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现有粮食生产的基本利益关系不做大的调整，仅仅通过已经获得共识的改革举措的实施，我国粮食产出规模仍有可能扩大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指出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很突出。中国农业发展也适用这个判断。

粮食供应无虞

中国人对饭碗端牢与否的担忧，与历史记忆有关。

中国曾经长期实行基本食物的配给制。实行这个制度的直接原因是食物供应短缺，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业经营制度缺陷以及农业生产力低下。

1949年前后，以单位耕地面积产量计算，中国谷物生产的效率是现在的十分之一左右。新中国成立后，粮食产量才有所增加，但因为人口更快增长，中国人只能在“干稀搭配”的饮食习惯下，勉强维持温饱。1958年启动“大跃进”，农村兴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又搞大炼钢铁，农村劳动力用来收集家用铁制器皿投入土炉炼钢，成熟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粮食就不够了。

1976年-1978年，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由此开始，反映官方粮价与自由市场粮价差异的粮票的价格越来越低，到1993年，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使粮食销售的官方价与市场价再无区别，粮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当代中国人吃饭靠粮票的历史就此翻过一页。

我国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作为食品基本原料的粮食生产，我国多年超过1.3万亿斤，加上进口粮食，人均占有1000斤以上。这个供应能力，足以保证中国人吃饭无忧。

温饱问题的解决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农业因为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不止每亩地的产出大幅度提高，还包括同样的产出所使用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大体计算，中国现在有4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真正投入农业的大约只相当于1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正因为这个变化，中国食品价格上涨远低于工资上涨，使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价格比改革开放前变得相对便宜，品类也更丰富。例如，在鸡蛋名义价格大约上涨15倍的时段中，名义工资上涨100倍左右。我国近年小范围地区农业自然灾害严重，但遭灾地区的主要食物原料价格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在几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从粮食供求基本格局看，这个趋势有很大可能会继续保持，我们不必过于忧虑饥荒发生。这得益于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自由。

农业短板仍在

中国农业取得巨大成绩，并不是说中国农业没有问题。恰恰相反，农业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成本高，国民吃饭代价大。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开支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为这个判断提供了充分证据，这里用不着细算粮食生产具体的成本项目。我国恩格尔系数约为30%，发达国家基本为15%以下（日本除外）；再考虑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我国实际恩格尔系数估计在35%以上。

有人不承认我国农产品价格高，甚至以为高价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这个说法有问题。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这是经济学常识。以往的经验是农产品涨价会引起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农民收入很难增加。而农产品价格降低，则会发生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的情形，往往引起次年农产品的涨价。中国农产品市场长期形成一种高位的价格波动，原因当然是“成本刚性”在起作用。这不是说成本没有下降，而是下降的速度慢。

所以，决不能低估以粮食涨价手段支持农业的危险性。粮食供应的直接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价格；即使在中国这个被人们认为是耕地资源相当不足的国家，也是这样。某年粮食涨价或降价对第二年粮食产量变化有重要影响。这说明我国粮食增产的资源潜力并未达到极限。恰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容易犯迷糊。

本质上，影响粮食产量的是投资利润率。从长期看，依靠农产品涨价来提高农业投资利润率是饮鸩止渴，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农业投资品的涨价，最终除提高通货膨胀率外没有别的好处。只有通过制度变革与技术进步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才是提高农业投资利润率、稳定粮食市场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可靠办法。

中国的农业竞争力要显著低于多数农业比较重要的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如果将农民劳动投入与国家的农业投入算作成本，我国粮食生产实际上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勿以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加、新、澳）的农产品价格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数据并不支持这个判断。

如果农产品更便宜一些，政府对穷人的援助会更有效。假定政府给收入最低的1亿人口每周补贴1斤蛋、1斤肉，每年政府花费不超过1500亿元。如果这些食品的价格还能降低，政府可以援助更多低收入者。西方有句谚语，“人是吃出来的”；中国谚语则说“民以食为天”。这些说法都很有科学道理，政府在这方面花钱很值。

农业潜力巨大

即使对现有粮食生产的基本利益关系不做大的调整，仅仅通过已经获得共识的改革举措的实施，我国粮食产出规模仍有可能扩大。

我国短期内将建成10亿亩优质农田，其中若7亿亩种植粮食作物（不含油料），复种指数按1.3计算，每亩每季产出0.8吨粮食是有保证的，每季约共可产出7.28亿吨粮食。通过国际贸易，还可实现农产品最终用途的结构调整，形成有进有出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这都是保守估计。因为灌溉因素，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单产水平比美国平均水平还要高。我国约20亿亩耕地中，在7亿亩土地上做足粮食经济文章，让中国人不仅有饭碗可端，还要端得轻松。

我国现有6亿多吨的粮食产出水平，是在一些耕地没有充分有效利用的前提下获得的。那些土地之所以未得到利用，有的是因为体制机制一类问题，有的则是技术性因素导致的投资回报问题。后一类问题通过市场慢慢解决不迟，现在“撂荒”那些土地也算是“藏粮于地”。但前一类问题应通过深化改革尽快解决。

我们通过调查得知，如果进一步改善那些基本脱离农业的农村居民举家进入城市的条件，鼓励土地大面积长期流转，会显著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仅因规模化经营而消除不必要的地界、田埂与边角，保守估计可以产生5%左右的效率增长，这就很不得了！

中国农业竞争力提升需要城市布局做出适应性调整。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竞争力水平与农业区位距离城市的远近有正相关关系，距离城市较近的农业区会有更高的农业竞争力。在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之下，如果能在我国东中部地区现有建制镇的基础上再建成约1.3万座小型城市，将极大改善城乡要素流动条件，使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农业优先发展政策获得重要保障。

城乡融合发展也为最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供路径。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即使经营规模很大的家庭农场，也对非农从业岗位有一定的依赖性。美国年销售额低于30万美元的小型家庭农场更对非农就业岗位有高度依赖性。如果没有城乡融合发展，让农场主借助大型农民合作社分享农业产业链的价值增值，农民收入不可能达到城市平均水平。农业产业链的中高端部分与中小城市紧密相连，没有这类城市的均衡布局和发展，农业产业链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重要的是解决全方位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的核心是发挥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我国现实情形看，这个原则由口号转变为真正的实际行动，是体制机制建立和政策体系形成的重大难题，其中土地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难中之难。目前，按全要素成本计算的农业亏损问题，是阻碍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的根本障碍。

农业不挣钱，资本只能望而却步。但我国的经验也表明，通过农村综合性改革，农业成本降低的空间还很大，农业未必注定亏损。只要改革步伐迈得更大些，城市资本进入农业的速度就会加快。

农业科技水平要跟上

多年来，中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确有极大提高，但农业科技的应用推广水平不高。按官方披露的信息，我国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在70%以上。土壤改良、设施装备、产品保鲜运输、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也有明显进步。2014年-2016年，在全球农业领域论文总发文量排名及论文被引用排名中，中国均为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数家机构的农业科技研究在全球综合排名前50位以内。同一时期，中国农业科技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

从近年世界农业进步的一般趋势看，广义的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一直比较大。理论上说，因为农业经济中劳动要素持续减少，土地要素基本不增加，资本增长速度低到一定水平，按“余值法”计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100%也不为过。因产权明晰化、市场扩大、社会分工程度提高，引起技术潜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是长期历史现象。中国仍处于这样的历史转变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怎么看重体制机制变革的功效都不为过。

农业科技实力有效转化为农业生产力，需要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如何理顺农业科技研究推广的组织体系，不能就事论事。体系的产生也不能凭空搭建。合理的组织体系应该有一个“自组织”过程，政府如果能抓住其中的关键点，使体系内部逐步孵化出有效的供需利益联结，体系的生长过程就可能获得动力。

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坚定地发育家庭农场，使他们成为承接农业技术进步的稳固基础。二是助力跨行政区的大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全国有几百个这样的合作社足矣。现有两百万个合作社看起来蔚为壮观，其实意义不大。很多地方发展集体经济内部的土地合作社，与合作社的意义南辕北辙，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