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研究——对福建省大岞村的个案考察

作者：陈梅婷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东南学术》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7-25  浏览次数： 4069次

【摘　要】社会性别的建构往往围绕身体这个媒介展开，男性通过改造和消费女性身体来支配女性。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是复杂和双向的：在福建省大岞村的社会性别建构中，一方面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力量松动了传统的性别社会规范，被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利用来重建新的社会性别规范，使支配女性身体的方式从隔离、压制转变为鼓励、约束，但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两次“物化”使过度关注身体和身体消费的女性受到批判，从而成为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帮凶”。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以一种米利特所言的最巧妙的“内部殖民”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坚固、持久，并且会灵活地转变运作的方式。

【关键词】身体；社会性别规范；性别化空间；性别化分工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农村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女性，重构了农村的性别秩序和农村女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使得更多的女性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女性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并走向解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消费主体，动摇了农村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

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往往认为，性别不平等就是女性身体“虚弱”和“不稳定”的直接结果。身体作为我们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手段和媒介物，对性别化分工乃至性别权力生产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因此身体是特别引人关注的一个切入点。身体研究的一个传统是将身体理解为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尤其体现在性别与身体的研究中。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将活生生的身体从符号系统中分离出去，因为社会成员需要通过身体来交流，而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都要通过身体得到表达。梅洛庞蒂也指出“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①他认为身体不仅仅是生理的身体，更是交往的身体，并通过交往建构意义。人类交往的身体所蕴涵的最根本的力量，建构了我们的观念和现存的文化。

那么，身体如何影响社会性别的建构？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社会性别的建构起到怎样的作用？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是否仍然在发挥作用？在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妇女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消除性别偏见、实现男女共同发展是先进社会性别规范的重要内容。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剖析社会性别规范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深入了解农村性别观念现状，为接下来发挥女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推动作用做好准备。

本研究所选择的田野地点是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上的一个行政村——大岞村，是闻名中外的“惠安女”聚居地，具有自成体系的惠安女文化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武镇全力发展渔业生产，是全国有名的渔业高产乡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崇武镇开始实施经济发展战略转移，推行“以工为主，工渔共举，三产同步”，实现了经济综合实力的飞升。选择该村进行改革开放后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以不落夫家婚俗、惠安女服饰、“男渔女耕”等性别化分工为典型特征的惠安女文化，从服饰、劳动分工到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对女性有一套严格的禁锢规则，表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是研究农村社会性别建构的典型样本。

第二，大岞村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突变过程，20世纪90年代在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源倾斜下，大岞村的石雕业开始兴起，主流的传统惠安女文化直接面临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发展的矛盾凸显。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岞村具有典型代表性，有利于考察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也可以为其他农村的社会性别建构研究提供参考。

第三，目前，关于性别权力不平等的解释偏重于结构的范式，父权制文化决定论及经济决定论是常用的理论框架，②但结构的视角往往忽视了个体主观能动性在社会性别建构的作用。与结构视角不同，实践的视角认为应当将社会性别的建构置于日常实践与系统结构的动态互动之中来考察，即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切入，展现社会性别建构的微观细节。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惠安女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丰富的体现社会性别的微观实践，利于考察社会性别的建构细节。

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对大岞村的田野调查，前期通过参与式观察了解村庄的基本概况，后期通过对普通村民的深度访谈进一步补充了当地社会性别建构的详细资料，并在2021年4月补充了10位村民的跟踪访谈。本研究采取了“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共访谈大岞村村民67人，其中男性34人，女性33人，年龄从29—93岁不等，他们从事的职业包括了当地职业的主要类型，男性代码为M，女性代码为F，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整理如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资料表③

续表1

二、田野经验的重点描述

（一）从“男渔女耕”到“男雕女磨”的性别化分工

男的都出去出海了，女的就干一些农活、织渔网。我们这里的女人很早就很勤劳了。（F16，45岁）

像以前这种建房子的事，都是女孩子的事。男的也不是说他不干活，是他们都出海捕鱼去了，不在家里面。（F2，45岁）

我们这里男的是做师傅的，女的是做小工。男的就做技术活。惠安女走到哪里都是出名的勤劳。（F10，42岁）

自大岞居民从事渔业生产开始，这里就形成了“男渔女耕”的特色劳动分工，即男性专门从事海上捕捞，农副业都由妇女承担，男性从不过问农业之事，甚至以从事农业劳动为耻。在当地人的叙述中，男性不种地是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男性常年外转渔场生产，女性则承包了陆地上的大部分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农业劳动和大部分的渔业辅助劳动。而在建筑业和运输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般由男性承担，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则由女性承担。

从“渔业强村”到“工渔并举”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大岞村催生了新型的性别化分工：男性打石雕而女性磨石头（“男雕女磨”）。经济的快速发展显然给大岞的传统渔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尤其表现在对渔业和石雕石材业的观念上。“在海上”（即从事捕鱼工作）曾经在大岞村是个人能力的象征，M23的父亲在跑船时捕鱼勤快，因此有这个“脸面”可以将他与他大哥都带去跑船。与此相反，他邻居的父亲的捕鱼能力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两个儿子便无缘跑船，只能去打石头了。在当地的社会情境中，这里祖祖辈辈都是捕鱼的，因此捕鱼才是正道，只有身体有残缺的人才会“在山上”（即在山上从事打石头的工作），他们宁可在船上从事清理打杂工作也不愿在山上打石头。但这种曾经根深蒂固的“以捕鱼为尊”的观念却被石雕石材业惊人的利润冲击得荡然无存，大岞村民从“在海上”到“在山上”的职业转变也预示着其渔业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曾经的大岞渔民乘着船走南闯北，获取信息的速度也远远高于村里“在山上”的那部分人。改革开放后，“在山上”的那部分人办起了石雕石材厂，利用沿海运输的便利快速融入了跨国的经济网络中，与日本等海外国家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迅速超过了“在海上”的大岞村渔民。

另一方面，石雕石材业的关系资本也超越了渔业行业。F27算是大岞村里最早一批从事石雕工作的工人，因为她妈妈与一家石雕厂的老板关系特别好，她才可以进去学习雕刻和磨石头从而成为一名石雕女工，而村里很多人想去却没有门路。是否有亲戚在石雕厂工作成为一种新的评判个体关系资本的依据。

石雕出来了以后，女孩子就开始出来工作了。那个时候女的又很勤快，她们赚的比男孩还多。那个时候就有说，养女儿多的比养儿子多的还要好。有的家里面如果有四五个女孩子，一个月就有好几万，没几年就都富起来了。（M3，38岁）

以前都是打一点小工赚小钱。有了这个石雕业以后她们工资就赚高了。收入也高了，所以她们也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啦。自己去做生意，自己就有能力了，她意识也不一样了。（M32，43岁）

在大岞村当地人的叙述中，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磨石头的有钞票”（F27）“有钱就有话说”（F26）形象生动地显示出这种变化。45岁的F27每月会把工资的大部分交给父母，剩下几百块就供自己买衣服、头巾等，“好几百块的裤子都买”，显示出当时“磨石头”的惠安女的消费自由与消费能力。因为她对家庭收入的突出贡献，她的妈妈甚至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嫁妆。她的“姐妹伴”F2十分羡慕，说她是她们这一代人中的有钱人。弗里德曼将这种女性地位的变化形象地概括为“像男人一样吃喝”。④即使是年轻的惠安女也十分认可女性地位与赚钱能力之间的关联，80后F26告诉我：“如果自己能赚钱，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如果没钱赚要向人家拿的话就什么都做不了，我妈妈这个年代的就是那样子（靠男人），像我阿姨她就不会了。她不用向我姨丈拿钱，她什么话都敢说。”但当问及男性主要负责雕刻石头而女性主要负责磨石头的原因时，M3告诉我：“可能女孩子反应会比较迟钝。（雕刻）那种会比较辛苦，可能比较复杂的那种，还是男孩子学起来比较合适。”

（二）从隔离到融合的性别化空间

大岞村的男性至多在小学毕业后（约15岁左右）就要出海跑船，而女性甚少接受教育，活动范围基本被限制在家中，做针线活、修补渔网、做家务等，很少出门，即使是做农活也早出早归，与一年中的大半年都在讨海的男性几乎碰不上面。女性之间结成“姐妹伴”，男性之间结成“兄弟伴”，男女之间的交流沟通被视为“不正经”“有问题”的举动，会被村里人说闲话。F2小学毕业后在路上碰到一位男同学，因为两人打了招呼就被路人指指点点，使得她很不好意思。但20世纪90年代石雕石材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意外地打破了这种因性别化分工导致的性别隔离，大部分的渔民以及新生的男性劳动力抛弃了“在海上”的工作而选择“在山上”的职业，女性也因陡增的劳动力需求被吸纳到工厂中来，工厂为年轻的大岞男女提供了一个被大岞人所认可的可以自由接触而不被议论的公共场所，他们通过这种公开的接触开始了交友，甚至自由恋爱：

在石雕厂里面男的女的接触就正常了。有石雕厂的时候，男女是工友，可以一起吃饭了，什么都有。（M31，43岁）

在厂里面（男女说话）就很正常，因为厂里面毕竟有工作关系，有时候要交流，出了厂（交流）也算正常啦，比如说老人家什么的说（闲）话，年轻人就会说他们是工友啊。（F2，45岁）

以“工友”为名，大岞村的男男女女也成功在工厂外开拓了男女正常交往的公共空间，他们一起吃饭、喝茶聊天，相约一起搭车去惠安、泉州等地游玩，电影院、KTV等公共空间也成为男女社交的场所。根据《崇武大岞村调查》的记载，大岞村放映电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自从20世纪60年代有了驻军营房，就开始定期放映电影。⑤这些电影多在学校广场露天放映，但女性较少出现在流动电影院这样的公共场所：

那个时候年轻人都去看，女的没有去看。女孩子很少很少，当然想去，但不敢去，怕别人说三道四。（M26，62岁）

到室内影院的时期，大岞人对电影的热情逐渐减退，一方面是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占用了人们的部分精力，另一方面也与电影院的功能演变有关。正规的室内影院作为公共场所依然让许多顾及脸面的大岞女性止步，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石雕石材业发展带来女性地位的提升、观念的变化，大岞村里的这座室内电影院逐渐迎来了一些青年女性观众。她们一开始用头巾遮住脸以免抛头露面，关灯后的电影院也给予她们一层防护罩。这种刻意的“遮脸”行为可以被视为女性向男性权威作出的一种屈服，但后来这种刻意的“遮脸”行为也被抛弃了。除了单纯的娱乐，享受自由恋爱的男女也会相约电影院，这让电影院也有了交往的作用。

在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快速现代化的崇武镇相继出现了KTV、饭店等消费场所，大岞村也开了两家KTV。与显示消费能力的饭店所不同的是，KTV与性产业的关联让大岞的惠安女常常挣扎于恰当行为的不确定标准，她们害怕进入这个有争议的社交空间会让社区中的“他者”将她们与一种特殊的职业联系在一起，这种担忧让她们积极地解释并修正女性出现在这些社交场所的意义。弗里德曼记录下了1995年一个秋天的晚上与5个大岞女性首次拜访KTV时她们犹豫的举止：

我们在那扇装饰精美的门后徘徊，犹豫着是否要进去，直到其中一个人推开了门，大胆地走进一楼的大厅……老板在门口迎接我们，领我们走上了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二楼。但走到一半时，这群人突然停住了，因为走在前面的女人不敢做第一个进入（KTV）的人，所以陷入了僵局。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彼此催促着对方带路，直到ADen先进去了，其余的人也跟了进去。⑥

根据弗里德曼的后续记载，经过几次拜访之后，这些女性开始描述她们去这家KTV的具体次数、每一次招待她们的人是谁、她们具体去过哪些包厢。通过详细的定义与解释她们在KTV的身体行为，她们表明了自己对这种社交场所的理解，希望可以修改附加在这些性别模糊的场所上的“性开放”的意义。在石雕厂工作的F4曾和同事一起被老板邀请到他弟弟开的KTV去吃饭，她强调：“我们吃完以后就走了，没有唱歌。”她们的行为和阐释其实仍然在维护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

（三）从生产走向消费的女性身体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惠女服饰以花头巾、黄斗笠、蓝色短衫、银裤链和宽筒裤为典型标志，被描绘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以其独特、和谐的美被誉为“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但目前大岞女性日常生活中不再穿着传统惠女服饰，变迁的时代语境逐渐内化为她们的行动准则，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下一切改变都变得理所当然，即使脱下传统惠女服饰也是如此。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是导致大岞女性换装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受教育影响之前，大岞女性经历着豆蔻年华时适应传统惠女服饰的例行的社会化进程，在与“姐妹伴”的互动中形成“以传统惠女服装为美”的审美意识。但女性教育的普及打破这一传统的审美意识，大岞人尤其是女性开始熟练地将“包头巾”（即穿着传统服饰的简称）与“没文化”联系在一起，外出的大岞女性也因外界对传统惠女服饰的异样眼光而进行换装，而那些既没有外出机会又“没文化”的大岞女性也不再安于现状，到石雕厂磨石头的女工们掀起了换装的高潮。

大岞的年轻女工们将多种风格的服饰与头巾融合在一起，形成她们独立的穿衣风格，自创了一套半传统半现代的“时尚惠女服饰”——时装上衣、时装裤和素色头巾的组合，即她们口中的“随便装”“休闲装”“现代版惠女装”“改良版惠女装”等，“时尚”一词是女工们对这套服饰清晰的自我认知。大岞女性换装和改装的高潮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一代年轻的女性都不再穿起那套“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的传统惠女服饰，因为那是落后的象征。但近十年来当地兴起的旅游事业再次影响了大岞女性的服饰实践，新一代年轻的大岞女性掀起了惠女服饰的复古潮流，她们用“改包头巾”来形容这次转变，这套服饰与女工换装时期的“时尚惠女服饰”相类似，同样是时装上衣、时装裤的组合，随着流行服饰的变迁，后者的款式显得更加时尚，传统惠女服饰则演变为特定的节日盛装。大岞女性对时尚和美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拾了。她们经常互相比较各自拥有的头巾的数量和花色，亲近的“姐妹伴”往往会相约购买相同的头巾以示关系的亲近：

有的时候是五六天买一条，有的时候是半个月买一条，一般不会超过20天就会买。因为我们有两套服装，一种是这种节日穿的比较热闹的，一种是日常穿的。（F12，39岁）

都是女孩子买，女孩子特别爱漂亮，有的都攒了一箱，人就是很不满足。今天看这个漂亮，明天看这个漂亮，有时候“姐妹伴”之间会商量的，她发现你这个很好看就问在哪里买的，就赶快也抢去买。（M2，72岁）

戴上最新最流行的头巾是中青年大岞女性对自身外表管理的基本要求，但个体拥有的头巾数量完全超出了正常使用的范畴，很多头巾的命运不过是压箱底，此时头巾的使用功能下降而审美和社交功能急剧上升。购买头巾的频率和数量不仅维持着大岞女性与“姐妹伴”之间的正常社交，其消费行为背后更折射出推崇消费主义的社会“客我”对“主我”的要求。这种盲目的跟风现象在银裤链的“股数竞赛”中愈演愈烈，大岞女性不断根据他者的银裤链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个银裤链要一两万块，女的为了显示她很高贵，是女人之间互相比较。（M2，72岁）

她们这样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这个戴着很重啊，她们很多都有腰椎间盘突出。因为太重了。现在年轻的这么戴，老了就会腰椎间盘突出。（M6，66岁）

人虚荣，现在是显摆。比如说一个人打七股，我看你打七股好看，我干脆打八股，是存在这样的现象。这样腰带就越打越大，越打越粗。（M30，49岁）

根据最新的访谈调查，银裤链的股数最高已升至十三股，总重量超过10斤。曾经因为大岞女性换装或改装而变成无用的、过时的累赘之物的银裤链重新获得了象征财富和体面的意义，变成女性之间互相攀比的重要媒介。尽管她们也逐渐表示出对炫富、显摆、攀比的厌倦，但银裤链及其股数已经被固化为财富与体面的符号、时下流行与时尚的符号，她们的行动只能沿着例行的方向展开，以免失了体面。即使越来越粗、越来越重的银裤链超出了审美观规定的适宜比例并逐渐影响她们的健康，她们也会让自己的身体习惯于这样沉重的负荷，跟风消费、攀比、显摆、炫富就成了女性被批判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旅游文化产业的兴起也让传统惠女服饰逐渐被建构为旅游的奇特景观。拍摄穿着传统惠女服饰的女性劳作场景成为当地旅游的重要内容，一种新兴的兼职职业——“惠安女模特”也在大岞村流行起来，她们热衷于盛装打扮自己，给外来的摄影师当模特或自行拍照留念。据客栈的老板们介绍，他们主要安排摄影团拍摄惠安女的劳动场景，如撒渔网、织渔网、扛石头、挑担等，意在展现惠安女吃苦耐劳、勤劳能干的精神。为了更大程度上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们尽量选择40岁以上有过这些经典劳作经验的惠安女当模特，显然她们对这套服饰的穿戴经验更为丰富。但尴尬的是，摄影团更倾向于年轻漂亮的惠安女，她们显然并没有这些劳作的经验。为了镜头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惠安女模特穿着的传统惠女服饰比过去要华丽得多，沉重的妨碍劳作的银裤链让这些拍摄更像是一场刻意的表演。对于游客和摄影团而言，这套易于与少数民族产生联想的服饰构成了他们对惠安女神秘印象的主要来源，成为大岞村乡村特色旅游的主要吸引力。惠女旅游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促使大岞女性更为关注穿着打扮和消费能力，注重通过身体展现财富和魅力。

三、大岞村社会性别的建构

在大岞村，男性支配女性的性支配是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明显体现在性别化分工和性别化空间上。在与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变迁的互动中，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经历了被松动、被重建的过程，但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仍然存在于大岞人普遍的思想意识中。

第一，不论是“男渔女耕”还是“男雕女磨”的性别化分工方式，都体现着女性从属于男性的性别权力关系，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力量在改变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上影响力有限，新型“男雕女磨”的性别化分工依然体现着传统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

社会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一种从属与支配的关系。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⑦正如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分支所指出的，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⑧与传统汉族群体“男耕女织”分工方式不同的是，渔业时代的大岞村遵循着“男渔女耕”的特色劳动分工，形成这样的劳动分工的重要原因是认为女性身体不适应海上作业，且妇女在船上生活不便。而种地、扛石头以及建筑工地上沉重的手工活塑造了当地女性勤劳、贤惠、能干的形象，女性看似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身体能力，但却是以男性身体的不在场为前提的。一旦将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相比较，对女性体力“贡献程度小、技术含量低”的刻板印象就无所遁形。换言之，性别化分工为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预设了价值等级，抬高男性劳动力价值并贬低女性劳动力价值，这种刻板印象也深远地影响着工业时代大岞村的性别分工。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石雕业中，男性多从事技术性较强的雕刻工作，女性则多从事技术性较弱的磨石工作，即“男雕女磨”的性别化分工并没有改变女性工作技术含量低于男性的刻板印象。无论是渔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在男女分工方面大岞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凡是粗重的、技术性低的、费时而获利少的工作都由女子去做，技术性高的、获利高的工作由男子负责。⑨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之间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级关系。

这种等级关系在不同工种的男性身体间同样存在。在渔业时代，“在山上”是被边缘化了的低人一等的职业，意味着个体身体残缺、捕鱼能力有限或人际关系差，意味着个体的身体是被“在海上”所淘汰了的。“在海上”不仅意味着拥有强壮的体魄，也是个人能力突出的象征（即使“在山上”的收入并不比“在海上”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海上”更受到当地适婚女青年及其父母的青睐，由此，“在海上”的身体和“在山上”的身体之间形成一种具有等级的权力关系。然而，工业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加速让大岞村主动和被动地卷入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自我认知逐渐摒弃了“以捕鱼为尊”的观念。改革开放后工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山上”从事石雕石材行业不再含有以往“低人一等”的意味，“在山上”这个符号原先的意义迅速被抽空，被填充以“令人羡慕”“高薪”等内涵。相应地，“在海上”的“危险”“长期在外漂泊”等职业劣势被凸显出来。由此，对男性而言，“在海上”的身体与“在山上”的身体之间的等级关系发生了逆转。

在相同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因素影响下，异性身体与同性身体间的权力关系却出现了不同的结局。前者依然维持固有的男性身体高于女性身体的等级关系，但后者因为女性身体的不在场而顺应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逆转。显然前者的维持原状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有重要的联系，虽然石雕石材业的发展能够极大地提高女性的地位，甚至松动了渔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让男性认同了女性劳动力与男性劳动力的等值关系，也重视起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但却没有改变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无法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

第二，即使性别化空间在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下，从隔离逐渐走向了融合，女性也拥有了一部分重建社会性别规范的权力，但约束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并未消失，而是运作方式变得更加隐蔽。

工业时代“男雕女磨”的性别化分工使大岞女性真正意义上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当中，在相当程度上造成父权制文化的衰弱。与集体时代女性固守的“三不敢”（不敢吃饱、不敢睡足、不敢说话）相比，惠安女开始到电影院、KTV、饭店消费，甚至经商。与女性地位提高相伴随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她们获得了对自身身体的控制权，她们的身体不再归属于父母、丈夫或子女。更重要的是，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为女性提供了重新建构社会性别规范的公共空间——工厂、电影院、KTV等。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女性身体开始反抗传统的向男性倾斜的社会性别规范，企图重建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

老一辈的大岞村村民都要经媒人介绍而结成婚姻，他们无权或在很有限的程度上选择结婚对象，其历史局限性之一在于大岞村渔业时代的性别化分工使青年男性隔绝于青年女性。性别隔离本质上是男性权威对女性的一种控制手段，大岞女性往往不被允许在公共空间抛头露面，这使得青年男女难以有机会互相认识。工厂是一个因农业农村现代化而自然出现的男女之间正常交往的场所，挑战了大岞社区长久以来的男女在不同工作场所从事不同工作的性别分工模式，他们用“工友”的称呼为这种交往正名。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⑩工厂就是这样一个社交行为和“工友”关系的积极生产地，同时其正常社交的意义也被“工友”关系所生产。或是与男性工友结伴游玩，或是自由恋爱，20世纪90年代大岞惠安女通过抢夺对身体的支配权，表达了对传统婚俗的抵制、对家长权威的反抗，她们凭借自身的劳动能力，开始要求自主、自强。

女性对空间性别隔离的反抗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是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步的，从女性身体在电影院和KTV所建构的社交空间中的表现可以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电影院对大岞社区的社会性别规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为大岞村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接触和约会的公共场合，让女性在电影院的举止从害羞到自然、从遮掩到开放，通过赋予电影院这个公共空间以社交意义，大岞村的女性成功地重建了男性与女性正常的社交关系。但与性产业相关的KTV触及了大岞村民的底线（当地主流的观点认为KTV是男性和社交的场所），本地女子现身KTV就容易引起闲言闲语，这足以毁掉她的名节。不同于以往的被动地接受社会性别规范对她们身体的束缚，大岞女性开始主动出击，她们详细描述自身在KTV的身体举止来为自己出现在KTV的行为正名，并试图建立起一个女性在KTV活动的正确行为标准以避免她们的行为与卖淫产生任何关联，通过为KTV空间赋予社交意义来重建社会性别规范，从而与男性权威进行对抗，这种反抗行为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

从现代化发展打破大岞村传统的性别化劳动分工方式以来，由性别隔离过渡到性别融合的公共空间（包括工厂、电影院、饭店、商店等），都逐渐获得了大岞村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认可，社会性别规范也从严格限制女性身体暴露于公共空间转变为允许她们建构在公共空间活动的合法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惠安女更加强调从身体劳动能力上表现出的个人成就，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她们的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有紧密的联系，女性不再仅仅因性别而处于不利地位，她们的反抗也改变了支配女性身体的方式，从隔离、压制转变为鼓励、约束，即不再限制女性身体在公共空间的出现，鼓励女性的生产身体的价值，但由女性身体在正常社交和非正常社交之间的模糊界限所带来的限制与束缚又重新建构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它看似强化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控制，并将女性身体继续纳入一段协调的社会性别关系中，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依然笼罩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阴影之下，针对性地约束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依然存在，只是转变为更加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

第三，女性的生产身体被改造和被消费，被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所物化，使过度关注身体和身体消费的女性受到批判。

渔业时代“男渔女耕”的性别化分工虽然贬低了女性身体的劳动力价值，但在男性身体不在场的前提下，女性依然被建构为勤劳、贤惠、能干的形象，大岞女性以此为荣，男性也对她们超越其他女性的身体能力给予赞赏。工业时代“男雕女磨”的性别化分工让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等同于甚至超过男性，极大地提高了女性身体的劳动力价值，而价值的高低与女性的生产能力成正比。因此，无论是哪种性别化的分工方式，对大岞女性身体的生产能力的强调并未改变，这种对女性生产身体的推崇也是大岞村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继续控制女性服从于男性权威的一种隐蔽的手段。

性别化分工的变革和性别化空间的融合已经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积蓄了积极的力量，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为她们主动换装、改装、“改包头巾”等日常身体实践，她们将“时尚惠女服饰”塑造为新时代开放进步、自食其力的女性时尚服饰，但凝结在惠女服饰上的生产的进步的符号意义逐渐被现代性文化和消费主义所改造。大岞村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让大岞女性获得对自身身体的支配权，提升了她们的劳动力价值，而且也让她们拥有了自主消费的经济实力，为她们的攀比潮流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电影院、KTV、饭店等消费场所的出现也使现代性文化和消费主义在这里扎根萌芽。

对大岞女性勤劳、贤惠、能干的认知和评价虽然如今仍然存在于大岞人的自我认同当中，却已经演变为惠安女旅游文化产业中的宣传口号，符号虽在，意义却逐渐空洞。而对大岞女性身体消费能力的推崇使她们掀起了一股攀比的热潮，改革开放后头巾、银裤链等服饰元素变成大岞女性比美、比富的主要媒介，头巾、银裤链的使用功能逐渐被弱化，彰显个人经济实力的符号功能逐渐占上风。这些攀比行为体现出现代商业文化冲击下的乡村传统价值的失序，推崇工具理性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导致非理性消费现象愈演愈烈，个人私欲不断膨胀。女性消费身体的出现，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看似是对其生产身体的解放，让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但却是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一次物化，与消费能力成正比的经济实力变成衡量个体价值的新尺度，女性的生产身体也被改造为消费身体。不仅如此，作为旅游代言人的惠安女为大岞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大岞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塑造惠安女的神秘感，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被传统惠女服饰的独特异国风味所吸引，大岞的女性身体在镜头前的表演也变成了一种充满迷人的民俗风情或异国情调的符号，游客、摄影团的围观让大岞女性进一步迎合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身体的改造和消费。换言之，市场化的旅游行业对种族差异的强调使女性身体成为被凝视的、被消费的客体，这是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又一次物化，女性身体进一步异化为被消费的对象。

经历现代性文化对女性身体的两次“物化”，大岞女性的生产身体被改造为消费身体，并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女性身体既是自由的，在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中都是拥有自主性的，早已冲破了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性别角色的限制；但又是受到控制的，成为消费主体也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体的独立存在，她们的消费行为往往受到所属阶层的流行文化、社会性别规范等的影响。性别化的分工是隐蔽的手段之一，而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则是新的权术。过度关注身体和身体消费就让大岞女性受到批判，男性由此获得道德制高点，试图重新控制获得自由的女性身体。

四、结语：动态变化的社会性别规范

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大岞村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基础上，我们发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松动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阶段。

大岞村从渔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的过程中，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力量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女性名正言顺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松动了农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催生的新型性别化分工方式认同了女性劳动力与男性劳动力的等值关系。但女性劳动力的价值的提升却没有改变男性身体支配女性身体之间的等级关系，通过认可并鼓励女性劳动力对家庭的贡献，即推崇女性的生产身体，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顺利地将女性身体继续纳入一段协调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只是性别权力的运作方式从压制转变为鼓励，男性支配女性的性别权力关系依然发挥影响。

第二，试图重建社会性别规范的阶段。

伴随现代化发展而出现在大岞村的工厂、电影院、KTV为女性提供了重建社会性别规范的公共空间，传统性别隔离的社会性别规范逐渐被打破，女性建构了自身身体出现于公共空间的合法性，女性尝试突破约束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但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并未建立，针对性地约束女性的社会性别规范依然存在，只是转变为更加隐蔽的方式。

第三，维护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阶段。

大岞村的现代化发展使女性身体拥有在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中的自主性，但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使这种自主性走向极端，女性身体被改造、被消费、被物化。成为独立消费主体的女性沉迷于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女性身体在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成为被凝视和被消费的客体，这反过来加深了女性对消费身体的关注和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成为性支配的新工具，通过批判女性的消费身体让女性继续接受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规训。

大岞村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个案表明，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社会性别的建构往往围绕身体展开，男性通过改造和消费女性身体来支配女性。农业农村现代化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是复杂和双向的。在大岞村的社会性别建构中，一方面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力量松动了传统的性别社会规范，也被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利用来重建新的社会性别规范，使支配女性身体的方式从隔离、压制转变为鼓励、约束，但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以隐蔽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两次“物化”，使过度关注身体和身体消费的女性受到批判，从而成为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帮凶”。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以一种米利特所言的最巧妙的“内部殖民”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坚固、持久，并且会灵活地转变运作的方式。那么，在动态变化的社会性别建构中，女性如何利用身体建构独立的主体、摆脱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制约、避免被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所物化？如何在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中既创造价值又保持主体独立性？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注释：

①Merleau-Ponty，M.，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KeganPaul，1962，p.146.

②胡业方：《性别、权力与空间——农村妇女家庭与村庄权力类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③所标注的年龄均为被访者接受采访时的年龄。

④FriedmanSara，Intimatepolitics：marriage，themarket，andstatepowerinsoutheastern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61.

⑤陈国强、石亦龙主编：《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⑥FriedmanSara，Intimatepolitics：marriage，themarket，andstatepowerinsoutheastern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190.

⑦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⑧易显飞：《“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从马克思主义女性足以视角阐释》，《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

⑨乔健：《惠东地区长住娘家婚俗的解释与再解释》，乔健、陈国强、周立方主编：《惠东人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⑩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