀荣，全家5口人，有8.4亩田，往年只收2600斤粮食，人均520斤，除掉开支外，每年总差三、四个月的粮食，还有60多元的贷款无法归还。1955年分红，得了粮食6000斤，比1954年增加1倍多，并卖出余粮2200斤，60多元的贷款也全部还清。社员由于亲身感受到合作社的好处，逢人便说：“怕什么！闭着眼睛入社，我要不入社，一辈子也翻不了大身。”30这样通过合作社积极劳动、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事实，合作社向周围群众进行政策宣传，启发了农民，逐步解除了其思想顾虑。

同时，各地还引导农民认识如何才能循着正确的道路逐步前进。使农民认识到互助组虽然已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它毕竟还是分散经营，在劳动力的调配和统一种植等方面有若干问题不好解决，对农业生产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从互助组提高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才能使生产不断地获得更大的发展。

2.用具体算生产账的办法，说明合作社能增产的好处。

要使农民清楚地认识到合作社如何增产，从哪里增产。各地算账的方法，一般是从总结互助组的成绩入手，肯定组织起来道路的正确，进一步引导群众挖潜力，研究增产方法，合理测算合作社增产账。这样做的结果，农民自己就会得出要进一步增产必须组织合作社的结论。如广西临桂县一区读礼村合作社建社时，经过计算，准备建社的19户，如果土地统一经营，合理使用劳力，仅在送粪、看水、合理分工和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1954年就可节省1230个人工，再把这些劳动力用于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改一季稻为双季稻，再加上因地制宜，合理种植，仅农业方面即可增产稻谷18532斤，平均亩产量可由1953年的517.5斤增加至608斤。经过算账，群众办社情绪大为提高31。

3.对比算账，增强农民入社信心。

当群众确实知道合作社能增产以后，对于自己入社是否能够增加收入仍有顾虑，再进一步找几个典型户，计算他们的收入账，典型户算好了，其他各户也就摸到底了。如湖北省京山县滴水乡屈志富互助组在转社时，首先确定4个典型户，每块田评出常年产量，算了一个具体账：（1）田地多、劳力足，生产又安全的户。组员王世才，有22亩田，常年产量7100斤，1953年实收入5700斤；如果按“劳六地四”分配的原则，应得固定土地报酬2840斤；在劳力方面，全家4口人，2个全劳力，他本人全年能做150个工，老婆能做82.5个工，一个瞎子哥哥能做45个工，共277.5个工，扣除公积金和公益金264斤，劳力报酬可得4767.4斤；两者合计共得报酬7607.4斤，比1953年的实收入增加1907斤；4口之家，每人平均收入应得1902斤。（2）劳力强、土地少，田地种得好，生产资料充足的户。组员王云泽，全家2口人，有10.17亩田，常年产量4000斤，1953年实收入4320斤；入社后可得固定土地报酬1600斤，全年以247.5个工计算，除公益金和公积金外，可得劳力报酬4484斤；两者合计共得报酬6084斤，比1953年实收入增加1764斤。（3）劳力弱、技术差、田又种得坏，生产资料不足的户。组员全有祥，有14.88亩田，入社后若按常年157个工计算，可净得劳力报酬2853斤，土劳报酬合计得4572.2斤，超过1953年实收入1691斤。4口人，每人平均可分得1143斤。（4）劳力一般、田地一般、生产工具够用的户。互助组长屈志富，全家2口人，有17.86亩田，常年产量5465斤，1953年实收入4480斤；入社后应得土地报酬2186斤，全年能做225个工，净得劳酬4076.5斤，土劳报酬共应得6262.5斤，亦超过1953年实收入1782.5斤。通过算了具体账以后，组员们说：“这几天不放心，这样一算，心上像一块石头落了下来。”大家提高信心后，都纷纷表示要积极把合作社办起来32。但算账时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夸大，否则，农民不相信，说是算“空账”。各地经验证明，这样不仅能使农民真正了解合作社的性质及分配原则，同时使农民确信入社能提高自己的实际收益，真正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坚定入社信心。

此外，各地在建社时，还注意对妇女的思想动员。在这一巨大变革面前，妇女群众的思想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一部分妇女干部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她们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起着骨干作用，但热情高、办法少，迫切要求加强领导。而大部分妇女也知道走社会主义道路好，但是她们对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不了解，有所顾虑，信心不高，她们“随大流”“跟男人走”。还有少部分觉悟较差的，误解很大，她们把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误解为“一拉平”“等齐上升”33。年老妇女的怕入社后土地没有私有权，不分你我，“吃大锅饭”，死了无棺材。壮年妇女顾虑入社后，小孩子没法读书，没饭吃。青年妇女主要是怕参加合作社不自由，受限制，不能走娘家。在动员中，各地对老年人主要是宣传合作社的性质，讲明土地入社有报酬，合理分工有事做，按劳取酬生活过得好，搞合作社并不是“吃大锅饭”，不分你我，以打消顾虑清除误解。对中青年妇女，讲合作社的优越性，小孩有钱读书，走娘家不受限制34。

（二）建社过程中缓解农民思想顾虑的措施

能否合理地正确地解决劳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社与收益分配问题，是建社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鼓舞社员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基础。因为它直接触及到每个社员的根本利益，而对这些问题处理是否正确，也就是农民极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建社过程，实质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社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既合乎群众要求，又能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原则呢？综合各地调查材料来看，说服教育、民主协商是正确处理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社与收益分配问题的主要办法。首先，向社员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育：一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教育，使社员充分理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明确认识个人利益一定要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大家共同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二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土地的逐年增产，主要靠劳动的创造，劳力得到一定的合理的报酬是应该的。也只有在增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才能更好地发挥劳动的积极性，才能逐步提高农业生产，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三是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存在着私有和合作两个方面的性质，使农民认识在入社后土地也必须得到合理的报酬，才能提高群众入社与生产积极性，才能把社办好。其次，就是组织社员自报互评、民主协商，由评议小组或筹委会出面领导，以小组会的形式，专门召开老人会、妇女会、家庭会反复酝酿。由社员逐步自报，个别协商，民主初评，把初步协商的意见进行公布，然后再收集各方面的意见由筹委会或评议小组根据哪些户在哪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有目的地逐户逐一地进行个别协商，直到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之后，再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民主定案。为了使领导心中有数，使协商工作顺利进行，建社领导骨干在协商前还会进行必要的摸底工作。

如湖北省荆门县在试办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结合实际交代政策，发扬民主充分讨论，逐步解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评产：

根据土质水利好坏，田间宽窄进行评产，展开了争论，意见复杂，斗争激烈。如肖高泉说：“田是一块土，全在人来舞。”土质好的户，怕和坏田一样评；田面宽的户，怕和窄田一样评；水利好的户，怕和水利差的一样评；查田定产时瞒产量的产生思想顾虑，怕调查出来政府加负担，不说自己又吃亏，反映道：“我这是睁着眼睛认白字。”经过充分交待政策，解除群众顾虑，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按查田定产负担公粮，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土质水利面积等条件适当地调整。

2.土地报酬：

在讨论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先进通了，群众不通，青年通了，老年不通，男的通了，女的不通。最主要的有两种思想：（1）劳动力弱、田多、人口多的，重视土地报酬，愿意按双比例分红。如丁本力说：“我有四个娃子，固定报酬养不活，我通了，我的老婆也不通。”（2）劳力强的，愿意土地固定报酬。如郭中华说：“双比例分红剥削大。”丁本力说：“粮食增产是靠人力拼来的。”经过具体算细账，解决了劳力弱的顾虑。如高店乡安家洪社王老婆（孤老）有田1.5石，常年收入8石谷，工资管饭等用费2.1石，实收5.9石；入社后，固定报酬，可分4石谷，自己有1/3的劳力（每劳力按7石算账，先摸好底），可分2.3石，共分6.3石，增产的且不算，入社后，可多分0.4石谷。最后，大家均同意土地固定报酬。

3.青苗入社：

有两种情绪：（1）粮食够吃的不打算收麦子，想翻田作绿肥、下秋多收谷，愿意青苗入社。如熊文成说：“青苗入社由社统一决定收、翻，免得把田底子拉空，秋季又可多收谷。”（2）受灾户因家里口粮不足，打算春季作粮，麦子种得较多，施肥也多，愿意谁种谁收。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谁种谁收，容易把田底拉空，秋季不好办，青苗入社，由社里统一经营，同意入社全年分两季分粮，一次结账。

4.自留土地：

农民一般开始要求留好田、多留田，顾虑若合作社分得少，自己田里还可收粮食，通过讨论合作社性质，分析利害，最后决定每户除留下原种的菜园子外，其余土地全部入社，原无菜园者，可酌量留少量土地作菜园。

5.租田入社：

由社里统一种，统一完租，牛工和种子从春季里面开支，开垦别人荒地，本人可代入社，生荒五年，熟荒三年，才能归还原主。另外，对于田梗子草，协商结果是一般谁的田谁割谁用，影响生产的草，则由社统一割。山林仍属私有，合作社可统一商量植树。

6.耕牛入社：

该地耕牛较多，每户均有1～2头，农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牛老的愿作价入社，一种是牛壮牛多的愿私有租用。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作价归社。评价方法，根据牛的大小、老弱作价，按田亩投资，多牛户进钱，少牛户出钱，无钱时先欠款，分期付款。结果是，4个社中有3个社采取作价入社，1个社采取私有租用。

7.农具入社：

（1）田多、农具坏的愿意伙用，如张友元说：“马虎点算不了么事。”（2）农具好的要认真评，如朱元昌说：“我的都是新农具，不认真评不行。”经大家讨论同意，大农具作价归社，根据质量好坏找钱进钱，小农具如镰刀、锄头、斫锄等私有私用35。

在建社过程中，人民政府和合作社坚持互利原则，通过对比算账的方式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协商，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农民土地、耕畜、农具等私有财产的入社问题，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从而减少了建社的阻力，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三）建社后缓解农民思想顾虑的措施

在群众思想上，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有的是被“社会主义空气”卷进来的，并非真正完全自愿；个别也有被强迫编组参加的；真正自愿参加者，亦因由个体生产转到集体经营的变化很大，思想会经常发生新的变化。社员入社后，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得更尖锐更明显，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时刻在斗争着，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不断出现新的想法与要求。如在建社后生产还未领导上道或生产尚未取得显著成绩时，社员突出的思想是能不能增产、增加收入，怕人心不齐搞不好，“亲弟兄两个还打架吵嘴，这样多的户还能搞得好？”在生产走向正轨、取得显著成绩后，这时社员对能否增产怀疑不大了，突出考虑的问题是合作社能增产，自己能不能分得回来？劳力强、田地多的农民产生了“不管哪样搞，我是能分回来的”，有自满情绪；劳力弱的农民产生悲观情绪，怕分不回来，说：“合作社好是好，就是会饿肚子”，思想动摇，“参加吧，分不回来，退社吧，出去也没办法”；有的认为合作社抠的紧，不自由。到秋收时，社员集中考虑的则是怎样分配合理。即是在每个生产季节、每件活路，社员思想均会有很多变化。因此，在合作社建立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亦应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以稳定社员生产情绪，巩固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生产。

如湖北省京山县，在建社后，仍然注意加强社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是把总路线、两条道路的教育贯彻到办社全过程，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因为社员即使入了社，他的个人主义思想还在斗争着。如胜利社社员金明祥看到谷子长好了就失悔地说：“晓得我今年的谷长得这样好，该不入社。”有的社员分配后想退社，认为出社也不要紧，打退社的算盘。二是加强社内党团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在党团员有3人以的社都建立了小组，除定期过组织生活学习外，还定期召开党团员小组会，研究社内工作，掌握社员思想变化，教育党团员办好合作社是每个党团员的光荣任务。三是在生产中做一段总结一段，通过总结教育提高社员。生产季节或大的生产活路完结后，进行一次总结，通过总结进一步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和找出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通过总结进行评功表模，树立各种旗帜（生产牲畜喂养、农具保管、抱小孩、田间管理等等），有的社评“以社为家”，这对社员的作用也很大。如齐心社每次公布工分都是男女分开公布，比谁的工分多，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四是抓住典型开展讨论，以此教育提高社员。这是用社员教育社员的好办法，发现好坏典型就组织讨论（主要是好的典型），作用很大。如三合社社员李兴德用了耙后丢在田里不管，吴国香看到耙在田里就搬回来了。该社抓住这两个社员典型开展了讨论，社员们都认识到吴是“以社为家”的思想，应该向她学习，李不是“以社为家”的思想，害了社也害了自己。李也表明了态度，今后下决心改，大家也表明了态度向吴国香学习。五是在每个生产季节开展不同形式的参观评比。根据不同的季节和活路开展参观评比，这样社与社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作用很大，也带动了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在参观后，同时开展讨论，分析搞得好的原因，结合订自己的计划。六是建立学习制度。学习内容主要是外地办社经验和先进技术、新闻36。以上办法进一步增强了社员的凝聚力，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结语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它以生产资料入社公有、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方式，替代了中国传统小农的家庭经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动员，稳步推进运动发展。那么，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思想动员何以可能？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活跃农村经济，各大行政区提出了借贷自由、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及贸易自由政策（即“四大自由”政策），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毛泽东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要求：“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37从而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营造了一个舆论环境，把互助合作运动提高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政治高度，而“发展农业合作化是限制农村中资本主义和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办法。”38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农民不得不选择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路向。另一方面，贫农和下中农由于生产资料缺乏，为克服生产困难，增加收入，他们具有较强的走合作化道路的意愿，“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中最坚定的支持者”39。中共中央提出：“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与中农联合。”40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人民政府通过加强对贫农、下中农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计划培养、选拔了一批贫农、下中农骨干充实到办社队伍。如据典型社调查统计，1956年合作社中贫下中农占支委及总支委员人数的84.7%、占管理委员会委员人数的85.0%、占生产队长人数的84.4%、占会计人数的78.1%41，从而树立了贫下中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优势，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夯实了政治基础，保证了群众性的思想动员得以顺利推进。再一方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互助合作组织在贷款、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得到了比单干农民更多的优待，合作社社员的收入相对较高，如据鄂、湘、赣3省10个乡调查，1953年未组织起来的农民人均全年收入1183斤（折合稻谷），季节性互助组人均1329斤，比未组织起来的户高12.34%；常年互助组人均1455斤，比未组织户高23%，比临时互助组高9.48%；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均1562斤，比未组织户高32.04%，比临时互助组高17.53%，比常年互助组高7.35%42。毋庸置疑，互助合作组织会对单干的农民形成一种引力，从而为农民思想动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以上合力共同作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农民思想动员成效较为显著。

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指出：“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43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办社过程中采取反复“算账”的方式，逐步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由于步子稳妥、政策坚决，许多合作社办得较好，增产效果明显，农民也从中获益。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由于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步子过快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愿两利”的原则，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但集体化时期20余年的实践证明，农业生产发展并不好，至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民仍处于温饱不足的状态。

在面临新的制度变革时，理性的小农总是在算计他是否能从这一新的制度中获取收益，能获取多大的收益。同时，小农的经济行为亦会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当他能感受到制度的变革确能增加其收益时自然就会积极拥护这一政策，反之，则会采用各种手段逃避这一政策。只有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遵循“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切实有获得感，人民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才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拥护。

注释：

1近年来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可参见：王雅馨：《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姜裕富：《社会结构、政权建设与利益整合--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综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动员，彭正德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例，讨论了该县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普遍存在的抵制合作化政策的“保守”心理和消极行为，在党的政治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同了党的合作化政策，从而使得合作化运动较快推进。参见彭正德：《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中的政治动员与农民认同--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与该文不同，本文侧重于讨论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建社过程中农民心态的变化，指出随着农民心态的变化，人民政府采取了相异的动员策略，从而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3中南区是新中国历史上六大行政区之一，1950年设立，当时管辖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省6个省及武汉市、广州市2个直辖市，1954年撤销。

4本文所指的合作化运动初期是指自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起至1955年7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止。在这段时期，中南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处于试办阶段，基本能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5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总结》（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4。

6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

7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1954年10月，第24页。

8关于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更为详细的描述，可参见常明明：《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农民心态与行为研究--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1期。

9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年，第149页。

10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年，第149页。

11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1958年，第126-128页。

12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31页。

13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404-405页。

14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37-341页。

15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167-170页。

16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170页。

17本文所指老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新区是指按照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

18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10页。

19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86-87页。

20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97页。

21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464-465页。

22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144-149页。

23《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人民日报》1953年3月26日。

24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18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26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25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第150页。

28关于办社骨干训练和合作社干部相关研究，可参见常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研究（1954-1956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

29《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人民日报》1953年3月26日。

30王任重：《湖北省三个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调查》，《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4日。

31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9页。

32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14-315页。

33中共荆门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农业合作化（湖北卷·荆门分卷）》，1999年，第70-71页。

34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编：《中南区农村工作资料汇编》，第337-390页。

35中共荆门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农业合作化（湖北卷·荆门分卷）》，第58页。

36中共荆门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农业合作化（湖北卷·荆门分卷）》，第62-63页。

37中共荆门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农业合作化（湖北卷·荆门分卷）》，1999年，第128-1293页。

38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202、198页。

39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207页。

40李怀印：《土地改革与毛泽东时代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活》，《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41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206页。

42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室资料组编：《农业合作化第一年25个省（区、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典型调查（内部资料）》，第6-10页。

43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总结》（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4。

44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