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及耦合机制

作者：魏　丹 张目杰 梅　林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1-07-09  浏览次数： 5141次

【摘　要】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转变的过程是村庄外生资源催生内生动力的过程。双层认同、项目造点、乡土情理分别是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因应农户诉求、基层治理、村庄发展的理论逻辑。J村项目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新乡贤通过发挥动员沟通机制、领头羊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形塑新乡贤与产业振兴耦合机制，催生了村庄的内生动力，有效推进了产业项目的拓展及社会影响的提升。但当前人才结构失衡、新乡贤参与制度缺失及激励机制不足等是制约新乡贤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迫切问题。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振兴；产业振兴；耦合机制

一、引言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在国家力量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下，农村获得大量外生资源，包括政策倾斜、项目投入、人才支援等大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这些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厚实的项目基础、组织基础、基础设施基础，“中国乡村发展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时代”[1]（P78）。其中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最重要的议题。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产业振兴的瓶颈在于乡村外生资源如何催生内生资源及内生动力。而这一过程有赖于乡村内部人才这一核心要素。正如学者所言“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与关键环节”[2]（P10）“人力资本已经逐渐超越了物质财富的地位，成为支撑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3]（P40）对乡村人才或人力资本及其在乡村中作用的探索，往往追溯至乡村精英或乡贤相关等研究上。学者们使用士绅、精英、乡贤、新乡贤、代理人、新代理人等不同概念指涉乡村治理主体及产业振兴的内生力量。与乡贤相近的概念还有“乡绅”“乡老”“搢绅”。乡贤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存在与作用久远，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名称、功能有所差异。先秦时期由乡师、乡大夫参与乡里秩序维持、事务管理；秦汉以后，贤能、德高望重的“三老”，在社会建设、学务、社仓、义仓、桥梁、庙宇、道路修葺等乡村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魏晋南北朝时名士掌握基层治理权，成为代理治理者；隋唐以后，科举之士返乡，乡绅、土绅、搢绅等成为基层治理者。北宋《吕氏乡约》为乡贤的作用提供了制度依据；明清以后，保甲制度与乡约的结合，预示着乡贤的官方组织归属。因此，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中，乡绅群体是平衡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国家利益与乡村利益的调节器。近现代时期，学者杜赞奇指出，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并推行新政之时，它特别需要乡村精英们的密切合作[4]（P158）。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论述道：“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5]（P42）费孝通在《乡土重建》提出“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6]（P392）政治，在双轨政治中无形组织与乡绅阶层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乡贤是相对于乡贤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内涵，是指掌握新知识技术、具备法治知识的乡贤，他们的经济、政治、道德等综合素质高，对村庄的整合与影响能力较强，携带着“资金、人力、技术、文化或市场优势”[7]（P49）。新乡贤通常具备以下要素：第一，知识、技术、沟通等综合能力强，在乡村具备影响力和引领能力；第二，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本丰富，具备带领乡村产业发展及回馈乡村的重要基础；第三，有乡土归属感及乡愁情结，具备建设家乡的意愿、使命感和浓厚的家乡情结；第四，具备公益心、道德感、处事公平等个人魅力。当前学界将有资财、知识、道德、情怀等，能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产生影响并愿意做奉献的贤能人士均称为新乡贤新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近年来乡愁“粘性剂”吸引了城市精英返乡创业，因其经济资本和资源优势，有力推动了乡村的产业振兴。

2021年3月31日，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指出，中央财政2021年预算安排衔接资金156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这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重要外部资源。如何发挥新乡贤在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是解决乡村从单纯依靠外部资源向催生内在主体力量和发挥内生动力转变的关键问题。已有乡贤与新乡贤作用研究成果中，文化和政治功能较为突出，而经济功能被相对低估了。虽然也有研究指出新乡贤在技术、市场、经济引领、项目承包等方面推进了农村产业及经济的发展。但当前资本下乡、城市反哺农村战略背景下，经济功能被放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因此，新乡贤的经济功能论述明显不足，尤其未能较为清晰回应乡村产业振兴为何需要新乡贤的参与以及新乡贤在产业振兴中具体作用机制等问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通过新乡贤参与前后产业项目效果的对比分析，拟呈现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背后的理论逻辑及作用机制。

二、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

扶贫大开发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乡村产业项目的投入与建设。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各地便探索出了“公司 农户”或“龙头企业 农户”模式，但这种模式，公司或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多数为村庄之外的企业家，与农户仅仅是雇佣与被雇佣，甚至是临时契约关系。除解决村庄极少数劳动力就业、向部分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外，无法实现产业项目的涓滴惠民效果。外生于村庄的企业模式，同样无法实现精准扶贫战略中“精准到户”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活富裕”等政策目标。部分企业在享受脱贫攻坚地方政府给予的土地政策、税收优惠、项目资金支持等福利后，并未能持续营利、有效带动贫困户，实现村庄产业振兴、福利共享。纯外部企业模式遵循的是资本的逐利逻辑。而农户自主联结形成合作社、组织化经营的模式，因缺乏强有力的主体力量，未能建立与项目的有效联结，也因未能实现与地方政府、村庄、市场等协同，逐渐式微。因此，新乡贤参与产业模式，不仅仅呈现地方经验的重要性，其背后存在因应农户需求、地方治理和乡土情理等重要理论逻辑。

（一）双层认同：新乡贤参与因应农户诉求逻辑

家庭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农民认同的基础单位。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家庭的概念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公”与“私”的界限并非清晰、明显和固定的。农民的行动逻辑是每个个体（家庭）从公家中获取利益，即占公家便宜。家可以是核心家庭，也可以是伯叔侄子一大堆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家圈子的人。自家人的范围可以是因时因地而伸缩的。社会结构好像一块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6]（P26）。贺雪峰提出农民双层认同逻辑：基础认同和行动单位是家庭，在这之外还存在超越家庭范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双层认同逻辑是中国农民的双层行动逻辑。现代化及转型时期，超出家庭层面的村庄公共事务中，需要农村新型的超出家庭层面的认同和行动单位[8]（P108）。农会、士绅、宗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家庭之外的认同作用；土地改革时期，家族及宗族权威被大大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肃清运动，士绅、宗族等力量式微。1953年土地改革复查后，各地农民协会的工作逐渐由乡村政权组织所取代。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与国家及其代理打交道，形成了总体性的科层结构，社会整合主要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家族在集体化时期不再作为一种组织和正式制度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和观念，对农民社会生活发挥“隐性影响”[9]（P49）。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经历了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化过程。黄宗智认为生产队集体化曾为农户与自然村落造就了一种新的组织机构，包产到户削弱了这种村社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变得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10]（P275）。21世纪以来，各地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有了较多尝试与经验，尤其是2006年专业合作社法成立以来，全国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遍地开花。然而合作社组织中仍然存在惠民利益分享不均、带动力弱、缺乏市场化流通机制等困境。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产业发展主要通过县—乡镇—村项目选点方式，辅助到户的产业补贴形式进行。在产业实施过程中，受制于知识水平、政策解读以及个人能力等因素，农户缺乏参与产业发展项目的能力。在对话基层政府以及国家代理人时，他们往往缺乏谈判、议价及诉求表达能力。农户缺乏表达权益的“家庭”之外的认同主体或组织。在农户需求层面，需要中间组织或中间力量去表达诉求。一方面，新乡贤因为其知识、政策解读、技能等能力优势，具备代表农户表达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具备与基层政府对话的能力和知识。另一方面，新乡贤与农户之间的血缘、宗族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也决定了其在利益立场上，并不是一味地亲政府、亲资本，行动逻辑上，能够适当保护农户利益，成为农户利益协调与保护的重要代理人。因此，新乡贤是家庭之外层面的认同主体，其参与乡村产业振兴是因应农户诉求、“跨地域衔接乡村资源和城市需求”[11]（P168）的重要桥梁。

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需要农户及其认同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农业科学普遍存在简单化假设，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前，机械化、灌溉和施用化肥的计划都做过长期的技术研究和实地试验，但项目往往未达到预期效果。从实验室到技术站的试验田，再到真实农场的大田试验，试验过程中的控制越来越难。天气、作物和土壤是复杂和多变的，每一个家庭农场都有独特的土地、技能、工具和劳动力禀赋，每一位农民也不同，这使得任何简单模型和描述都不可能[12]（P371-375）。乡村产业从选择、引入，发展到生产效益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周期越长，意味着项目需要的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投入越多。我国当前以家庭经营、小农经营为主，农业生产及收益是许多家庭的“最后保障”。家庭农场与小农往往遵循生存伦理与“安全第一”原则。新乡贤的市场能力、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能够保障产业项目减少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新乡贤能够带领村民，通过土地、劳动力、资金入股等多种方式，共同投身产业项目，成为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的村庄内生主体力量。新乡贤是农户参与产业项目的信任主体，他们参与有助于构建产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二）项目造点：新乡贤参与因应基层治理逻辑

一直以来，乡绅、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居于中介的重要位置。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从汲取型政府向悬浮型政府转变；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形式建立了围绕项目资金的运作制度，学者称之为“项目治国”[13]（P34）。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工作室发布的扶贫专项资金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中国专项扶贫资金逐年增加，从2016年660.95亿元增加至2017年860.95亿元，2018年这一资金达到1060.95亿元。中央对于地方扶贫的项目资金总是以先行下拨的方式到达，且资金限期使用，造成了项目实施的紧迫性和周期性强的特点。产业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政策配套、利益机制等各个方面，其涉及范围广，带动能力强，被视为“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的最有效途径，也即乡村内生动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保障。产业扶贫通过项目资金的方式自上而下向基层政府输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以分项“撒胡椒面”进行或项目整合或项目打包两种方式进行。后者因资源集中优势、效果收益短等优势，成为基层政府反项目约束的重要方式，如领导挂点项目、产业项目示范点等，即项目造点。产业项目一方面遵循项目招标、项目督查与项目验收等技术化、程序化等逻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推进时往往变通运行，通过项目捆绑、集中打造示范点方式进行。产业项目可整合打包的资金包括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小额信贷扶贫资金、产业奖补项目资金、扶贫整合资金等多项。资金整合和项目打包下，资金密集投入，项目造点容易呈现面上效益，但因“精准到户”政治绩效逻辑下，项目造点既需要呈现产业“面”的效果，同时需要获得农户，尤其是贫困户“点”满意的政策效果。贫困户的满意来源于产业项目的参与过程及参与利润分配。新乡贤因其在乡村中血缘、人情、影响力，具备重要的群众基础、沟通能力、政策解读能力，能够动员农户参与，同时作为农户的代表或代理人与政府沟通，为农户共享产业项目发展福利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新乡贤参与，因应基层政府项目治理“面上”及“点上”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逻辑，是“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的建构基础”[14]（P21）。

产业项目入乡进村从落地、推进、实施、验收、产生效果等全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协调、沟通、执行工作，包括资金筹集、土地流转、劳动力、技术培训、村庄动员、产业管护、市场销路、利润分配、再投产等循环过程。政府投资及扶持往往依托产业项目资金、政策等形式推进，而产业全过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管理、维护等无法单纯依靠村庄外的政府力量。从政府的项目执行与落地过程而言，新乡贤的参与是政策过程的需要。政府无法为每个村庄配备项目实施人员。虽然精准扶贫战略期间，大量干部队伍下沉，驻村工作队与第一书记的设置，为产业推进创造了重要条件。然而项目具有周期性，政策不稳定，驻村队伍的轮岗轮换制，均决定了产业项目全过程急需要村庄内部力量的参与，而新乡贤具备参与能力和群众基础。新乡贤是项目造点及产业项目执行过程中村庄的重要内生力量。

（三）乡土情理：新乡贤参与因应村庄发展逻辑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即差序格局。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因此，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叔伯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6]（P48）因此，乡村社会中家庭的概念极具弹性，但血缘、宗族、人伦等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秩序规约。随着市场经济及现代资本的发展，逐利及个体意识日益嵌入村庄的社会关系中。乡土社会从熟人社会逐渐衍变成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遵循的双重行动逻辑，一重是经济利益逻辑，一重是家庭延伸的家族、宗族等血缘关联的乡土人情逻辑，双重逻辑交织嵌套发挥着乡土的情理作用。“皇权不下乡”的传统，选贤任能与乡贤治村历史由来已久，成为新乡贤发挥新时期产业振兴作用的重要历史条件。人口流动、乡村变迁的时代，并未消解血缘、宗族基础上的人情往来作用，而是以关系契约的方式发挥作用。

新乡贤是村庄的一分子，因其知识、经济、政治等优势，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具备一定乡土权威基础。产业项目、村庄经济发展中，新乡贤是项目推进中承担沟通、联结作用的关键主体。面子文化与乡土情理逻辑下，农户与新乡贤之间，存续血缘、亲缘等信任基础；新乡贤在项目过程中，基于乡土情理与逐利的双重逻辑从中斡旋。通过沟通、协调、多次博弈等大量工作，能够为产业项目的推进发挥利益共同体建构作用。新乡贤是乡村产业发展推进因应熟人社会乡土情理逻辑的重要主体。新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关系图如图1：

图1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

那么，当前乡村产业振兴中新乡贤的参与的实然现状如何?新乡贤参与下产业效果如何?文章将通过W县J村的案例具体呈现与分析。

三、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案例解读

W县地处中国中西部，全县面积2051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是原中央苏区县和国家扶贫重点县，地处罗霄山脉东麓，是全国闻名的红色根据地。该县J村，距离县城12公里，原有50多户，因城市化、工业化，年轻人向外流入城市。村庄老龄化加剧，仅余9户常住人口。改造前，J村是个无人问津的空心村，院墙破坏、杂草丛生，是中国多数走向衰败的乡村的写照。但J村自然环境与文化积淀深厚。背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J村红色文化丰富，文人辈出，历史积淀厚实；自然景色宁静优美，古树繁盛且造型独特，古屋错落有致，田野风光与村落、生态环境交相辉映。

（一）乡村产业项目前期模式与社会效果

CBC建筑中心（China Building Centre是致力于中国城乡创新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机构）通过考察，对J村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积淀等条件因素较为满意，于是与当地政府合作，联手打造J村。通过建筑设计、文化、艺术引领的方式，以建筑设计聚集的方式，集结多名国内设计师，以“趣村”为主题，基于村庄原有地势、风貌、农屋，注入设计理念及文化元素和现代建设，打造了含民宿、咖啡、酒吧、茶室、休闲、主题餐厅、乡村剧场等多种业态在内的新型乡村旅游项目。新村打造完成后，政府与CBC、社会团体等合作，围绕儿童开展留守儿童公益计划、歌咏大赛、绘画大赛、冰心儿童作品大赛、儿童建造大赛等系列活动，为项目推广及运用奠定了前期基础。J村该项目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协同CBC建筑中心、高校及社会团体等主体共同承接乡村家庭旅游、企业团队建设、课程实践、写生基地、文化休闲、文学与技术竞赛等多种形式和活动，通过村庄的住宿、文创、饮食等消费推动该村的产业发展。

项目各协同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地方政府角色：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整合（整合危房改造、道路、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产业扶贫专项等）、土地及房屋权益交涉及改造（置换土地、收购土地及土坯房、协助建筑改造）、项目推广（联系高校、社会团体等进村开展儿童主题大赛）、美丽乡村示范点打造与申报；（2）CBC建筑中心角色：选拔招募国内建筑名师云集J村设计理念与文化交流；建筑物设计与改造（千园、书院、乡村剧院、咖啡屋、酒吧、主题餐厅等设计）；与政府合作举办建造大赛（邀请美国和国内共21个高校举办建造大赛、为J村创造21个建筑作品）；主持建筑主题相关的儿童工作坊、公益活动等；J村作品国际参赛等；（3）高校及社会团体角色：进村开展公益活动、歌咏比赛、绘画、文学、建筑等比赛；组织共青党团活动；为学生提供比赛之余的建筑文化及乡村文化体验。

项目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J村从无人问津的空心村变成了集建筑、文化、生态一体的精品美丽乡村。J村迅速跻身成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成为CBC建筑中心改造名品，2019年J村内的建筑作品获得国际大奖，拓展了海内外的知名度；J村成为高校、社会团体的重要实践、团建基地。具体模式及效果如图2：

图2J村产业模式及前期效果

（二）乡村产业项目后续运营与村庄效果

随着J村前期设计、改造、项目建设与验收完成，政府及CBC建筑中心的资金、人员队伍慢慢撤离，项目推广的势头慢慢消退。J村项目初期原本如火如荼的大赛、团建活动日益减少。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地方政府防疫压力以及疫情活动限制等因素，J村产业项目的后续运营开始呈现严重动力不足的趋势。J村内引以为傲的建筑作品因维护跟进不足、游戏设施闲置而出现部分废弃的状态。仅一年多时间J村便呈现衰败迹象。

J村前期打造及运营中，政府及CBC建筑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呈现项目改造的高效率及J村项目推广的初期良好社会效果，如J村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迅速提升、获得美丽乡村示范点等。但该模式中村庄始终居于被动地位，且前期村庄参与严重不足，村庄的内生主体力量缺失。J村原本旅游特色在于乡村、建筑与文化的融合，缺少村庄参与的J村仅剩下建筑元素和建筑作品，失去了乡村田园的内核，进而失去了该乡村项目的重要精髓。前期J村项目缺乏向下贯彻至村庄效果的认同主体的作用，缺乏新乡贤的参与，缺乏新乡贤带动村民的参与。导致了这张产业名品悬浮于村庄之上，不仅项目后续难以持续运营，且项目带动村庄的经济和文化效果都逐渐式微。

四、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耦合机制

为遏制因项目资金到期前期大力打造新村的继续凋敝，W县加大力度招募项目合伙人，2020年10月份成功招募了北京某企业，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产业合作协议。企业入驻前后，企业团队对项目做了大量调查与评估工作。作为村庄外的法人、外乡人，企业主深知该项目中村庄关键人物和内生力量的重要性。企业主迅速发现了在村庄颇具影响力、热衷参与该项目的原村主任袁先生，并通过不断沟通交流，商讨项目发展路径。袁主任53岁，子女在深圳务工，和妻子、孙子女留守村庄。袁原本住在项目点内，村庄改造前与政府协议置换土地，迁移至项目点500米外重新建房。袁主任前期在J村内负责餐饮、项目点维护、协调村庄务工劳动力等事宜。袁主任是村庄关键的新乡贤代表人物：第一，政治经历丰富，多年的村主任工作经历，对村庄十分了解，知晓与村干部、乡干部等基层政府交往之道，对政策的学习领悟能力强；第二，个人影响力强，处事公正、人品好、务实，沟通及协调能力较强，善于协调村庄公共事务；第三，对于项目积极性高，参与能力强，有意愿带动其他村民共同受益；第四，村庄中兄弟、亲属多，凝聚力较强，具备一定的家族影响力。

与乡村产业前期的政府与CBC主导模式不同，企业入驻后，着力协同政府、社会团队等村庄外生力量与村庄内生主体新乡贤与村民共同运营J村旅游项目。本文将新乡贤与农户、乡村振兴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称为耦合作用。耦合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是借用了物理学Coupling的概念，原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良性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在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新乡贤参与下，J村的产业模式及新乡贤参与的耦合机制具体如图3：

图3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耦合机制

政府、社会团体虽在企业入驻后，逐渐退出，但仍然通过项目、活动的方式，为企业、为J村推介游客、消费者，即为产业振兴创造消费市场；同时根据不同项目，推介项目负责人、组织者，招募志愿者队伍，丰富了J村人力资本；而通过项目、活动，J村游客获得了乡村文化、童趣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多层次体验。

袁主任一方面积极动员农户通过土地、劳动力等形式参与J村项目；同时通过自己积累的前期经验，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管理经验分享，协调村民在村庄内的劳务工作等内容。从2020年10月以来，在袁的影响下，项目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村民回乡参与J村项目建设。至2021年3月底，村庄已基本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新乡贤队伍，带领村民为J村的住宿、餐饮、农耕体验、乡村童趣等提供服务。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新乡贤在产业项目发挥了多重的作用机制。

（一）动员与沟通机制

新乡贤利用其政策、知识、沟通能力、既往经历动员村民参与项目，并通过多次磋商，积极发挥村民与企业、政府间的协调沟通的角色，提升村民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参与式沟通形成的民主氛围有助于项目推进和产生信任机制[15]（P76）。J村项目在早期政府主导模式下，村民多以房屋置换、土地置换、危房售让等一次性交易的方式转给地方政府。劳动力外流，年轻人外出的J村人口日益空心化，房屋空置，年久失修。比起闲置，村民对于售让、置换等政策欣然接受。除此之外村民对于对于项目的认知、了解及关注极其有限，他们仅知道政府和外面的人看中了J村废弃的土地和房屋。因此打造前期仅有三名村民参与项目。袁主任是三名参与者之一，他对项目的前景较为乐观，积极承接项目的餐饮服务及蔬菜、家禽等产品供应。项目前期运营主要通过政府推广集体活动和举办比赛等方式承接团体业务。J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村落，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距离中心城镇略远。改造后，村庄项目涌现的不定期大量消费者，导致活动期间蔬菜、肉类等供应不足。因村庄空心化和村民参与不足，项目点内咖啡屋、酒吧、民宿等服务人员力量不足。企业主承包后，袁主任利用其影响力动员村民参与项目，通过种植、养殖供应蔬菜、家禽、鸡蛋等农产品需求；村民通过劳动参与，在J村项目点打工，如从事洗菜、做饭、环境保洁等服务工作。袁主任同时积极动员村民承包民宿或餐厅等。袁主任通过项目介绍、政策宣传，与企业主进行沟通，并走家串户，增进村民对项目、政策、项目运营方式的了解，同时协调村庄、企业、基层政府等关系。通过自身的参与经历和经验分享，袁主任的动员及沟通工作大大提高了村民的参与意愿。村庄从前期3人参与增加到10余户30多人参与项目。村民参与方式时间弹性，空间灵活，项目活动旺季务工，活动淡季村庄周边种植、养殖，既满足J村项目点材料供给、人员务工需求，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村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正因为这种参与形式，克服了前期活动旺季餐饮、住宿服务跟不上；淡季J村项目点内村民们无事可做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村民、企业的互惠互利局面。

（二）领头羊机制

新乡贤通过参与示范、技术培训与管理培训，引领村民参与项目，消除村民疑虑，提升村民的参与能力，发挥领头羊机制。村民最初对于J村项目持观望态度。多数村民认为这些项目与己无关，也并不清楚项目参与机制，对于项目的家庭增收效果表示怀疑。他们往往将项目理解为纯粹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经济学涓滴效应理论认为，增长与发展是连续、渐进、和谐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动平衡与调节利益冲突和个人利己逐利行为而产生经济秩序，该秩序将惠及所有收入群体，实现经济增长的自动减贫效应与收入差距的自动收敛。因此，经济发展成果最终能够自然形成社会成员共享的结果。然而，市场经济及现代资本的发展，企业行为往往成为逐利行为模式；政府行为通过项目制的政策方式下达，在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变通操作，呈现政策偏离的结果。国家与村民之间缺乏桥梁，新乡贤是搭建桥梁的领头羊。袁主任通过自身前期项目参与、增收的经历与村民分享，为村民消除疑惑，指导村民种植和养殖，指导村民参与提供服务。与企业主管理团队，带领村民参加服务培训（对项目和村庄的介绍、环境维护、保洁服务、餐饮服务等培训），挖掘村民中的佼佼者，参与服务管理。经过半年多的培训与磨合，当前村民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厨师队、保洁队、村庄维护队、食材供应与采购队等。新乡贤也从袁主任一人增加为四人，共同带领村民参与项目，提升了村民的项目参与能力。他们成为村庄及项目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三）利益共享机制

新乡贤通过其中间主体作用，为村民争取政策资源，与企业沟通，为村民争取工资、协议分红，建构了J村产业项目政府名片、企业利润、惠及村民的利益共享机制。J村前期是政府主导推动的项目形式，在项目资金支持和示范点申报上具备其他村庄无可比拟的优势，村庄基础面貌的变化快且变化大，项目推广迅速且面广。然而前期项目运营过程中，村庄居民参与的主体性缺失，除去危房改造和置换房屋的政策外，村民几乎难以从项目中共享经济的直接成果。虽然道路基础设施为村民提供了便利，但如何扩大项目的惠民范围?又如何解决项目推进运营中的劳动力、资源供给量不足等困境?袁主任与企业主、基层政府多次协商，通过项目产业资金补贴的方式，鼓励村民扩大种植和养殖面积，既能为村民提供生计保障，同时能够以供给项目产业链内的消费获得收入；袁主任同时与企业主沟通，协议村民的务工工资，组建临时劳务队伍（为规模较大活动、节日活动作储备），通过主题餐厅、民宿劳务承包的方式，企业做出让利，与村民协议分红，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和实际收入。在新乡贤带领村民的作用下，项目有了服务保障、物资供应保障、劳动力保障，且保留J村农耕生产、农业有机产品等供应的乡村内核，有助于J村项目得以持续运营，且为后期业务拓展奠定基础。J村这块美丽乡村的名片得以存续。

新乡贤参与下J村呈现了较好的产业效果：第一，劳动力回流，乡村人才队伍充实，村庄的内生主体力量加强，为产业振兴奠定了更为充实的人力资源力量。2021年春节以来，村庄回流了部分劳动力，在项目点内务工和承包；村庄也吸引了2名年轻人回乡参与项目；第二，产业项目范围拓展，形式更为多样，企业与村庄开展了与高校实践合作、建筑、绘画等实习、企业团队建设活动、儿童素质课堂等多种形式；第三，产业项目吸引了更多合作伙伴，如旅游公司、文创公司，着力下一步项目的拓展业务；第四，新乡贤参与下，J村旅游品质得到保障，J村建筑、乡村与文化元素的融合，村民种养殖对于有机生态农产品的保障；农耕田园生活为乡村旅游增添了自然乡村生活元素；乡村大剧场中，村庄对于当地民俗、文化节的重视与回归，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层次。J村2021年来，大大小小承接了多个团队和家庭，产业项目发展保障了企业的利润，同时惠及于民、惠及于村，为乡村振兴贡献了重要的发展经验。

五、结语

国家以精准扶贫为战略支持和重视乡村脱贫与发展，形成了全国农村脱贫与乡村面貌的巨大变化的成果，中国的“减贫经验是中国为国际减贫提供的极有价值的参考”[16]（P57）。但未来乡村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深层次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巩固前期精准扶贫的成果问题，成为乡村振兴发展问题的瓶颈。案例村庄新乡贤参与前后的产业效果的对比分析表明，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力量、企业对乡村发展的外力支持催生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共享共治，是实现福利的社会效果持续及增进的重要机制[17]（P76）。新乡贤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动员与沟通机制、领头羊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新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所形塑的耦合机制为乡村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及保障。但是，也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首先，J村与中国多数村庄同样面临人才外流、新乡贤人才结构失衡的问题。虽然与普通村民相比，新乡贤知识、经验、技能水平较高，但在现代化及信息化发展水平日益提升的形势下，新兴产业领域及项目中绘画、文学、设计、项目活动管理、策划、营销、解说、主持等领域人才需求大。J村已参与的新乡贤队伍，总体年龄仍然过长，且已有知识与技能储备仍然相对不足。如何吸引更为年轻、具备相应能力的乡贤发挥在乡或不再乡的不同形式参与作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仍是需要探索的问题。近年来，国家政策文件也多次提出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等农村人才队伍，但学术界关于如何培养的问题探讨却非常不足。如何对已有新乡贤队伍进行培训提升其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等均是新乡贤未来参与产业振兴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其次，当前新乡贤参与制度化缺失，大多数新乡贤出于个人闲散的道德感、对村庄的情怀与责任感，他们的参与多是自发、非正式形式。新乡贤是以个人在村庄中生活、任职、亲缘或宗族情感等多因素，凭借个人道德、人品等魅力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如何规约?如何将新乡贤的参与合理化、制度化，从而明晰新乡贤与基层政府的角色与责任义务关系，为产业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再则，当前新乡贤的产业参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缺乏经济激励、官方认可的政治激励、精神激励等相应机制。尤其在一些村庄，产业项目从无到有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动员、沟通、协调工作，如一些地方探索的通过程序审批高效、透明、合理等方式，减少新乡贤参与的障碍；提供土地、项目贷款等方面的适度政策等均是可能的实践路径。当然，精神激励和新乡贤文化的营造同样重要。因此，如何优化新乡贤人才建设机制，加强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的制度化建设，完善新乡贤多元激励机制，是新乡贤参与产业振兴未来需要探索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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