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圈层与嵌入：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作者：钟曼丽 杨宝强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2-28  浏览次数： 46629次

【摘　要】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女性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才可能带动整个家庭融入城市。文章基于性别、圈层、嵌入的维度，构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架。文章从身份歧视、职业选择、工作环境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身份与性别排斥；从“群体边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获取困难及圈层跨越障碍；从城乡二元“隔离”与流动的“家”层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和关系型嵌入障碍。在此基础上，遵循“赋权—增能—自助—他助”的思路，提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性别；圈层；嵌入；赋权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并成长起来的一支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劳动大军。《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8 8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存在，农民工虽然有大量时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难以成为真正的“市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支持农民工在城市扎根，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等条件。因此，加快农民工城市融入既是党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客观要求。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则是实现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女性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才可能带动整个家庭融入城市。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是一个地域变迁和人口转移问题，更是一个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以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2西方国家移民现象出现较早，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如在经济发展与融入方面，Lamphere研究发现，“移民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行为与融入”3。在教育水平与融入方面，R.Wuthnow研究发现，“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助于移民在专业技术职位、文化认知以及子女教育上呈现出更高的社会融入度。”4在经济收入与融入方面，Hamermesh认为“较高的经济收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在移民社会融入维度方面，杨格·塔斯从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和政治合法性融入角度提出了“三维度”融入，恩泽格尔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排斥的维度形成了“四维度”融入。6在移民融入方式上，也形成了直线型、曲线型、区隔型三种代表性范式。

国内学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丰富。一是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带来的潜在社会资源。”7农民工在流入地通过血缘和业缘建立初级社会资本的同时，也试图利用城市的资源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刘程认为，“由于自身禀赋的约束，容易使农民工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选择自我隔离。”8童雪敏的研究显示，“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9二是社会认同方面。社会认同强调，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在价值观念方面应逐渐与城市趋同，并逐步调整自身的认知体系，积极实现城市融入。江立华研究显示，“农民工进城务工，仅是社会角色、资源获取方式和空间上发生了变化，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尚未完成转变”10，在经济、就业以及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很容易陷入“内卷化”，难以从心理层面对城市产生认同，即“一旦在城市中遭受挫折，他们身体内被埋藏的乡土记忆，传统的惯习就会在无意中被自觉地激活和提取，从而导致其社会融合的冲突、破裂、甚至中断”11。三是社会排斥方面。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是造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杨菊华认为，“受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其子女也难以享受城市的公立教育资源”12。景晓芬也认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着明显的降低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无论在职业空间还是居住空间上都存在差距，且隔离程度呈现出不对称性。”13女性农民工研究方面。陈婷婷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发现，“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够增进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14周闯认为，“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尽管存在着户籍和性别的双重负效应，但双重负效应仍低于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这两类人力资本差距的影响。”15杨翠萍基于全国的调研数据，从权益维护方面指出，“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等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16。向华丽基于湖北三市的调研表明，在社会融入与就业方面，“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渠道更加单一，行业分布更加狭窄，就业区域更加集中”17。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经济能力是保障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基础。“而教育程度、签订劳动合同，朋友数量、自评经济地位对女性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也存在正向的影响。”18

学者们从经济发展、居住环境、收入水平、社会排斥、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认同方面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了探讨。但诸多成果中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相对较少，既有研究偏向于性别、心理、经济条件等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较少关注女性农民工内部的圈层结构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既造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对内部圈层的忽视，又缺乏对女性农民工内部圈层结构与城市融入的内在机理探讨。一方面，女性农民工拥有的资源禀赋和技能素质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会影响其城市融入的能力。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和技能素质是一个动态获取的过程，女性农民工自身技能素质和资源禀赋的变化在改变其圈层结构的同时，也会影响其城市融入的能力。鉴于此，本研究将从性别、圈层及嵌入的视角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可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政府部门对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制定的针对性。

二、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架

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关涉到经济、社会、政策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从“性别—圈层—嵌入”的维度，构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架

（一）性别

性别是造成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被区别对待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性别的文化建构和性别的社会角色建构。前者强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这一建构过程囊括了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和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后者则认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的不同，即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如女性更多是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是在社会上活动等。19“‘性别’与‘流动’结合在一起将女性农民工置于双重弱势地位，她们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20性别弱势也导致女性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的局限，张琼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一般比较容易处在弱势地位，而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21。

（二）圈层

“圈层”本是地理学方面的概念，后被一些学者用于分析经济和社会关系，邓大才将圈层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归类，“一是圈内关系研究；二是小圈子突破边界走向大社会和大市场的研究；三是外部力量渗透进小圈子的研究。”22在圈层的应用方面，人情和关系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也是关系导向的。23这种关系导向以血缘、业缘为纽带形成了横向关系，费孝通先生将其命名为“圈子”24并由此形成了“圈子文化”，不同的“圈子”内部往往集聚着一些血缘和业缘相近的人。现代意义上的“圈层”将这一范围进行了扩大，这些“圈子”是由相同经济实力、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的群体组成，其范围已超越了血缘或业缘的关系。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往往会受到排斥，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城市居民形成了“自愿性”隔离。25在与人交往中也会寻求地缘、业缘相近者，与自己生活经历、经济水平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相似者，从而逐渐形成了“圈层”。这一“圈层”的形成主要是相对于城市居民，过往与城市居民日常互动中的被轻视、被排斥等也更强化了女性农民工对“圈层”的认同。此外，在这一“圈层”内部，女性农民工由于技能、学历以及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子圈层”，在各“子圈层”内，女性农民工在工作机会、经济收入以及资源禀赋方面的差距则会影响其城市融入的能力和意愿。

（三）嵌入

“嵌入”是指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进另一个系统之中或者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之中的现象。26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受到以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文化等作用机制和因素为基础的持续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27提出了“社会嵌入”的概念，并将其分为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祖金与迪马乔在‘嵌入两分法’的基础上又将嵌入分为文化嵌入、认知嵌入、结构嵌入与政治性嵌入四类。”28从而拓展了嵌入理论的应用范围。女性农民工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从原有的家庭和村庄共同体中脱离了出来，但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却又遭遇了诸多障碍。即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城市“再嵌入”的困境。“再嵌入”表现在制度性嵌入、关系嵌入方面。“制度性嵌入是指个体通过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获得制度上的支持。”29即女性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的同时，在就业、生活、居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关系型嵌入则是女性农民工在脱离家庭与村庄的人际关系后，在融入城市过程中与同乡、同事、城市居民等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进而推动其城市融入的进程。

三、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逻辑

“性别—圈层—嵌入”所构成的分析框架，为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部分将进一步聚焦探讨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是如何在不同维度上生成并持续强化的。

图2 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过程

（一）身份与性别排斥下的女性农民工

1.城市环境下农民身份遭歧视

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型朔了城市与农村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男女青年开始涌入城市，实现了与城市生活的近距离接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都是城市，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距日趋加大，“这便导致‘乡下人进城’成为本土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尴尬现象”30。较“土”的衣着，与城市审美格格不入的打扮，较显“粗犷”的行为等在与城市文化相遇时难免会产生一些碰撞。“打工妹”和“农村妇女”等暗含歧视的用语，无不隐喻着城市居民对女性农民工的歧视。城市和农村之间俨然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占据心理优势的城市居民，无形中也将女性农民工贴上“落后”和“没文化”等标签。有研究显示，“女性农民工的压力主要受到个人权益保障缺失、农村户籍歧视、人际关系差等方面的显著影响，其中歧视因素的作用最为明显。”31这种因农民身份而带来的偏见和歧视，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重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心理障碍，影响其城市融入的意愿。

2.职业选择中的性别“隔离”

性别的文化建构论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分工上的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不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而是社会文化对男女的不同期待和规范所决定，长期的资源和机会分配差异直接影响了男女地位的差异。虽然，近年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成为共识。“但在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方面却并未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女性尤其是具有农民工这种弱势群体身份的女性劳动者就业更难。”32《2015年新蓝领女性就业报告》33显示，90%的一、二线城市的新蓝领女性在工作中遭遇职业选择的性别歧视。女性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她们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玩具、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或者保姆、家政服务、餐饮、娱乐、售货员等服务业，向上层职业流动的机会远少于男性”34。这类职业大多没有稳定的发展预期，且劳动强度高，耗时长。除职业选择的性别歧视外，男女农民工还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有研究显示“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但在工作时间上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35因性别歧视而引起的工资差异既存在于城市白领中，又存在于女性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其中，后者因性别歧视而带来的工资差异更大。李实对男女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工资率差异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有2/3以上的差异是由性别歧视以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36

3.工作环境引致的行动空间“限制”

身份歧视、职业选择的性别隔离在阻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同时，工作环境也限制了其活动范围。这种限制并非雇主或工厂的主动“限制”，而是由于工作环境所导致的一种被动“限制”。她们大多居住在“城中村”、工厂宿舍，活动范围有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也显示，“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中，老乡占34.7%，同事占22.6%，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占3.5%，基本不和他人来往占12.7%。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0.7%、35.6%和28.4%。”37一方面，受时间、精力和资金的限制，女性农民工减少了与城市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城中村里面随处可见的老乡、同事也为其提供了安全感和舒适感，使其更愿意在此生活和工作。

（二）圈层“隔离”下的女性农民工

1.“群体边界”阻隔

群体边界的研究认为，“所有的身份认同，背后均暗含着差异化的表现，在对‘他们’群体的社会建构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体现群体分异和社会利益冲突的‘我们’群体。”38

这种群体间的分异在经济、文化与习俗的影响下使两者的边界逐渐强化。一定程度上讲，每个个体在所处的环境中均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归结为特定的群体，无论是女性农民工还是城市居民，在日常话语表述中总会出现“我们”和“他们”的明显区分，由此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圈层”，并进行类别化。在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女性农民工往往被认为是缺乏城市素养的“乡下人”，她们所从事的底层工作更使其贴上了身份标签。受此影响，女性农民工自身也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流入地暂居，抱有“过客心态”，对流入地难以产生归属感，也难以与城市居民建立稳定的关系。39这种“圈层”间的差异往往因圈层内部所维持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变化，女性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各自形成的“圈层”也因人为的设阻而变得难以相交和融合。

2.人力资本限制引致体面劳动获取困难

人力资本主要用于衡量个体的劳动能力、知识储备以及技能的掌握程度。“个体间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凝结在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所反映出的能力不同，因此人力资本的三大要素是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40大多数女性农民工受家庭经济状况影响，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相对较少，《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41。由于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农村地区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低于男性，这也造成小学和初中学历中女性农民工占比较大。有研究显示，女性农民工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最高，为54.9%。42由于文化程度偏低，女性农民工在职业技能的学习、接受以及熟练掌握上存有不足，从而也导致“体面劳动”的获取困难。受人力资本限制，大多数女性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层次依然较低，一定程度上也更加固化了城市居民的认知和排斥。即“一种文化的持有者总会本能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排斥，如果再加上物质优势带来的文化优越感，那么这些排斥就会变成一种文化歧视”43。

3.社会资本局限引致圈层跨越障碍

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个体的相互交往中，是通过个体的人际关系，沟通或交流而建立起的关系网络，对这一关系网络的应用，会直接影响到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就业和城市融入。一定程度上，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血缘和地缘方面，即“亲情圈”和“老乡圈”。在其进入城市务工的过程中，这些因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社会资本并未随之消失，而是有机地融入了女性农民所处的“圈层”之中。在这一“圈层”中，女性农民工与老乡、工友以及其他具有共同生活背景的人建立了同质性初级社会关系，但由于她们人力资本不足，所从事的职业也限制了她们异质性社会关系的拓展，难以与城市居民建立稳定且良好的关系。同质性初级社会关系虽能为女性农民工提供一定的就业信息，心理慰藉，但却无益于其城市融入，甚至会将其限制在这一圈层中，难以跨越，因为，大多数老乡或工友在其或长或短的打工生涯中，依然是城市的“外来人”，是“过客”。

（三）从乡村“脱嵌”到城市“再嵌入”的女性农民工

1.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性嵌入障碍

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与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保障、村庄共同体等形成了短暂的“脱嵌”，在进入城市务工的同时，理应能在就业、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得到支持。“但受户籍制度限制，女性农民工仍被排斥在城市的福利制度之外，多供职于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难以享受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44政府虽对此作出了诸多改革，但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和各地经济发展的较大差距，也使得政策实践效果呈现碎片化。一是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大多数女性农民工未能参与医疗、养老或工伤方面的保险，甚至连基本的劳动合同也没有。据统计，“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 747万人，有62%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且大多为女性农民工。”45罗忠勇对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44.1%。”46“而签订劳动合同将导致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分别提升15%和31%。”47二是社会保障的覆盖方面。各地的低保政策未将农民工纳入其中，农民工在遭遇失业或生活困难时，无法从打工所在地获取经济支持。

2.流动的“家”及关系型嵌入的障碍

良好而稳定的居住环境可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安全感、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进而也会提升其城市融入的意愿。与男性不同，女性对居住方面的要求更高，当面对各种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时，将影响到工作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但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未将农民工纳入其中，由于收入较低，在面对城市不断上升的物价和房租时，一些租金低、居住环境较差、配套设施不完善，处于城郊边缘地带的民房便成为其自然而然的选择。48有研究表明，“居住类型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居住在政府廉租房、借住房中的农民工，租住单位房、居住在单位免费提供的场所、或工作场所中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更低。”49对大多数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所拥有的仅是一个可以用来休息的地方，但即使这样的要求也往往会面临冲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城中村，城市边缘区域民房被拆迁，女性农民工则被迫一次次的搬迁，流动的“家”似乎已成常态。不断地搬迁造成了大多数女性农民工“居无定所”，使其无法拥有足够的时间在城市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圈，从而造成关系型嵌入的障碍。不断地搬迁在心理上也极易使她们产生漂泊无助、无家可归的感受，进而影响其在城市中的适应与融入。50

四、赋权—增能—自助—他助：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行动路径

通过对性别排斥、圈层“隔离”以及再嵌入障碍的分析，可大致呈现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逻辑，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首先，受城乡户籍制度影响，女性农民工因农村身份和附着在这一身份上“土”的衣着、行为方式等被歧视。加之政策制定中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女性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中遭遇性别隔离。其次，身份认同的差异、人力资本的不足、社会资本的局限等使得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产生了明显的二元分界，进而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圈层”。再次，制度设计上虽为女性农民工的流动、迁移提供了支持，却难以对其迁移后的权利和社会保障给予帮助，“流动”成为女性农民工的常态，从而增加了城市融入的难度。鉴于此，为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本部分将按照“赋权—增能—自助—他助”这一思路，提出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行动路径。

（一）赋权：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

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既要面对由身份和性别所带来的歧视和排斥，又要应对因制度嵌入不足而带来的医疗、就业、失业以及养老等风险。因此，提升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关键是要对其“赋权”。一是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即政策制定中要纳入性别意识。首先，“强化女性农民工市场准入时的权益保障，消除或弱化与劳动生产无关的性别、户籍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负面影响，弱化用工组织在人力资源策略中的性别与户籍偏好”51，构建实质上平等的就业政策。其次，针对职业选择的性别隔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52的相关规定，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权益。调整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政策，完善女性农民工维权组织建设，畅通投诉渠道。二是赋予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综合考虑女性农民工对各保障项目的需求强度，重点建立社会保险项目，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为女性农民工建立应急性的社会救济。

（二）增能：“政府 企业 机构”的协同培训模式

收入水平是阻碍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原因，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不足，使大多数女性农民工不得不从事劳动密集型、耗时长、收入低的工作。为提升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打破“圈层”的束缚，亟需从技能培训上对其“增能”，提升城市融入能力。

在培训模式上可采取“政府 企业 机构”的协同培训模式。这一模式下，政府是指导者和协调者，负责女性农民工培训的整体布局、标准设立、制度法规、宣传引导、资源整合、监督管理、惩处与激励等。针对女性农民工的文化和技能水平，成立相应的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地方产业发展战略，调整培训结构，有的放矢。企业严格执行政府的相关培训政策，制定女性农民工培训制度、将女性农民工培训纳入到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中，分批次实施培训计划。培训机构作为承办方，主要职责就是为企业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提升培训质量。为提高女性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在培训内容设计上，应考虑培训对象的文化程度，理论知识的讲述应简明扼要且联系工作实际。在课程设置上应增加实训内容和操作联系，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动手能力。培训方式除线下课程外，还可设计线上教学，突出视频和实际操作课程、并开展线上考核。在培训的保障措施上，应从制度、财政、机构以及师资方面建立长效机制，以避免培训流于形式。

（三）自助：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女性农民工就业、经济收入和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进其城市融入的重要力量。女性农民工由于受身份、职业等的影响，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明显的分界。加之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本不足和社会资本的局限也造成其难以突破自身所处的“圈层”。但城市融入作为农民工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政府赋权和增能的前提下，女性农民工应充分利用各类资源，立足自身发展新型的异质性次级关系，扩大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平台、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建立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大社会关系存量。参与流入地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社会公益等活动，增加与当地居民接触交流以及了解的机会。打破心理障碍，通过交流，弄清楚打工挣钱并不是终极目的，融入所在城市也是其重要诉求。

（四）他助：政府、企业与社区三方联动

一是发挥各级妇女组织在帮助、促进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依托作用。建立女性农民工服务信息平台，整理女性农民工的具体信息，利用妇联自身的庞大组织网络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为女性农民工服务。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灵活性优势，弥补妇联在服务女性农民工方面不足，以便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更广泛和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二是强化企业职责。关注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与女性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积极为女性农民工缴纳“五险一金”，消除其后顾之忧。三是增强社区服务，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归属感。健全社区管理组织，保障女性农民工对社区活动与管理的平等参与，有利于增强其社区归属感与责任感。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努力使女性农民工及时了解、掌握就业信息；整合社区资源，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增强女性农民工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其认同感和归属感。

注释：

1国家统计局网站。

2孙文中：《殊途同归：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3Louise Lamphere，Structuring

Diversity：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Immigration，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4，1992，pp.212-223.

4Wuthnow，R.& Hackett，C.，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Practitioners

of Non-Western Reli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Vol.4，2003，pp.651-667.

5Hamermesh D.S.，Trejo S.J.，How do Immigrants Spend Their Time?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2，2013，pp.507-530.

6孙涛、赵岩、翟磊：《社会融入视角下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基于三亚市的实证调查》，《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

7Collins C.，The Neighborhood as a Social

Structure for Collective Action：The Role of Bonding

Social Capital，Civic Engagement，and Neighborhood Racial Homogeneity，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2013.

8刘程：《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

9童雪敏、晋洪涛、史清华：《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2012年第5期。

10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11李荣彬：《女性农民工的阶层差异与社会融合——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2016年第5期。

12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人口研究》2011年第5期。

13景晓芬：《空间隔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年第5期。

14陈婷婷：《社会资本视阈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基于全国调查数据》，《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

15周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兼论女性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双重负效应》，《人口与经济》2014年第6期。

16杨翠萍、贺婧雅：《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17向华丽：《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3市的调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期。

18李艳春：《女性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北京为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9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83—184页。

20江晓红：《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以银川市女性农民工为例》，《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1张琼：《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2邓大才：《“圈层理论”与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化的路径与动力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3罗家德、孙瑜、谢朝霞、和珊珊：《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24单许昌：《圈层结构与中国式上下级信任机制》，《领导科学》2016年第1期。

25郑欣、张春琳：《性别、传播与认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6张辉刚、朱亚希：《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媒体融合的行动框架构建》，《当代传播》2018年第1期。

27侯仕军：《社会嵌入概念与结构的整合性解析》，《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28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29郭戈：《从脱嵌到再嵌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风险困境》，《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0王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差序制造与污名构建——再议“杀马特”群体》，《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期。

31王健俊、玉琦彤、常宇星：《女性农民工压力来源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我国东部10省市的微观调查》，《调研世界》2018年第7期。

32于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影响——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人口学刊》2017年第3期。

33赶集网。

34国晓丽：《我国女性农民工就业特点与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3期。

35张琼：《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36李实、杨修娜：《农民工工资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

37《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38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

39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40Bonnet F.，Figueiredo J.B.，Standing G.，A Family of Decent Work Indexe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Vol（2），2003，pp.213-238.

41《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42周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兼论女性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双重负效应》。

43赵园媛：《成都市家庭保姆情况调查报告》，《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4期。

44郭戈：《从脱嵌到再嵌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风险困境》。

45陈蕾：《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农业经济》2018年第9期。

46罗忠勇：《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珠三角30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2期。

47张世伟、张娟：《签订和未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差异》，《人口学刊》2017年第2期。

48郑志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49罗丞：《安居方能乐业：居住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2017年第2期。

50邱幼云：《女性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研究》，《理论月刊》2018年第9期。

51苏映宇：《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状况研究》，《人文杂志》2016年第6期。

5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