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专访我院徐勇教授

作者：王飞雪  责任编辑：网络部  发布时间：2021-04-11  浏览次数： 2775次

本网讯（王飞雪/图文）4月11日，《长江日报》要闻版［自信说出中国话•新时代学人］栏目刊发记者专访我院徐勇教授的文章，题为《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勇致力于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　构建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

以下为专访全文：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勇致力于基层政治和乡村治理研究

构建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

徐勇简介：

徐勇，1955年出生，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主持大型中国与世界农村调查。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曾经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农民改变中国》《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关系中的国家》多卷本等。“田野政治学”的主要构建者。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桂子山上一座两层旧楼里，政治学者、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勇在这座楼工作。这些年来，他致力于基层政治和乡村治理研究，并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实践，提出构建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新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本月初完稿。

■“我想知道田野上发生了什么”

“时代决定了我的方向。”徐勇曾在农村和工厂干活八年，1978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主修政治教育专业。在校期间，他疯狂阅读、写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后留校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此时，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神州大地，也传至校园。

“我14岁从城镇到农村务农5年，是亲身体验过饥饿的。听到歌里唱，‘老人举杯孩子们欢笑’，我很想知道田野上发生了什么。”徐勇说，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张厚安教授将视线投向农村，关注农村基层政权问题。受其影响，1987年，徐勇申报了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首批项目，专业领域逐渐转向政治学，踏上农村研究之路。

徐勇说，当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书本文献，当他把目光投向农村，投向田野，原有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里接受大学教育，并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从事农村研究，只有深入到田间地头，才能感受到田野上正在发生什么。做农业研究的一定要到田头，做农村研究的一定要到村头，做农民研究的一定要到屋头。”

走出校园，走出书本，“一是要出得了校，二是要进得了村，三是要进得了户，四是要找得到人，五是要说得上话，六是要说得了真话，七是要做得了朋友。”在多次田野调查中，徐勇切实感受到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村变成“希望的田野”，农民从“饿肚子”到“有饭吃”，源于农村改革。在改革中出现了村民自治，“我看到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自我管理，解决许多问题，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中国农民的创举。”

■学者要超越现象，提炼理论

上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显现。有一次，他到四川省大巴山区调查，夜里农民打着火把赶到他的住处，“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赶来，跟我反映情况。新世纪以来，经历了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现在农村的整体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农村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显学”后，因为多年“田野知农”的实证研究，2000年教育部设立重点研究基地时，将农村研究基地设立在徐勇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作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提出“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抽样选择了300多个村5000家农户进行每年定点跟踪观察，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经历持续不断调查后，徐勇觉得，已经到了从农村大量存在又不断变化的事实现象中寻找联系、从田野实践中发现和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的时候，“我们做学术，最终还是要超越现象，回到案头，提炼理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满铁公司对中国农村极其详尽的田野调查，形成报告《满铁调查》。一套《满铁调查》成为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富矿”。基于危机感和使命感，徐勇推动了《满铁农村调查》翻译，现已翻译出版上千万字，“这些资料尽管是上世纪初的，但对于我们了解传统中国农村，学习可取的调查方法，大有裨益。”

徐勇说，在借鉴满铁调查基础上，他主持的中国农村研究院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这项数千人参与的工程全面深入挖掘中国农村传统底色，所调查的广度大大超越满铁调查，为原创性研究提供了依据，“‘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被动状态正在改变”。

■立志改变“有理讲不出”和“说了没有人信”

今年4月初，徐勇完成新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他以十五个章节，全面回顾和梳理了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其中包括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家户制”等，初步形成了“田野学派”概念体系。

徐勇将“家户制”概念，视为理解中国农村的一把钥匙。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作为突破口。徐勇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是家户制，改革开放后，也是家户经营体制显示出极大活力。随着时代进步，“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冒出来了。农民的需求从‘有饭吃’‘有钱花’到了现在的‘有保障’。比如久旱无雨，这些天灾如何面对？他们需要农业保险，需要国家兜底”。

徐勇研究发现，当下中国农村农民与传统农村农民相比，已从“天高皇帝远”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国家形态。“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7年关注‘三农问题’，说明中央始终将‘三农问题’置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持之以恒寻求解决之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最后一道难关是农村。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关于农村的出路，中央有很好的部署。”

徐勇回忆，2017年，年过六旬的他翻越大小凉山，当地路途艰险，条件恶劣，“山陡到什么程度，我不能在车上坐着，只能是躺在车上。但当地农民的生活已经好多了，一对旧社会是奴隶、曾经家徒四壁的彝族老人，每个月有低保，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很难想象，没有国家的力量，这些农民能够自我摆脱贫穷的困境。大小凉山去年实现了全面脱贫，我们国家能够让这些地方的人们脱贫，的确是人间奇迹！”

徐勇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下一步工作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持续田野调查，二是深度理论开发。“中国创造了史诗般的实践经验，突破了因为农村农民问题而造成的‘现代化陷阱’。我们有史诗般的实践经验，还缺乏史诗般的理论建构，处于‘有理讲不出’和‘说了没有人信’的被动境地。我们要突破理论建构这道难关，在丰富的中国实践经验基础上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政治学理论。中国人不能只是西方理论的‘验证者’，更要成为超越者!”

（来源：《长江日报》2021年04月11日要闻版　长江日报记者 王慧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