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州省M县S村的考察

作者：严　瑾 刘　慧  责任编辑：蒋　韵  信息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2-01-16  浏览次数： 7113次

【摘　要】乡村振兴背景下，“抓党建促振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种可行路径。通过对贵州省M县S村的案例考察发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可能，原因在于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基层治理模式转型以及新时期农村党的建设新要求。基层党建嵌入之所以能够优化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基层党建通过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治理基础，通过行动嵌入乡村治理优化了治理方式，通过职能嵌入乡村治理重塑了治理属性；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能够有为，重点在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能够在组织结构、治理目标上实现耦合，并形成互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基层党建；乡村治理；嵌入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2]。可见“抓党建促振兴”成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效能的一条可行路径。

对于如何通过抓党建促振兴，学界已围绕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党建促进乡村治理的机制、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实践路径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1）对于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3]；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是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的重要举措，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切入点[4]；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有效的基层治理相结合，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5]。（2）对于党建促进乡村治理机制的研究，切入点主要是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6]，主要通过激发农村党员身份意识，再造党员治理功能进行治理主体优化[7]；通过组织嵌入、政治吸纳重构治理网络，通过党社协商来激活治理机制[8]。也有学者基于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层面，将基层党组织在行政村层面强化政治权威和拓展职能范围概括为政党拓展、在自然村落层面实现自治单元和党建单元双重下沉概括为耦合调整[9]。（3）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主要有以下三个模式：利用“党建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江西省“分宜模式”[10]；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深度融合、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广西河池“党群共治”模式[11]；通过党建重心、自治重心、公共服务重心三个重心下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广东“清远模式”[12]。

既往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认知，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对于基层党建为何嵌入乡村治理及为什么能嵌入乡村治理的分析较少。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贵州省M县S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考察，分析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产生的背景、如何嵌入并探讨实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

本文的研究素材来源于2020年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M县的驻村调研。M县原本是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67万人，贫困发生率27.1%，到2018年末共脱贫5.64余万人，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为1.55%。2019年4月贵州省政府宣布M县退出贫困县序列，2020年M县工作重点转向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S村位于M县西南部，距县城34公里，距乡政府所在地3.5公里，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全村共有5个村民小组，17个自然寨，总人口759户3 021人。全村以布依族和畲族为主，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2%。在脱贫攻坚中，该村也实现了华丽转身，村党支部还于2021年2月25日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殊荣，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

一、何以可能：乡村变化对新时代农村党建提出新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界奇迹，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乡村社会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和农村基层党建随之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农村党建和乡村治理都亟待提档升级。

（一）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社会变迁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深刻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政策松动，劳动力流动迅速加快，农村作为人口的“净流出”地，人力资源的削弱使乡村社会呈现出明显区别于传统时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乡村人口结构和村庄社会性质的变化。

1.村庄人口结构失衡。

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为明显，中西部农村发展普遍比较落后。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明显不如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劳动力人口呈现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城镇转移的主流态势，从而引发了中西部农村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村庄的常住人口主要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村庄人口结构失衡。以笔者调研的S村为例，村内去往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每年都在600人以上，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农村自治能力，“能人”外流导致村民自治缺少“领头羊”，骨干劳动力流失极大地削弱了农村自治能力。而这一现象还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解决乡村治理的主体问题迫在眉睫。

2.村庄社会性质转变。

传统的村庄是个“熟人社会”，村民祖祖辈辈在同一片区域内一起生产、共同生活，彼此间知根知底，整个村庄守望相助。随着劳务经济的兴起，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青壮年劳动力在村庄内长期处于“不在场”状态，与村民间的联系日益减少，长期居住在村内的人们也逐渐疏离，在维系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乡土意识也被稀释[13]。村庄人和人之间变成了疏散的原子化状态，熟人社会逐渐变成“半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村庄有一套地方性的社会规范在国家权力场外发挥着作用，随着村庄人口结构失衡和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这套规范逐渐在村庄场内被消解，人们之间的交往开始偏向于市场规则。“怎么说呢，我们村里没有像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一样只看钱，但和以往相比，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确实更看重经济了，虽然人情也还是看重的。”（M县S村村支书访谈记录LCHB20200516）而“半熟人社会”使得原本的地方性共识逐步散失，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不断弱化。也就是说，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不再适应当今农村，其社会规范体系有待重构，这是当前乡村治理体系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二）基层治理模式转型

在农村社会发生转型的同时，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基层治理资源和总体治理方略的变化上。

1.基层治理资源由汲取转为供给。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让农民更直接地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1）从农村治理的资源流动上看，开始由资源汲取转为资源供给。一方面，国家依托项目制将资源输入农村，比如S村近年来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及其他项目兴修了“组组通、户户通”公路，对农田水利进行了改造，修建了产业坝区的产业路。但另一方面，事权上收、工资统发作为税费改革的后果或者配套措施，使得乡镇财政变得越来越“空壳化”[14]。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来说，要支付有效治理的经济成本就显得更加困难。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后使得依靠上级转移支付的行政运作方式难以支撑新一轮的农村发展，基层政权“悬浮化”[15]。（2）从农村治理的任务来看，税费改革以前，基层干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每年向村民收取农业税，动员村民集资、出工出力为村庄供给公共服务。税费改革后，政策支持改变了以往村庄公共设施需要村民集资出力的情况，村民们不用义务投工投劳就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带来的红利。但不可忽视的是，收取农业税、动员村民等过程使得基层干部和村民的联系非常紧密，过去集资、集工的样态可以将村民更紧密的捆绑在乡村发展的利益链上。而今村庄的公共服务由国家“包揽”之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村干部与村民联系纽带缺失和关系疏远，基层干部动员村民变得越来越困难。总体来说，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要求，这是乡村振兴必须直面的挑战。

2.基层治理方式由“能人治乡”转向“三治”融合。

我国传统的村庄治理主要靠乡绅等地方“能人”，这批人在地方多属于德高望重之辈，有着较广的社会关系网络，能解决村庄的诸多事务，但是，他们也往往会固执于自身的威望，从而忽视了村民的民意需求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随着改革的推进，“乡政村治”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这种制度设计本意上兼顾了基层政权的强制力和村民自治的主体性，但在实际运行中，乡与村之间的关系把握却是一个难点，这种矛盾运行的结果可能是：一方面，乡政府要向村委会推行政务，从而加强了行政渗透，使村委会“行政化”；另一方面，能力强的村委会则过分强调村民自治权，上级的行政管理便难以实施，从而形成“独立王国”。近年来，随着乡村治理改革的深入，村干部身份专职化越来越普遍。与全国绝大部分村庄一样，目前S村村干部实行专职化管理，乡村“空心化”对村干部的岗位胜任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一直在改革中推进，但前进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难。当前的应变之策便是要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立足新时代，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加强法治力度，赋予德治新内涵，切实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三治”融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三）新时代农村党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与乡村干部座谈时指出，乡村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末端，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加强新时代农村党的建设，既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要求，也是强化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需要。

1.农村基层党建面临“悬浮化”的现实困境。

（1）从组织属性来看，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党组织书记的工资主要由财政补贴，成了吃“公家饭”的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科层化性质。农村党组织的工作方式还深受“官本位”的影响，工作任务下压、摊派较多，容易以行政命令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真正发挥党组织调动和激发村民主体性的作用。调研中也发现，村干部的工作方式也与行政机构趋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带有明显的行政体制运行模式，出现行政化倾向。（2）从党建内容来看，农村基层党建多局限于党组织内部的组织活动，基层党建的形式常简化为基层党组织内部开会，党建工作局限于学习政策、缴纳党费、发展党员，日常活动也简化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材料等，党建工作趋于形式化。（3）从党建主体来看，一方面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流，给农村党员队伍的培养也带来了直接影响，导致党组织后备力量不足；另一方面党员同志长期流动在外也不能完整地参加组织生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党组织的“空心化”。由于以上综合因素的影响，农村基层党建陷入“悬浮化”的困境，使得基层党组织有疏远村庄的公共区域以及群众的生活区域的趋势，悬浮于村庄场域。

2.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并强调要充分发挥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16]，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有效选择。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就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7]。乡村处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厦的根基，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则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因此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农村基层党建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立足乡村振兴背景和本村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总结乡村党建有益经验，创新农村党建方式，提高农村党建工作质量，强化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工作，党员干部更应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用在为民服务、破解难题、攻克难关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以此来赢得民心民意、汇聚群众智慧，不断增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何以可为：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实践

面对乡村社会的变迁、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以及农村基层党建自身的需求，推进农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成为一种有益尝试。S村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大力进行村庄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组织、行动、职能三个方面嵌入村庄治理，对村庄的基层党建、乡村治理进行优化，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组织嵌入：夯实治理基础

S村是由2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内共有5个村民小组、17个自然寨。全村共有党员76人，在自然村层面设立了2个党小组。为了方便村庄和党员管理，村内重新划分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包含2～3个村民小组（自然寨），并设置2～3名负责人，由乡镇副书记和村支书负责直接联系片区负责人，并将党员纳入片区管理。同时，在村民小组层面成立组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组管委”），组管委成员由村民小组组长、党员、村民代表组成。

设置片区的主要原因是S村地形狭长，村民小组（自然寨）分布相对分散，部分村寨距村委会较远，最偏远的村寨距村委会达20千米。若村民发生矛盾或有其他事务需村干部到场解决时，村干部往往不能及时赶到，村庄治理十分不便。同时党员管理也面临问题，受地理位置限制，党员分散在各个村民小组，平时难以聚集开展党建活动。重新划分片区后相当于在村级和村民小组（自然寨）间搭建了一座“立交桥”，既方便了对党员的管理，又能及时回应村民的需求。

在村民小组（自然寨）成立组管委，将村民小组内的党员纳入其中，党员成为组管委成员后，在小组内有了明确的身份。用一位党员的话说：“平常想为村里出力，管管村里的事，但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少了点什么，现在是组管委成员就好办了”（M县S村党员访谈记录YYJ20200529）。组管委成立后，组内有事情一般在组内协调解决，如果组内不能解决再上交片区和村“两委”，基本上能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原有的行政村村民小组的设置能够满足村庄人口较少且居住比较集中的村庄的治理需求，而S村受地形限制，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党员与组织的联系十分微弱，几乎处于无管理状态，这动摇了S村村庄治理的基础，不利于S村长久发展。在设置片区和组管委后，各个村民小组的事务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且村民小组不能解决的事务片区也能及时介入，大大缩短了村庄事务处理的时间，提高了效能。“我们村确实太大了，村干部几个人根本没办法下去处理事情，很恼火。有片区和组管委后，村民的事能很快解决了，党员也能起到作用，带动大家。”（M县S村村支书访谈记录LCHB20200516）同时，因为有了组管委成员的身份，党员在村庄管理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使基层党组织的触角——党员深入到了村庄治理的末梢，在此过程中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在村庄的覆盖面。由此，S村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基础得到巩固，为村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行动嵌入：优化治理方式

S村庄以往党建活动的内容局限于支部开会、党员交党费、学习文件，脱离了群众的生活场域。S村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创新工作方法，实行党员联户与“十户一体”结合制度，将党建与治理结合，改变了单一向度的管理方式。党员联户是指党员联系农户，并实施包指导、包宣传、包整治、包成效的责任制。“十户一体”是指将村民小组（自然寨）的农户按照每10户1个小组的原则进行管理。

S村W组按照每10户1个小组的原则，将该组156户分为15个小组，每个小组安排1名党员，与10户村民选出来的户长一起负责该小组的日常工作，实现村民对产业发展和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自我管理。在S村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中，W组党员针对村民家居环境和公共区域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法。参与联户的党员们长期生活在村里，对村里事务比较熟悉，能在工作中灵活转换自身“党员”和“村民”的身份。在家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始时，党员利用小组负责人和“党员”身份进入对接农户家中，实现合理“入场”。并灵活利用“村民”身份进行工作，通过拉家常方式了解村民对环境整治的想法，对家庭卫生环境较差的村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促使村民行动起来进行家居清洁工作。针对个别难以沟通的村民，联户党员会采取行动示范的方法，帮助村民打扫卫生、整理杂物。如今的农村虽不再是“熟人社会”，但村庄的舆论还是会发挥一定作用，让其他人帮忙打扫自家卫生会被组内的其他村民看不起，来自舆论的压力会敦促村民做好自家的卫生清洁工作。“也有对卫生不在意的人，我就经常到他家去看，有时候他没把家里整好，我就帮他扫地，次数多了，他就不好意思了，慢慢就知道要把家里收拾干净了。毕竟一直生活在这个寨子里，脸面还是要的。”（M县S村联户党员访谈记录HLJ20200605）由此，组内家居环境卫生实现转变。此后，联户党员将目光转向组内公共区域的卫生“痛点”，发起主题党日活动，与其他党员进行联动，共同打扫公共区域卫生，为村民打造干净整洁的公共生活环境。至此，W组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顺利完成。S村其他村民小组（自然寨）也采用类似做法，完成了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据S村驻村第一书记介绍，S村因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成效突出，被贵州省授予“全省文明村”称号，吸引了来自全县甚至外县的村寨前来参观，当时他们每天接待3～4批来访者，村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保持环境卫生带来的成就感、自豪感，增加了维护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往的行政化倾向的技术治理偏向于对“事”的治理，主要表现是发文件、定规矩，忽视了治理过程中“人”的因素。在S村进行环境卫生整治的工作中，联户党员通过小组负责人和党员身份合理“入场”，深入到村民的生活领域，从而拉近党群关系，再合理利用村民的“面子”意识，将村民动员起来着手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用具体行动改善了村庄原本的治理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三）职能嵌入：重塑治理属性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18]。S村基层党组织坚持“党支部引领、合作社领办、引进企业创建”的原则来发展本村产业。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M县，S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村内有一个面积2 949亩的坝区，具有海拔高、气候凉爽、交通便利的特点。但由于人口外流，S村人口结构失衡，留在村里的多是弱势群体，他们劳动能力较弱、收入水平较低，部分村民无力耕种土地，从坝区农业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S村党支部号召村民流转土地发展产业，推广“党社企联建”模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指导其进行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组织有劳动技能的人员组建专业合作社，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组织和个体，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因地制宜发展高山冷凉蔬菜种植产业。2020年S村蔬菜种植面积达3 750亩（含复种）。同时发挥党支部、合作社和企业之间的三维联动作用，促进了产业的迭代升级，还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发展订单农业，2020年蔬菜订单面积3 350亩，订单率近90%，为S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S村党支部注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引进新品种时，S村的党员干部主动提供自家田地进行试验，降低产业发展风险，保障村民及村集体利益。“村里推广新的项目，一般都要先进行小范围的试种试养，我们不可能让村民去承担这个风险，一般都是用村里党员干部家的田地试种，种得好了，再向村民推广，这样他们也信服。”（M县S村驻村第一书记访谈记录HBZH20200615）同时，党支部十分关注村庄弱势群体，建立了其与实体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670户。产业基地招聘劳务人员时，党支部会优先联系村里有劳动能力的生活困难户，询问他们是否有务工意向，2020年优先聘请经济困难人口76人在产业基地务工。对于经济实在困难且无劳动力的人员，年底集体分红给予兜底保障，按照村民家庭情况，发放100元至2 000元的分红。

传统村庄是“熟人社会”，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有扶助弱势群体的传统，形塑了一种具有“公”的精神和内涵的规范，但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农村社会转型，“公”意逐渐被消解。S村在进行产业发展前，村民通过种植粮食作物获得收入有限，缺乏集体经济收入，导致村庄建设和发展过度依赖项目制的资源输入，基层共同体及其秩序无法维系[19]。S村党支部通过引领村庄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还重振了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从无到2019年达到100万元的质变。这是因为，一方面，提高村民收入，符合村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集体经济收入能为项目制无法覆盖、本村村民又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如2020年S村投入15万元修建产业路，盘活200亩撂荒土地，促进村庄发展与村民需求相联系，重造村庄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党员主动承担产业发展风险及扶助村庄困难群众，真正做到“为民服务”，重塑村庄“公”的意识，在村庄场域注入公共性。这一变革，也解决了基层治理行政化问题，重塑了治理属性。

三、何以有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耦合

通过对M县S村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乡村社会转型和基层治理模式转变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嵌入、行动嵌入、职能嵌入夯实了治理基础、优化了治理方式、重塑了治理属性，为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其经验在于，S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耦合，这为其他乡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结合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

（一）组织结构耦合

S村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将治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在村民小组组建组管委，进行村民小组内部的事务管理；并在小组内设“十户一体”小组，对小组内有关环境卫生和产业发展的具体事项进行自我管理；基层党组织将党员纳入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管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都在村民小组层面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了两者的耦合。这种组织结构上的耦合之所以能够发挥良好的效果，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组织结构上的耦合消解了制度上的束缚。

早已被纳入法律制度体系的乡镇和行政村进行创新的空间十分有限，而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在组织制度框架之外，蕴含的治理空间能够通过非正式制度进行挖掘[9]。S村正是通过非正式制度将党员纳入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在组织层面上延伸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覆盖面，并且在村民小组层面基层党组织无需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使得基层党组织对村民的组织动员工作更加顺畅和有效。同时，对于乡村治理来说，治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后，村民小组和“十户一体”小组能够协助村委会完成一些摊派的行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村委会的压力。

2.非正式制度的设计实现党建和治理的共赢。

在基层党建层面，党建与治理的组织结构耦合拓展了基层组织的功能，让党员为村庄做的工作进入村民视野，密切了党群关系，消除了传统党建工作在乡村治理中的边缘化问题。在乡村治理的自治层面，由于村民小组受行政化影响很小，没有过多的行政束缚，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能够完成小组内的自治工作，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功能。对于村民而言，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充分尊重了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在“十户一体”小组中村民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且由于在组管委中有村民自己选出的代表，村民对组管委也更加亲近，对此种方式相当认可。这样村庄党建与乡村治理以及村民本身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实现了多方共赢。

（二）治理取向耦合

在S村的实践中，治理取向耦合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重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以及村庄公共性重塑上。

1.基层治理为基层党组织提供践行群众路线的平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M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成效，M县实现了贫困县“摘帽”的目标，开始了巩固脱贫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探索。后脱贫时代，M县S村治理重心逐渐转向村民的生活领域，致力于实现全面小康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基层治理中S村在村级层面主要是完善公共设施，为村民的生产生活营造良好环境；而村民小组层面则深入村民的生活领域，为村民谋发展、解决日常生活领域的琐事。S村的基层党组织通过村党支部引领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为村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村民小组层面，党员通过组管委、“十户一体”小组，从与村民息息相关的环境卫生、矛盾调解等细微处着手为村民解决生活领域的问题。同时在产业发展、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与村民紧密联系，通过具体的行动动员村民积极参与，依靠群众的力量办事，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乡村治理重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实现了契合。

2.基层党建为基层治理重塑村庄公共性。

村庄公共性是维系基层社会内在秩序的基础[20]。在乡村治理中，村庄公共性的消解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以往S村在村庄内在秩序方面主要是通过村寨内寨老们的权威和一些典型故事的宣传来进行维护，随着市场化的冲击，这些方式日渐式微，亟需通过其他途径来重塑村庄公共性。而基层党组织在引领村庄产业发展和环境整治过程中，党员通过实际行动践行“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回应村民的需求，所产生的效应超越了行动过程，为村庄注入公共性，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目标，同时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对党的政治认同感，实现了党建的政治效能。

（三）乡村治理与基层党建的互动

基层治理的核心是事务的解决，而基层党建的核心是对人的组织和动员，基层治理与基层党建相辅相成。在实践中，S村面临“悬浮化”困境的基层党建借助乡村治理的具体事务实现了“落地”，同时基层治理借助基层党建的动员力量实现了事务的解决。具体有以下表现：

1.乡村治理促进基层党建落地。

基层党建面临“悬浮化”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党建深陷形式主义的窠臼未能扎根到村庄的场域，S村通过乡村治理的具体事务践行群众路线，打通党建落地的途径，接入村庄的场域。同时群众路线需要组织、教育和动员群众，但组织、教育和动员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具体的治理过程来实现。以往党建活动陷入了内部组织建设的困局，容易与群众处于割裂状态，同时对群众路线也存在理解误区，将群众路线等同于单向度的联系群众，没有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能真正地理解村民的想法，精细化地为村民服务。S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代表性、服务性来教育、组织、动员群众，从而使“悬浮化”的党建在村庄场域扎根。

2.基层党建协助基层治理动员群众。

乡村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对“事”的处理，但事务的处理需要通过对“人”的动员来实现。并且在乡村治理中治理的事务往往具有“琐碎性”“长期性”的特征[8]，需要灵活处理和应对。S村基层党组织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恰好能够长期在村庄场域应对这些琐碎事务，通过对具体事务的处理进行组织和动员，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从而助推乡村治理相关事务的有效解决。

四、研究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和战斗的基础，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1]。基层党组织可通过组织嵌入、职能嵌入、行动嵌入或探索其他路径与乡村治理深度结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探索有效治理的方式。M县S村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嵌入、行动嵌入、职能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农村社会的治理基础、优化了治理方式、重塑了村庄治理属性，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在实践中还要注意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的程度，嵌入过度势必会使乡村治理的主体即村民丧失自主性，乡村振兴则成为基层党组织的独角戏；嵌入不足又难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优势，无法在乡村振兴中引领村庄发展。如何确定合理的嵌入程度需要更多学者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此外，从S村的实践来看，农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还需要注意党建嵌入治理的实体化运作问题。目前S村村民小组的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在配套资源方面存在不足，如缺乏公共的议事场所，这会影响组管委和“十户一体”小组的功能发挥，党建孕育出的村庄“公共性”也无法扎根村庄，可能会面临再次消解的风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今后S村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提升的突破口，也是其他乡村探索和优化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路径的切入点。在今后的实践中各地需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有效结合，探索更多符合当地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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