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场域中技术赋权的“双刃剑”效应与优化治理

作者：王利平 黄　鹂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领导科学》2021年第16期  发布时间：2021-09-21  浏览次数： 3498次

【摘　要】乡村场域内的数字治理正不断发展，技术给乡村居民带来了政治参与权、话语权等，但其影响是正负两方面的。技术赋权打破了地方政府“话语独白”的局面与行政权力专断，促进了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对话，多向信息互动催生了乡村政治多元主体博弈。同时，技术赋权也引发了乡村政治生态风险，比如意识形态无序引发的政治风险、数字鸿沟扩大引发的分化风险、公共话语混乱引发的决策风险、基层政府失信引发的信任风险等。基于此，应从多层面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技术赋权进行完善与治理。在治理理念维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在治理制度维度，要强化制度机制设计，充分保障村民权益；在治理平台维度，要打造便民数字平台，建立良好沟通机制。

【关键词】乡村治理；技术赋权；“双刃剑”效应；乡村政治生态；

一、问题的提出

赋权即权力下放，是权力由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技术赋权就是借助技术实现的权力下放。数字资源的扩散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获得公共事务与公共参与话语权，因此，技术赋权也被称为“新媒介背景下的权力大转移”。准确地说，技术赋权不是一个主体把权力赋予另一主体，而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等技术的发展，社会成员获取某种权力和能力的客观过程，它是时代进步、技术进步的结果。

在乡村场域内，技术赋权即乡村居民获取话语权的过程，它打破了在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一言堂”的现状，形成了乡村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政治生态，乡村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对话逐渐形成并成为常态。一直以来，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占据着绝对性的主导地位，村民处于完全被动和依附的状态。虽然乡村社会实行的是基层自治，但政策落地由乡镇政府执行，村民的意愿和诉求是很少被考量的，这种基层政府“权力悬浮”使得乡村治理失效现象严重。技术赋权改变了乡镇政府“话语独白”以及乡村居民“政治冷漠”的状况，拓展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公共对话空间，使村民能够通过权力博弈来表达观点与诉求、维护自身利益、解决公共事务，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村民自治。但技术赋权并不是完全理想的，它在破除行政垄断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话语表达无序、多元价值分化与冲突加剧等，这又对村民自治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乡村社会中技术赋权的积极价值，就需要对其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实现技术赋权背景下村民与政府之间的有序博弈，在互动博弈中实现乡村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

二、技术赋权对乡村政治生态的积极影响：公共能量场重构

公共能量场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描述的是公共政策产生于对话与协商，通过利益表达平台和对话机制设计营造一种民主化氛围，将民意嵌入公共事务治理，以提升治理效果。技术赋权能够重新构建乡村公共能量场，实现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对话。

（一）打破了行政权力的话语垄断

现阶段，乡村治理内卷化现象严重，虽然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在不断建构与完善，但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使得“单轨政治”的局面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行政吸纳自治”的话语权垄断使得乡村治理中的公共参与缺位。技术赋权有效扭转了这种局面，完善了基层政权运行机制，实现了权力结构重置。技术赋权是行政权力专断解构的重要途径，它扩展了信息传播途径，促进了话语权向村民的回归。在原有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力由乡镇政府把控，信息传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这实质上是对村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限制。技术赋权改变了信息传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信息以一种点对点的形式传播，政府独占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局面被颠覆，很大一部分信息传播权由政府转移到村民。因此，技术赋权在解构原有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多元化、扁平化、开放化的权力结构，把草根阶层纳入公共能量场，使广大村民能够利用舆论话语权与行政权力相博弈。

（二）增强了乡村公共能量场的公共性

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共领域基本上不存在集权，而是一种高度分权的状态，互联网技术强化了乡村公共能量场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随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社会经历了人民公社的“全能治理”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威权治理”阶段。不管是处于哪种阶段，乡村社会都出现了现代化行政权力对公共对话空间的“挤出”现象，村民基本上处于一种沉默状态，他们对国家政策与公共治理不了解，也缺乏了解、参与的主动性。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村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资源与信息，在知情权获得保障的基础上，话语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同时得到提升，村民掌握了政治参与的主动权，改变了原有的被动地位。也就是说，技术赋权改变了乡村权力关系。信息的获取使得村民的政治素质不断提升，其越来越能够理解公共政策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如果某项政策不符合自身利益诉求或者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村民就很有可能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通过公共对话来争取自身利益，成为乡村治理与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

（三）克服了信息传播途径的单向性

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固有模式，政府掌握着各方面的资源和权力，并借由这些资本掌握着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权。但是，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方式出现了根本性变革，广大村民可以借助新媒体等发声，由信息受众转变为信息传播者。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共享的过程，使得自上而下的信息单向传播模式被打破，形成一种双向和多向传播共存的状态。新媒体还有一项优势，即成本低，不需要传统媒体那样的结构性和技术性，也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有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和基本网络配置等物质基础就能够实现。即时性的网络信息传播可以实现与政府政策的无缝衔接，是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力工具。

三、技术赋权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消极影响：话语失灵风险

凡事都有两面性，技术赋权在实现乡村政治多元话语博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比如村民话语权表达无序、信息传播偏向等。这些风险影响着乡村政治的和谐发展。

（一）意识形态无序引发的政治风险

村民通过互联网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政务信息，还有很多娱乐性信息、科普性信息等，特别是在价值多元背景下，各种思潮充斥在网络中，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偏激言论也会进入村民的视线，这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乡村和村民来说，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村民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也为那些反动势力、反华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这些人善于通过微博、微信等将社会问题意识形态化，故意抹黑党和政府，企图控制社会舆论。如果村民不了解实情，就有可能被误导，对政府产生偏见，对中央政策产生误解，这是极其危险的。新媒体时代，村民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主体，他们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会进行信息发布，一些政治素质低下的村民很有可能借机来表达自身对政府的不满，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给政府造成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的村民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威胁乡村社会的稳定。

（二）数字鸿沟扩大引发的分化风险

技术赋予了村民话语权、参与权、表达权，大大提升了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技术赋权的前提是技术发展，村民获取话语权力的前提是技术使用。也就是说，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善于使用微博和微信等媒介成为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各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不同、村民的技术素质不同，导致村民利用技术获取权力的程度存在差距，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1]。另外，乡村社会正呈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大部分年轻人受教育水平高于老年人且外出务工，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且留守在村中，乡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为精英与大众两种身份的人群，政治参与话语权被打上了身份的烙印。政治素养较高的年轻人、精英人员能够使用新媒体，而老年人不善于利用互联网技术，这种差异造成数字上的“贫富分化”。在不同地区，这种差异也是比较显著的。比如，浙江、江苏等省份的互联网利用率要显著高于山西、甘肃等地区，全国范围内的“数字鸿沟”也在不断扩大。

（三）公共话语混乱引发决策风险

技术赋权扩展了公共能量场，为每位村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基础，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话语挤入公共能量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局面，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政治参与是需要知识与能力作为背景的，并且需要在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对政策和问题进行理性判断。但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使得参与主体的政治素质无法保证，且其政治参与权是不可剥夺的，这就使得村民所表达的话语质量参差不齐。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除了民主性，更需要科学性，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村民话语进行筛选、整理与区分，稍有不慎就会降低公共决策质量。当政府决策质量下降、与优质话语持有者的期望不相符时，这部分群体就会心理受挫，继续进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进而出现劣质话语对优质话语的挤出现象，这就是著名的“柠檬市场效应”。当劣质话语占据优势时，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自然会受到影响。

（四）基层政府失信引发的信任风险

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差序即等级，等级不同，其关系和影响也存在差异。中国民众往往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地方政府则随着级别下降而信任度降低，呈现出差序信任的局面。大部分公共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执行，但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了执行偏差，中央政府的治理理念被扭曲，这也是基层政府得不到民众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科层制的行政体系内，政府级别越低，掌握的资源和权力越少，对公共舆论的反制力越弱，其与网络舆情相叠加，使得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加失衡。

四、技术赋权视域下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与重构

技术赋能的“双刃剑”效应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治理秩序，也对公共能量场的重塑提出了挑战与要求。结合数字化时代的特点以及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本理念，可以从理念、制度和技术三重维度出发，实现乡村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

（一）治理理念维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状况，也拓展了乡村治理的范围与内涵。技术赋权增强了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从客观上来说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转移。乡村治理的治理理念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广大村民的利益，这是乡村治理的根本所在。第一，及时转变执政理念，坚持人民导向。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要坚决抵制特权思想，抛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将工作重点放在倾听人民群众诉求、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上，通过互联网广泛收集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对自身工作进行调整与改进，实现网络虚拟空间与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之间的深度耦合。第二，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基层干部的责任就是让乡村社会成员满意，在技术赋能视角下，面对村民的网络舆论，也要以网络技术来应对。比如，针对村民对政府工作的网络评论给予积极回应。但基层干部要注意以村民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表达，拉近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提升双方之间的对话质量。第三，树立人工智能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人工智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技术赋权与人工智能具有密切联系，基层政府也应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进行乡村治理。这就需要上级政府加强对基层政府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为数字化乡村治理提供物质保障。

（二）治理制度维度——强化制度机制设计，充分保障村民权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地位与重要作用，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离不开有效制度的设计。乡村治理与乡村政治同样需要规范化制度设计，以保障多元主体有序博弈。第一，构建话语权救济机制。村民虽然通过技术获取了话语权，但话语权的有效行使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地方政府有意打压，那村民话语权的行使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保障村民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减少村民因话语权行使受限而把负面情绪转化为网络谣言，政府应以法律形式确定村民话语权救济制度，给予村民充分的自由与尊重。第二，完善网络舆论监管机制。对网络上的反动言论进行大力清除，对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观点、言论进行追踪，对相关人员进行惩治。这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加大资本与人才投入，加强网络筛选与实时监管，特别是对所谓的“网络名人”“当红主播”进行审查，建立常态化的网络舆论监管机制。同时，对那些制谣、传谣的人员予以法律制裁，在乡村社会中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氛围。第三，强化乡村公共决策话语支持机制。其一，加强对村民的培训，提升村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政治素养。比如，将国家基本政策常识、公共政策制定意图、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程序等向村民进行宣传，增强村民理性表达与有序参与的能力。其二，加强优质话语的筛选。通过话语筛选机制对劣质话语进行淘汰，重点关注那些政治素养较高的村民的观点和言论，实现优劣分流，提升公共决策质量。

（三）治理平台维度——打造便民数字平台，建立良好沟通机制

行政壁垒是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技术发展则打破了这一困境，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公共平台为数据信息共享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平台的搭建能够更好地促进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对话，完善公共能量场。第一，构建“互联网 乡村治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建立便民服务平台为村民提供集行政、民生、治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帮助村民获取信息、解答疑问和处理问题，促进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第二，强化微博、微信在政务信息宣传中的作用。^[2]比如，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各村、各乡可以建立自己的微信群，在群内发布疾病相关信息、政府宣传政策、疾病防治方法、网络谣言治理等相关情况，使村民及时获取信息，保障其知情权。同时，可在微信群内与村民进行对话，了解村民的需求与关注点，解答村民的疑问，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第三，加大数字技术平台建设的资金投入。对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给予资金倾斜，促进电缆光纤基础设施建设，为政务信息平台建立与维护提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金，实现互联网技术与乡村事务之间的有效联结，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1]单勇.跨越“数字鸿沟”：技术治理的非均衡性社会参与应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5）：68-75，82.

[2]乔丹.“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J].领导科学，2020（2）：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