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行国到农耕邑居转型中的城市形态——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的都城问题

作者：刘壮壮  责任编辑：高新水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 》202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1-07-08  浏览次数： 2191次

【摘　要】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分为两个阶段：代政权时期和北魏初年（386—398年）。鲜卑拓跋部于首领猗卢时“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然而，通过对史料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检讨，发现代政权时期除以盛乐为都外，尚有许多冠以“都”名号的城市，如盛乐宫、（故）平城、小平城等，后来尚有迁于东木根山、大宁等记载，而这些所谓“都”城的城市功能也较为简单，具有浓重的“王庭”或军事城堡的性质。拓跋珪复国后至迁都平城前的13年间也并不存在功能完善的都城。拓跋政权都城之所以呈现出此种特点，是由于这一时期拓跋鲜卑社会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凸显，正处在由游牧迁徙向城郭而居的过渡阶段。

【关键词】拓跋鲜卑；盛乐城；都城；游牧行国；农耕邑居

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猗卢六年（313）曾“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1田余庆先生认为，穆帝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于平城更南的灅源之地筑新平城（又称小平城），这样就形成了拓跋三都的战略形势2。然而，自拓跋猗卢之后，无论是盛乐、故平城，还是小平城，都没有成为拓跋鲜卑政权长期稳定的“国都”。贺傉四年（324），“乃筑城于东木根山”3，纥那三年（327）又“迁于大宁”，后元三年（337）翳槐复立，“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4，什翼犍建国三年（340）春，又“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5，次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6。本文认为，拓跋代政权时期这种多都并立，“都”城地位极不稳定的现象是拓跋鲜卑政权从游牧迁徙的行国体制向城郭而居的居国体制转型中特殊城市功能利用的体现。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关于拓跋政权的都城问题已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查阅相关史料和目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对于北魏迁都平城前“都”城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查阅陈桥驿先生主编的《中国都城辞典》“盛乐”条：“北魏国都。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至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86—398年），定都于此，共13年。按《魏书》卷一《序汜》载，猗卢时已居于定襄之盛乐。其后，贺傉居东木根山（在今山西大同市北内蒙古境内）；纥那迁于大宁（在今北京延庆县北）。”7这一词条有两层内涵：其一，将“盛乐”作为都城的时间界定为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至道武帝天兴元年的13年间；其二，对于代政权时期“盛乐”作为都城的性质未予认可。赵启汉、曹法舜认为所谓“北都”和“南都”都只不过是居住时间稍长的居留地。当时修筑的所谓盛乐城，并非后来人们概念中的都城，而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据点而已8；张殿松、赵军等认为“盛乐”为北魏的第一个都城9。然而，我们在史料中并未看到拓跋珪定都“盛乐”的明确记载。此外，学术界对“盛乐”为拓跋代政权时期的都城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分歧10，如田余庆先生就提出盛乐、故平城、新平城（小平城）为“拓跋三都”之说，而何天明认为盛乐、故平城、新平城（小平城）是拓跋鲜卑在其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设置了3个统治中心，其中有两个是“都城”一级的。但从总体来看，北都盛乐，南都平城，乃至小平城，可以认为是拓跋鲜卑统治下较早出现的类似于中原封建政权郡县级统治中心的行政建置11。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拓跋代政权时期和北魏初期的“都城”问题认识分歧较大。既然史料中已经明确出现了“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12，“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13，那么为何还有如此多的认识上的分歧呢？要搞清楚这些分歧，我们有必要对当时拓跋鲜卑政权都城的城市形态、功能结构，以及当时的政权形态作一个深入的剖析。

二、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都城”的基本史实

拓跋政权史料中有关拓跋鲜卑政权迁都平城前的“都”城（或政治中心）有：盛乐、盛乐宫、（故）平城、小平城、东木根山、大宁、新盛乐城等。鲜卑族拓跋部自首领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起，逐渐形成了以盛乐为中心的“稳定”政治中心区14。在这个政治中心区内，拓跋鲜卑政权的“都”城又呈现出变动频繁的不稳定特征。我们根据《魏书》《南齐书》《宋书》等史料的记载，对拓跋鲜卑政权不同的都城和政治中心逐一分析，以厘清拓跋鲜卑政权时期“都”城的基本史实。

（一）鲜卑拓跋部早期的政治中心

据《魏书·序纪》15载，鲜卑部落在首领拓跋推寅时“南迁大泽”，后又南迁“匈奴故地”，到首领力微时发展壮大，并于公元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16，同年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17此时鲜卑各部尚处在部落联盟时代，拓跋力微在盛乐城祭天，鲜卑诸部落君长“皆来助祭”，说明力微成为了鲜卑各部部落联盟的首领，而“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则说明其地位并不十分稳固。鲜卑诸部在“盛乐”祭天，说明此时盛乐城已经成为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当具有“龙廷”“王廷”的性质。此时，鲜卑各部仍处在游牧迁徙的部落联盟阶段，并无固定的城郭，但盛乐已经成为了拓跋鲜卑政权的主要政治中心之一18。

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19，其子禄官时，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拓跋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拓跋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20此时“定襄之盛乐故城”为拓跋猗卢所居之地，虽然在政治地位上较拓跋禄官和拓跋猗㐌部所居之地并未有特殊性，但是无疑“定襄之盛乐”仍是同上谷北、参合陂等并列的政治中心之一。

（二）拓跋代政权时期的“都”城

拓跋禄官死后，拓跋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21，拓跋鲜卑的政权形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权形态走向成熟。公元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又“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22。这是文献记载中首次提到拓跋政权营都之事，表明其政权形态走向成熟。田余庆先生指出，穆帝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于平城更南的灅源之地筑新平城（又称小平城），这样就形成了拓跋三都的战略形势23。然而，从猗卢后来的继承者来看，盛乐城、（故）平城、小平城也没有成为其固定的政治中心。贺傉四年（324），“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24由于权力交接导致的混乱，贺傉继位后不久便筑城于东木根山，距离穆帝（猗卢）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为南都不过十余年，也就意味着盛乐、故平城等地丧失了作为都城的地位。但筑城于东木根山时间仓促并未实现，贺傉在东木根山立足未稳，便被纥那取而代之。到纥那三年（327），因“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迁于大宁”，五年（329）“帝出居于宇文部”；公元335年，纥那复立，“翳槐出居于邺”，三年（337）“炀帝（纥那）出居于慕容部”，翳槐复立。自首领猗卢死后，公元320年至公元337年这段时间里，因权力争夺，拓跋鲜卑政权的政治中心发生明显的混乱。直到公元337年，翳槐复立后“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25，拓跋政权的政治中心才又稳定下来。虽然拓跋鲜卑政权中心又回到了盛乐，但这一新盛乐城，显然与“定襄之盛乐”不同。到什翼犍时期拓跋鲜卑政权形态进一步走向成熟，什翼犍建国二年（339）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表明拓跋鲜卑政权逐步过渡到成熟的国家形态。建国三年（340）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341）秋九月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26至此，拓跋鲜卑政权的政治中心又稳定在了以“盛乐”为中心的地区，到建国三十九年（376），前秦苻坚派军攻代，代政权覆亡。

这里我们需要将猗卢于公元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的盛乐城，与翳槐时（337）“城新盛乐城”的新盛乐城，以及建国三年（340）“移都于盛乐宫”的盛乐宫，建国四年（341）“筑盛乐城”的盛乐城，这四座城市进行区分。猗卢于公元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这一盛乐城为“定襄之盛乐”27，翳槐时（337）所城新盛乐城，是位于“定襄之盛乐”东南十里，建国四年所筑盛乐城则在“定襄之盛乐”城南八里。此外，所谓云中之盛乐宫，与新盛乐城、定襄之盛乐也不在同一地点28。

（三）北魏初年的“政治中心”

登国元年（386）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29，据田余庆先生研究，牛川在拓跋珪继位后的一段时间内“似曾被拓跋部人称作‘牛都’，视为拓跋复国后第一个‘都城’所在之处”30，同年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夏四月，改称魏王。五月，车驾东幸陵石。……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31，拓跋珪即位代王“郊天”“建元”并未在盛乐，幸定襄之盛乐后并未明确记载有定都之事。《魏书·太祖纪》对迁都平城前拓跋珪历年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时间、地点、事件均有详细的记载，登国二年至天兴元年七月（387—398）迁都平城期间，拓跋珪仅有登国十年十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32一次。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到398年定都平城的13年间的活动，有几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幸牛川6次，发生在登国元年至五年（386—391）；幸赤城5次，发生在登国二年至六年（387—392）；幸垤川4次，均在登国六年；幸河南宫4次，发生在登国七年至十年（393—396）；“幸定襄之盛乐”仅2次，均发生在登国元年；幸“云中之盛乐宫”仅1次，发生在登国十年十二月。从这一统计来看，整体上拓跋珪的活动区域集中在蒙古高原的南部，相对比较集中的前期是牛川和赤城两地，中期在垤川，后期主要在河南宫一带，但是拓跋珪的活动并不存在一个特别明显固定的政治中心。此外，我们在《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发现了另一条关键性的记载亦可以佐证以上论证，太元元年（376）“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33，“龙庭”是“游牧行国”政权政治中心的专称，具有都城性质但并不一定具备都城的功能，直至“什翼圭（即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拓跋嗣）始土著居处”34，也就是说即便是拓跋珪定都平城初期，拓跋政权的城郭邑居制度尚未一蹴而就，仍然处在初创阶段。

综上来看，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所谓的“都”城，或者政治中心有盛乐城、古平城、小平城、盛乐宫、东木根山、大宁等。整体来看，拓跋政权的政治中心稳定在了以“盛乐”为中心的代北漠南之地，但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

三、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国都”的城市功能及其形态

要弄清楚拓跋鲜卑政权“国都”的城市功能及其形态，首先要理解“都”的含义：根据《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35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36《帝王世纪》载：“天子所宫曰都。”37从这几条记载来看，作为都城需具备大量要素，如城市规模、城门的数量方向、城市道路、太庙、社稷坛、街道布局、宫殿及其布局，等等。这是中原农耕社会“都”城的功能形态，那么拓跋鲜卑政权的“都”城形制，都城的功能形态，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呢？

盛乐城、故平城和盛乐宫，史料中明确记载为拓跋政权的“都”城，其中盛乐为都说影响最大，我们在这里就以盛乐为例进行分析。《魏书·序纪》载，拓跋猗卢六年（313）“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38，什翼犍建国三年（340）春，又“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39，建国四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定襄之盛乐）南八里。”40那么，定襄之盛乐、云中之盛乐宫和盛乐城是否具备上述所谓的各种要素呢？《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398）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41这里所谓迁都平城也未交代自何地迁至此处，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表明“盛乐”等地可能并未建有宗庙，立社稷。若此前建有都城，当有宗庙，因而天兴元年迁都平城，应当同时告祭，或迁宗庙而不是“始营宫室，建宗庙”。《魏书·礼志一》中的记载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猜想，神瑞元年（414）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42，表明此前云中、盛乐等地并未立有太庙，也就是说“盛乐”作为都城的功能并不完善。

据考古资料来看，拓跋珪迁都平城前的“盛乐”古城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南40公里处的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20世纪6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北城和南城，共有三期文化层：第一期自战国晚期到西汉；第二期，自东汉到北朝初；第三期，自北朝中期到隋唐43。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1450米，南北2290米，面积4平方公里，分南区、北区、中区三部分，其中北区中部东西长1450米，南北1470米，系唐代文化遗存，中区含战国、汉、魏晋、唐、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南区文化遗存属于战国至魏晋，南北长550米，东西长520米44。鲜卑早期“迁于定襄之盛乐”之时，其生产生活方式仍以游牧业为主，居定襄之盛乐城只是对原有城址的利用，大规模建设的可能性不大，到猗卢时“城盛乐以北都”也只是对原有汉代成乐县城池的修缮利用。这一点也在考古发掘中得到验证，考古学家对南城和北侧的四段城墙进行了发掘，认为一期城垣开始建筑于西汉初年。在建城前已有战国晚期的遗存，一期城垣的增修部分，根据遗物及堆积情况进行分析，其时间应是东汉以后到西晋时期，拓跋鲜卑早年这一个阶段修筑的45。此次发掘还发现了大量汉代建筑瓦件、生活用具和铁制农具、兵器，并出土了牛、马、羊、猪骨和骨器，还有较多的北魏晚期的黑色厚瓦。宿白先生根据发掘资料和文献对照，提出以下几点见解：

1．三世纪力微选择的迁居点，是一处较长时期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的地点，当时拓跋部落有可能更多地注意了农耕。

2．但拓跋部落并未大幅度地改变其游牧经济，所以仍东西迁徙，居无定所。公元313年力微子猗卢又“城盛乐以为北都”。公元346年力微重孙什翼犍（昭成）再一次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次年，又南迁新盛乐城。因此，盛乐的考古发现，除一部分牲畜骨骼和骨器有可能是拓跋遗迹外，其他可以肯定的五世纪以前的拓跋遗物极为稀少。

3．大量的厚重的黑瓦，表明五、六世纪之际即北魏迁洛前后，盛乐成为北魏军事要地的时期，才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建筑物。46

1988年考古工作者对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了同盛乐城关系密切的东门和北门两处门址，并堆积着大量的素面瓦、板瓦的残片，东门门址附近还发现了表面涂着朱漆的筒瓦，经苏哲先生考证，认为此种“漆瓦”是十六国北魏前期的宫室建筑材料，应属北魏盛乐城的遗物47。根据苏哲先生的考证来看，此次发掘所见宫室建筑材料是属于北魏前期的，与拓跋代政权时期的建筑关系不大，因而也无法确定迁都平城前这里存在大型城址宫殿建筑。最近一次重要的发掘是在1997—2005年，此次发掘报告表明与拓跋珪迁都平城前的盛乐相关的遗址主要位于南城、中城及其周围墓葬，并进一步确认了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与北魏盛乐城之间的相互关系48。据本次发掘报告来看，盛乐城的城市功能依然非常有限：一是城址面积较小，二是尚未发现属于拓跋代时的宫殿遗址等作为一个大型都邑的可靠证据，三是属于魏晋时期的墓葬仅有51座。

据文献资料分析来看，拓跋代政权时期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盛乐城在拓跋珪迁都平城前并未立有太庙、宗庙等属于都城的标志性建筑，都城城市功能有限。从考古材料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可以确定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古城即汉代成乐县同盛乐城之间的承继关系；二是古城遗址尚未发现作为国都所必备的宫殿、太庙等建筑遗址；三是鲜卑早期帝王所居之所即为国都的简单结论不能成立；四是无论是拓跋力微，还是拓跋猗卢时对盛乐城的建设，均是在原汉代成乐县城的基础上进行的必要修缮和建设。可见，拓跋鲜卑政权的“都”城形态同中原农耕政权的都城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其“都”城也在频繁变更，甚至存在多都并立的情形。何以迁都平城前拓跋鲜卑政权的都城会呈现出此种状态，值得深入研究。

四、迁都平城前拓跋鲜卑的经济形态与邑居制度的建立

鲜卑族早期的经济形态是游牧经济，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49，而游牧经济与筑城而居是相背离的。在传统时代，农耕化的程度是决定“邑居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只有以稳定的粮食供应为前提才能维持都城的长期稳定。因而，对拓跋鲜卑定都平城前经济形态的考察50，对于理解拓跋鲜卑的政权形态和“都”城问题皆具有重要意义。

鲜卑拓跋部自3世纪中叶，在其首领力微时“迁于定襄之盛乐”51，到4世纪末拓跋硅迁都平城历时近一个半世纪。这一时期鲜卑各部活动的主要地区西起阴山北部草原，中部主要有内蒙古南部鄂尔多斯高原、土默川平原、和林格尔黄土丘陵，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东至内蒙古东南及河北北部的草原地带。

对于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而言，移风易俗并非易事。《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鲜卑大人轲比能时“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52此时，拓跋部还只是依附于鲜卑大人的一个部族，其生产生活方式仍是游牧经济。实际上，直到4世纪初期，拓跋鲜卑部的农耕化程度仍然很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了一批属于“居代郡之参合陂北”的猗㐌53的遗物。如兽纹金饰牌、镶嵌宝石的兽形金饰、饰以兽首的金指环、金耳坠和驼纽“晋乌丸归义侯”金印、驼纽“晋鲜卑归义侯”金印54、驼纽“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据宿白先生研究，这批文物的制作技法上，部分采用了匈奴族喜爱的錘鍱牌的技法制作；金饰上有匈奴族常用的动物装饰和镶嵌的宝石，同时又出现了狼、狐群及奔驰的骏马等鲜卑特色的形象55。这表明拓跋鲜卑族的经济形态仍然是以草原畜牧文化为主，还看不到明显的农耕文化特点。

拓跋猗卢三年（310），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56，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57。拓跋猗卢“徙十万家”以充“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地，这里所迁徙十万家大部分当为鲜卑畜牧部族之人，这部分鲜卑人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并由此逐步转向农耕的可能性较大。公元315年，晋愍帝又“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58，代郡和常山二郡当有不少汉人在此从事农耕，为鲜卑统治者由迁徙到定居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据史载，猗卢时期城盛乐城、修故平城、筑小平城等，这一方面是军事防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农耕经济的比重在上升，出现了定居生活的趋势。但据考古资料显示，这些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小，根据目前对盛乐城的考古发掘来看，所谓的“城盛乐以为北都”，也仅仅是在原城址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缮59。因而，对于此时鲜卑族农耕经济的估计不能过高，但可以肯定仍然不存在维持稳定都邑存在的农耕经济基础。

从拓跋猗卢以后，鲜卑各部落间的战争冲突不断，也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农业生产。《魏书·序纪》的一则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拓跋什翼犍建国二年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㵽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60那么，所谓“太后之计”为何？我们在《魏书·皇后列传》中查阅到了所谓“太后之计”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61如此看来，到拓跋什翼犍初期鲜卑部族社会还尚未出现“城郭而居”，那么拓跋猗卢时所谓的“北都盛乐，南都平城”也只不过是拓跋鲜卑部的较为固定的政治中心而已。另，从《魏书》卷24《燕凤传》的记载来看，时人仍然普遍认为保持其生产的独立性是保持其战略优势的重要前提。苻坚使者牛恬曾与代王（什翼犍）左长史燕凤有过这样一段辩论：

苻坚遣使牛恬朝贡，……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秀，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62

燕凤认为游牧迁徙的经济特点能够使军队保持其灵活性，敌弱则进，敌强则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常胜的原因所在。我们从平文皇后王氏，以及代王（什翼犍）左长史燕凤的两段记载中可以获知，此时拓跋鲜卑部尚不适合“城郭而居”，那么后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也仅是暂时的政治中心。

公元376年，因前秦攻代导致“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63，“不得刍牧”表明拓跋鲜卑部的畜牧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代政权覆亡后，苻坚“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64，“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65。离散的部民被安置在云中等四郡，有专门的“官僚领押”，督课农耕，并“三五取丁”承担相应的徭役。实际上，这部分被离散的部民已经被编户化了，与一般的编户齐民无差别。

尽管如此，北魏初年拓跋鲜卑族的农耕化程度仍然不高。在此我们以什翼犍后期至北魏初期部分战事及俘获情况对拓跋鲜卑各部的经济形态来作进一步分析（表1）。

从上表1统计情况来看，人口和牲畜是战争争夺的重要资源。无论是拓跋什翼犍还是拓跋珪时期，和其他草原部族的历史战争所获均为牲畜和人口。其中，仅有登国六年（391）九月，袭五原直力鞮时为“收其积谷”66，而五原自汉代以来就是农耕经营的重要区域，同时也表明草原游牧部族已经有部分参与农耕活动。天兴二年（399）二月，拓跋珪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67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起鹿苑，表明此时包括拓跋鲜卑在内的草原各部的经济形态仍然是以游牧经济为主。

北魏初年拓跋珪，采取了类似于苻坚“离散部落”的做法，促进了鲜卑族的农耕化。登国元年（386）二月拓跋珪“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68，登国九年（394）春三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夏五月，田于河东。”69又，《魏书·元仪传》载，拓跋珪“命（元仪）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70这表明拓跋珪已经在有意识的推进鲜卑族的农业化进程，同时“分农稼，大得人心”的记载也说明，部分鲜卑人已经接受了农耕的经济方式，乐意从事农耕。拓跋珪命元仪督屯田于河北，带有强烈的军事政治目的，而东平公元仪采取“分农稼”的方式，则说明屯田组织结构较为多元，可能兼有民屯和军屯。据《资治通鉴》载，太元二十年（395）七月，“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71，“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72。可见，此次屯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慕容宝“降魏别部三万余家”，表明在这里从事农耕的人员比较复杂，可能包括了魏政权控制下的汉人和其他草原部民。促进拓跋鲜卑统治区域内农耕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拓跋珪于皇始元年（396）实行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73。部族解散之后，部民编入户籍，成为编户齐民，部民便成为了从事农耕，向国家缴纳租税的课户74，进一步促使鲜卑族走向定居化农耕化。除“离散诸部”之外，拓跋珪还将俘获的人口迁徙至平城一带“计口授田”。天兴元年（398）正月，拓跋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75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迁徙而来的劳动力，拓跋珪才能“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76这里的“计口受田”显然是针对迁徙而来的汉人而不是鲜卑人，这些汉人的农耕经营为定都平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年十二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77拓跋珪迁徙大量的汉族人口到平城一带进行农业经营，显然是为了保障日益强烈的粮食需求。据《魏书·食货志》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劝课农耕”，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78。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邑居制度”的确立，《魏书·天象志》载：

天赐二年（405）十月丁巳（月）又掩之，在室。夫室星，所以造宫庙而镇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兴”。（验词）明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79

从这则材料的记载来看，直至天赐三年（406），拓跋珪所建立的北魏政权的邑居之制度才大体完备。在此之前，平城一带“邑居”之民虽已有之，但多以汉人为主，鲜卑各部邑居之民较少。然而，对于鲜卑族而言，要从游牧迁徙到农耕邑居的转型形成并非易事。拓跋鲜卑政权由“游牧迁徙，射猎为业”到农耕邑居的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反复的阶段，这也正是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呈现出多都并立，都城频繁变更的根本原因。其都城的建置水平较低，直到迁都平城后才大体完备。

结语

拓跋珪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的“都”城，在以盛乐为中心的区域内或多“都”并立，或频繁变更，先后有盛乐、故平城、小平城、东木根、大宁、云中之盛乐宫等。表面上看拓跋政权所呈现出的这种政治生态是由于权力交接导致的政权动荡，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拓跋鲜卑部由游牧迁徙向定居农耕社会转型所造成的。迁都平城前，鲜卑各部的主要经济形态仍然是游牧经济，农耕经济非常薄弱，大量游牧经济的存在不可能维持一个都城的长期稳定。

拓跋珪迁都平城以后，随着农耕“邑居制度”逐步确立，农耕经济在平城一带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北魏政权的国都也便稳定了下来。平城时代的都城建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拓跋珪、拓跋嗣，到拓跋焘三代逐渐完善的。《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较为详细的记载了魏初都城的建制和基本形态：

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拓跋嗣）始土著居处。佛狸（拓跋焘）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80

平城的都城建制，自天兴元年（398）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81，到迁都洛阳前的“三元庆饗，万国充庭，观光之使，具瞻有阙”82，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拓跋珪定都平城初期游牧经济仍然占据较大比重，“犹逐水草，无城郭”，平城的城市建制规模仍然比较有限，到拓跋嗣即后“邑居制度”才逐步得以确立，拓跋焘时才“大筑郭邑”，平城的都城功能日趋完善，并走向鼎盛。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以盛乐为中心的漠南地区的政治地位逐渐开始下降，到5世纪以后盛乐城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军事功能逐步凸显。始光元年（424）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83太武帝时，“前留元标据于盛乐，后被重围，析骸易子，倒悬一隅，婴城二载。”84太和十六年（492），唐和之子唐崇，袭父之候爵，任“盛乐太守”85，至永熙中置盛乐郡86。这些均表明，盛乐城已经成为了北魏的军事边镇。以盛乐为中心的漠南地区，虽然出现了由政治功能向军事功能的转变，但是它仍然深刻影响着北魏政权的发展。漠南地区对北魏政权兴衰的影响，仍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注释：

1《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页。

2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50页。学界对拓跋鲜卑政权国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盛乐城的选址、城址规模、城市形态等问题的研究。相关成果有，何天明：《北都盛乐与拓跋鲜卑的代政权》，《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张殿松、赵军：《浅析北魏的第一个都城盛乐的选址原则》，《山西建筑》2008年第3期；李凭：《盛乐成为漠南中心的历史背景》，《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赵启汉、曹法舜：《盛乐·平城·洛阳－－北魏都城的营建与迁徙述论》，《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日］松永雅生：《北魏の三都》（上），《东洋史研究》第29卷第2、3合并号，1970年，第129－159页；［日］松下宪一著：《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王庆宪译，《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等等，不再一一胪列。

3《魏书》卷一《序纪》，第10页。筑城东木根山时间仓促，实际上并未能实现。

4《魏书》卷一《序纪》，第10－11页。此处新盛乐城，在原盛乐故城东南十里，与“定襄之盛乐”不同。

5《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故城，指定襄之盛乐。

6《魏书》卷一《序纪》，第11页。

7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按，该词条为史念海先生所作。

8赵启汉、曹法舜：《盛乐·平城·洛阳－－北魏都城的营建与迁徙述论》，《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

9张殿松、赵军：《浅析北魏的第一个都城盛乐的选址原则》，《山西建筑》2008年第3期。

10参见何天明的《北都盛乐与拓跋鲜卑的代政权》，《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日］松下宪一著：《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王庆宪译，《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等，不再一一胪列。

11（1）何天明：《北都盛乐与拓跋鲜卑的代政权》，《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12（2）《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8页。

13（3）《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

14（4）酋长力微在魏晋之间率领部众居于鄂尔多斯草原，成为晋初边疆上的祸患，以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旧绥远部分与山西之间移动，没有定居的城郭，参见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第185－239页。

15（5）《魏书·序纪》的内容主要源自北魏早期邓渊所作的《代记》，而《代记》又是源于鲜卑人的史诗《真人代歌》，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17－243页。

16（6）《魏书》卷一《序纪》，第3页。

17（7）《魏书》卷一《序纪》，第3页。

18（8）鲜卑拓跋部“迁于定襄之盛乐”后，势力逐渐壮大成为了鲜卑各部的首领，拓跋部所在的盛乐演变成为了漠南地区的政治中心。有关盛乐成为漠南中心的历史背景，可参见李凭：《盛乐成为漠南中心的历史背景》，《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19（9）《魏书》卷一《序纪》，第5页。

20（10）《魏书》卷一《序纪》，第5－6页。

21（1）《魏书》卷一《序纪》，第7页。

22（2）《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

23（3）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50页。

24（4）《魏书》卷一《序纪》，第10页。

25（5）《魏书》卷一《序纪》，第10－11页。

26（6）《魏书》卷一《序纪》，第11页。

27（7）西汉时，成乐县属定襄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0页）东汉时，成乐县划归云中郡（《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525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单于大都护府》载：“东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汉定襄郡之成乐县也。后魏都盛乐，亦谓此城。”所谓“定襄之盛乐”及“云中之盛乐”即汉之成乐县。

28（8）《水经注》卷三《河水三》载：“大河东迳咸阳县故城南，王莽之贲武也。河水屈而南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迳定襄武进县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名伐蛮。世祖建武中，封随宪为侯国也。白渠水西北，迳成乐城北。《郡国志》曰：成乐故属定襄也。《魏土地记》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卢城也。白渠水又西迳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曰：云中宫在云中故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迳云中故城南，故赵地。《虞氏记》云：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祷焉。昼见群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城乎？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城是也。”参见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29（9）《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0页。

30（1）田余庆：《拓跋史探》，第240页。

31（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0页。

32（3）《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0页。

33（4）《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38页。

34（5）《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84－985页。

35（6）《周礼注疏》卷四十一《匠人营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1页。

36（7）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42页。

37（8）皇甫谧撰，宋翔风、钱宝塘辑，刘晓东校点：《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页。

38（9）《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

39（10）《魏书》卷一《序纪》，第8页。

40（1）《魏书》卷一《序纪》，第11页。

41（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

42（3）《魏书》卷一百七《礼志一》，第2737页。据《春秋·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可见此时盛乐城作为都城的建置水平较低，城市功能还不完善。

43（4）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5－203页。

44（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

45（6）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第175－203页。

46（7）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47（8）苏哲：《内蒙古土默川、大青山的北魏镇戍遗迹》，《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45－566页。

48（1）陈永志、李强、刘刚：《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

49（2）《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50（3）唐长孺先生曾对拓跋国家形成时期的农业生产进行过简要的考察。参见《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84－190页。

51（4）《魏书》卷一《序纪》，第3页。西汉时，成乐县属定襄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0页。）东汉时，成乐县划归云中郡。（《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525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单于大都护府》载：“东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汉定襄郡之成乐县也。后魏都盛乐，亦谓此城。”所谓“定襄之盛乐”及“云中之盛乐”即汉代的成乐县。

52（5）《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31页。

53（6）拓跋力微子禄官时，分国为三部，拓跋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今内蒙古丰镇北）。见《魏书》卷一《序纪》，第5－6页。拓跋猗㐌死于公元305年。

54（7）拓跋猗㐌于西晋末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见《魏书》卷一《序纪》，第6－7页。

55（1）参见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56（2）拓跋猗卢三年（310），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见《魏书》卷一《序纪》，第7－8页。

57（3）《魏书》卷一《序纪》，第7页。

58（4）《魏书》卷一《序纪》，第9页。

59（5）参见松下宪一著：《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王庆宪译，《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60（6）《魏书》卷一《序纪》，第12页。

61（7）《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第323页；《北史》卷十三《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491页。

62（8）《魏书》卷24《燕凤传》，第609页。

63（9）《魏书》卷一《序纪》，第16页。

64（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898－2899页。

65（2）《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83页。

66（3）《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4页。

67（4）《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5页。

68（1）《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0页。

69（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6页。按，棝杨，即稒阳。

70（3）《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第三》，第371页。

71（4）《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纪三十》太元二十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422页。

72（5）《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6页。

73（6）《魏书》卷八三《贺讷传》，第1812页。另据《官氏志》载“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14页）。

74（7）有关北魏“离散诸部”的研究，可参见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205页；［日］内田吟风著：《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第346－47、337－339页；［日］宫崎市定著：《九品官人法研究》，韩昇等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234－235页；［日］古贺昭岑：《北魏の部族解散について》，《东方学》第59辑，1980年；［日］太田稔：《拓跋珪の部族解散政策について》，《集刊东洋学》第89辑，2002年；［日］松下宪一：《领民酋长制と部落解散》，《北魏胡族体制论》，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9－27页。牟发松：《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等等。

75（8）《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2页。

76（9）《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34页。

77（10）《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4页。

78（11）《魏书》一一〇《食货志》，第2850页。

79（12）《魏书》卷一〇五《天象志》，第2392页。

80（1）《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84－985页。

81（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

82（3）《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第1181－1182页。

83（4）《魏书》卷四《世祖纪》，第69页。

84（5）《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传》，第432页。

85（6）《魏书》卷四三《唐和传》，第964页。

86（7）《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第2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