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中的技术政治

作者：程同顺 周　卉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理论探讨》202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1-03-10  浏览次数： 3600次

【摘　要】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技术政治特色，即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生产、制定并实施国家粮食战略等各个领域都实现了决策主体专家化、治理结构合理化、治理手段科技化等。技术政治在推进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也要警惕技术政治可能存在的某些弊端。

【关键词】技术政治；治理现代化；粮食安全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粮食安全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在追求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技术政治特色，即决策主体专家化、治理结构高效化、治理手段科技化等。什么是技术政治，技术政治对中国粮食安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又应该如何全面认识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中的技术政治现象呢？

一、技术政治概念的提出及丰富

技术政治（technocracy）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兴起，是一种精英政治理论。其最早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在著作《新大西岛》中描述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将科学知识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聚集大批科研人才，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随后“科技治国之父”的圣西门对其又进行了发展，认为“学者和实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组织社会”^[1]。技术政治（又被称为专家政治、科技治国、技术统治、技治主义等）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于1921年在著作《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中正式提出的。美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工程师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必须由科学技术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这是对技术政治最早的系统性阐述。他提出的“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理论对技术政治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特征进行了定义和解释，为其后的技术政治理论家提供了基本研究框架。他认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方式就是颠覆资本主义，“用科学原则、技术手段和数量方法来管理社会，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掌握社会管理权力”^[2]。他曾经直接参与技治主义运动^①，是技术联盟^②成立之初临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技术政治理论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凡勃伦思想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凡勃伦之后，技术政治理论者的主张逐渐温和，不再强调颠覆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技术政治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改革。

众多学者对技术政治的论述虽然切入点不同，但都可以归纳为两大基本原则，即专家政治和科学管理。所谓的专家政治就是由接受过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科学管理就是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3]。

（一）专家政治

技术政治自其产生之初，最根本的理念就是由专家、工程师等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来控制国家权力。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斯科特在1933年发表的《技术统治引论》中强调科学技术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而政治运动只是存在于不发达社会的一种落后现象；马尔库塞在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4]，这个论断指出科学技术在国家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时的重要作用，公民信奉的“政治意识形态”被“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取代^[5]103；哈贝马斯在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对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代替了传统的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要求代表现科学，并且从意识形态批判中取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权利”^[6]。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了“技术结构阶层”，形成了技术专家体制，构建了专家政治理念^[5]103；加尔布雷思继承了这一理念，他认为，在“新工业国”中应该由“技术结构阶层”掌握国家权力，而这一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技术专家^[7]。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8]。总之，专家政治理念在产生之初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但是随着技术政治理论的发展，这一特征逐渐弱化而转化为专家政治，使技术性渗透到国家决策主体中，以缓和资本主义危机。

（二）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实际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国家治理。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就是技术治理，也可以理解为科学管理^[9]。有些学者已经在探讨更具体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国家治理某一环节的影响，例如，将国家治理现代化放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并且理性地认识到过分强调科技手段可能存在权力过度集中、数据专家滥用权力等风险，进而提出了防范思路^[10]。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国家治理的现象，还有学者论述了算法治理的政治危害，提醒人们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利与弊^[11]。

总之，现在人们已经对技术政治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在承认其对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对其弊端避而不谈。随着技术政治外延的不断扩大，专家政治与科学管理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利用技术手段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只有与专家型的政治主体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尤其是在现代国家治理活动中，决策主体越来越需要专业的知识、技术作为支撑。

（三）技术政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他们从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技术政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且所涵盖的专家政治和科学管理两大原则已经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指导，但是各国制度的不同导致技术政治的表现方式和程度也是不同的。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政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决策主体专家化。这是技术政治最为直观和基础的特征。我国在选拔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时，特别重视考查其专业能力，充分发挥决策主体在其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优势，这实际上就是对技术政治的实践。此外，在对相关决策进行论证的同时，会聘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作为政策顾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决策的科学有效。

2.治理结构合理化。技治主义者在经历了与资本主义的抗争之后，其观念逐渐缓和，不再完全排斥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将资本主义政治进行科学化的改造，致力于提高行政活动的效率”^[12]。行政管理领域的机构设置和工作程序被更多关注，并逐渐向其中注入技术的影响。政治结构的科学合理设置能够促使其处理政务的高效化，是技术在效率支撑和治理范式层面上的重要体现。

3.治理手段科技化。这实际上与前两个方面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具有专业技术和知识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还是国家治理机构运行的高效化，其直接目的都是希望专家或机构所作出的治理手段是科学高效的，是可以体现其专业性和科技化的。这里的科技化是在技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工具性的技术手段，是较为具体的概念。

总之，当前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政治主要表现在决策主体专家化、治理结构合理化和治理手段科技化。

二、决策主体专家化

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是对政治主体最基本的要求，任何政策都是在制定过程中经历了科学考察和论证，并结合决策者的专业判断所作出的，因而这对政治主体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确保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既要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也要有专家型的决策团体，还要求决策者本身具有专业能力并且善于运用科学技术服务于政治决策。

（一）专家型的决策团体

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经历确定目标、规划方案、政策选择以及将其合法化等主要环节。国家粮食安全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专业的决策团队在对中国粮食安全现状进行科学分析的同时，作出合理论证和决策。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的能力普遍提高，具备专业素养为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作出决策并落实。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础，中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耕地的保护。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禁止违规占用耕地，旨在守住耕地这个根基，解决好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此次关于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政策就是专家型的政治主体共同作出的决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关联机构包括中国的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等。通过对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政策相关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信息搜集，发现每个部门的领导班子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等。以负责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规划的自然资源部为例，其主要领导的简历如表1所示（见下页）。经统计，自然资源部的核心领导共有9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领导4人，硕士学位3人，学士学位2人。他们大多毕业于国内重点高校，而且所学专业能够满足自然资源部对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要求，涵盖多个领域，包括无机化工专业、物理海洋专业、环境科学专业、生态学专业、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等，不仅涉及具体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方向，还有宏观上的政治经济计划制订。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能够在自然资源部各自发挥所长、相互协调、缺一不可，结合各自专业知识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同时，这9位领导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基层存在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工作地点的变化也使其能更全面地掌握不同地方的相关信息。

每个部门除了核心领导以外，还根据需求设立诸多内部机构，为相关政策的提出作出了专业的建议和指导。就自然资源部来说，其内设机构包括国土空间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耕地保护监督司等27个。其中，耕地保护监督司负责拟定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等，在制定关于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政策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在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时也离不开其他机构的专业支持。自然资源部的领导班子已经显现出专家型的政治主体的特点，其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决策团体正是对专家政治理论的现实应用。与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政策相关的其他部门领导组成也同样具有这些特点，中国在组建政治主体时着重考虑了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可以说是各自领域内的专家。专业的决策团体为中国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支撑。

（二）专家决策与吸纳公众意见相结合

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除了专家型的决策团体主持大局以外，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还会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进行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这个过程已经被纳入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中。这既是中国进行政治决策时的一个特色，也是现代的技术政治理论区别于传统的专家治国的一大特点。传统的专家治国理论中只是将专家作为决策者，认为其具有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而在中国所实践的技术政治理论中，将“专家”这个范畴扩大为包括拥有政治权力的领导者、掌握专业技能的科研人员和其他社会公众等，相应的，他们都可以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影响。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立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网。相关法律法规有《农业法》《粮食法》《土地管理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

每部法律法规的颁布或修订除了由专家型的决策团体的主持以外，还面向广大群众公开征求意见。为了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流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于2012年共同主持起草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粮食法》），并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此前，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做好《粮食法》的起草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人大农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财金司等部门派出了代表参与此次会议，并提出建议，自此《粮食法》研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起草工作领导小组、起草工作专家组、起草工作组等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粮食法》的起草细节。在此期间，相关部门多次派出代表去各地调研粮食工作，听取地方政府、企业、种粮农民等对《粮食法》立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015年，《粮食法》形成送审稿上报国务院，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立法审查工作。中国各部门共同推进《粮食法》制定的过程就是开放型的决策过程，经过广泛的实地调研、积极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邀请专家进行论证等系列公开透明的决策环节，既丰富了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政治理论的内涵，也切实保障了有关国家粮食安全法律法规等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表1自然资源部主要领导的个人简历汇总^③

三、治理结构合理化

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中技术政治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治理结构合理化。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众多国家机构的协同合作，中国在实践中也逐渐摸索出了相对高效的机构间的职能分配与合作的模式。同时，中国各相关机构在处理具体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作出决策时，日渐凸显其工作的精确化和可测量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主观性的影响。

（一）粮食安全部门分工合作

粮食安全相关部门的分工合作以及科层制的实践，更多地体现了实体性政治结构的技术化。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各相关部门积极承担责任，涉及多个方面，例如耕地保护、种子培育、粮食生产和加工、灌溉资源和设备保障、对农民的优待和补贴、粮食的存储和运输、粮食市场的监管、粮食进出口贸易等。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将涉及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各项职责分配给相关部门，实现了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工作模式。长期以来，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为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各部门的协调统一，搜集专业信息作出决策，同时各部门协同执行。

科学的治理结构设置为决策主体的专家化提供了保障，不仅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而且提高了相关部门的执行效率，切实推进了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顺利实施，中国自2014年起实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这是确保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能够得到贯彻落实的有效措施，有利于夯实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加快构建新形势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有效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并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自此，中国每年都会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进行具体部署和落实检查，以期确保共同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

2020年，11个相关部门共同部署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落实工作，明确落实其重点任务并加强考核的相关要求。这11个部门分别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农业发展银行^④。它们虽然分管不同的领域，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但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达成了一致，在相关领域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表2是2020年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相关部门的职能分配概况。根据《关于2020年度认真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整理，其中的相关职责和所涉及的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此，部分职责并非某个部门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表2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部门和职责节选

技术政治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逐渐摆脱了其主观性和人格化的弊端，作出政治决策的依据和流程也越来越精确化和可测量。除了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部门内部各个层级之间也具有精细的分工，处理事务规范有序，充分显示了科层制的特点。科层制与技术政治密切结合，既为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高效、客观的政治结构支撑，也避免了政治运行过程中的程式化、刻板化现象。

（二）技术嵌入政治结构

技术政治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政治结构中融入技术因素，也就是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将技术设定为“效率支撑”和“治理范式”的角色。所谓的“效率支撑”就是中国在发展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过程中，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对提高粮食生产力、保障粮食存储运输有序进行等具体环节的促进作用。

例如，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到2020年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粮食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的发展目标；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提出了要“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部署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抢占科技制高点”。《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报告（2012—2017）》指出，中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12年的53.5%提高到2017年的57.5%，取得了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等一批突破性成果。

除了对新技术的迫切需要，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对相关法律、政策、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这里就需要将技术设定为“治理范式”。将技术嵌入政治结构中，使中国科层制的技术治理实践上升为一种治理范式，这里的技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技术，而是指治理权力实践过程中的技术性^[13]。除了实体性的政治结构的技术化，中国已经将技术广泛应用于制度性的政治结构的运行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适应现实需求，不断完善相关机制，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有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四、治理手段科技化

在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决策主体专家化和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中国越来越重视将科技因素融入政治手段中。其实，这种趋势已经在决策主体和治理结构中有所体现，从政治决策到政策落实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化的治理手段。国家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技术化的政治手段提供决策依据、构建合理机制；同样，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又是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工具。具体来看，在处理国家粮食安全事务时所需的相关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正在逐渐丰富，智能管理系统和电子政务等突破了传统的政治事务处理方式，进一步提高了粮食政策制定、执行的透明度和效率，为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科学高效的技术支持。

（一）信息搜集分析技术科学化

专家型的决策主体能够发挥自身的优越性，作出科学决策并落实的前提就是有充分、科学的依据来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不加调研的决策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中国在制定和实施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诸多法律法规和具体政策之前，都做了充分准备以了解中国粮食安全现状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反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也在运用新科技来服务于政治决策，为其提供更精确翔实的决策依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中国的粮食安全现状进行科学准确的判断，单纯依靠实地调研对耕地状况、种子培育技术、粮食生产和存储状况、市场贸易等进行全面的实时了解是很难实现的。现代科技发展为收集、分析这些信息提供了更可靠的工具。中国在制定保护耕地相关政策时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这可以有效服务于保护粮食安全的相关决策前的数据收集和决策后的监督落实。

从目前来看，在耕地保护状况监管领域，中国主要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遥感技术（RS技术）、数字化测绘技术、数字摄影测量技术、RTK技术等。表3（见下页）是对这四项技术的主要特征和优势的概括。这些新技术已经被应用于中国的土地规划中，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帮助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土地勘测、实时调查和监测土地现状，并基于可靠数据开展土地规划设计等。中国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对卫星遥感技术进行了充分应用，利用高分二号、北京二号、高景一号等亚米级卫星数据以及高分一号、高分六号、资源三号、资源一号02C等2米级卫星数据，对全国耕地、种植园用地、林地、草地、湿地、商业服务业、工矿、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域和水利设施用地等地类分布及利用和状况进行调查⑤。这在统一时点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国土情况的详细了解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迅速分析数据，作出耕地保护规划，为发展粮食生产提供土地保障。

表3国土测绘新技术的主要特点及优势^[14]

新型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对于政策落实、监管也十分重要。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在颁布相关政策后督促其落实，并及时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这一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技术化手段进行辅助。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对耕地利用情况的监测，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的情况及时预警，构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为了落实监管机制，对每一块耕地的利用状况进行实时监管，自然资源部提出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加强对耕地保护的监督。目前，自然资源部每天可以收集到十多颗卫星传回的实时监测信息，可利用遥感影像技术对耕地利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检查，计划每年进行两次全覆盖的监测。现在每个月卫星都可以覆盖一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对某一个区域、地块进行抽查^⑥。除此之外，其他相关部门也会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对耕地保护状况进行实时监管，共同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

（二）智能管理系统不断完善

为了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实现对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的科学高效管理，中国正在采用愈加先进的智能系统对相关事务进行处理。这里所说的智能管理，更多偏向以信息技术类的方式为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以中国粮库管理的智能化为例，近年来，中国粮库基本实现了检测、监控、管理的智能化，各地方政府正在着力推进粮库智能管理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实现改造升级以适应粮食储存的新要求。所谓的智能粮库系统，是指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控制等技术，支撑粮库经营管理、粮食出入库、仓储保管、安全生产、业务协同、公共服务、储备监管等各类业务开展的软硬件综合应用系统^⑦。2018年5月，为了加强粮食行业信息化建设，抓好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国家粮食局发布《关于全面加快推进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和省级平台项目建设的通知》，对项目建设进行指导和监督，督促各省级管理平台建成，逐步实现与国家平台互联互通的要求。各省级单位积极响应，奋力推进粮库智能化省级改造。2020年4月至6月，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派出工作组，先后赴清远、韶关、汕尾、梅州、潮州等地开展“粮安工程”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督导工作^[15]。

粮库智能化管理只是中国在进行粮食安全管理中的一个例子，智能管理系统正在被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二者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16]。事实上，这种智能管理系统的推广正在将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推向更深刻的变革阶段。

（三）电子政务高效透明

电子政务作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现代化方式之一，已经在中国实施了多年。政府和其他公共管理主体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及其他先进技术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优化重组的方式，已经显现出其区别于传统政务处理的优越性^[17]。在原有的政务处理模式基础上辅以网上办公，同时向社会公开信息资源，这既提高了政府的决策质量、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又促使政府公众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应用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相关领域，电子政务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安全保障相关部门都有官方网站，公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访问。从中央到地方，中共中央、国务院、农业农村部以及自然资源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都设立了完备的官方网站，服务于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在粮食安全保障领域主要的表现包含两个方面。

1.信息公开。

每个网站都对本部门相关的文件、法规、规章等进行了公布，并且及时解读相关政策，帮助公民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并推动落实。另外，各部门会及时更新相关数据，指导农业生产。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例，该官方网站会定时公布粮油数据，包括粮食收购、粮食价格、粮食交易、粮食质量调查情况等。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相关部门及时掌握粮食市场动态，同时可以进一步保障公民权益。

2.双向互动。

双向互动既包括公民通过网络进行业务办理，也包括公民针对相关事务表达意见和建议。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沟通既能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又能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各部门都开设了通过网络进行政民互动的渠道，并及时对公民提出的申请或问题进行处理和答复。以农业农村部为例，自2020年1月1日至10月14日，该部门收到的事项申请总计30‚361个，事项受理共23‚301个，办结共18‚681项。图1是对农业农村部事项办结量的简单统计^⑧。总之，电子政务作为一种科技化的治理手段，已经给中国粮食安全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了深刻影响。办理政务高效并且政务信息公开透明，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

图1农业农村部2020年事项办结量统计（单位：个）

五、总结与反思

技术政治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统治国家的使命，从开始的技治主义者主张由有技术的专业人才掌握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进行激烈抗争，到后来逐渐缓和，开始着力于用科学技术改造资本主义。中国在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充分体现了技术政治的主要优势。首先，对决策主体的专业能力进行了规范，保障了具有决策权的领导拥有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再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参与制度，吸取广大民众的智慧以共同推进粮食安全相关决策的科学合理；其次，对治理粮食安全问题的相关机构和机制进行改革，根据现实需要整合各部门的职责，保障各部门协同高效地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将技术嵌入政治结构中以保障政府相关部门在运行时有足够的效率支撑和科学的治理范式协助；最后，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治理手段。无论是政治决策、政务处理，还是监督落实相关政策，科学技术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中国在推进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借鉴并落实了政治理论的部分主张，同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适当改造。

（一）技术政治对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国家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落到实处。

1.中国粮食自主生产能力正在逐渐提升。

中国在保证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尤其注重对高标准农田的培养。这是专家型的决策主体利用科学技术作出的合理决策，并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保障落实。同时，中国也在进一步完善耕地种植的配套设施，例如农机、水利工程等，保证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耕作效率。近年来，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远高于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库存消费比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警戒线，稻谷和小麦的库存量可以满足中国居民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⑨。图2是近十年中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整体来看，中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呈增长趋势。

图22010—2019年中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公斤/公顷）

2.中国粮食储备应急管理机制不断完善。

粮库设备在持续更新，仓储能力愈加完善，这为中国进一步增强储粮能力提供了保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从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的结构来看，小麦和稻谷等口粮品种的比例超过70%，中国的粮食储备能够满足市场供应以及应急的需求，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此外，日益健全的粮食运输、配送系统也有益于中国应对紧急粮食需求。

3.粮食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

中国在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正在与世界各国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粮食事业的健康发展^[18]。中国积极响应并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倡导的活动，制定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以明确落实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建议。中国在完善本国粮食安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协助其他国家进行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包括农作物的种植、农业生产机械化、粮食储存运输、农产品加工等多个方面。帮助诸多国家充分发挥本国的农业特色，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各国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共同进步。

（二）注意避免技术政治陷阱

在中国推进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技术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存在的一些风险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避免。

1.警惕技术官僚主义的不利影响。

技术政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知识权威的基础上的，它对技术能力的重视促进了实证科学知识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和发展，从而引起社会风气的嬗变^[19]。传统的单一官员精英阶层逐渐为技术官僚群体所取代，人才的甄选重点可能会从关注政治背景、政治品格等角度，转向较多关注人才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不可否认，掌握专业技术的人才治理国家有很多优势，但是一定要防止出现重技术轻品格的问题，在推崇专家的同时，要确保有高尚政治品格的人进入政治体制，否则容易被技术官僚主义误导。应运而生的技术官僚可能会因技术垄断且又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而出现权力专断的现象。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各国政府在处理政务时对技术的依赖性提高。这既可以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容易导致“唯技术论”。领导者在作出决策时可能主要依靠技术手段，例如，将搜集的有关问题的大数据直接作为决策依据，而较少结合民情，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出现偏差。有批评者认为，技术官僚主义举着民主大旗，自认为没有比大数据更能了解人民，哪怕这大数据样本经常小得难以置信^[20]。同时，技术官僚主义很有可能对更具参与性的民主模式构成威胁。奉行技术官僚主义原则的机构与旨在为政府决策作出贡献的公众之间仍然存在鸿沟^[21]。所以，中国对技术政治的运用一定要有完备的机制约束，将技术政治的影响控制在保障民主的范围内。

2.防止技术政治导致的科层制弊端。

政治技术不断丰富，正在成为一种可以被设计和操作的理性程序。很多国家已经将技术融入科层制中，这既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又促使科层制的弊端暴露，容易陷入刻板化和专断化的怪圈。部分西方民众认为，技术政治可能会趋向“机器乌托邦”^[22]，每个社会成员只是技术政治这个机器中的一个零件，随时可能被替换。虽然在中国这种观念并不流行，中国对技术政治的态度更包容，但是也可以以此为戒，防止科层制在技术政治的支撑下过分忽视个人的主观作用。要理性看待技术政治的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因过分强调和依赖技术而在政治活动中淡化了政治本身的价值。

3.要对技术政治进行准确定位。

一方面要承认其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如今的技术政治更多地偏向于政治操作和工具层面的技术性变化，并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2]。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政治的目标是有限的，只能在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而非取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技术与国家治理之间是存在一定张力的，技术更强调效率，要通过标准化和一致性的工具来呈现治理过程中的表面问题，而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尊重多样性。所以将技术和治理的目标相融合，才是技术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当然，不能将所有的利用技术手段开展国家治理的活动都看作技术政治的表现。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治理手段的科技化以及结构运行中对技术工具的应用等，也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潮流，而这恰好与技术政治的某些表现十分契合，并不一定是技术政治的直接作用。

参考文献：

[1][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M].董果良，赵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2.

[2]刘永谋.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J].哲学研究，2012，（3）：91-97，104，128.

[3]刘永谋.技术治理的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6）：118-127.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41.

[5]王原平.技术政治视角下的科学执政[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2）：103-106.

[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6.

[7][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M].嵇飞，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97.

[8][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4.

[9]刘永谋.技术治理视域下的泰勒主义[J].哲学分析，2020，（3）：178-193，199.

[10]刘永谋.大数据与技术治理[J].民主与科学，2019，（3）：53-57.

[11]Henrik Skaug Stra.A Shallow Defence of a Technocrac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xamining the Political Harms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in the Domain of Government[J].Technology in Society，2020，（62）：1-10.

[12]刘永谋.论知识的权力研究的四大传统[J].天津社会科学，2013，（5）：60-67.

[13]吕忠.理解中国科层制行为：基于既有文献的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9，（2）：69-78.

[14]黄桂华.国土空间规划中测绘新技术的应用[J].低碳世界，2020，（6）：54-55.

[15]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粮安工程”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督导和安全生产检查工作[EB/OL].2020-06-17.http：//www.lswz.gov.cn/html/hybd2020/2020-06/17/content_250935.shtml.

[16]阙天舒，张纪腾.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J].社会科学文摘，2020，（4）：38.

[17]杨雅芬.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框架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2）：29-40.

[18]《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2019年10月）[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906/index.htm.

[19]杨文华.技术政治的陷阱及其规避[J].城市发展研究，2010，（3）：6-10.

[20]俞冰夏.大数据时代自欺欺人的技术官僚主义[N].第一财经日报，2018-09-07（A12）.

[21]Jonathan A.Obar.Closing the Technocratic Divide？Activist Intermediaries，Digital Form Letters，and Public Involvement in FCC Policy Mak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6，（10）：5865-5888.

[22]刘永谋.浅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5）：143-153.

注释：

①20世纪上半叶美国兴起技治主义运动，起因是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技治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方案受到推崇，技治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一运动主张由科学家、工程师取代资本家和政治家来进行国家管理活动，以提高效率，避免资本主义危机。

②1918年成立于美国，被视为技治主义运动的肇端。

③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官网，最后访问时间是2020年10月2日。因为各领导的工作经历十分丰富，篇幅有限，所以未能在表格中涵盖所有工作经历，仅从中挑选了部分。

④参见《关于2020年度认真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发改粮食[2020]660号。

⑤数据来源：《自然资源部卫星遥感应用报告》（2019年），电子版，2020年7月，第19页。

⑥参见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有关情况，2020年9月18日。

⑦参见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广东省智能粮库系统建设》，2017年2月22日。

⑧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http：//zwfw.moa.gov.cn/#/homeList，最后访问时间是2020年10月15日9：00，本数据未能涵盖2020年全年。

⑨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在“2020年粮食现代供应链发展及投资国际论坛”上的发言，202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