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中的“政治任务”话语：生成逻辑、实践检视与使用规制

作者：汤玉权  责任编辑：杨长虹  信息来源：《地方治理研究》2020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0-12-17  浏览次数： 23954次

【摘　要】“政治任务”这一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明确、稳定而持续性使用的。定义“政治任务”，可以从相对性概念和绝对性概念两方面展开。中央提出“政治任务”话语，是为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而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实现党在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在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也逐渐成为了官方日常工作的高频用语。尽管“政治任务”话语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号召力与动员力增大、赋予了非常规手段考核领导干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等正面价值，然而也存在着使用随意性较大，泛化使用过多；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容易忽视甚至牺牲其他任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容易以“政治任务”挂帅，扭曲政策本意；容易出现以“政治任务”为名掩盖一些不合理合法的工作和行为等消极影响。因而，地方治理中需要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监督。

【关键词】地方治理；话语体系；“政治任务”话语；规范化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

观察地方治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政治任务”这一话语经常出现，如“(某事)是政治任务”，有时还会在前面加上一些定语，如“重要的政治任务”“首要的政治任务”“第一政治任务”“最大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等。这些话语常常以标语、文件或地方领导讲话的形式出现，是地方治理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话语之一。“政治任务”话语在地方治理中处处可见，延续多年使用，表明有其合理的一面。并且，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关系[1]，尤其是来自官方的治理话语，经由使用主体对接收客体的作用过程产生出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及政策导向性，深刻反映了地方主政者的治理理念、治理思路和治理重心，关系着地方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是理解和观察地方治理的“窗口”，因而，对地方治理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政治任务”这一话语进行研究有很强的现实价值。然而，梳理既有文献发现，现今学术界直接以“政治任务”为研究主题的文献极少，仅有的类似文献主要是对“动员式(运动式)治理”[2]、“领导高度重视”[3]等问题的研究。但这类研究都只是把“政治任务”作为一种动员或表态的话语，未做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在动员或表态中要更多地使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而不是别的话语？“政治任务”这一话语在地方治理中意味着什么？本文的研究将追本溯源，探寻“政治任务”这一话语的起源，同时分析其对地方治理实践的影响以及如何规范其使用等问题。

二、“政治任务”话语的生成及演进

“政治任务”这一话语是如何形成、何时形成的？这是需要首先了解的问题。由于“政治”一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政治任务”一词也首先应从西方开始探源。从现有资料看，西方还没有专门把“政治”和“任务”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治理话语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明确使用过“政治任务”这一提法，他们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以后的任务。最早提出“政治任务”这一话语的是列宁。早在1897年底，列宁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4]、“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4]、“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4]等话语。1900年11月初，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列宁有“俄国工人政党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问题”“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目的和政治任务”等提法[5]。在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写成的《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6]、“我们的政治任务”[6]、“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6]、“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6]、“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6]、“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6]、“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6]、“首要的政治任务”[6]、“组织任务方面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6]的提法。1918年4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提出了“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7]的提法。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列宁提到了“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8]、“农民群众对待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态度”[8]。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再次谈到了“政治任务”，提出了“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9]。10月17日，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多次谈到“政治任务”，如“有别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军事任务”[10]、“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10]、“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10]、“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10]等。但在列宁逝世后，继任的斯大林较少使用这一话语，目前能见到的仅有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中使用了《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这一标题[11]。

明确、稳定、持续性使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最先使用的是“中心任务”这一提法，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后，在临时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才在文件标题上第一次出现了“政治任务”一词，由此也开启了“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在着重强调思想建设的同时，要求“努力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同时，“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的阶级性质、任务进行了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1931年，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指出，铁的红军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政治训练”“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12]。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也开始频繁使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尤其是刘少奇，更是在多个场合和文件中都使用过“政治任务”一词。如，1928年1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就名为《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1929年10月，刘少奇又主持制定了《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党的政治任务和路线；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提出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随着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而必须有所改变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任务”话语仍然延续了下来，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频繁出现，且使用范围变得更为广泛。如，“继续深入抗美援朝和反美爱国运动……这是当前的也是长期的中心政治任务”[13]，“有关全国河流地区的领导机关，都应把这一工作(笔者注：战胜洪水)看做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保证完成”[14]，“推行速成识字法展开扫除文盲运动是一项迫切重大的政治任务”[15]，等等。毛泽东还针对卫生医疗和血吸虫病先后作出指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6]、“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17]。刘少奇则在1951年5月23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上指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18]1957年1月15日，刘少奇在讨论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中提出“党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团的政治任务”[19]。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20]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21]。此外，还有“贯彻婚姻法是……重要的政治任务”[22]、“学习和宣传总路线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政治任务”[23]、“扫除文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24]、“现代化是军事任务，同时又是政治任务；革命化，是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军事任务”[25]、“保证完成棉花统购任务……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26]等提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不仅延续使用着“政治任务”话语，且使用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如1984年提出：“做好他们(笔者注：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安置工作……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27]1990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指出：“维护稳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抓紧抓好，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28]进入21世纪后，“政治任务”这一话语的使用有显著增多的趋势，使用较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腐败问题，如胡锦涛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讲话、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或“坚决反对腐败”作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重申：“坚决反对腐败……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9]二是党的理论学习问题，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始终是全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重要政治任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首要政治任务”等。三是党的战略性工作，如“脱贫攻坚是首要政治任务”。

可见，“政治任务”不论是在苏俄时期列宁为主的使用，还是我国自土地革命时期由党中央开始持续至今的使用，都只是作为党的一种工作话语，且这一话语的使用源起主要是用于与军事任务、经济任务、组织任务、文化任务等相对应的党的一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作。在中国，“政治任务”话语还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卫生防疫、教育、思想、反腐等各个方面，由于使用范围广、频率高，已成为中国特色的常见工作用语。

三、“政治任务”话语的含义及其在地方治理中使用的逻辑

那么，在原意上，作为中国特色的常见工作用语，“政治任务”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同时，这一用语除了中央层面使用较多外，近年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也常常将其作为一种治理话语使用，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从文献资料看，目前的工具书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均未收入“政治任务”这一词条，这或许是由于“政治任务”话语在具体使用上较为宽泛，定义起来难度较大。但于本文而言，对其进行基本定义却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因而仍需要努力尝试对其进行定义。笔者根据“政治任务”话语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使用情况，以及它经常出现的语境，尝试从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定义：一是相对性概念，即“政治任务”是与“经济任务”“军事任务”“组织任务”“文化任务”等相对的一个概念。“政治任务”由“政治”加“任务”构成。“政治”是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30]，“任务”则是指交派的工作。因此，可以将“政治任务”一词界定为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实现国家治理或政党、集团在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交派的工作。二是绝对性概念，即“政治任务”与其他任务相比具有绝对优先地位。首先，政治活动主要涉及阶级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宣传、外交等，具有极端重要性。“极端重要”，在中国语境下就意味着全党、全国必须无条件接受和完成该任务，有时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完成。其次，与军事任务、经济任务等相比，“政治任务”具有绝对地位。与军事任务相比，通常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政治的一部分。与经济任务相比，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任务具有根本性，然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31]而与组织任务、文化任务相比，政治任务也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具有绝对地位，当一项工作被提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就表明其意义重大、影响全面、地位优先。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政治任务”话语一般作为中央层面提出的一种号召和动员口号或策略。那么，什么样的事务会被赋予“政治任务”的话语呢？结合“政治任务”的起源、演变及其基本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一话语的使用没有固定的领域，一般是以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事务为转移的。特殊情况下，一些临时性的，需要紧急、全面推进的工作也可能被赋予“政治任务”话语。

由于地方治理总是在一定的地域或空间范围之内进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其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逻辑也可以从两个方向来具体分析，一是对上的使用，二是对下的使用，使用方向上的不同决定了话语的使用逻辑也不同。

(一)“政治任务”话语的对上使用

在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话语的对上使用，即是指为了紧跟(对接)上级尤其是中央精神，地方根据上级(尤其是中央)提出的“政治任务”话语而对应提出的一种治理话语。下面就对两个主要主体展开分析。

第一，政府层级层面。即从纵向的政府层级结构来看“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作为下级政府，之所以在治理话语的使用上与上级政府保持一致，这与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关。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由此决定了在权力运行上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各级政府服从中央政府，是一种中央主导的纵向权力分配。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决定了上级(尤其是中央)对下级(各级地方)的绝对权威，也由此决定了上级(尤其是中央)的精神、决策，下级必须要贯彻、执行。当上级(尤其是中央)提出了“政治任务”这一话语时，作为下级政府，往往也会紧随其后使用这一话语，以显示对上级(尤其是中央)决策的重视。

第二，地方政府官员个人层面。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快速、积极地响应上级精神，依样提出“政治任务”话语，与我国官僚体制的运行特点有关。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人治传统，“人治在形式上表现为掌权者个人意志之治，实质上则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绝对权力之治”[32]。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运行中，下级官员的升迁与上级官员的评价密切相关。在下级官员众多，而升迁机会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下级官员的行政行为、工作思路就往往会与上级官员保持一致，至少在行政话语上要积极表态，以获得上级官员的肯定，从而在政治升迁锦标赛中脱颖而出。

(二)“政治任务”话语的对下使用

“政治任务”话语的对下使用，即是地方领导在实施地方治理中，根据地方治理的需要或自身的需要主动地使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作为工作语言，如“农业生产仍然是我省今年的一个重大政治任务”[33]等。其“政治任务”话语使用的基本逻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地方治理事务冠以“政治任务”，其重要性得到凸显，号召力与动员力增大。在地方治理事务中，常常有一些紧急而重大的或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并往往也是实施难度大的事项，需要地方党委、政府超常规重视，要进行广泛动员才能完成。这类事项冠之以“政治任务”，就成为动员下属(群众)、充分调动下属(群众)的积极性去全力完成该事项的有力工具。而下属(群众)也能在“政治任务”的语境中，感受到该事项的不同寻常，产生了压力，同时也有更大的动力去完成。如，2012年初全国“两会”后，新农保推广力度很大，已成“政治任务”，实施难度也增大。一些地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就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由厅长亲自写动员信给市长、州长，使更多的县被动员进入新农保制度之内[34]。再如，2006年11月上旬举行的中非论坛，安保工作非常重要。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委主任的强卫曾在安保工作动员大会上严肃表示，要把论坛的安保工作当作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后经北京市公安局证实，此次峰会投入群众安保人员81万，前所未有[35]。可见，“政治任务”话语是一个有效的语言动员工具，即俄罗斯学者丘季诺夫所说的政治话语具有“鼓动功能”[36]。

第二，在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话语赋予了非常规手段考核领导干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压力的产生和表现，是通过“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层层下达指标并以此考核领导干部的。而有时为了突出某项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了考核的方便，就会简约为“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这对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重大工作和关键性工作能起到较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不过，近年来这种考核方式也饱受质疑[37]。而将“政治任务”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联系在一起，就限定了“一票否决”的适用范围，使“一票否决”这种原本合法性受到质疑的考核举措也获得了相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能够较好地推进该项工作的完成及提高其完成时效。

四、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话语运用的负面效应

从上述中央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及地方治理中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一般使用来看，是较为谨慎、严肃的，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当前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即地方治理中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越来越泛化，大量地从政治领域进入到非政治领域，由此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必须予以重视。

(一)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话语使用的随意性较大，泛化使用过多，降低了“政治任务”话语的严肃性、权威性

目前，对于什么是“政治任务”，许多时候只能由地方党政领导或部门领导个人去把握，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或部门领导，把上级组织下达的、必须要完成的或本级组织或个人认为重要且难做的事务，一般就套上“政治任务”的提法，诚如习近平批评“新常态”概念被基层领导干部乱贴标签滥用现象时所指出的“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38]，地方治理中也有“‘政治任务’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边装”的现象，使得“政治任务”的使用泛滥化，典型如“捐款是政治任务”“订XXX(杂志)是政治任务”“节能减排是政治任务”“创卫生/文明城市是政治任务”“就业再就业是政治任务”“大气污染防治是政治任务”“安全生产是政治任务”“殡葬改革是政治任务”“为职校招生是政治任务”“食品安全是政治任务”“公车改革是政治任务”“向XXX学习是政治任务”“维护校园安全是政治任务”“招商引资是政治任务”“拆违是政治任务”“合村并居是政治任务”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尽管其中不乏确实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事务，但如果地方上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变成了“政治任务”，不仅“政治任务”数量剧增，以至于泛滥成灾，干群反感，而且也削弱了“政治任务”的权威性、严肃性、政治性。

(二)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语境下，下级党政的正常工作容易受到干扰，其他工作和任务容易被忽视甚至牺牲

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一般都会在每年年底制定出次年的工作计划和部署，然后依照官僚体制按部就班地实施。然而，来自上级党政部门的“政治任务”一旦下达，则意味着下级党政部门原先既定的工作计划安排被中断或推迟，至少也会因人力、财力、物力的临时调整而受到影响。同时，地方党政领导在实施治理中，也可能会随着自身关注点的变化或对某事项过于重视而将其定性为“政治任务”。不管是落实来自上级的还是自身提出的“政治任务”，为了尽快完成，就很容易出现“政治运动”，以“运动”推进“任务”的完成。所谓“政治运动”，指的是为了完成某一特定政治任务，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在一定时间内开展的群众运动。“政治运动”虽然有助于确保“政治任务”的完成，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以“政治运动”完成“政治任务”，往往意味着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成本，这虽然能够极大地推动某事项的完成，但不计成本却不等于不需要成本、具有无限成本，它只是意味着将过多的成本集中到了“政治任务”中，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任务的发展建设成本被抑制或减少，即“政治任务”的完成可能是以其他任务的暂缓发展甚至停止发展为代价的。

(三)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语境下，具体执行过程中容易以“政治任务”挂帅，扭曲政策本意

当地方党政领导把来自中央或上级党政部门的政策、精神、下达的任务主观冠之以“政治任务”时，“政治任务”很容易变成政绩任务，在具体执行中也很容易变味，最后演变成形式主义或者是弄虚作假的东西，甚至变成扰民、伤民的政策。如中央近年来重视节能减排，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就搞突击达标，甚至有的地方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而采取全城限电的做法，导致居民日常用电受到影响，生意无法做，大街上连红绿信号灯也无法使用，县城交通乱作一团，以至被国家发改委发文批评[39]。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毅中曾批评部分省市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不顾民生采取拉闸限电的做法，并强调节能减排也要尊重经济规律，不能成为政治任务的摊派[40]。

(四)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语境下，容易出现以“政治任务”为名掩盖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工作和行为

某项事务一旦上升为“政治任务”，往往就意味着与其他任务相比具有了绝对的崇高地位，其执行具有绝对性、不可协商性、责任的不可推卸性，为完成“政治任务”，就可能规避、逾越正常的程序，甚至超越法律，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或工作往往由此产生。如有把“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爱心万里行助残活动定为“政治任务”[41]，有把摊派教师买彩票称为“政治任务”[42]，还有把强制农民土地流转作为“政治任务”[43]等。类似这样的任务其实很难将其与“政治”相联系，且这类工作本身不合理、不合法，实施难度也较大，但套用上“政治任务”后，实施起来阻力就会小很多。由于推进效果明显，这样的“政治任务”话语使用甚至已成为一种地方办事的潜规则和官场经验，使得不合理、不合法的工作和行为被“政治任务”所掩盖，既损害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形象，又侵害了群众的利益，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可见，在地方治理中，合理、恰当地使用“政治任务”话语尽管有推进广泛动员和加强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等正面作用，但如果超越了“政治任务”本身定义的使用，无疑会造成地方党政部门威信下降、干群矛盾加深、中央话语权威受损等不良后果。

五、地方治理中“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规制

归结起来，“政治任务”话语在地方治理中容易被泛化、滥用或不当使用的根本原因，一是对“政治任务”缺乏明确、权威的界定；二是对如何使用缺少规范；三是对使用过程缺少监督。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对“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进行规范，以重塑“政治任务”的权威性、严肃性、政治性。

(一)“政治任务”话语规范性使用的原则

“政治任务”话语要进行规范性使用，需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

使用“政治任务”话语的事务必须是合法的，最低也是要符合有关政策的，不能将不合法、不合规及不合理的事务冠之以“政治任务”话语。

2．权威性原则

“政治任务”话语必须由高层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其负责人)使用。在我国，高层地方党政机关是指由中央党政机关直接监控的地方党政机关，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机关，通常称之为“省级党委和政府”。由于“省级党委和政府”本身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质，是政策和制度制定及执行的核心主体，由“省级党委和政府”使用“政治任务”话语，才能保证其权威性。

3．政治性原则

“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必须回归到其本源上来。从本源上看，只有涉及政治或具有政治性的事务，才能称之为“政治任务”。

(二)“政治任务”的规范性使用规定

根据“政治任务”话语在地方治理中的使用原则，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其实际使用作出一些限制性规定。

1．“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主体必须是高层党政机关

“政治任务”是我国政治体制中政治高层在政治传播中使用的一种非具体化且带有普遍性、全局指导意义的话语，其内在的权威性决定了“政治任务”话语只能存在于高层宏观思想的传播中。这里的“高层”，一是中央层面，指国家领导人；二是地方层面，指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高层党政领导干部。地方层面其他中层、基层领导干部除了转述、传达中央及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对“政治任务”的使用外，其他一律不得使用。

2．“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程序必须严格

所谓严格使用程序，意即高层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在使用“政治任务”话语时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不得任意、私自使用。具体可规定为：在地方高层党委层面，如果是本辖区事务，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何种事务可定性为“政治任务”并通过后方可使用“政治任务”话语，未经讨论通过个人不得私自使用。在地方高层政府层面，本辖区事务若要定性为“政治任务”，必须提交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方可使用，个人也不得擅自使用、任意使用。即在地方层面，必须是省级党委集体讨论通过的或是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有关事务才是“政治任务”，以此保证“政治任务”话语的权威性。

3．“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范围必须回归本源

高层地方党委或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讨论“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范围时，一定要严格界定，使“政治任务”回归其本源，即必须是与地方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的、具有全局性的公共管理事项，才能称之为“政治任务”，而其他仅涉及局部的、小范围的、片面性的、个别部门的、日常性的工作，不能称为“政治任务”。“政治任务”确定后，在具体使用中不能随意扩大范围，尤其是基层地方党政部门要严格把关相关文件的签发和颁布，严禁相关部门滥塞“私货”，将部门业务工作随意政治任务化[44]，以此保证“政治任务”话语的政治性。

4．建立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用语审查制度

当前一些地方治理中出现的标语、口号、文件用语、讲话中容易出现用词、用语不规范、不合法等问题，很大程度是与我们还没有一个官方工作用语审查制度有关。尽管新闻媒体报道用语中已有《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规定，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和政务窗口机关也有禁止性工作用语或文明用语规定，然而，官方标语、文件或领导干部讲话用语却缺乏类似规定，因而，各种不规范不合法用语随处可见，社会影响不佳。因此，今后要建立一个官方工作规范用语审查制度。该制度主要是一种语言的“禁止性”使用制度，即除了规定普遍性禁止用语外，还要专门针对地方官方工作话语进行规范，如类似“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程序、使用范围、使用级别等，并由纪检部门经常性地对党政机关工作话语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审查，超出规定使用的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将对使用者进行问责，使用者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健全责任倒追制度。

5．加强对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工作话语监督

“政治任务”话语要确保正确使用并发挥正面效应，就需要加强对其使用的监督。监督的主体，一是上级监督，包括中央对地方高层党政部门的监督、地方上级党政部门对下级党政部门的监督；二是同级监督，即同级党政部门相互之间的监督；三是下级监督，即地方下级党政机关对上级党政机关的监督；四是社会监督，即社会公众对地方党政部门、党政领导的监督；五是新闻媒体监督，即新闻媒体对地方党政部门、党政领导的监督。不同的监督，相同的内容，即都是为了使地方治理能够正确地、合理地使用规范性工作用语。同时，“政治任务”用语的各种监督还要与责任追究相配合，才能杜绝滥用现象，才能净化“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空间。

六、结语与余论

自主而适当地使用“政治任务”话语，对于地方治理具有宣传、动员、考核阶段性重要工作的功能，从而推动某项任务得到快速而有效的实施或解决。但由于“政治任务”话语内在地包含着地方领导对辖区事务关注点的聚焦、变化或转移，容易引发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不计成本，忽视、削弱其他任务，或是把“政治任务”作为一个筐，随意把一些事项往里面装的现象，使“政治任务”泛滥化、庸俗化，甚至非合法合规化，降低了“政治任务”的严肃性、政治性、权威性。

规范和加强监管“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实质是对地方党政部门及其领导的一种权力限制。但当前在进行权力限制时，更多地只是对地方党政的职权进行限制，所以有地方党委、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制定。然而，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尤其是治理话语，其谈论、表达关系到“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45]，对其进行限制性使用也理应是权力限制的一部分。治理话语既是治理思想的体现，又深刻影响着治理实践。以什么样的治理话语出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外在表征，如果不加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受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这其中“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就内在地包含了治理话语。要达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治理话语现代化就是改进方向之一。如何使包括“政治任务”在内的一套官方话语体系与时俱进又能合理合法使用，从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包括地方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迄今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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