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充分发挥村级各类组织作用，巩固党在农村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培育农民的民主革命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民主政治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化发展理念，进而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思想是当前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组织化可以全面促进农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观念的培养。未来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建设以及重大问题的组织解决三个方面来强化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以此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组织化；农村

谈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1]，这就要求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解决当前农村思想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村级各类组织作用，巩固党在农村的思想阵地。就历史和现实来看，我国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思想文化建设及意识形态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组织化尚缺乏应有的研究。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2]为此，我们检视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历史经验和现实效用，并对未来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进行组织化路径建构。

一、农村组织促进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历史认知

马克思认为，“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这表明人类社会始终是由各类组织来架构和维护的，而任何组织都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文化观念，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组织当中并受组织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农村组织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曾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3]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根本任务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而改变，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并体现在组织化过程之中。

（一）1921-1949年：农民民主革命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形成的组织化

这一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与此相应，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工作在于促进农民民主革命意识的形成和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服务党的中心任务。唯物史观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会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当二者的冲突达致不可调和的程度时，社会革命就会到来。如果对原有的生产关系予以变革，必将遭到旧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所以，在民主革命期间，培育以斗争精神为主的革命意识，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农民的革命意识培养，农村各类政治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建党初期就有部分党员、青年团员和地方党组织开始成立一些农民政治组织，从事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其中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有：1921年在浙江萧山、绍兴交界地带成立的农民协会，1922年在广东海丰、陆丰一带成立的农民协会，1923年在湖南衡山县成立的岳北农工会。这些农民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倡导成员之间一律平等，号召农民反抗剥削压迫，促进民主革命意识形成。1924年1月，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农民协会蓬勃兴起，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或被迫解散，或被国民党反动派把持。这段时间农民政治组织的主要作用还是通过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平抑物价、保障租佃权、建立合作社、创办学校等活动，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政策，唤醒农民的政治意识，以便动员更多的农民参加农民协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农民政治组织主要负责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工作，配合党和政府宣传抗日政策、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武装，进而强化农民的民族独立意识和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其中包括民兵组织、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群众性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消失”已久的农民协会又活跃于解放区内，但其职能与之前相比，增加了暂代行政权、配合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等，使人民民主革命意识深入人心，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总而言之，1921-1949年在我国农村地区活动最为频繁、贡献最大的当属农村政治组织，这一阶段我国农村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以农民政治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为依托，通过宣传和动员，激发农村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热情，培养以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为主旨的民主革命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从而引导农民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二）1949-1978年：农民民主政治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塑造的组织化

这一时期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因而培育农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至关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以及解放区的广大农民，不仅有强烈的“求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的民主意识，而且愿意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红色政权。李大钊曾说过：“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要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5]因此，社会的公民不仅应具有一种社会的群体意识，更应该具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意识。就全国来看，我国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政治组织在全国范围迅速建立起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新解放的地区不再成立贫农团，只成立农民协会。于是在很短时间内，新解放区建立了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区、县、专区、省（行署区）和大行政区农民协会（自然村一般只成立农协小组），协会会员达到2400万人。协会通过开展村民选举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的各项民主观念。从1950年开始，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人民民主制度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推广。1953年，新中国首次开展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普选活动，在所有登记选民中，参加选举的民众达85.88%，选举人大代表566.9万人^[6]。到1954年9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建立起来，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初步形成。自此以后农村开始出现各类社会组织，并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实现农村基层民主，进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持续向前发展。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有互助合作经验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农村的互助合作组织就一直发展较好，而其他地方在土地改革之后，经过一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才普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使广大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壮大了集体经济力量，培育了集体主义意识。与此同时，农村的其他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活动，增强农民的集体荣誉感，培育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

总体而言，1949-1978年我国农村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农村的政治组织和农村的经济组织。农村的政治组织强化了农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而农村的经济组织则促进了农民集体主义意识的培养。

（三）1978至今，农民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化发展理念培育的组织化

这一时期我国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需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于之前保守的经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大胆突破和改革创新。他一方面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7]，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理论。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与之对应的土地改革政策随之出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逐步得以确立。总体来说，从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萌芽，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建立，再到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原有的计划手段被市场调节所取代，经济生产结构、市场分配结构、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不断强化，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不断高涨，尤其是公司加农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经营、农业公司等各类新型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了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同时，其他农村组织也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墙报、板报、印发资料、举办培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向农民传授市场经济知识，培育市场经济规则和商品经济观念。

现代化是我国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梦想，现代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在不断调整，从“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8]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和农村组织建设密切相关，这是因为组织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10]，更是中国现代化在农村实现的保障之一^[11]，通过农村社会组织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把现代化的观念通过组织的规章制度和各项活动，传播给组织成员，从而培育农民的现代化发展理念，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首先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展开的，即1921-1978年，主要是通过农村组织的宣传教育，塑造农民的人民民主革命意识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意识；其次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的，即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农村组织尤其经济组织培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念。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农村组织培养的现实分析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场合多次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12]，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理论之一^[13]。在推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中，农民组织化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14]，村级组织在本村范围内，具有加快推动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作用^[15]。因此，要坚持这个总布局，全面提升我国农村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才能塑造农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塑造的农村组织化

为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必须具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意识，主要包括现代化市场经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17]。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之一^[18]。同时，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19]。因此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农民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经济意识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由于农户的家庭人数较少、分散独立且经营规模不大，面对市场的万般变化，不仅对于市场的供求信息难以把握，也无力用自己的供给量影响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于是农民处于高风险、低收益的尴尬境地，亦成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则，农户们必须联合起来建立专业化的经济合作组织，依靠集体力量，通过分享市场信息、组织农产品供应、进行相关谈判等方面的合作经营，才能获得稳定经济收益并共同抵抗市场风险。在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先进的经营理念必将对农村经济主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农民形成现代化市场经济意识。当下部分地区已经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专业合作组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支部加协会”的组织模式就是其中之一，该模式是以农户为基础，以农村产业为依托，以专业协会为载体，以农民富裕为目的，通过农村党支部管协会、协会带农户，协调解决农村党支部、经济合作协会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农民现代化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是指以保护环境为前提，通过各种创新手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后代人生产生活的农村经济发展理念。生态农业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具体体现^[20]，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基础^[21]，而农村生态建设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培育，其中农村合作组织的组织化功能和培育功能是农村生态建设的重要辅助机制^[22]，这是由于农村合作组织可以把农民联合在一起，引导他们集体行动，共同致力于农村生态建设。具体表现在通过技术培训和科学普及，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育可持续发展意识，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强化农村合作组织的塑造功能，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进而促进生态农业的永续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塑造的农村组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曾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23]，“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4]。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最好体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党在基层社会的一种延伸，具有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及普及社会法律的职责^[25]。基于农村社会的现实特点，需要党组织加强与基层民众的联系，了解基层民众的需求，不断改进优化工作，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强调：“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组织生活密切相关。”^[26]所以，在开展农村党建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开展党内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实现，而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具有推动和示范作用^[27]。换而言之，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农村政治组织中的村民委员会，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促进作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28]作为农村村民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通过制定规则和程序，开展系列自治活动，强化公民对民主理念的实践体认，促进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迅速提升，为加快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民主实践日益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塑造作用将更加突出。毫无疑问，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加快村委会的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助于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培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塑造的农村组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9]因此，乡村文明建设必须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提，大力实施文化振兴战略。不同地区乡村文明实践经验表明，农村社会组织有助于提升农村文化建设整体水平。这是因为农村社会组织是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供给主体^[30]，通过农村社会组织的有效提供，能够吸引有意愿的农民积极加入各类社会组织当中，把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和农民所喜爱的活动方式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农民所喜欢的文化活动，从而促进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尤其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掀起新的高潮。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强化相关制度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引导农民建立符合文化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培育农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巩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塑造的农村组织化

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1]广义的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一旦形成便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32]。狭义的社会意识是“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小社会概念，主要是和公民相对应的社会概念，是现代化社会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公民意识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途径^[33]，因此，这里的社会意识是指实现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主要包含公民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德意识等。

农村社会组织是培育农民公民意识的基础，是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社会土壤^[34]。首先，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有效组织成员参与农村政治生活，促使农民的民主意识大大提高；其次，农村社会组织能够对农民开展必要的引导及教育工作，培育他们的法治意识；最后，由于农村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的特点，通过志愿活动能够促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的道德教化，增强村民群体的互助合作精神，提升农民的公德意识。因此，加快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建设，应以农村社会组织为依托，通过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不断强化农民的公民意识，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塑造的农村组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是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具体反映。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和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就历史而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可以从发展模式变更层面上体现出来，而“任何形态的文明，一般都是由观念（意识）与行为构成的”^[35]，但从根本上看，对人的观念及意识有着很大的依赖性^[36]。为了有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点强化公民的生态意识，培养农民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37]。其中农村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表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其保驾护航，农民自治环保组织为其传播代言^[38]。所以，我们要发挥好农村组织的积极作用，不断培育农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意识。

生态文化建设有助于全面提升农民生态意识水平，根源在于生态文化能够彰显出人们对生态环境发展的一种尊重，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39]。在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生态文化建设起到重要文化支撑作用，这是因为推进生态文化建设，能够扩宽民众的认知方式，能够分别在精神层面、实践层面产生重要效果^[40]。一方面，从精神层面有助于合理引导民众形成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绿色发展、绿色消费等理念对农民生态生活方式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为推进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创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生态文化氛围。目前，个别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该模式由村民自治的农村环保组织牵头，尊重农民的意愿并让农民亲身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进而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在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生态意识^[41]。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通过政府支持和制度保障，培育出更多的农村环保组织。

三、塑造农民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化设计

组织化是指将原子状态的个体逐渐转变成为彼此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的过程^[42]，也是统一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农民组织化是指为更好地实现农民自身利益，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的过程，其形式包含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43]。而组织化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44]。就历史经验来看，各阶段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大多是以农村组织为抓手来推进的。然而由于我国农民组织官办色彩较浓厚、缺乏组织建设带头人，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不高^[45]，因此，我们亟需通过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来塑造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一）实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意识形态本来就内在于社会治理中、社会治理本来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从而社会治理不但本来就是在意识形态场域中进行的，而且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4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47]。这里提出的“三共”治理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48]，也是我国目前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来抓，重点做好体系建构、基层治理、心理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1.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对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目标是这样规定的：“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49]具体来讲，要充分借鉴全国各地农村社会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构建由基层党组织、村级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首先，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职能，推进法治体系建设，真正实行党务、政务与村务分开，从而平衡各方利益和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其次，要通过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有效实施，促进农村村民自治体系建设；最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的德治体系。

2.确保重心下移的基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农村，农村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50]在全面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需要确保资源、管理等有序地向基层转移，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力，提高农村组织的服务水平。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领导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其次，应发挥农村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再次，应有效协调民众、政府、市场等不同主体资源，确保农村基层治理能够从单一行政管理逐渐向行政、居民自治、法律调解等不同方式转变，有效解决在征地补偿、土地流转、收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借鉴“枫桥经验”，协调处理好民众之间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居民自治、政府治理、社会协调等工作的联系，做到统筹兼顾，严格落实，确保要素能够更多向农村地区转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

3.强化社会心理服务支持

社会公众心理的健康水平除了能够彰显社会治理效能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之外，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引导社会民众形成一种积极乐观、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加强系统完善的社会心理服务建设，有助于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建设。因此，一要更新思想观念，重视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我们应该把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和现代社会心理服务区分开来，在农村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引入现代社会心理服务内容，健全完善的社会心理疏导及服务机制，妥善解决好各种社会心理问题。二要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供给，从政策、法律、技术等不同方面提供支持，确保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中，更好推进农村社会心理服务健康发展。三要做好与社会心理服务相关的研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培养专业性人才，提升专业化水平，重点做好自律化管理，确保农村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科学推进。

（二）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

意识形态是构成社会意识的关键维度，天然反映着社会存在，并且意识形态也会借助于文化载体对社会存在施加影响^[51]。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八个方面的短板，其中包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足以及乡风建设不力。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使其思想意识向我国主流意识进行转变^[52]。因此，通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有效塑造农民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推进我国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状况，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而社会组织有助于提升农民文化建设能力，增强他们的自组织能力水平^[53]，可以说农村社会组织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组织力量薄弱、部分社群组织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因此，为加强我国农民主流意识形态的培养，需要解决好农村社会组织建设问题。

1.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

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开始出现并吸引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该体制存在很多约束性内容，相对缺乏支持性因素，尤其在资源供给、登记注册等方面存在限制性因素^[54]。首先，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半官半民”色彩，对于社会组织独立性原则造成了很大冲击；其次，诸多社会组织处于法律的边缘位置，很难获得相应的国家政策优惠。所以，在全面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进程中，需要加强政府部门的支持性制度供给来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第一，改革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要依据不同农村地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对农村社会组织实行分类登记管理，也可以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细则，放宽农村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要求，实现农村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第二，健全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相关的法律制度。要推进农村社会组织立法，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统一明确的规定，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第三，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社会组织要通过建立线下公告栏以及搭建网络公示平台的方式，及时发布相关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政府部门要建立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网站，将社会组织的运行方式、资金状况、第三方评估情况等相关信息及时公布出来，方便人民群众了解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2.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55]。为增强农村社会组织的文化服务能力，需要做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加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当前，诸多农村地区的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着发展规模小、组织结构松散等问题，为改变其弱势地位，增强服务能力，不同社会组织应该加强彼此的合作与交流。第二，加强管理和培训，提高服务人员业务水平和道德素质。一是结合农村社会组织建设需要，重视专业人才培训，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二是通过文化培训等方式，掌握相关文化经营模式，引导工作人员全面提升文化服务技能。第三，健全运行机制，规范有序发展。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组织载体，一要拓宽信息公开渠道，方便农民自主参与；二要运用多元化方式，激发民众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通过增强社会组织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服务能力，更好体现社会组织在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3.加大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

为促进社会组织能够快速发展，有效的激励和监管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实施分类奖励措施。推进农村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除了给予人员、税收等方面的关照外，还可设立分类分级的奖励措施，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和表现突出的社会组织给予政策支持。第二，加大农村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用来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并以购买相关服务的方式对其进行资金支持。第三，将社会组织的信誉评价与政府资源相挂钩，对信誉高的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资源支持力度，对信誉较低的社会组织要纳入诚信黑名单，甚至限制其发展。

（三）基于组织力量解决农村社会现实问题

文献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生态、宗教和观念三个重大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为推进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需要对农村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予以组织处理并加以解决。

1.农村生态问题及组织回应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解决农村生态问题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早在2007年，农村地区的垃圾导致1.3万公顷农田荒废，3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56]。到2014年，每年新增7000万吨生活垃圾未做任何处理^[57]。至2016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垃圾总量已达到每年1.5亿吨，其中经过处理的垃圾只有50%^[58]。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化肥使用量为5859.4万吨，国内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水平仅为37.8%，存在着严重的流失问题^[59]。除导致土壤污染问题之外，化肥也可能会通过径流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生态意识的缺乏。

生态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生态及环保理念，加强系统健全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引导不同社会主体能够共同参与其中，使得在社会生活发展中，确保生态环保思想成为一种主流趋势^[60]。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出现生态环境污染，本质为“人类意识的污染”^[61]，所以为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塑造人的生态意识。洪大用认为，之所以存在农村环境被严重破坏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国内在政策、专业人员配备、组织体系等不同方面缺乏供给造成的，由此导致农村面源污染失控^[62]，其中不乏对组织原因的思考，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管理有助于农村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63]；农村组织在农村生态意识培育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作用^[64]。首先，农民合作组织具有能力培养和精神塑造功能^[65]。要通过向组织成员开展科技文化培训，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文化水平，落实科学发展观，促使农民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的改变，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其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不同主体的共同努力，农村组织需要增强自身合作意识、志愿服务精神以及自律意识，调动会员的积极性，这是组织功能的具体体现。最后，各类组织要重视法治观念培育，促进《环境保护法》的严格落实，为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支持。

2.农民思想观念落后及组织回应

英格尔斯曾经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66]秦其文等认为，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发展层面，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67]。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小农意识，并且能够在农民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这些将会为农民群体接受现代化思想造成很大的障碍^[68]，成为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张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的问题依然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而农民思想观念落后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含农村组织方面的不足，为此需要强化组织回应。

首先，发挥教育组织的培养功能。在人的观念现代化建设中，“教育每提升一个等级，现代人在全社会中的占比便会出现实质性增加”^[69]。同样，农民群众的思想接受程度以及开放性观念也不同程度地与其受教育水平有关^[70]。然而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还跟不上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导致农民观念滞后，因此必须加强农村教育体系建设，塑造农民现代化观念。第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政府要提高农村教育方面的政策、人才和资金支持力度，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专业人才。第二，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学校应通过开展各类农民专业技能教育，培养更多致富带头人、技术带头人，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第三，促进农民继续教育。应通过建立远程网络教育，增强继续教育的趣味性和实用性，解决工学矛盾，降低学习成本，使得农民能够做到随时随地学习，积极完善农民终身教育体系。

其次，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管理作用。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功能的弱化是制约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因素之一^[71]。全面提升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水平，除了能够增强对农民有效管理之外，也能够做好对农民思想教育引导工作。所以，必须构建完善系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提升农村党组织的管理水平，确保农村党组织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好农村党组织对农民的管理教育，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的提升和转变。

最后，强化农村合作组织的塑造功能。农民合作组织是培育农民现代化观念的重要载体^[72]。英格尔斯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库米拉”实验研究表明：“合作社在促成现代化上是一所很有影响力的学校。合作计划使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新的技术资源产生了实际的效用，促进了人们具有更强的能力和个人效能感。”^[73]因此，对于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实现可从农村合作组织入手，融农民思想教育价值理念于合作组织的价值理念之中，进而提升民众思想文化水平，实现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塑造，巩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思想阵地。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294.html.

[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5]《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7-438页。

[6]靳凤林：《新时期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转变》，《理论视野》，2010年第6期。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8]《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0]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11]刘鹏：《浅论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现代化》，《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6期。

[12]陈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鲜明特色》，《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

[13]邸乘光：《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4]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5]周建明，夏江旗，张友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7]韩保江：《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

[18]王朝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逻辑结构》，《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期。

[19]陈现军：《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农业经济》，2015年第6期。

[20]张予，林惠凤，李文华：《生态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2015年第7期。

[21]沈梅，唐嘉义：《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02年第5期。

[22]费广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态文明功能》，《农村经济》，2012年第2期。

[2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24]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0/content_5431750.htm.

[25]吴梅芳，陈定洋，玄富春：《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变迁》，《理论视野》，2008年第6期。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27]赵娟，张大能：《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建设能力》，《理论探索》，2005年第5期。

[28]《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0]徐顽强，于周旭，徐新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困境及对策》，《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1期。

[3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44页。

[32]樊鹏：《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对国家稳定的影响》，《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

[33]张民省：《公民意识与中国现代化》，《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4]刘美萍：《农民公民意识的碎片化及化解路径》，《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

[35]张洪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环境正义感培育探析：基于学科建设的思考》，《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6]纪咏梅，张红霞：《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农民生态意识培育探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7]习近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24/c_1119448608.htm.

[38]肖晓春，蔡守秋：《民间环保组织与生态社区建设》，《生态经济》，2006年第7期。

[39]秦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民生态意识培育研究》，《农业经济》，2019年第5期。

[40]李叔君：《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参与机制探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41]鞠昌华，张慧：《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环境保护》，2019年第2期。

[42]翟军亮，吴春梅，黄宏：《农民组织化与农村公共性的交互性建构：理论框架、当代实践与未来路径：兼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3]吴琦：《农民组织化：内涵与衡量》，《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44]刘祖云，曲福田：《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45]张晓忠，杨嵘均：《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

[46]同燕，肖士英：《社会治理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其对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关键词解读》，《政策》，2019年第12期。

[48]江国华，刘文君：《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理论释读》，《求索》，2018年第1期。

[4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50]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51]沈江平：《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性》，《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

[52]孟祥林：《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53]王美文，郑家杰：《新农村文化内生机制中非政府组织功能与角色探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5期。

[54]侯江红，刘文婧：《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研究述评：基于CSSCI（2000-2017）的知识图谱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55]王悦荣：《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省际比较》，《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6]《农村3亿多人面临饮水不安全》，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70607/14147059.html.

[57]《农村垃圾数量猛增住建部未来5年破解“垃圾围村”》，http：//env.people.com.cn/n/2014/1119/c1010-26051391.html.

[58]《农村垃圾年产生量达1.5亿吨只有一半被处理》，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6-19/7909149.shtml.

[59]邵光学：《新中国70年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挑战与展望》，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00225.1947.002.html.

[60]《全国“关爱山川河流·保护湖泊”志愿服务暨公益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大理举行》，《时政要闻》，2019年10月16日。

[61]彭黎明，陶国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自觉意识的培养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62]洪大用：《我国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63]陈丽华：《论村民自治组织保护环境的法律保障》，《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64]唐伟绩、周文翠：《新时期公民生态意识的多元塑造》，《继续教育研究》，2015年第3期。

[65]费广胜：《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态文明功能》，《农村经济》，2012年第2期。

[66]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67]秦其文，姚茂香：《农民落后思想致贫的路径分析及现实意义：民生问题的一种研究视角》，《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68]王铁梅，董江爱：《企业主导农村城镇化的缘起、问题及对策：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69]张宇：《扶贫开发进程中农民观念现代化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70]和克帅：《新时代中国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71]杨红柳：《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农民观念现代化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72]于晓娟：《论农民合作组织对培育农民现代观念的功能和作用》，《池州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73]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