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省乡建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分析——聚焦于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

作者：王先明 史玉渤  责任编辑：高新水  信息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8-09  浏览次数： 3783次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着手于江西乡村建设事业，先后建立十个农村服务区。随后，服务区改为实验区，服务区干事兼任区长，将江西乡村建设导向政府农政范畴。由此造成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政治”与“服务”的角色冲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同取向问题，成为经委会在江西开展乡村工作中难以逾越的困境，最终导致乡村建设运动走向“乡村不动”的境地。

【关键词】全国经济委员会；乡村建设；农村服务区；政府力量

20世纪30年代，以复兴农村为要义的乡村建设事业持续开展，成为聚合全社会参与的一项社会运动。随着赣省战事的消歇，国民政府为重建江西农村社会秩序，遂以全国经济委员会（下文简称经委会）之力，深度介入江西各项建设事业。1其对江西农村的复兴“实有莫大的贡献……而各农村服务区，更是直接办理的事业”2。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成果颇多，但学界关注焦点集中于由社会团体、大学、教会和社会精英等组织发动的社会运动事业，而对于政府行为尤其是国民政府的作为则甚少探究；对于国民政府之经委会深度介入的江西乡村建设事业，亦缺乏个案性解析研究。本文聚焦于此，以期补阙参证中有获新见。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灾与兵祸相连频生，江西社会秩序极为淆乱，农村问题十分严重。随着赣省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重建江西的计划逐步开展。1933年冬，经委会商请国际联盟三位专家伯饶而（Max　Brauer）、郭乐诚（K．Briand　Clausen）和司丹巴（Aanrija　Stampar－p）赴江西农村考察，历时三周。“为时虽短，而于该省之经济及社会情况，已得其梗概，且会深入内地，于农村组织及内地情状，亦能略窥究竟”3。根据国联专家在江西的调查报告，经委会决定从1500万元的“中美棉麦借款”项下拨出190万元，以复兴江西农村之用；同时于1934年6月成立江西办事处，负责赣省民情物产的调查和建设计划的拟定；并协助指导全省建设之实施，以推进农村改进事业。经委会任命萧纯棉为办事处主任，邀请张福良、杜重远担任办事处简任技正，郑维、徐功甫为荐任技正，刘默远为秘书。4与此同时，江西省政府聘请美国哈佛大学出身的潘骥和康奈尔大学博士董时进，分任全省卫生处处长和农业院院长，配合江西办事处的工作。为减少行政开支，提高工作效率，1935年3月，经委会取消江西办事处，设江西农村服务管理处管理全省农村服务区工作，并任张福良为服务区总负责人。5

江西各乡村事业机关在开展之初，举办的各项农村改进事业彼此独立，力量分散。“在江西境内，虽亦有若干组织，但或属于政府、或属于教育、或由私人供给经费，彼此既不联络，其工作之分配又甚紊乱无序”6。为此，经委会从根源处着手，通过资金扶持农村各项事业，以求各事业机关的联合。其一，农业方面，经委会拨款20万元，融合各个零星的农业试验场及学校，帮助省政府设立农业院，使其负责全省农业技术改进与推广。其二，合作事业方面，经委会拨款50万元，辅助合作事业管理处工作，扩大贷款力量，增加合作社人数与规模，健全合作组织，促使其由救济为主转为以建设为主。其三，卫生方面，经委会拨款30万元，协助江西省政府在全省设立卫生处，使其统领全省卫生事业，负责全省人民尤其是大多数农民的健康。其四，教育方面，经委会拨款6万元，补助现有的五个省立乡村师范学校，以求训练将来办理农村教育的师资。江西省的农业、合作、卫生、教育等事业机关在经委会的扶持下，开始了内部组织的调整与联合。

1933年冬，经委会开始着手办理农村服务区事业，先后成立十个农村服务区。7十个服务区所选区域均为全省重要地点，“村落人口相对稠密，交通上不论与省会、县城或各乡村均便利，每处环境均能代表相当区域内的一般情形”8。农村服务区的职责是推行“管教养卫”各项事业，所以各区内部的组织分成总务、农业、教育、卫生、合作、工业各组。除总务、工业两组人员由管理处派充外，其余各组指导人员，由江西省教育厅、卫生处、农业院、合作事业管理处分别遴派；除指导员外，每服务区有主任干事及助理干事若干人，由经委会直接派遣。可以说，农村服务区“一方面是各负专责的分工，一方面是连锁进行的合作，再从连锁合作之中，分工进行，使得在正规上步伐一致，达到同一的目标”。9

各农村服务区是省府各事业机关改进农村事业的中心；农业院、教育处、全省卫生处、合作事业管理处等部门，各派一名技术指导员，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随后，由经委会干事统一领导这个团体，以服务区为基地联系农民，发展事业，改进农村。这些机关的联合一方面在资源上可以共享，一方面在工作上可以相互协助。服务区各项事业在技术和资金上有省府行政机关的支持，并通过各政治、教育、合作机构等力量的相互合作，联合推进其农村改进工作：如联络保甲长，利用其政治力量推广各种优良品种；联络保学教师，利用其教育力量，灌输各种农业常识，推进农业活动；联络农村合作社，利用其团结的力量，扩大造林运动，介绍优良品种。可以说，农村服务区即江西省“各有关系机关之合办事业”10。江西农村事业，在经委会的主导下实现了省府各事业机关之联合。

农村服务区的成立，实现了各乡村事业机关的初步联合。但这只是省府内部事业机关的联合；实际上，江西省从事农村改进事业的机关，远不止此，如表1。

从表1可知，这些服务区或实验区的成立时间主要集中于1934年，这正是经委会扶持江西农村事业的重要时期。它们在经费方面，或由中央支付，或由地方政府负担，或由私人团体筹措；具体事业上，有以教育工作为中心，有以生计事业为中心，有以县政建设为中心，各有侧重；且由于行政系统不同，各机关素少联络。“大家所努力的只是局部的使命，没有共同的大目标，所有的工作不但少和政府的策略调和，就连相互间的步伐也不一致，有的是关起了大门在埋头做科学的实验，有的是标新立异，自命不凡；他们的中间各有各的一套计划、方案，从来不想谋彼此的联络、合作，大有舍我其谁之慨，结果造成了今日重复、迂缓、支离解散的局面”。11

为切实联络各乡建机关，促进“管教养卫”之实效，1935年，江西省政府与农村服务区管理处商议，决定设立江西省政府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其组织成员以省政府委员为主，将原属各公私机关的各项事业收归属下。各服务区或实验区的农业、教育、卫生、合作、村政、工艺等事业，分别由农业院、教育厅、卫生处、合作委员管理处及当地县政府遴派若干人，常驻实验区，进行指导。张福良兼任该会总干事，协调各项工作，处理该会一切日常事务；干事督促员三到五人，均受总干事指挥，共同承担该会职务。12同时规定各农村服务区干事应兼任事务所所在地区署之区长13，除农村服务区外，其他各实验区亦多先后继起沿用此制，以各实验区负责人兼任各该区区长。14实际上，经委会通过农村服务区管理处和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这两个机关，促进各公私事业机关的大联合，进而达到指导整个江西农村改进事业之目的。

江西各农村改进事业机关由彼此独立到相对统一，实现了各事业机关的协调与联合；随后经委会与省政府合作，推行从服务区到实验区转制，实现了各公私事业机关的整合，将乡村建设事业从社会运动引向政府农政。

二

然而，由行政主导下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具体推行中却障碍重重：“有些是技术上的问题，有些是材料上的问题，有些是行政上的问题，有些是人事上的问题，都不能不与上面的各机关结合起来，因此就发生了许多麻烦。”15经委会作为中央机关直接插手江西农村事业，却不免与地方权力产生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事权上的人事冲突。同时，经委会作为国家权力下延的经济机关，资源上的优越性也对地方权威形成冲击，引起乡村领袖的排斥。

首先，服务区干事与指导员之间的矛盾，往往会上升为中央与省府各机关的矛盾。经委会派出的干事尽管在名义与实际方面都处于领导地位，但并不完全了解其所属乡村建设的各专业领域，因此受到了各机关派出的专门事业指导员的轻视，干事常与指导员发生冲突。乡村工作不协调的结果，便是“因了一个人或一件事失掉了农民的信仰，便影响到整个工作的推进困难，即使影响不致如此之大，而仅是孤立起来各做各的事情，也会缩减工作的效率”。当干事与指导员之间的矛盾不可调解时，便引致人事更换，而人选调换又导致各派出机关之间的矛盾。如“总管理处时常请求农业院调换各服务区的指导员，那么农业院方面连做几次之后，一定不太高兴，这种‘不高兴’慢慢地便会促成了机关对机关的种种误会的起源，引起不少意外的纠纷”16。

其次，地方势力的阻碍，成为经委会办理乡村事业的一大阻力。“农村中士绅势力极大，优者固能造福乡里，劣者即为农村之大害，服务员对此种势力不能不有认识与联络，但又必步步机警，免受其利用，而加害农民”17。服务区在选址时要求“拟设服务区之县份，其长官与地方领袖，须有欢迎与负责之表示”18。服务区注意到利用地方领袖的力量，但在实际工作中亦常受乡绅牵绊。如推广农村合作事业，绅士们颇多阻碍。他们丰衣足食，没有迫切合作的需要，即使服务区人员尽力宣传，“说得舌敝唇焦，经不住他们片言破坏”；而商人更是保持冷淡与敷衍的态度，甚至“暗中不免反宣传”19。这些所谓的“长褂子先生、短褂子同志和大腹商人，不要他们来是办不成功的，可是，他们来了，又不免渐渐和合作本意分了家”20。服务区农村教育工作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服务区工作者吴旭东所说：“我们初到此地工作，对于这般土豪劣绅，很想联络，以促进工作的效率。不料试探之下，大失所望，初则表示消极，不愿问世，继则野心渐萌，反想利用我们。我们决不能满足他们的希望，所以就改变方针，由想合作变为不合作，至于打倒二字，说句老实话，我们力量不够。”21

再次，农村工作缺乏负责而有力的领袖，导致服务区许多工作遭受阻碍。“保长与联保主任多系有能无德或有德无能；甲长对于责任十九放弃，目睹农民生活之痛苦，只有同情而无法解决之；服务区所在地之县政府少有工作计划，即亦有之亦未能与服务区之计划协调，地方政府多不能充分利用服务区之人才与设备”22。以服务区调查工作为例，尽管服务区人员想借用保甲长的力量，进行农村调查，可农民却非常讨厌保甲长。因为一切捐税，都是由保甲长去征收的。“保甲长得光临，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别的，就算不是要钱的，总不免是叫农民受累”。当然，服务区工作人员也请区署下令各保甲长切实协助工作，运用政治力量来制服他们的顽抗，但是“他们会用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来给你一种不可靠的答复”。有时甲长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逃避自己的责任，采取拒绝的态度：“不晓得，我不敢带，你们去调查，又不知闹些什么名堂，甲长不是我！”23同时服务区工作者并不能与当地政府打成一片，“上面的计划或命令，下面只是等因奉此的传阅一下”24。许多农业政策，到了下层反而扰害农民；许多推广材料或是农业款贷，变得没有多大实惠，导致服务区的推广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最后，农民的不信任与不配合，增加了服务区工作的难度。据服务区工作者彭逸羽所说：“对于工作人员的到来，农民很疑惑，有的以为我们是传教的先生，有的以为我们是衙门里派来的委员，总不是来做好事，与他们是不利的，这种误会几乎布满了全村。”25服务区工作人员初到农村，须处处表示不是官吏，一切态度、言语、衣饰均需迎合他们的心理，否则“农民头脑简单而顽固，要挽回是很不容易的”26。此外，服务区的许多事业往往被风俗习惯以及自私观念所阻挠而无法推行，如种痘可防天花，农民却迷信天花娘娘，修堤原为保全大家的生命财产，农民却互相推诿。27

服务区在农村举办教育、卫生、合作等事业之初，都不同程度受到农民的怀疑与反对。农民对此充满疑虑：“先生，你莫来骗我吧！你们这些办公事的人，今天要这样的钱，明天要当那项的差，不要我们种田人的命，也就罢了，还说来帮助，借钱给我们。”28卫生工作方面，农民对疾病预防注射十分疑惧；妇女不易接受妇婴卫生的新观念，因宗教迷信使得乡村卫生工作更加难以推广。农业推广方面，同样遭到农民的种种质疑。如服务区工作人员在指导农民选种时，“理论上尽可讲得天花乱坠，农民表面上是是唯唯，实际上除嘲笑外，如何肯听受指导”29。农村工作者，要打破藩篱，和农民打成一片，实非易事。农民的观望与怀疑态度，使服务区的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三

“政治上的力量越大，而民众越成为被动的，越强推他动，他越不能自动”30。随着江西农村服务区干事兼任区长办法，及江西农村服务区实验区署组织办法的公布，江西省的乡村建设统归政府管辖，现实中的“政治”与“服务”的角色冲突亦随之而来。

干事兼任区长后，往往陷入了政务旋涡。区长需要处理许多行政事务问题，但干事却对行政事务较多隔膜。为应付行政事务的繁杂，服务区需要找受过区长训练的主任区员，以辅助干事办理公事；这一配置事实上为服务区人事纠纷埋下隐患。如果主任区员没有被干事所接受，其背后的上级当局便会对服务区表示不满，导致区长无法顺利处理政务。“中国历来都是‘对人’难于‘对事’，若是天天在‘对人’的圈子里周旋着，可以说是很难来放手做什么事情的。甚至有些人说，在许多案件上，有些判决便是用的‘感情’以代替‘理智’，这里的有罪也许送上去就是释放。无论理由如何，总不免夹杂一些‘意气’在内，因此不论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至于地方士绅，他们看准了上级当局的脸色，所以便敢随时抗拒着区署的命令；如果区丁招人去区署问话，那被招人则会在半途中倒地“撒泼”，然后一纸呈文去控告区署“纵丁殃民”。“像这类事情，自从接办区署以来，不知道有多少”31。

干事兼任区长后，与县长矛盾不免加深。农村实验区的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多数仰仗实验区所属县的县长态度。县长如果并没有诚意从事基层建设事业，那么对实验区就冷淡敷衍，甚至百般掣肘，导致实验区的工作难以正常进行。一般情况下，区长由县府职员负责，是县长的臂助；但实验区例外，由各区干事兼任区长。对县长来说，一个漠不相关的外来人插进县府事务，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县长时常收到上级的嘱托，要求“对于他们服务区的区长要客气点”。故此，县长对中央和省府派来的干事又不能像对一般区长或区员那样对待，总是要有所顾忌，这直接挑战了自己的权威。从干事的角度来看，干事自兼任区长后，地位一落千丈。在过去，一个干事的等级是无法规定的，给最高当局的公事也不过用“函”，可现在，“事实判明不过是一个小小区长，任何人都可以给他‘训令’，因而过去有点顾忌服务区的人，现在反而可以看清内幕而加以破坏了”。双方往往因权力划分而陷入僵局，有时候是干事犯“幼稚”，有时候是县长“昏庸”。32

在实际工作中，实验区与县政府工作亦是摩擦不断。1936年3月，江西省府省务会议通过了《江西农村实验事业计划纲要》，以“管教养卫”为范围，促进农村自治，健全农民自卫组织，提高农民智识，培养国民经济，达到自治、自立、自给、自卫的目标，并规定三年内完成计划。33虽然各实验区三年计划事业是县政府该做的事，但由于县政府与实验区主务不同，归属不同，处事方法不同，双方合作并不愉快。由于各实验区指导员来自省政府不同的部门，县长没有完全支配权。各方往往会将诸如筑堤、积谷、兵差、课捐、办学、禁烟等种种训令或公函同时交给县长，导致县长有时难以应对。有时县政府正为办理积谷的事，忙得疲于奔命，实验区却找县府整理荒山荒地、督促造林，或是解决保学经费的征收；有时实验区因为要急于实现三年计划，便按部就班地推进各种工作；县政府却迫于上级命令，要实验区训练壮丁，或是赶办水利等等，双方冲突在所难免。34实验区与县政府之间因工作上的摩擦无法相互妥协，不是互相排挤，便是敷衍式的合作，无法有效地推进江西农村改进事业。

对于传统社会“天高皇帝远”的农村来说，一旦有“衙门”里来的人，农民多半是不习惯的。35江西农民饱受战争之苦，对政府的人多半不会有什么好感。干事兼任区长后，民众更加疏远服务区，“甚至本来打招呼的也冷淡了”36。服务区干事不得不左右逢源，作干事时是一副面孔，作区长时又得是另外一副面孔。干事兼任区长前，不问政治；兼任区长后，由于行政上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农民无法接受，总免不了有许多怨言，以农民的口气来说，“这位区长，就是一会儿做官，一会儿做老师”37。根据国民政府的设想，区政权不仅要统计人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而且要负责兴办教育、参与自治、多种经营、发展经济等其他建设事业。但在实际上，以往的区政权尽管组织乡村自卫、确认村长补选、调解村长无法解决的争端等事，但其主要职责仍在于征收赋税，尤其是区公所在摊派上，无所制约。为此，农民对区政权非常排斥，“为什么黄干事不要钱，他们却都在那里摊派呢？”38即便干事做好事不要钱，也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自从干事兼区长开始做“伤脑筋”的事情之后，老百姓分不开什么叫服务区，什么叫行政区，口口声声地叫着“老师们变了心”！这似乎确证了梁漱溟的担忧：当乡村建设运动“变成地方下级行政”，也就失去其原本的意义与价值。39

四

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本是全方位的社会建设，其主旨是从乡村入手，发动社会力量，“启发他自动的力量，启发主体力量”40，以培养乡村社会发展的内驱力。经委会在江西办理的农村服务区是由中央政府主持，协助地方政府来推动乡村改进事业。以政治力量为主导的农村服务区，其举办的事业更多侧重于政府事项，或归属于行政范围，导致乡村社会陷于被动状态，无法形成内在驱动力。

从各项事业的实际效果看，服务区经济建设项目较为显著，如农业的改进，合作事业的推广等，而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最为缓慢。十个服务区，“对于生产事业尤视为建设的重心”41。农业改进是凸显政府农政业绩最为明显的措施，经委会拨款20万元资助农业，力求江西现有各农业机关联合或归并，帮助省政府建立农业院。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各种试验场，如稻作试验场、棉场、茶叶改良场、耕牛改良场等；并设立农业推广处，在各县设立合办农场、林场；在各地方分设各种材料供给场，如肥料供给、果苗菜种供给场、农具供给场等。

农业合作是国民政府较早在全国办理的事业。经委会为促进江西合作事业的发展，拨款50万元，并设立江西合作基金保管委员会，以保障此项基金之独立与安全；同时扩大放款区域，除原定25县外，特加金溪、莲花、永丰、黎川、贵溪、万载、宜春等15县；在合作种类上，力求信用合作社稳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运销、利用等合作事业。在经委会的支持下，江西农村合作社种类越来越多，由起初的三种合作社发展到六种，合作数量不断增加。到1936年，合作社近3000所，社员达17万余人。42

从事卫生事业的阻力虽大，而一旦起到效果，却容易取得农民的信服。经委会拨助30万元，设立全省卫生处及省立医院，“为全国的首创”。43其主要负责推行各种卫生设施及助产防疫等工作。各服务区除设立小型医院及诊疗所外，更积极灌输卫生常识，以实现乡民健康安乐的生活。如设立乡村医院、分诊所及巡回诊疗所，为乡民诊治疾病；举行霍乱预防注射及布种牛痘；办理助产及检查工作，普及育婴常识，随时指导协助妇女卫生，举行妇女卫生演讲会及婴儿比赛会，以促进乡民对妇婴卫生的注意；改良水井，整理厕所，并领导村民定期举行大扫除，加强环境卫生等。

乡村教育改进，成为经委会最难见成效的乡村事业。服务区教育指导员经常感叹：“经费困难、师资困难、学生困难，无一不难。”44从教育经费来看，经委会对江西教育的投入非常少。在经委会190万元经费支出中，教育经费只有6万元，与其他各项事业经费相比，颇多悬殊。从教育资源来看，“政治的力量至多解除了一部分经济上的困难，绝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师资”45。教育视导员在视察乡村学校时，对其教育资源的匮乏也深感无奈道：“我去视察乡村学校只要有教师、有校舍、有学生，我就给他满分。”因为无法对乡村教育条件再苛求，“在早稻未收以前，教员都是在贴本上课，他们只在企望新谷能照收，价格不惨落，地主不苛扣，乡村里面没有一所屋子是合乎理想的条件的教室。”46从教育力量来看，教育的单独挺进往往费力多而收效微。单凭一些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显然不足以动员民众、领导民众，必须与其他各组连锁进行，谋“管教养卫”的兼施，方能实现建设乡村的理想。而谈到连锁合作，必然逃不过人事问题。而人事纠葛，或因机构牵制，或因背景关系，乃至于利益错综复杂，经委会又断难措手其间。

读书学习对农民来说虽不无益处，却耽误时间并与农事冲突。一个终日劳作的村民，对于夜间读书识字而言，不仅“抢夺他的休息时间”而且于其“简直是一种惨酷”；他们视此为一种苦差事。此外，教材根本脱离了实际生活，不能引起农民的热情，只能增加他们的抱怨和痛苦。以江西藻塘为例，教材内容主要宣传党义，偏重理论，“教师根基既薄，对此尚不能十分了解，农民见识又浅，更不能不暂告结束”47。另外，当“政治”与“服务”结合后，各服务区承担起办保学的责任，导致教育工作者因忙于清查各村的公款学田，根本无暇顾及乡村教育工作。

“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有其意义，即等于毫无意义”48。从乡村建设的动力来看，以社会建设为目标的乡村建设，其动力源于社会力量，主张发展乡村自身的内驱力，以形成乡村社会的持久动力。而以经济建设为目标的农政，其动力来源于政治力量，以政府机关为主，与充满生机的社会组织相比缺乏活力，且与农民日常生活和习惯较多疏离。自干事兼任区长后，江西农村改进事业更是与政治打成一片。经委会尽管以“服务”的名义来实现“管教养卫”之目标，但依然无法改变农民对政府的固有印象，认为“服务救济等事业是属于另一种团体，不属于政府”49。对于政府力量推动下的许多措施，农民还没有智识去接受，总免不了有许多怨言。有些地区，教育工作只是浮于表面，无法把握民众的心理；合作社也只能以一种强迫接受的方式，使得农民被动接受救济贷款。区署的行政工作更加影响到服务区工作的推行；服务区工作者“天天跑到外面去工作，近村一带根本无法推动”50。

国民政府假手经委会将江西乡村建设事业收归行政统系，其目的在于整饬地方秩序，实现“管教养卫”之目标。经委会作为中央政府经济建设机关，确实能最大限度为江西乡村事业带来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支持。但是，乡村建设事业如果缺乏乡村社会的内在动力，单凭政治力量的主导则既难以为继，又无法持续递进。“凡事一落于国家行政，就是太机械化，不能发现缺点，不能随时纠正，而有进步”51。以至于“越成为机械的，越没有生机，越没有活力，越不能适应问题”。52

经委会对江西农村事业的扶持，代表着国家政权建设下延的一种手段。国民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试图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将国家权力渗入到地方，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这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已然疏离。“政治是重事不重人的。一条公路要修，一种工程要做，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大可征集民夫，强迫去做”53。经委会主持下的乡村事业，往往以经济建设为主，却忽略了社会建设，不能充分发挥乡村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背后所展现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服务”与“政治”的角色冲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同取向，以致乡村工作丢掉了农民的信仰，乡村工作者与农民的隔膜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乡村运动走向“乡村不动”的境地。

注释：

１1933年4月，宋子文与美国签订5000万美金的“棉麦大借款”，经委会获得1500万元的建设资金，开始在全国施行各项建设事业，主要包括公路建设、卫生建设、水利建设、棉业统制、蚕丝改良、江西建设和西北建设等事业。

2徐伯康：《江西省主持乡村事业各特殊机关概述》，《乡村建设》第5卷第20期，1936年6月26日，第3页。

3《国联专家视察江西报告（一）》，《经济旬刊》第3卷第7－8期，1934年9月15日，第52页。

4（1）《秘书处关于江西办事处函请以张福良等充任技正等职案签呈》，《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1页。

5（2）《秘书处办理蒋中正电请撤销江西办事处案报告》，《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6（3）《国联专家视察江西建议书提要》，《军政旬刊》第23期，1934年5月31日，第1774页。

7（4）　1934年成立服务区六所，1935年成立四所，并依成立之先后，冠以第一至第十之名称。所选区域主要有临川章舍、南城尧村、丰城岗上、新淦三湖、高安藻塘、永修淳湖、南昌青云、吉安敦厚、上饶沙溪、宁都石上。

8（5）张福良：《江西之农村服务》，《赣政十年》编辑委员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第1页。

9（6）徐功甫：《农村服务区合作组的使命》，《农村服务通讯》第11期，1936年5月5日，第263页。

10（1）徐伯康：《江西省主持乡村事业各特殊机关概述》，第6页。

11（2）张福良：《农村工作的大联合》，《农村服务通讯》第9期，1936年3月10日，第274页。

12（3）《江西省政府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组织纲要》，江西省档案馆，J016－3－00936－0307。

13（4）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规定了在各“剿匪”省份的各县政府所在地设立区署，并由县政府职员兼任区长，此项举措，也是为迎合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

14（5）《江西农村改进实验区登记规则》，江西省档案馆，J016－3－03925－0001。

15（1）施中一：《现阶段江西农运的透视》，《民间（北平）》第3卷第24期，1937年4月25日，第5页。

16（2）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四）》，《大公报》1937年6月15日，第3版。

17（3）郑维：《对参加江西农村服务学生贡献几句话》，《农村服务通讯》第24期，1937年7月1日，第520页。

18（4）郑维：《农村服务区选地原则之商榷》，《农村服务通讯》第1期，1935年8月1日，第3页。

19（5）姚鸿钧：《推行农村合作四个月的经验和感想》，《农村服务通讯》第11期，1936年5月5日，第380页。

20（6）蓝珍：《合作在藻塘》，《农村服务通讯》第11期，1936年5月5日，第374页。

21（7）吴旭东：《农村教育工作的几点认识》，《农村服务区通讯》第22期，1937年5月1日，第437页。

22（1）《农村改进工作之有效方法及困难问题》，《经济旬刊》第6卷第8期，1936年3月15日，第36页。

23（2）施兆启：《农村调查的一点心得》，《农村服务区通讯》第23期，1937年6月1日，第476－477页。

24（3）徐侠忱：《改进江西农村与改进运动问题》，《农村》第1卷第5期，第11页。

25（4）蔡振华：《半年农村服务的经验》，《农村服务区通讯》第4期，1935年11月1日，第109页。

26（5）彭逸羽：《农村服务的几个实际问题》，《农村服务区通讯》第5期，1935年12月1日，第129页。

27（6）施中一：《江西农村工作的第一年》，《消息》第9卷第1期，1936年1月20日，第48页。

28（7）谭汝明：《谈谈合作指导》，《农村服务区通讯》第11期，1936年5月5日，第370页。

29（8）蒋名川：《如何指导农民选种》，《农村服务通讯》第2期，1935年9月1日，第43页。

30（9）王湘岑：《菏泽实验县宝镇乡乡农学校》（下篇），《乡村建设》第4卷第25期，1935年5月1日，第24页。

31（1）徐盈：《藻塘微波》，《大公报》1937年5月19日，第3版。

32（2）徐盈：《藻塘微波》，《大公报》1937年5月19日，第3版。

33（3）《江西农村实验事业计划纲要》，江西省档案馆，J016－3－00936－0307。

34（4）徐盈：《藻塘微波》，《大公报》1937年5月19日，第3版。

35（5）吕芳上：《抗战前江西的农业改良与农村改进事业（1933－193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555页。

36（6）马湘洲：《兼理区政三个月的工作和感想》，《农村服务区通讯》第16期，1936年10月31日，第149页。

37（1）施中一：《现阶段江西农运的透视》，《民间》（北平）第3卷第24期，1937年4月25日，第4页。

38（2）马湘洲：《兼理区政三个月的工作和感想》，《农村服务区通讯》第16期，1936年10月31日，第149页。

39（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9页。

40（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50页。

41（5）戴渊：《经营区有油桐林刍议》，《农村服务通讯》第6期，1936年1月1日，第6页。

42（6）熊在渭：《民国二十五年一年间江西合作事业之总结》，《江西合作》第1卷第5期，1937年，第3－4页。

43（7）方颐积：《十年来之江西卫生》，《赣政十年》编辑委员会编：《赣政十年》，第2页。

44（1）徐盈：《江西省的农村改进事业》，《大公报》1937年3月22日，第3版。

45（2）张福良：《保学师训特辑前言》第8期，1936年2月20日，第254页。

46（3）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六）》，《大公报》1937年6月18日，第4版。

47（4）李毅、吴寅木：《藻塘的教育》，《农村服务通讯》第1期，1935年8月1日，第5页。

48（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3页。

49（6）张福良：《服务与政治》，《农村服务通讯》第2期，1935年9月1日，第34页。

50（7）徐盈：《藻塘微波》，《大公报》1937年5月10日，第3版。

51（8）梁漱溟：《乡村运动中的三大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7期，1935年5月21日，第4页。

52（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70页。

53（1）徐宝谦：《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第6卷第3期，1936年9月16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