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创新：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土逻辑与高质量推进——兼论小岗村的乡村振兴实践

作者：丁忠明 冯德连 张廷海 徐旭初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财贸研究》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5-07  浏览次数： 8009次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级战略决策。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一个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变迁与政策演进过程。受乡村固有的本土特殊性约束，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土逻辑是立足中国国情和乡村实际，化解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走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乡融合的本土发展道路。基于战略配称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三阶配称模型，并对乡村振兴“五大任务”进行本土分解。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其乡村振兴实践无疑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在公共政策方面，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和科技创新，释放制度红利，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优化组织服务，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农业由外延性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推进。

【关键词】乡村振兴；制度变迁；本土逻辑；小岗村；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脱贫的接续推进和有效衔接，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共同行动”和“共同富裕”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是加快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体现我国乡村建设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清晰脉络（叶兴庆，2018；刘彦随，2018）。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个五年工作做出具体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作出全面部署。

乡村振兴是与“乡村衰落”相对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乡村衰落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驱动的必然结果，对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峻挑战，乡村被抛弃可能源于流动性和技术、贫困、政策偏向（biasedpolicy）以及土地管理不足等诸多因素（Liuetal.，2017）。早期英国“羊吃人式”的工业化道路和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所走的“超前城市化”道路，都导致了乡村的严重衰落（范建华，2018）；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存在乡村滞后于城市、农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居民的不协调现象（张军，201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乡村变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逐步形成我国农业社会前所未有的“空巢村”、留守儿童村、老人村和贫困村，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衰落。住建部《全国村庄调查报告》和《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行政村总数由1978年的69万个减少到2019年的51.5万个，而自然村总数也由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9年的251.3万个，年均减少4.8万个。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偏向（urbanbias）战略和市民偏向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剧了城乡分割、人地分离的矛盾，成为“城进村衰”的深层诱因。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解读、乡村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方面（刘合光，2018；姜长云，2018），着力探讨乡村振兴的战略意义与定位（范建华，2018；张军，2018）。二是致力于乡村振兴实施路径和解决方案的讨论。郭晓鸣（2018）从乡村振兴的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乡村要素非农化及环境超载化等深层矛盾出发，探索乡村振兴的关键性战略路径。陈小坚（2019）提出从城乡割据到城乡融合的乡村发展框架、从权力型向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建的乡村建设、从单纯追求农产量向农业多功能的乡村农业实现路径。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农村繁荣稳定、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致富，吸纳外来投资对于提升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收益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陆林等，2019；钟真等，2019）。地方政府除了要在土地、金融、产业政策等方面积极扶持外，还应激发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付伟，2018）。三是关注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构建和绩效评价（贾晋等，2018；张挺等，2018）。四是着力探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促进城乡统筹与融合演进（冯丹萌等，2020）。五是总结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价值（Heoetal.，2016；黄季焜等，2019；苏飞等，2020）。六是从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角度出发，阐释立法对推动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保障与推动作用（高强，2019；郭笑然等，2020）。

乡村具有固有的乡土特殊性。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社会属性和农业弱质性，抑或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都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乡村振兴的本土逻辑正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乡村实际，建立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本土制度框架和发展路径，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三个必须”目标。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其乡村振兴实践无疑具有代表性。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重点自然转向本土逻辑、乡村异质性、关键性措施及创新路径等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变迁及政策体系的梳理，以战略配称理论为基点构建乡村振兴的本土逻辑，并以小岗村为实践考量，探索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变迁与政策体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选择（刘彦随，2018）。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发展历经多次试探性转型和制度转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到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新阶段（张军，2018；文琦等，2019）。从时间序列来看，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2017年以后逐步得到明确的，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法律和农村环境整治措施，对乡村振兴和涉农相关领域进行正式规制。到2020年底，我国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孔祥智，2020）。

（一）乡村振兴与“三农”政策体系

党的十九大以来，基于对我国城乡关系深刻变革、发展规律以及演进趋势的历史研判，中央层面出台大量乡村振兴及“三农”政策（见表1）。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确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成为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明确了到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任务。经过3年脱贫攻坚的努力，第一阶段到2020年的目标基本实现。为了进一步实化、细化重点任务和重要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9月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按照《意见》五个总要求，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5年阶段性谋划，明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基本形成”和“初步健全”乡村振兴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成为指导地方部门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纲领性文件。

表1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振兴与“三农”政策体系

2019年1月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16次提及“乡村振兴”，强调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制度引领，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工作队伍，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确保完成乡村振兴战略任务。同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小农户扶持政策等具体措施，为解决农业现代化关键问题指明了方向。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的发布，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同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的发布，致力于解决乡村产业链条短、门类不全、要素活力不足等问题，具体阐释“产业兴旺”落实措施。

2020年是关乎乡村振兴第一阶段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节点。202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的发布，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系列部署，突出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优先保障“三农”投入，接续推进农村减贫和乡村振兴。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为国家“十四五”规划奠定了坚实的“三农”工作基础。2020年11月3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按照《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1月4日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围绕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二阶段任务，具体提出“两个决不能、两个开好局起好步、一个全面加强”的乡村振兴核心内容，明确“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具体任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乡村力量。农业农村部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为了实化乡村人才的作用，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五类人才”向乡村的流动和集聚，强调各类主体在乡村人才孵化中的积极作用，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及保障措施，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的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实施。

（二）乡村振兴与涉农法律法规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修订并通过了多部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法律法规，并逐步予以施行（见表2）。这些法律涉及乡村产业、农村土地、合作主体及产权等乡村振兴的诸多方面。2017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后的合作社法不仅扩大了农民合作的意愿和范围，而且规范了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行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农民组织制度上的法律保障。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前者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长久不变”“三权分置”的政策思路，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奠定了乡村振兴基础；后者通过保障村民自治权力，发扬农村基层民主，确保乡村振兴的有效组织和民主推进。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农村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护、建设用地等进行规范，强化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土地管理和保护。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特别地，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确定了“特别法人”地位，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义重大。

表2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振兴与涉农法律法规

（三）乡村治理与农村环境整治措施

除上述中央层面的乡村振兴政策及相关立法以外，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乡村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措施，以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见表3）。这些措施以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为基础，铺开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大治理，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由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涉及的部门多、情况复杂，这些文件均为多部门联合发布，最多涉及18个中央部委。事实上，这种为整治农村环境而进行的多部门联合、多文件连续发布情形，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心和力度。此外，2018年底还实施了农村“厕所革命”和村庄清洁行动；2019年继续对“厕所革命”出台财政奖补细则，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改厕质量及乡村治理能力进行进一步部署和细化。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要强化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着手化解乡村纠纷和矛盾，实现平安乡村、产业振兴。2020年3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进一步印发《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提出当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50项举措，全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2021年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2021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部署乡村治理任务，深化乡村治理体系试点示范，强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强调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

表3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治理与农村环境整治措施

上述中央层面的政策、法律及乡村治理措施涵盖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各个方面，完成了《意见》第一阶段任务，绝大多数地区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各省（区）、地市、县（镇）也纷纷制定了本级乡村振兴规划和措施，通过派驻乡村振兴工作组，对乡村振兴实际问题开展过程控制，化解矛盾和潜在风险。总体来说，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阶段性进展顺利，实施成效显著。

三、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本土逻辑：“五大任务”的分解

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土逻辑是立足中国国情和乡村实际，化解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的本土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具体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是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并行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城乡融合与城乡资源的统筹处理，从而有效规避陷入城市贫困和农村衰败的“双重陷阱”。

（一）乡村振兴的战略配称

Porter（1996）提出的战略配称理论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他把战略（strategy）界定为各项运营活动之间的一种配称（fit）。这种战略配称可以增强可持续性和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是产业竞争的最核心因素。实际上，各职能部门政策之间的匹配性是战略学最古老的思想。战略配称就是要通过核心要素、关键资源的整合，形成一个紧密联结、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而形成政策或活动合力，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战略配称分为三阶：一阶配称（fist-orderfit）是战略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协调，即各职能部门、各项活动和总体战略的简单一致性（simpleconsistency），这种一致性使各项活动累积起来的竞争优势不断增强；二阶配称（second-orderfit）是各项行动之间的叠加式协调，即各项活动的相互加强，通过各项活动的协调与联动，降低活动成本并推动战略实施；三阶配称（third-orderfit）是投入绩效最优化的整体性协调，即超越二阶配称活动的相互加强效应，形成“投入最优化”（optimizationofeffort），这种跨活动协调和信息交换有利于消除冗余，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作量损耗。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阶配称不是相互排斥或孤立的，而是能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各项政策或活动的配称可大幅消减执行成本或增加差异性。因此，不能把单项政策同总体战略或整体系统割裂开来。Cawleyetal.（2007）运用战略配称理论，基于机构网络比较的视角构建了欧洲一体化乡村旅游框架（integratedruraltourism，IRT），有效地推动了法国、爱尔兰等国家的乡村旅游一体化运营。

乡村振兴战略配称的本土逻辑是实现三阶配称的整体协同，完成乡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及目标（见表4）。依据三阶战略配称的核心解释，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也可分为三个层次：（1）一阶配称的战略重点是“生态宜居”“治理有效”。2020年底，我国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开启了以生态宜居为引领，可持续、生态化的本土宜居环境。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始终要把重点放在引导资源要素同国家整体战略形成一致性匹配上，探索以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本土居民等为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战略与本土行动的整体一致性。通过多重政策和多元治理，这一阶段将初步实现城乡生态一体化，达到“乡村美”的发展目标。（2）二阶配称的战略重点是“产业兴旺”。这也是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抓手。产业兴旺的一系列行动之间能否形成叠加式协调发展取决于各项行动的协调互补性、联动性和规模推进速度。通过乡村本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及产业链化改革，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以产业红利回馈本土居民，实现“农业强”乡村发展目标。根据《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我国“十四五”时期将主要从农产品加工业、乡村特色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农村产业融合、农村创新创业等方面推进“产业兴旺”这一战略任务。到2025年，将形成千亿、百亿农业集群150个，农产品加工营业收入达32万亿元。（3）三阶配称的战略重点是“乡风文明”“生活富裕”。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本土逻辑的追求，体现了乡村本土福祉的整体性协调。随着“农村美”“农业强”的不断推进，乡村逐步成为本土宜居、产业兴旺的乐土，城乡差距大幅缩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城乡社会一体化稳步推进，乡村文明与生活整体行动向投入最优化迈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实现。必须指出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任务”是相互渗透、同步开展的，三阶配称并非意味着“五大任务”的割裂与孤立，而是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例如，一阶配称的重点更多的是关注乡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及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构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而二阶配称中“产业兴旺”升级是更为重要的协调重点，要在“农村美”的基础上做到“农业强”。

表4 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阶配称

乡村振兴战略配称的前提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见图1）。从理论层面看，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拥有丰厚的理论基础，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又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和发展经济理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开局。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短期来看，新冠疫情（Covid-19）的冲击并未消散，扶贫地区的返贫倾向并未彻底消除，同时中外贸易摩擦也导致部分农产品贸易受到影响；长期来看，脱贫、返贫治理及各项乡村振兴政策需要动态化调整和优化，必须秉持对国际经济形势和农业发展趋势的高度洞察力，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从政策层面看，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治理工作将转向减缓相对贫困的制度框架设计（汪三贵等，2020），要继续保持和发挥制度优势，从制度扶贫、城乡扶贫、社会扶贫、多维扶贫等战略重点出发（高强，2020），对乡村扶贫和减贫政策进行微观调适和动态调整，通过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五位一体”协同（黄祖辉，2018），构筑“两大战略”有效链接与融合的减贫框架，推动乡村振兴“五大任务”总要求的三阶配称，为实现“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物质保障。

图1乡村振兴战略配称及目标框架

（二）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任务”的本土分解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构成乡村本土发展的内在框架，乡村振兴战略配称为实现“五大任务”提供本土逻辑和任务分解。不同时期，三阶配称的重点不同，但却是合而为一的整体系统。

1.生态宜居：创建乡村居民的本土宜居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一阶配称的重要内容。生态宜居首先是本土居民的宜居。一是破除“农民上楼”的“宜居”风潮。我国小农户的国情将长期存在，但受到农村土地流转、城乡统筹、小城镇建设等激励政策的影响，有些地区为了获得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复垦农民宅基地，造成“拆村”“灭村”的农民“被上楼”现象。实际上，本土居民生于斯长于斯，“宜居”必须符合本土农民的生活习惯，保持“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的生态功能。“农民上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生产和生活成本，消减了农民的休闲时间。二是升级乡村宜居环境。乡村宜居环境建设要以改厕、改水、改路、改圈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形成光电信号、乡村公路“村村通”，推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城乡一体化，缩小乡村和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差距，升级改造乡村居民生活环境设施，提高乡村居民生活的便利性、绿色化，加强乡村工业生产清洁设施建设，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打造宜居宜业的本土居住环境。三是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乡村环境是宜居的首要条件，应积极构建“户集—村收—乡镇运—县区处理”的乡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模式和长效运营机制；引进氧化沟技术、人工湿地处理技术等，构建沼气处理、微动力站处理等污水、粪便处理设施；集中实施循环利用、节能减排、绿色乡村等专项整治工程，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通过农民宅基地确权改革，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转变，为土地资本与工商资本的结合创造条件（张军，2018）。

2.治理有效：打造多元主体的本土治理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本土治理的主体是地方政府、社区和农民，要打造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镇政府负责、乡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农民自治与法治、德治兼容的新型乡村社区，构成一阶配称的有力保障。第一，农民始终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建设者和主要受益人（黄季焜等，2019）。本土农民最了解自身需求、本地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农民自治更能找准本土发展定位，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生产计划和目标（Heoetal.，2016）。乡村治理应在法治框架下不断创新自治制度（张晓山，2017）；依托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形成民事民议、民办、民管的多层次农民自治协商格局；充分发挥村镇政府和乡贤作用，推进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民自治中的中介作用，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第二，立法与乡村政策为本土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乡村治理的多部法律、法规和中央、地方政策，形成“自上而下”的正式规制，确保城乡融合与乡村协同，逐步形成法治、德治、自治融合互补的乡村治理机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进一步确立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有效保障了农民自治的法律基础。第三，乡村项目建设应采取“自下而上”（bottom-up）参与式开发模式。发达国家的农村历程表明，乡村项目建设应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的“自下而上”模式，而非“自上而下”（top-down）强行推进，当地农民为主要驱动力，而政府主要是通过减免税收、特殊补贴、发展基金等政策鼓励和措施，引导农民成立农协或专业合作社，让资金“精准”投向最有潜力的乡村产业。第四，本土治理应高度重视村级社区建设。乡村的逐步开发开放离不开城乡壁垒的破除，要让乡村以外的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涌入农村，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在改善乡村居住空间结构的同时，促进乡村新型社区建设。第五，乡村本土治理离不开党建引领。要正确处理基层党组织、村镇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乡村自治组织的关系，尊重村民自治、组织自治和乡村社区成员自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推动乡村稳定、可持续发展。

3.产业兴旺：优化乡村产业的本土供给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是二阶配称的重心。农业是乡村最核心的产业和本质特征（陈文胜，2019）。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目标不同，“产业兴旺”是应对农业资源环境强约束、农村社会新矛盾和农民发展新需求下的宏观战略考量，具有更高标准。产业兴旺可以通过要素与资源性成本的降低，增加农产品本土供给，进而舒缓农地成本压力（赵军洁等，2021）。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既要同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紧密结合，又要体现本土产业特色，把产业振兴置于“五大振兴”首要地位。

产业兴旺需多维本土考察，既要体现本土要素、经济繁荣和价值提升的内在属性，又要体现本土产业结构的多重价值。产业兴旺的结构要求主要体现在乡村本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长链条化方面。一是乡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各地乡村单一的产业发展不能称为“兴旺”，只有各类产业的蓬勃兴盛才是“兴旺”；同时，各类产业之间应加强协同性、鼓励多样性、提升关联度，形成多元、互助、协同的本地乡村产业结构体系（李国胜，2020）。比如，浙江安吉是“两山”理念诞生地，县域抢抓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积极探索以特色农业为支撑、美丽乡村为依托、绿色发展为引领的乡村产业合理化“安吉模式”。二是乡村产业结构高度化。要通过农业科技支撑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促进本地落后产能淘汰和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推动本地化的乡土特色产业、传统种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提档升级。比如，贵州凯里通过强化培训和招商引资项目，提升苗寨“绣娘”的刺绣手艺，将传统文化嫁接现代要素，打造苗绣民族品牌走向国际大市场，使传统苗绣焕发新活力并实现产业升级，苗绣附加价值大幅提升。三是乡村产业长链条化。要以优势农业产业集群为链接纽带，加快推进特色农业产业链的升级与延伸，实现乡村产业和农产品向高端化延伸，打通从生产到加工、从研发到推广应用、从物流到服务等各个环节，增加全链条收益。比如，河南漯河采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尾”，通过扶持种子公司、食品加工企业、面粉生产企业等五类企业同小农户签订“五级订单”，培育产业化联合体，探索集群协同的农食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

4.乡风文明：传承乡土特色的本土文化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是三阶配称的文化体现。乡村是中华文化发源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应坚持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农村家庭、乡村社区共同体、熟人社会等为依托，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构建乡土特色的本土文化。一是弘扬传统重在引领。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引领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辨识能力，形成懂法、守信、明德的本土行为规范；建立乡村文化领导机制，凝聚各级政府共管的文化合力；通过媒体、现场宣传、“农民夜校”、乡村图书馆等途径，宣传优秀本土文化，发挥文化引领服务乡村振兴。二是文化服务汇聚精神。唯有实现“根”与“魂”的对接，乡村文化才会更具精神。通过各种形式将先进文化推广到乡村层面，为秀美山川和本土生活注入新思潮、新文化、新活力，提升本地精气神；深挖民族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把传统乡村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寻回乡村文化基因，为乡村文化造血，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与伦理秩序，展现本土文化的现代内涵。三是移风易俗寻求突破。根据本土实际，用农民“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加强法制教育，完善村规民俗；利用带有正能量的民俗文化改变乡村不良风气，遏制乡村大操大办、盲目攀比、奢侈浪费行为，禁止封建迷信及“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加强城乡文化链接纽带，为乡村自治提供文化服务。四是选树典型示范带动。坚持开展乡村道德模范、五好家庭、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典型人物或先进事迹的评选活动，通过乡村文艺巡演、宣讲报告等多种形式，引导村民崇德向善，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狠抓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教育，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和推动人；培养村民的文化和道德自觉，树立乡风文明的文化自信。五是文化投入提升空间。地方政府应加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兴建乡村图书馆、艺术馆、文娱活动室等文化基础设施，为活跃本土文化生活提供物理空间；加强对历史文化名村、名人故居、风景名胜区等修缮与保护，预防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的不可逆破坏；满足搬迁安置点农民的文化需求；强化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杜绝过度商业化开发与利用。

5.生活富裕：共享城乡一体的本土福祉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三阶配称的内在要求。没有农民的生活富裕，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的本土福祉建设包括为广大农民带来福祉的乡村基建、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各类乡村政策红利。“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是我国经济结构中显著的根源性特征，是造成一系列城乡差距和经济结构扭曲的重要原因（徐远，2019）。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乡村福祉大多滞后于城市。202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确立了确保GDP增长6%以上、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预期目标。乡村经济的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基础。一是要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让乡村居民共享城乡统筹的制度红利和发展红利，为修复城乡经济结构扭曲提供制度化保障。二是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这是乡村本土福祉的物质基础。根据乡村人口、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具体情况，对乡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基础养老等硬件基础设施进行重点排查、科学规划和平衡布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交通的便利化、公交化，夯实“村村通”工程，缩小城乡差距。三是要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升乡村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有选择、有计划地培养乡村教师、医护人员、老年工作者、康复师等为乡村群体服务的队伍，构建高质量乡村服务团队；构建乡镇半小时公共服务圈，缩小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实现乡村公共服务全覆盖；打通城乡流通渠道，提升乡村物流服务水平，实现快递到村。四是要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乡村福祉同样需要构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入机制。通过制度化供给，选调优秀大学生“村官”服务乡村经济，吸纳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催生乡村实体经济同网络的链接；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宅基地确权改革；推进资本流向乡村及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利用乡土社会资源，激发乡村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付伟，2018）；调整城乡人地关系，使其更加适应新型城乡关系中的要素流动和价值变化，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福祉（李小建等，2021）。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考量：小岗村的实践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小岗村。小岗村的乡村振兴实践见证了中国乡村发展脉络。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小岗村期间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为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日报》对改革先锋小岗村的报道持续不断1。这些报道既反映了改革进程对“小岗村”乡村符号的征用，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乡村新思潮（王星，2020）。

（一）小岗村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现辖19个自然庄，23个村民组，共计1040户、4173人。村域面积2.25万亩，其中农用地1.89万亩，可耕地面积1.45万亩。1978年11月，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摁下红手印，率先实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农业“大包干”，掀起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小岗村的发展受到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注。安徽省委先后派遣四任第一书记赴小岗村任职，并由省财政拨款建设小岗村。敢为天下先的小岗人创造性地开展了改革实践，小岗村的农村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关注也为小岗村提供了媒体话语权（王星，2020）。随着不同时期农村改革和城镇化制度的变迁，小岗村的媒体印象呈现回归趋势。小岗村形象的表征具有阶段性特征：1978—1998年间，小岗村形象的主要表征是农村改革的典型；1999—2010年间，除2009、2010年集中纪念沈浩和学习沈浩精神之外，主要把小岗村和包产到户“大包干”结合；2011年至今，尤其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小岗村回归到被表征为农村改革的典型（倪小帆等，2020）。

（二）小岗村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化

小岗村从“大包干”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再到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创新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三变”创新性改革，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1.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

进入21世纪后，小岗村扎实推进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施土地流转的第二次“创新”。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的颁证，土地又从大包干时代的“分田到户”到“分红到人”、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2019年底，完成21320亩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颁证，落实所有权；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办证，稳定承包权，村民全部领到了“红证书”，吃上了“定心丸”；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放活经营权；启动农村宅基地和农房“三权分置”改革；安徽省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小岗村服务站成功揭牌。在经营方式上，因地制宜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入股改革。小殷村民组43户村民，以800亩土地经营权入股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户除了每亩400元保底之外还可获得经营收益分红，并具有合作社就业优先权，从而获取务工劳动收益。

2.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小岗村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除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以外，小岗村还率先进行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在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的基础上推动财政支农“资金变股金”，让村民实现从“户户包田”到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2018年11月16日，在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进会上，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获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国第一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自2018年首次分红开始，小岗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实现“三连升”。

3.持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小岗村积极破解“融资难”困境，着力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解决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性资金难题，围绕农民增收、资源盘活，小岗村推出“政银担”合作模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同时，设立农村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试点，确定合作金融与保险机构，推广“劝耕贷”“兴农贷”，寻求乡村金融创新路径。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小岗模式

作为“大包干发源地”“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标签，小岗村具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其乡村振兴的推行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本土逻辑。持续深化改革是小岗村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历史使命；“五大任务”在继承和发扬“小岗精神”“沈浩精神”中持续得以推进。

1.小岗村乡村振兴的一阶配称：生态宜居vs.治理有效

一阶配称要实现系统的简单一致性，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和人文治理。（1）构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近年来，小岗村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功能日益完善，水、电、路、气、房、讯得到全面改善，绿化覆盖水平大大提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已建成国家4A景区，村民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增强。（2）建设产城融合宜居宜业新园区。小岗村按照“产城一体、功能复合、宜居宜业、绿色发展”的新型社区理念，建设小岗产业园区，形成职住平衡新社区。（3）发展特色小镇和农创小镇。以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为基础，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有序发展。（4）改善住房条件。住房改善是小岗村巨变的一个缩影。小岗村近年来新建改建1200多套民居。村民们大都集中在3个社区居住，通水通气、绿化亮化，还建有垃圾中转站，聘用了50多名保洁员。（5）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小岗品牌的运营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效，与村民的内生动力被激发密不可分。通过发挥农民自身的首创精神，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和农村新活力，是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6）基层党建引领。“大包干”就是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典范。小岗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积极打造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负责、公众参与以及农民自治同法治、德治的兼容治理，形成治理有效的小岗村治理模式。

2.小岗村乡村振兴的二阶配称：产业兴旺

小岗村立足村情，不断夯实产业基础，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二阶配称。（1）坚守农业底色发展现代农业。2016年，小岗村同北京恩源公司合作构建“中国（小岗）互联网 农合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实施“定向定制定单”的精细化农业改革，拉开第二次“三农”改革序幕；2017年，同安徽农垦集团合作打造有机农业基地，推行农田社会化服务“331”创新模式；2019年，进一步实施8000亩田园综合体高标准农田治理，提升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小田变大田”“一家一块田”，为打造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奠定基础。（2）建设产业园区。推进5平方公里的省级凤阳县小岗产业园建设，发展集约化、高附加值的绿色产业；福建盼盼集团2017年投资兴建安徽省小岗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实现小岗盼盼食品、蒸谷米等“二产”项目全面投产；信息服务、物流仓储等现代服务业快速跟进，形成仓储物流园、产业加工区、核心景观区和功能服务区。（3）培育旅游新业态。打造红色旅游、休闲旅游基地。小岗村1996年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获“中国乡村红色遗产名村国家红色精神遗产范例”称号，2017年1月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现拥有“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1978文化广场、党性教育馆等可供参观教育的场所。通过打造多个新景点和多个节日活动，推动大舞台凤阳民俗表演、“岗上花开万人游”等项目，增加农民收入。（4）发展培训教育产业。着力打造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安徽省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形成本土特色鲜明的培训教育基地。（5）探索“互联网 大包干”乡村赋能工程。通过小岗村电子商务平台构建和网红书记直播带货等活动，推广宣传小岗村土特产品。2020年三次直播带货，观看人数近80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突破百万元。（6）因地制宜推动三产融合。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以旅游和培训教育为重点、以农村电商为平台的三产融合发展格局，不断奠定现代农业的发展基础；大片种植车厘子、树莓、蓝莓，开展观光旅游和采摘体验农业；培育多种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景区、园区、社区于一体的改革型小岗特色小镇。（7）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小岗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小岗村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种养结合的立体循环农业，洼地种稻、养鱼虾，岗地种植核桃，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积极性和收益；小岗葡萄合作社、梨园公社分别发展葡萄、大吉梨等特色产业。全村现有合作社20家、家庭农场3家、农业龙头企业2家。

3.小岗村乡村振兴的三阶配称：乡风文明vs.生活富裕

小岗村三阶战略配的目标是乡风与民富的融合、物质与精神的统一。（1）筹划节日活动宣传乡风文明。小岗村通过开展“岗上花开万人游”、“凤阳紫藤花油纸伞旅游文化艺术节”、凤阳恐龙旅游节暨风车电音嘉年华等活动，利用小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舞台，弘扬凤阳花鼓、打钱杆等传统艺术，寓教于乐，让小岗人在文化活动的氛围中提升乡风文明程度。（2）疫情防控与乡风宣传两相宜。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小岗村积极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乡风文明宣传，形成两者的有机结合。（3）着力改善民生。小岗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把改善民生作为优先方向；加强寄宿学校建设，推进“五名工程”和“培优培强”计划；加强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全面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4）加强移风易俗改造。小岗村坚决弘扬乡村民俗正能量，遏制浪费行为；加强城乡文化链接，为乡村自治提供文化服务；积极推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和宣传；狠抓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垂范党员模范带头作用。（5）提升小岗村民幸福感。通过村民新居的建成，石马新区龙塘、严岗新区市民广场的落成，九年一贯制学校、村级卫生院和远程医疗建设，村级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等项目的不断完善，专职消防队的设立等措施，小岗村民福祉不断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日益增强。

五、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

乡村演进的动态性是思考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张丙宣等，2020）。对于经济总量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靠创新驱动，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和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由外延性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应破除价值引导异化、自利人角色和制度权威弱化三重困境，形成乡村治理的外生动力，推动责任权力的合理再嵌入（颜德如等，2021）。

（一）释放制度创新红利，形成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制度依托

乡村振兴任务重在制度创新，通过创新释放制度红利（孔祥智，2020）。第一，构建包容性乡村制度机制。包容性制度（inclusiveinstitutions）能够持续推动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Acemogluetal.，2012）。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决定“五大任务”的发展质量，通过包容性制度建设，探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联互动。顶层设计重在谋划，通过集成化理念和系统性思维，科学推进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人才等“五大振兴”改革，及时回应基层探索。基层探索重在实践，在执行顶层设计的政策过程中不断摸索适合本土发展的路径，鼓励跨村、跨镇合作，深挖本土资源和特色，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的基层经验反馈到顶层设计，形成包容性制度体系。构建乡村包容性制度首先要把农村、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第二，促进城乡融合体制创新。乡村振兴离不开城镇化的带动，同样城镇化也需要乡村要素作为支撑，两者是互相依存的统一体。通过城镇化消减农业劳动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双重滞后”的基本途径（黄祖辉，2018）。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将长期并存，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机制，最大程度地缩小城乡差距，推进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守护“乡愁”文化，弘扬、保护和延续特色地域文化，融合差异化的多元城乡文化碰撞（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2019）。第三，推进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应创新性地从“黄箱”走向“绿箱化”，在不损害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条件下，将小麦等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转向价格保险、收入保险或其它绿箱政策，加大农业公益服务体系创新和改革。第四，继续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涉地法律的实施，虽为土地制度改革剥去藩篱，但仍需创新施策，引导城市资本流向乡村产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亟待改变，农村土地整理的投入也有待进一步加大。第五，推动“市民下乡”的政策创新。城市中产阶层成为庞大的乡村多元化消费群体，乡村的新鲜空气、田园风情、特色乡俗等成为深受这一群体青睐的精神和文化产品。因此，应制定集休闲、养生、旅游、居住、亲子教育和体验农业等为一体的创新性政策，体验慢生活，有针对性地推进社会化农业（城乡融合）、立体循环农业（“两型”农业）和多功能农业（创意农业）（温铁军等，2018）。

（二）培育产业创新体系，提升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产业能级

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培育农村的产业新体系。通过构建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和产业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升产业新能级（陈锡文，2018）。“五大任务”中产业兴旺的产业体系要求是如何把小农户和本土现代农业有效衔接起来，通过优化农业资源，改造农村落后产业和产能，激发农业新动能，推进本土乡村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一是产业兴旺的基础仍是粮食产业“兴旺”。粮食生产是农业的根基，也是关系民生和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风险防控基础。目前，我国粮食产业的比较效率相对较低，撂荒现象较为严重。因此，产业新体系的构建首先必须抓牢“固国安邦”这一根基。二是产业兴旺是多产业的“兴旺”，产业创新体系由此需要三产业的融合链接。产业兴旺具有多层次性，须兼顾农村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等多种乡村产业，促进三产融合。切实落实“十四五”乡村规划；用好乡村五大要素，破解乡村产业发展贷款难、用地难等问题；建好“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示范县（镇），创造一批本土“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农产品，搭建特色农业集群、农产品加工园、现代农业园和返乡入乡创业平台；壮大乡村龙头企业，用足本地化资源发展“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户”典型模式；推广股权式、契约式等利益分配机制。三是产业兴旺是差异化“兴旺”。乡村产业具有本土特质，因此创新产业体系必须百花齐放，依托差异化的本地资源禀赋，建设各具特色、各展所长的差异化本土价值品牌，规避同质化资源抢夺与恶性竞争，通过差异化提升本土要素效率，推进本土产业从“量”到“质”高效运营。

（三）强化组织创新形式，优化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服务

农村组织创新的关键内核是组织的功能化和适应性（左停等，2020）。通过各种外部资源输入，农村组织不断培育乡村内部治理力量，丰富组织内涵、创新组织结构、提升组织服务。一是创新“农业 互联网”组织模式。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分子生物技术等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与技术，通过互联网将生产者、消费者链接在一起，形成产销网络一体化，推进本土农业的网络化、数字化。二是开发田园综合体和共享农庄。构建田园综合体和共享农庄，推动乡村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休闲化。田园综合体是“以旅游为先导、以产业为核心、以体验为价值”的一种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开发模式，它既保护了农村耕地，又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顺应新型乡村发展方向。共享农庄利用“一房一院一地”，对农村闲置住房进行个性化改造，形成度假养生、田园情趣的休闲之所。三是创新乡村社会组织。加强村民议事会、乡村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村党组领导，使乡风文明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科学规范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四是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遵循市场运行规律，按照专业化分工原则，大力培育乡村专业服务合作社、专业服务队、专业中介公司等各类经营性组织，为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提供信息、培训、金融支持及法律咨询等服务，以规模化、专业化服务供给，提升劳动产出比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五是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实施土地托管、土地入股、联耕联种等合作模式，采取租金动态调整、货币化结算和定期支付（一般为一年）等方式，降低土地流转的价格风险。六是创新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改革，形成“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社，承接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建立多方参与、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合作机制，发挥乡村社区服务功能，维护合作社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利用公共财政支出委派县级供销社人员援建乡村综合合作社，提升合作社生产与管理绩效。

（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赋能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科技动力

科技创新是乡村振兴三阶配称的内在逻辑与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条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有利于乡村振兴的高质量推进（宋保胜等，2020）。但从现状来看，我国部分乡村地区仍存在科技创新驱动不强、载体不突出、供给不充分、成果转化方式传统、要素配置错位、与乡村振兴内在链接不完善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政策上，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农业科技的供给侧改革。科技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强化农产品质量技术创新、仓储与加工技术创新、农业信息技术创新、育种技术及品种资源创新、农业新装备新材料技术创新等，通过资源重新组合、布局和优化，实现强链固链，保证乡村振兴的综合技术支持。二是多轮驱动农业技术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物联网、区块链技术，触发技术的正反馈效应，通过技术组合、集成机制为乡村振兴创新赋能，实现单一要素驱动向“技术 市场 体制”多轮驱动转变。三是创新农业成果转化方式。依托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体系，实现农业成果的转化推广和有效运用。农产品基础创新模式向“创新—成果转化—再创新—集成熟化推广”模式转变，通过“再创新”实现农业技术的再改造、再集成和再熟化，最终形成与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匹配的熟化技术。四是创新科技创业人才队伍。多渠道、多形式引导科研创新人才同返乡入乡创业人才的协作，促成创新链与创业链的有机融合，通过生产技术、职业技能、市场运作等技术溢出，培育乡村创新创业队伍。发挥科技创新的辐射与示范引领，加快农业园区的科技驱动，强化多技术集成，形成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驱动乡村发展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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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钟真，余镇涛，白迪.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来投资重要吗[J].中国农村经济（6）：76-93.

[38]左停，苏青松.2020.农村组织创新：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求索（4）：99-105.

[39]ACEMOGLUD，ROBINSONJA.2012.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J].NewYork：Crown Business：1-3.

[40]CAWLEYM，MARSATJB，GILLMORDA.2007.Promoting integratedrural touris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networking in France and Ireland[J].Tourism Geographies，9（4）：405-420.

[41]HEOJ，KIMY.2016.Comprehensiv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Kore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39：1-34.

[42]LIUY，LIY.2017.Revitalize the world’scountryside[J].Nature，548（7667）：275-277.

[43]PORTERME.1996.What is strate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74（6）：61-78.

注释:

①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1）”（http：//data.people.com.cn/rmrb/），以“小岗”为关键词、以“标题 正文”为检索选项进行搜索，共检索到867条记录，通过人工筛查剔除，1981年1月至2021年2月期间总计得到841条小岗村的相关报道，年均报道2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