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与精英权威：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双向依赖和监督

作者：卢素文 艾　斌  责任编辑：杨长虹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7-24  浏览次数： 8837次

【摘　要】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关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关系的已有文献忽略了组织内部或外部拥有资源的精英权威。本文基于对江西省洪一乡慈善会的实地调查发现：精英权威的资源供给和动员能力使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了不均衡的双向依赖和不平等的双向监督关系。双向依赖体现为：乡政府依赖慈善会整合资源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种依赖对乡政府而言是非关键性的。然而，慈善会对乡政府的依赖是关键性的，乡政府是慈善会获得合法身份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协助者。同时，在人口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慈善会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决策也要依赖乡政府。双向监督体现为：乡政府嵌入慈善会的组织架构与日常运行，对其的监督是全方位的。而慈善会虽然通过精英权威的影响力监督乡政府的工作，但这种监督是受到限制的。在双向依赖和监督关系的影响下，“悬浮”的乡政府通过与慈善会的互动深度融入村庄，并积极推动同类社会组织发展以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同时，慈善会努力保持高度自主性并通过采取灵活策略减少乡政府的干预。

【关键词】精英权威；乡政府；慈善会；政社权力关系

一、引言

资源依赖理论将组织之间的联系描述为一组由于资源交换而产生权力的双向关系。当一个组织需要从另一个组织获取生存资源时，前者便对后者产生了依赖。二者间的依赖关系如果不平衡，权力关系就会变得不平等（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2006）。学者们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关系（下文简称“政社权力关系”）的讨论中，发现社会组织所需资源主要由政府单独或与其他组织共同提供，由此产生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如果社会组织无法从政府或其他组织获取资源，而是从组织内部或外部的精英权威获取资源，那么政社权力关系会如何演变？这种关系是否仍旧不平等？

来自江西省洪一乡慈善会的实地观察可以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线索。洪一乡是江西省一个边远的贫困乡，洪一中学的退休校长和众多有能之士面对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教育环境差等问题，筹集资金250余万元成立了洪一乡慈善会，并在瑞昌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慈善会的启动和日常运行所需资源均来自精英权威。这是因为洪一乡政府和慈善会在乡村人口和资源外流的背景下都难以提供资源，甚至乡政府还要借助精英权威的资源改善乡村治理。在精英权威资源的作用下，洪一乡慈善会与乡政府达成了多次合作。因此，该慈善会可以被看作一个由精英权威提供资源、与乡政府似乎形成平等权力关系的实例。但在精英权威的影响下，洪一乡慈善会与乡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真的平等吗？这种关系对乡政府治理行为和慈善会运行产生了何种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基于对洪一乡慈善会的实地调查，揭示精英权威在慈善会兴起和发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的政社权力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乡政府治理行为和慈善会运行的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人们在运用资源依赖理论解释政社权力关系时，更好地理解组织内部或外部拥有资源的精英权威所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政社权力关系的文献，二是关注不同权威及其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文献。下文中笔者首先梳理这两方面的文献，然后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政社权力关系的类型

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基于已有文献，政社权力关系可以总结为3种类型。

1.政府主导型。以政府为中心的“结构洞”的存在（张奇林、石磊，2015），使社会组织必须依赖政府获得信息资源、政治支持、组织合法性等（Saidel，1991），因此，政府在政社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近些年来，政府以体制内需求为导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形成了直接控制（管兵，2015），致使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条件缺位（黄晓春，2017）。政府主导型的政社权力关系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这种关系提高了社会组织的正式化程度，明确了组织目标或使命，但可能会导致社会组织目标经历频繁变化（Seo，2016），也可能会对组织的自主性、价值诉求以及组织生态造成消极影响（崔月琴等，2015），还可能对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叶托，2019）。虽然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组织发展，但其财政援助会在有意或无意间抑制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动（Bloodgood and Tremblay-Boire，2017）。在政府主导型的政社权力关系下，社会组织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资源，会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主动接近政府，或努力获取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和政府的默认（和经纬等，2009）。这些策略避免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与冲突，又柔性地实现了社会组织自身的理念与目标（姚华，2013）。

2.政社相互依赖型。虽然政府掌握着社会组织所需的资源，但社会组织也能为政府提供服务、信息、政治支持等资源（Saidel，1991），二者因资源互动且不能拆分而形成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徐顽强，2012）。在资源的给予与获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3种依赖关系：政府介入社会组织框架和原则的界定、社会组织帮政府做事并部分依赖政府资源的依附性关系，社会组织让渡主导权换取政府资源和项目实施自主空间的梯次性关系，互利、互补和互倚的伙伴型策略性关系（范明林，2010）。然而，二者在资源获取和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是对称的（徐宇珊，2008）。这种关系也会随着社会组织与政府联系的加强不断加深，也可能随着社会组织主动拓展资源获取渠道而逐渐减弱（陈天祥、朱琴，2019）。在相互依赖型政社权力关系下，社会组织通过对资源和规则的运作逐渐找准自身定位，双方逐步明晰彼此的权力边界（黄晓星、杨杰，2015）。

3.嵌入型。虽然政府掌握着主要资源，但社会组织并非完全被动，它会努力从多种渠道获取资源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从而提升组织自主性以保障自身发展（王诗宗等，2014）。社会组织除了通过政府，还会通过市场获取资源（覃志敏，2016）。在这种情境下，三方需要将各自力量嵌入彼此实现协作治理（刘伟、翁俊芳，2021）。例如，政府为社会组织搭建运行平台、注入外生性资源，甚至通过关系嵌入和协商的方式帮助其建立自治式组织制度架构（王辉，2020）；市场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人力等资源，以半嵌入的形式与社会组织和政府产生互动；社会组织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仍需部分嵌入政府以获取政府资源，从而与政府形成半嵌入性的合作模式（冷向明、张津，2019）。

已有文献展现了政社权力关系的3种类型，但将资源提供者主要限定为政府和市场，忽视了社会组织从精英权威获取的资源。这就无法回答依靠精英权威获取资源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会形成何种权力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是否平等。邱泽奇、由入文（2020）在讨论在线教育机构总部与分部之间的权力关系时发现，表达差异化需求的用户能够改变总部与分部之间的沟通模式，进而实现二者目标协同、信息共享和信任增强。这一研究结果突破了资源依赖理论的权力机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启发。

（二）不同权威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农村社区，权威指的是具有调动村落社区资源能力的人，他们是乡土社会权力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赵旭东，2003）。权威真正的权力源于拥有财富（特别是土地和生产工具），从而产生了分配村庄资源的影响力（张静，2006）。学者们对权威有多种分类。韦伯（1989）把权威分为法制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党国印（1997）从宗教权威、宗法权威、道德权威和政府权威四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权威结构变迁。任生德（2009）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把权威分为政治权威、经济权威、宗教权威和宗族权威。费孝通（2015）从社会冲突和社会合作视角指出农村权力结构中存在着横暴权威、同意权威、长老权威和时势权威。周沛（1999）把权威分为组织权威、传统或家族式权威和有很强号召力的个人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府权威一直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它是国家意志和治理的体现，国家通过政府权威管理农村社区。政府权威凭借其强制力和组织优势把控着社会组织的存亡。但由于交通和信息传播条件的制约，政府权威深入村庄的成本过高，不得不借助宗法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力量（党国印，1997）。宗族权威在国家法律和制度的认可下协助国家治理，建立并维护儒家伦理纲常关系的秩序，维护公共安全（任生德，2009）。宗族权威构建的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正式治理者的角色（肖唐镖，2010），可以有效地、规模化地实施多边惩罚机制，节省乡村社会的治理成本（邓宏图、齐秀琳，2016）。乡绅为代表的个人权威因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受教育水平较高、道德品质较好而得到地方民众的认可，从而能倡导和守护传统伦理，并据此制定乡规民约，建立和维护村民共识的乡村共同体（胡鹏辉、高继波，2017）。差序格局背景下的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依靠的是传统和道德，年轻人需要向长者学习经验，在这一过程中长老权威拥有了教化的权力，年轻人必须恭敬和顺服于这种权力（费孝通，2015）。由此，乡村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治理轨道和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轨道，即“双轨政治”（费孝通，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权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政府权威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其他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很难发育出来（孙立平，2004）。

改革开放后，基层政府获取经费的途径从收取税费转变为上级支付，但面临经费不足的难题，只能靠“跑钱”和借债，由此与农民逐渐疏离，呈现出“悬浮”于村庄的状态（周飞舟，2006）。政府权威难以再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但仍然牢牢掌握着合法性资源且具有不可替代性。虽然宗族普遍在全国重建，各地的重建效果也并不相同，但都具备丰富的资源，在乡村治理和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肖唐镖，2001）。长老权威来自稳定而封闭的社区，一旦社会变迁达到某种程度，他们便无法再利用知识或者经验为年轻人解答困惑，地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士绅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以新乡贤为代表的个人精英，他们组成的社会组织希望能够得到村庄的承认，赢得自身的荣誉和尊严，成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推动了个体自我激励的能动性与政府示范导向的互动（姜亦炜等，2019）。

（三）分析框架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对权威的分类以及权威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变化，将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划分为政府权威和精英权威。政府权威代表国家力量，包括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精英权威是指除政府权威之外的精英人士，包括宗族权威、长老权威和个人精英。从前文的文献梳理可知，精英权威在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影响政社权力关系的形成，而政社权力关系又会对乡村治理行为和组织运行产生影响。但在资源依赖理论现有的分析框架下，精英权威的作用被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精英权威如何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影响政社权力关系，进而对基层政府乡村治理行为和社会组织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

三、案例资料获取及介绍

（一）案例资料获取

本文通过两种方法获取案例资料。一是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实地访谈之前，笔者设计了访谈提纲，并于2020年4月赴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调研。在找到洪一乡慈善会的常务副会长T1后，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找到另外10位符合要求的受访者，对他们做了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不等的一对一访谈。受访者不仅包括慈善会的利益相关者，如慈善会成员、捐款人、村民小组长、受资助学生、普通村民，还包括慈善会的利益不相关者，如瑞昌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1。二是参与观察法。笔者还去往了部分受慈善会资助的学生和村民家里观察。

（二）洪一乡慈善会概况

洪一乡地处偏远且交通不便，以水稻种植为主，几乎没有工业，属于典型的“老、边、穷”乡。近些年，本乡居民大多去往周边发达城市务工，人口流出现象非常普遍，中小学生中留守儿童占比逾80%。洪一乡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在文化资源方面，它曾是苏维埃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根据地，有丰富的革命历史，现存苏维埃革命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在自然资源方面，它地处山区，境内地质地貌景观壮丽奇特，绿色资源丰富，是周边知名的“绿肺”和“天然氧吧”。村民们借此开发了水蜜桃、苎麻等特色种植产业。

洪一乡人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历史上的洪一乡就是一个有名的“才子之乡”。据族谱记载，很多村民的祖上出了进士，还有不少秀才。洪一乡的慈善事业正是从教育起步的。在常务会长T2和本乡其他人的努力下，洪一乡慈善会（下文简称“慈善会”）于2017年1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并启动圆梦助学行动，现场接收社会各界捐赠133万元。慈善会以“助学子、扬美德、救急难、断穷根”十二字方针为宗旨，陆续开展了“圆梦助学”“免费午餐3 1”“乡村暑期课堂”“孝亲敬老表彰大会”“扶贫助困”“红军桃采摘节暨扶贫助学”等活动，为乡村教育事业、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具体而言，“圆梦助学”活动为贫困和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助、奖学金；“免费午餐3 1”活动是由慈善会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免费为师生们提供午餐；“乡村暑期课堂”活动为留守儿童开办涵盖国学、美术等暑期课程，拓宽他们的视野并保障其人身安全；“孝亲敬老表彰大会”活动奖励和宣传孝亲敬老的典范人物以呼吁人们继承传统美德。不仅如此，慈善会还积极助力乡政府开展村庄建设工作，为贫困户和有特殊或紧急困难的家庭发放救济金。此外，慈善会与乡政府一同承办“红军桃采摘节暨扶贫助学”活动，通过该活动募集助学资金并吸引外地游客和商户购买本乡农产品。

慈善会设立理事会和监事会两个部门（见图2）。理事会负责募捐与使用资金和物资、构思和承办活动、对内对外宣传等工作。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组成，其中，会长和副会长都有名誉和常务之分。名誉会长和副会长负责联络外部资源，不承担慈善会具体的工作任务；常务会长和副会长负责慈善会的日常运行。名誉会长由已退休的某大学学院院长担任，常务会长由已退休的洪一中学校长担任，名誉副会长由洪一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担任，常务副会长由洪一中学现任校长担任。秘书长包括出纳、会计和宣传员，分别由洪一乡医院院长、电信所所长和洪一中学现任副校长担任。监事会负责监管慈善会资金使用、活动落实等情况。监事会由会长和监事组成，会长由洪一乡现任副乡长担任，监事由乡纪委及学校、各村党支部负责人担任。

（三）精英权威的资源供给与动员能力

1.精英权威资源供给能力的释放。慈善会的成员大都是本乡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具备反哺乡村的能力或资源。他们本身就是精英权威，在乡土社会中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资源，还能将这些可利用资源与慈善会的需求结合起来。同时，这些人怀揣着回报家乡的情感，具有乐于奉献的精神，热衷慈善事业。慈善会成立后，成员们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慈善会运行提供各种便利。例如，常务副会长T1是洪一中学现任校长，宣传员C1是洪一中学现任副校长，他们了解本乡学生及其家庭情况，能对贫困学生做摸底调查，从而可以快速找出需要资助的学生；担任慈善会出纳的是本乡医院院长，清楚患病村民的医疗支出情况，能够帮助核查因病致贫家庭情况的真实性。

虽然成员们都积极地将自身的资源投入慈善会，但这些资源对慈善会的运行和发展来说并不够。洪一乡大部分在外打拼多年的村民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很多人也想为家乡做事。他们有的能捐赠金钱，有的能为慈善会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关键信息，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或可信任的人，使得资源难以得到聚集和利用。慈善会成员适时地发挥了作用。慈善会常务会长是洪一中学退休校长T2。大家之所以推选T2担任会长，是因为洪一中学的教师广泛地受到村民的尊敬，社会地位很高，而且T2在担任校长期间办事公道、富有爱心，村民们十分相信他的人品。洪一乡所辖村庄中的年轻一辈几乎都曾经是他的学生，由他出面担任会长最合适不过。他从乡政府和其他村民那里获取了年轻一辈人的联系方式，通过电话、网络或者上门的方式游说他们为慈善会捐款。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和鼓励有意愿的村民主动参与慈善会的各项活动。因为T2在乡里具有良好声誉，年轻一辈也相信他能够将慈善会办好，都愿意为慈善会捐款或提供信息。曾向慈善会捐款的洪一乡吴家村村民W2说道：

“我是从洪一乡走出来的，以前真的是好穷好穷，现在也算有点能力了，就想着为家乡做点事情。慈善会的会长是我上学时候的校长，把我的钱交给他，我就很放心。”（HY-WJC-20200410）①

精英权威不仅包括慈善会的成员，还包括其他在乡或者不在乡的精英人士。人口大量外流的村庄不再是“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社会交往减少，关系变得比较淡漠。同时，慈善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集中在本地，对外流村民的资源动员能力有限。因此，他们只能联合村民，并通过已为慈善会提供支持的不在乡精英，呼吁其他不在乡精英为村庄注入资源。洪一乡村民于2015年建立了微信群，意图联络本乡各村村民的感情，互相交流工作信息。通过这个微信群，村庄人际关系网络得到重新建构。同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更加牢固和可靠，村民们也都比较信任这一网络。不在乡精英权威也利用该微信群与在外的村民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在虚拟的网络上将村民重新团结起来，聚合原本已经外流的村庄内部资源，为村庄发展助力。

2.精英权威资源动员能力的凸显。虽然慈善会从本乡村民那里募捐到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其服务范围覆盖教育、医疗、扶贫等多个领域，这些资金并不足以长期支持慈善会的运行和业务范围扩张。慈善会需要借助精英权威的资源网络整合和调动村庄外的各项资源。精英权威大多长居外地，已经拥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信息资源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并且他们懂得如何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关系网络为慈善会在村庄外撬动更多资源。

洪一乡留守儿童几乎都是由祖父母等年纪较大的长辈照看，但长辈们因普遍忙于农活无法时刻陪护。这些孩子在暑假期间经常去河里游泳，生命安全难以得到很好保障。洪一乡所在瑞昌市的各个乡镇每年都有学生溺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慈善会常务副会长T1计划在暑期举办免费的“乡村暑期课堂”活动，为孩子们补充课外知识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洪一中学现任校长，T1可以借用学校教室和宿舍作为活动场地，但他没有资金承担活动所需的各项费用。并且，留守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家长们也没有能力支付这些费用。虽然T1可以向慈善会申请第一期活动的资金，但慈善会的教育资金主要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难以为暑期活动提供长期支持。要想把“乡村暑期课堂”活动长期办下去，就不得不向村庄外部求助。正当他一筹莫展时，一位长居外地的村庄精英在微信群中发布了关于江西青原弘济慈善基金会的信息，并表示可以帮忙联系。在该精英人士的协调下，江西青原弘济慈善基金会答应为“乡村暑期课堂”活动提供资助，用于支付购买教材、学习用品、午餐以及聘用教师等发生的费用。2018年，洪一中学顺利举办了首期关爱留守儿童之“乡村暑期课堂”活动，为期1个月。该活动按照学员就近的原则在洪一乡设置了两个活动点，组成5个班级，聘请了15位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老师和在校大学生担任教学任务，开展了文化、国学、书法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参加活动的学生达150余人，2/3的学生每天由监护人早晚接送，其余学生食宿在校内。

由上可见，精英权威不仅能够利用自身资源和影响力聚集村庄内部资源，还能够利用网络技术和社会关系网络动员村庄外部资源，从而为慈善会的运行提供保障。资源匮乏的慈善会和乡政府为了获得精英权威的资源会采取一系列行动，那么，精英权威如何影响慈善会与乡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如何影响乡政府的乡村治理行为和慈善会的运行，将在下文回答。

四、乡政府与慈善会的双向依赖和监督关系

（一）不均衡的双向依赖关系

1.乡政府对慈善会的依赖。由于洪一乡具备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乡政府一直大力发展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旅游和以水蜜桃采摘为主的生态旅游项目。但因距离市区较远，洪一乡旅游项目的知名度并不高，效果也并不理想。为此，洪一乡党委书记找到慈善会常务会长T2，希望能够借助慈善会的力量吸引外地游客。乡政府与慈善会商量后决定，以慈善会的名义开展“红军桃采摘节暨扶贫助学”活动。该活动的目的是为红色旅游打出名气、为慈善会扶贫助学募集资金、促进本乡各类农产品的销售。该活动主要由文艺演出、农产品销售签约、红军桃采摘和募捐等环节构成。首先，本乡的村民表演歌舞；接着，乡政府组织农户与商家现场签约销售各类农产品，号召游客和商家向慈善会扶贫助学项目捐款；然后，游客可以自由选择在桃林采摘水蜜桃或在乡政府统一设置的摊位上购买农产品。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购买了不少农产品，好几个大型商会都在现场与农户签订了大笔订单，慈善会募集到了数十万元扶贫助学资金。

乡政府不仅借助慈善会促进了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发展，扩大了农产品销量，还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利用在“红军桃采摘节暨扶贫助学”活动中募集到的资金，慈善会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洪一乡开设了“免费午餐3 1”项目，这是该项目首次在乡镇的试点。经过慈善会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协商决定，为本乡所有在校师生提供免费午餐。费用由两个组织分担，其中，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资助3元，慈善会资助1元，这也是“免费午餐3 1”项目名称的含义。

此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乡政府依赖慈善会为一些特殊的扶贫对象提供更多扶持和帮助。来自洪一乡双港村的学生W1和L1均得到了乡政府和慈善会的帮扶。W1因母亲离家出走与继父相依为命，继父在两年前不幸遭遇车祸而丧失劳动能力，继祖父因受不了打击而中风，长年瘫痪在床。受资助学生L1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聋哑人，父亲4年前去世，母亲改嫁，其与83岁的奶奶一同生活，只能靠奶奶务农的一点收入维持生计。这两户都是洪一乡精准扶贫的对象，接受政府救助，村干部也会定期上门慰问。虽然乡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很难再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W1和L1在遭受家庭变故后，成绩一度下滑到全班倒数。慈善会了解情况后，对这两户每月给予500元的额外补助。常务副会长T1还为W1和L1辅导功课，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为他们提供了去北京参观各大高校的机会。受访时，L1自豪地展示了她因成绩优异而获得的奖状，谈及慈善会时说道：

“我以前以为我家就要这么没了，奶奶天天哭，还好周叔叔（洪一乡麦良村村民小组长）说国家有扶贫帮助，叫我不要担心。后来慈善会的人来了我家，说我们满足条件，让我安心上学。校长（常务副会长T1）还找到我们班老师了解我的情况，放学以后给我补课。”（HY-SGC-20200413）

政府面对上级行政任务而下级的能力又不足时，可能会尝试“借道”社会组织的资源应对难题（黄晓春、周黎安，2017）。当乡政府难以从上级或村庄内部获取资源，也无力动员村庄外部资源时，就很难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对提升村民收入、改善教育环境等也表现得有心无力。通过借助慈善会的资源，洪一乡政府找到了合适的路径将村庄内外资源化为己用，为该乡旅游项目和农产品销售打开了市场，并且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这是乡政府依赖慈善会的很好例证。

2.慈善会对乡政府的依赖。虽然慈善会借助精英权威可以调动和获取自身运行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但精英权威无法为慈善会提供组织合法性。慈善会只有获得了组织合法性，才能够获得精英权威和村民的信任，从而调动和聚集村庄内外资源，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慈善会的合法性需要从瑞昌市民政局获得，但没有乡政府的协助是很难完成的。乡政府能够协助慈善会快速、顺利地完成注册，使其成为一个正规的社会组织。洪一乡政府高度重视慈善会，“一路亮绿灯”，以最快速度帮助慈善会准备注册所需的各种材料，使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瑞昌市民政局工作人员F在谈到慈善会注册过程时说道：

“当时洪一乡乡政府的人为慈善会做了很多事，乡政府的人直接找到我，希望我能多给慈善会注册帮忙。慈善会成立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啊，我肯定全力支持。”（RCS-20210312）②

常务副会长T1在谈到慈善会在乡政府的全力帮助下完成注册后，为何能够获得外地企业和慈善组织的大量资金和物资支持③时说道：

“乡政府的支持肯定是有的。经济上的帮助没有太多，但是在注册过程中乡政府提供了很多帮助。正式注册了以后那些资源也方便投进来。”（HY-CSH-20200405）

慈善会除了在组织合法性获取方面依赖乡政府，在资金募集、活动宣传和举办、出谋划策等方面也需要信赖乡政府。慈善会成立初期，乡政府派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帮慈善会宣传和募集资金，并为该项工作提供专项补贴，极大地减轻了慈善会的费用负担。慈善会主办大型活动时，光靠自己的成员无力应对活动中繁杂的工作任务。这是因为除了常务会长T2已经退休外，其他具体承担慈善会事务的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时间和精力有限，只能利用休息时间为慈善会提供服务。再加上洪一乡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外出务工，慈善会无法从村庄内部获取足够的人力支持，只能寻求乡政府的帮助，因为乡政府可以动员村干部、教师等人员作为慈善会活动的志愿者。经过慈善会与乡政府的协商，慈善会每次举办活动前都会向乡政府汇报所需志愿者的具体人数，再由乡政府统一调配。另外，慈善会的成员在加入慈善会之前都没有社会组织的从业经验，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疏漏。对此，乡政府为慈善会提供多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并督促慈善会定期举办意见反馈会。例如，在“免费午餐3 1”项目中，乡政府建议慈善会加强对食物卫生的监管，在该建议下，慈善会成员在各学校食堂安装了监控设备，实时严控食物质量、菜品安全，并监督和检查食堂员工的工作情况。在每次举办的意见反馈会上，慈善会都会邀请乡政府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参加，听取他们对慈善会的意见。乡政府的指导使慈善会得以将“免费午餐3 1”项目的风险降至最低，最终顺利通过全国年终审查。

可见，慈善会虽然不能从乡政府获得资金支持，但是在组织合法性获取和日常运行中依赖乡政府，从而降低了慈善会的运行风险，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综上所述，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了双向依赖的关系。但这种依赖是不均衡的，且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乡政府依赖慈善会整合资源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种依赖对乡政府而言是非关键性的，因为别的组织或者有影响力的个人、群体也可能帮助乡政府实现同样的目标。即使不通过慈善会，乡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资源。然而，慈善会对乡政府的依赖是关键性的，乡政府是慈善会获得合法身份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协助者。同时，在人口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慈善会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决策也要依赖乡政府。

（二）不平等的双向监督关系

1.乡政府对慈善会的监督。首先，乡政府对慈善会的监督体现在乡政府工作人员在慈善会担任职务上。慈善会的章程确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各个职位的责任人及其负责事项，乡政府工作人员在慈善会的理事会和监事会中都担任职务。洪一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担任理事会名誉副会长，副乡长担任监事会监事长。慈善会的组织架构设置需要在乡政府的监督下进行，乡政府对慈善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化权力干预。

其次，乡政府对慈善会的监督体现在乡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慈善会日常运行的多个方面。虽然乡政府不直接插手慈善会的日常运行事务，但全方位地监督慈善会的成员选择、服务范围、经费使用、活动举办等，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乡政府监督慈善会的成员选择和确定。慈善会选择理事会成员时，先把初步确定的候选人名单提交乡政府审核，乡政府逐一审查这些成员的情况后反馈给慈善会，并督促慈善会公示候选人名单。第二，乡政府在慈善会宗旨、服务对象和范围的确定上给予指导。慈善会的常务会长和副会长都（曾）是洪一中学的校长，对教育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起初只想慈善会专注于乡村教育事业，但乡政府认为慈善会是一个慈善组织，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教育事业，服务对象可以拓展到“老、弱、病、残”等群体，涵盖教育、扶贫和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于是，在乡政府的建议下，慈善会就由一个单一的教育扶助组织转变为一个多元的救助组织。这是乡政府治理理念融入慈善会理念的表现。第三，乡政府监督慈善会公示资金与物资的使用情况。慈善会接受个人或者企业的捐赠后，直接存入其专属的银行账户，并要及时公示捐款人名单和金额。除此之外，慈善会还会公示受捐者的经济和家庭情况。公示相关信息是慈善会的法律义务，乡政府在慈善会公示信息的流程和形式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在慈善会公示受捐者信息之前，乡政府会核实所要公示信息的准确性，以确保信息无误。为了全面公示资金与物资的使用情况，慈善会建立了微信群，微信群内不仅有捐款人，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慈善会不仅需要在微信群公示资金与物资的使用情况，还要将这些情况张贴在各村的宣传栏中，以方便乡政府工作人员和村民们查阅。第四，乡政府对慈善会举办的所有活动都要事先审批、事中参与、事后反馈。慈善会在举办各项活动之前，需要向乡政府工作人员汇报，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每一次活动举办的过程中，乡政府也会派人实时参与。截至调查结束前，慈善会举办的所有活动中，都由乡政府工作人员做开场发言，并全程参与活动。慈善会的宣传员C1主要负责对接慈善会与乡政府的工作和活动宣传，他谈道：

“乡政府提供一些指导性的东西，经费上一般就不承担了，主要是大家一起商讨，政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建议……政府对于慈善会这边还是蛮关心、重视的，一方面我们这边主动和政府联系，另一方面政府对我们这边的事情也很关注，我们搞得稍微大一点的活动，乡政府一般都会看到。”（HY-CSH-20200424）

2.慈善会对乡政府的监督。慈善会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乡政府的监督，也会对乡政府的工作进行反向监督。双港村的一位捐款人在慈善会建立的微信群里反映，本村的自来水非常浑浊，根本不能饮用，借此控诉乡政府不作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一看到这条投诉信息，就马上电话联系该村村干部，并在慈善会的微信群内解释了水源问题出现的原因和预计解决的时间。村干部们成功地解决问题之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汇报了最终结果。这件事情体现了精英权威通过慈善会对乡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精英权威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自己对乡政府工作不到位的质疑，乡政府考虑到精英权威在村庄的号召力和较强的资源供给与动员能力，会积极地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

然而，慈善会对乡政府的监督会受到一些限制。首先，这种限制可能来自村干部。就以上文提到的水源问题为例，精英权威通过慈善会向上反映问题，乡政府及时反馈，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本应皆大欢喜。但实际上，负责解决水源问题的双港村村支书C2对村民在微信群“越级上报”的做法很不满。他曾在此事后单独找到反映问题的村民，希望他以后遇到问题先向村干部反映，而不要在微信群里直接说出来。在村支书C2看来，双港村的村干部已经为解决水源问题想了很多办法，碍于种种因素一直没有顺利解决，所以没有向村民详细汇报，可这并不代表村干部没有认真工作。然而，这位“不懂事”的村民在众多乡政府领导和其他精英权威所在的微信群中披露负面消息，就是在指责村干部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乡政府的办事能力不足。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导致那些常年在外、不了解洪一乡实际情况的精英权威对乡政府产生负面印象，从而减少对慈善会和本乡的后续捐款与资源注入。双港村村支书C2在受访时谈道：

“在微信群里发消息的这些人，就说乡政府不办实事，他就是瞎说……他都不知道乡政府在背后努力为老百姓做了多少事……他在这个群里这么说，因为他知道群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这样就可能会影响这些人的想法。那些老总们在外面忙，不知道当地的实际情况，但在群里看到这样的信息，以为政府是这样办事的，可能对捐款这一块有影响了。”（HY-SGC-20200429）

其次，这种限制可能来自意见表达平台不完善。慈善会监督乡政府工作的意见表达平台目前只局限于微信群，但只有为慈善会捐过款的村民才会被拉入微信群。这些人几乎都在外地定居，不熟悉村庄事务，也很少关心乡政府为村庄提供的服务及其质量。相较而言，那些未捐过款的村民大多在村庄定居，经常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对村庄事务也更加了解，但他们却无法通过微信群这种影响力较大的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单独向村干部反映，意见可能得不到及时反馈，受到重视的程度也可能较低。这就导致慈善会对乡政府日常工作的监督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了双向监督关系，但这一关系实质上并不平等。乡政府嵌入慈善会的组织架构与日常运行，对其的监督是全方位的。而慈善会虽然通过精英权威的影响力监督乡政府的工作，但这种监督是受到限制的。

（三）乡政府和慈善会之间双向关系的影响

1.对乡政府治理行为的影响。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的双向政社权力关系促进了乡政府深度融入村庄。调研中了解到，慈善会成立之前，乡政府的乡村治理工作几乎都是依靠上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与村庄的关系较为疏远，难以深度融入村庄，在村庄的号召力不强。因此，村民在慈善会的发起过程中非常关心发起人是谁。他们担心慈善会筹集的资金如果是由乡政府直接管理，可能就难以保证被用于村庄建设，也担心政府工作人员换届会引发资金管理问题。所以他们认为，慈善会不能由乡政府直接发起，而要由来自村庄又独立于乡政府的第三方，也就是由精英权威发起并组织。

在慈善会正式成立后，村民看到了乡政府在慈善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提供的帮助和人力支持，并积极解决村民通过慈善会反映的实际问题。在乡政府和慈善会的共同努力下，洪一乡农产品销量扩大，农民收入增加，教育环境明显改善。在乡政府与慈善会互动的过程中，村民对乡政府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更愿意支持乡政府的日常工作。洪一乡边山村在外务工的普通村民K2受访时说道：

“我常年在外务工，以前都不怎么跟乡政府的人打交道，也不知道乡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具体做了什么……自从慈善会成立后，我感觉乡政府为我们乡做了很多实事，比如办的那个桃采摘节提高了种植户的收入。每次慈善会举办活动，政府也会派村干部去轮流当志愿者。”（HY-BSC-20200424）

由此可见，慈善会成立后，乡政府找到了联动村民共同建设村庄的渠道和路径。在慈善会与乡政府的互动过程中，村民切实体会到了乡政府在乡村治理工作上的努力和成效，改变了对乡政府的刻板印象，与乡政府形成了相互理解与支持的良性循环。

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的双向政社权力关系促进了乡政府对同类组织的培育，从而拓宽了资源获取渠道。乡政府在与慈善会的互动过程中体会到了慈善会在聚集资源与补充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积极推动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以求降低对单一组织的资源依赖程度，并拓宽资源渠道。政府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体现了资源匮乏和压力型体制的多目标、高指标背景下的政府，为获取资源和解决乡村治理需求的矛盾而实行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欧阳静，2011）。

实地调研中发现，借助慈善会整合资源与补充公共服务的洪一乡政府也积极推动其他社会组织的成立。2020年1月，洪一老区乡村振兴促进会（下文简称“促进会”）成立。促进会是一个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退休领导、企业负责人、致富带头人等百余名洪一乡乡贤组成的公益服务组织，目标是带领洪一乡产业致富、改造村庄基础设施、弘扬乡风文明。促进会中的乡贤对乡村建设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在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为洪一乡发展积极献计献策。2020年4月，在乡政府的倡议下，促进会在全体乡贤中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募捐到15万元，为全乡各村的保洁员购买了44辆电动环卫车，用以改善本乡人居环境。不过，促进会和慈善会除理事会的成员外，在人员上多有重合。促进会与慈善会都依赖精英权威获取村庄外部资源，获取途径大同小异，并且获取村庄内部资源的范围完全重合。因此，慈善会还可能需要考虑同一类型社会组织之间在有限资源情境下的资源博弈。曾参与过促进会成立大会的双港村村支书C2受访时说道：

“促进会的乡贤好多都是退休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他们有人脉关系，而且都是有头脑的，都会想方设法地为洪一乡做事。洪一乡想找什么公司或者单位合作，拉动经济发展，乡贤们肯定都会注意到，也会帮忙。促进会跟慈善会的人有重复，都是混得好的人或公司老板等。两个的区别在于，慈善会更注重教育、扶贫等方面，促进会更注重洪一乡的经济发展。”（HY-SGC-20200429）

2.对慈善会运行的影响。虽然慈善会的日常运行受到乡政府的全方位监督，但它仍然努力保持高度的自主性。例如，慈善会在挑选资助对象时，虽然参考乡政府公布的贫困户名单，但会多方面收集信息以做进一步筛选。这是因为慈善会成员了解到贫困户评选过程和结果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以前乡政府评选贫困户的标准并不严格，有些不符合条件的农户被确立为贫困户；第二，贫困户名单更新不及时，与现实变化情况不完全相符；第三，有些农户因突发疾病或者遭遇意外事故陷入贫困，需要资金支持，但不一定符合贫困户标准。为此，慈善会成员先根据掌握的信息和乡内熟人关系网络对贫困户做摸底调查。例如，慈善会成员通过在慈善会担任出纳的医院院长调取贫困户在医院就诊的数据，核对他们的医疗情况。担任会计的电信所所长K1经常跑各家各户安装电话和网络，慈善会通过他了解本乡各户住址和家庭实际情况。另外，慈善会成员还实地走访贫困户的邻居、亲戚，多方汇总和对比了解他们的住房、收入等情况。除此之外，慈善会成员还联系本乡在外的精英权威，打听贫困户在外务工的实际收入。调查结束后，调查成员会在慈善会的全体理事会议上汇报情况供集体讨论决定。如果需要资助的贫困户数量比较多，慈善会会根据贫困户的贫困程度进行排序并筛选。最终资助名单确定后，慈善会通过微信群和各村宣传栏向全乡人民公布。慈善会还会根据当年物价水平和剩余资金调整资助标准。最后，慈善会将收集到的贫困户数据向乡政府反馈，便于乡政府更新贫困户名单。

慈善会常务副会长T1和会计K1分别给出了慈善会根据调查结果，而不仅仅是乡政府提供的贫困户名单确定资助对象的理由：

“我们这边其实不完全按照他（资助对象）是不是精准扶贫户，或者是低保户来确定资助对象，我们实际去看这些家庭是不是真有困难。如果受资助的家庭这两年条件好了，我们就会把他从资助名单中移除。有些村民会跑到我们这里闹啊，说自己没评上。我们就得一个个地向他们详细解释……甚至有些领导的亲戚也会来找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个钱给他。但我们没这么干，因为慈善会的钱是大家的。要是我们都给那些人，以后谁还会给我们捐钱？”（HY-CSH-20200405）

“不能马虎了，你做得不好的话，在外面赚钱的一些人会不乐意的，他们不高兴就不愿意捐钱了，因为我们不能光靠原来一次募捐的那么一点钱，用完了你就没有选择了是吧？我们还想靠慈善会取得的好效果吸引后来的一些乡贤，想他们慢慢地加入我们中来。”（HY-CSH-20200408）

虽然慈善会努力保持高度自主性，但其能动的空间是有限的，在乡政府的嵌入监管下慈善会仍然丧失了部分自主性和能动性。对此，慈善会采取了广泛征求民意的行动策略，意图获得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慈善会每次开展一项新的活动前，都会在村庄做一段时间的民意调研，向村民征集关于活动类型和服务范围的意见。例如，常务会长T2对本乡敬老爱老的风气逐渐消失的现象十分痛心，想要通过慈善会改善留守老年人的处境。经过T2、常务副会长T1和宣传员C1在本乡开展的调查，他们决定举办“孝亲敬老表彰大会”活动，即各村推选出一名孝敬老人的青年代表，由慈善会为其颁发3000元奖金，并聘请专业广告公司举办活动的颁奖典礼。同时，慈善会还租借了广告公司的流动式宣传车，在各村宣传获奖人的事迹。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个活动不一定能发挥很好的效果，还不如把资金用于乡内的经济发展。但慈善会成员以获得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和支持为理由，让全体村民参与活动以增强村民的认同感。最终，慈善会顺利地开展了这项活动，并在本乡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乡政府虽然想对慈善会的日常运行施加管束，但碍于民意也没有正当理由阻碍活动的开展，尤其是顾及慈善会和精英权威的后续资源投入只能选择让步。这说明慈善会在面对不平等的双向监督关系时，为了尽可能地提高自主性，会利用自身力量和灵活的应对策略避免乡政府的过度干预。

由上可见，慈善会在挑选资助对象和确定资助金额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自主决策权，几乎没有受到乡政府的干预。这是因为慈善会成员生长于乡村，对村庄非常熟悉，并且凭借自身职务便利和关系网络能够比乡政府更全面地掌握村民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必完全依靠乡政府提供的信息。同时，慈善会在活动设计、资金募集上有较充分的自主性，以满足村民或村庄的需要为主而不是被动地完成乡政府的工作任务。更重要的是，慈善会的资源并不由乡政府提供，而是依赖精英权威聚集村庄内部和外部资源。即使慈善会想要迎合乡政府完成其分配的任务，也必须考虑精英权威对慈善会后续所需资源供给的可能性。慈善会为了获得精英权威持续不断的资源供给，就得不断增强自身独立于乡政府的能力，并专注于促进洪一乡发展。

总的来说，在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的不平衡双向依赖和不平等双向监督关系影响下，二者的行为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乡政府在与慈善会的互动过程中，从“悬浮”于村庄的状态逐渐转变为深度融入村庄的状态，并且积极推动同类社会组织发展以拓宽自身的资源渠道。慈善会努力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并通过采取灵活策略减少乡政府的干预。

五、结论

本文基于对洪一乡慈善会的实地调研，分析了精英权威如何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影响政社权力关系，进而对基层政府乡村治理行为和社会组织运行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洪一乡精英权威利用自身资源和影响力聚集村庄内部资源，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社会关系网络动员村庄外部资源，为慈善会的运行提供了保障。在精英权威的作用下，乡政府与慈善会之间形成了不平衡的双向依赖和不平等的双向监督关系。在双向依赖和监督关系的影响下，“悬浮”的乡政府通过与慈善会的互动深度融入村庄，并积极推动同类社会组织发展以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同时，慈善会努力保持高度自主性并通过采取灵活策略减少乡政府的干预。

相对于经典的资源依赖理论将社会组织所需资源的提供者限定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本研究结合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将组织资源的提供者拓展到了组织内部与外部拥有资源的精英权威，并分析了精英权威作用下的政社权力关系。但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只是将精英权威进行粗略的分类，并未探讨这一群体内部的差异及其对政社权力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其次，本文没有深入分析慈善会与促进会等同类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形成的政社权力关系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对乡村治理和组织运行的影响。这有待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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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代码由三部分组成：前两位字母代表乡名，中间三位字母代表村名或慈善会，最后的八位数字代表访谈日期。例如，此处和下文代码中出现的“HY”代表洪一乡，此处的“WJC”和下文代码中的“SGC”“BSC”分别代表吴家村、双港村和边山村，下文代码中的“CSH”代表慈善会，此处的“20200410”代表访谈日期是2020年4月10日。下文除特别说明之外，代码的含义相似。

②RCS-20210312表示受访者来自瑞昌市（RCS），访谈资料收集时间为2021年3月12日。

③慈善会在瑞昌市民政局正式注册后，许多知名公司和慈善组织想通过慈善会为洪一乡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助学金或捐赠学习用品。慈善会先后收到加多宝集团捐助的50万元，江西青原弘济慈善基金会捐赠的5万斤大米和若干食用油，以及本市一些小型商户捐赠的图书、学习用品、衣服等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