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社交、社区及流动再造新型社会连接生态体系

作者：刘义强  责任编辑：赵子星  信息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0-11-22  浏览次数： 6034次

【摘　要】作为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发生以来第一个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它不仅标示着对我们已有的社会公共连接形态的巨大扰动，还意味着这种威胁将伴随我们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社会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和再塑造体现在疫情之后，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将出现原有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核心亲密关系再凝聚，和基于在线网络的虚拟社会互动进一步替代面对面社会互动的两大趋势，同时社区的重要性得到重新发现，将建立疫情常态化下的社区防控体系，以及建立与社会大流动相适应的全社会信息大监测机制。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社会公共连接；社会流动；社会影响

根据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基本原理，在全球大流动大连接的当今时代，发生流行病和传染病，甚至导致全球大流行是必然事件，而在哪里发生虽无法提前预测，但是必须为之做好准备。

截至5月13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418万例，累计死亡人数28万多人，并依然在持续上升。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落下帷幕尚不明朗，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将会如何呈现与发展，也有待事态进展来逐一印证。但就其深远社会影响而言：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以其隐蔽的伪装能力、超长潜伏期、强大的人际传染性、难以预测的变异性和较高的致死率等，使其所攻击的对象，不单是作为生命体的人的生理性身体，而且对人群连接所形成的社会性造成强大的冲击和挑战，伴随着由人类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所形成的社会公共连接生态而产生、发展、传播和抑制。简言之，只有我们的社会公共连接最大程度的暂停、冻结和隔离，才能将其闷死并结束疫情。也就是说，新冠病毒不仅仅是一场生理性的病毒，而且是社会性的病毒，唯有找到新的社会共同体构建形式，再造新型社会公共连接生态体系，才能应对疫情常态化所带来的新社会情境。

本文所说的社会公共连接，是指构成社会共同体形式和框架的社会群体网络关系的形成机制，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空间、社会经济地位、交通设施、信息技术等，叠加在人们的社会互动关系之上，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公共连接形态，这既包括结构意义上的连接，即谁与谁连接，也包括人的行为意义上的连接，即个体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系统的隐含后果，从而塑造出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社会共同体。较之历史上大流行的传染病而言，新冠病毒既非致死率最高的，也不是传染性最强的类型，然而，它却与当下的社会公共连接关系紧密相随，剧烈扰动既有社会连接关系的状态，并推动那些看似遥远的未来的社会共同体形态加速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改变社会公共连接的趋势和结构，只是在实质上加速了其历史进程。对中国社会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和再塑造可从如下三个层面予以分析。

社交活动将出现两大趋势：线下社交距离vs线上深度融合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连接的地理阻隔日渐被便捷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所打破，信息传播、教育、文化、体育、住宿、餐饮和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并形成了连接东中西部、城乡社会乃至全球社会的社会公共连接。人们社会交往和互动密度迅速提升，人群的社会连接关系从孤立的小型血缘团体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的普遍人群，全球化也就是人类的社会公共连接关系从原来主要基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扩展到完全陌生人之间有序互动的一个历史性进程。这在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理想的载体。

在巨大的疫情冲击过后，人们会下意识产生对封闭空间中与陌生人亲密接触的不舒适感乃至防范感，以人群聚集为主要互动形式的演唱会、运动会、酒吧、电影院、戏剧院、游乐场、旅游景区和教育场所等，将不得不调整原有的运营形式和呈现形态，以在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与适度的人群密度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将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原有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核心亲密关系再凝聚，成为疫情风险社会中人们确保自身安全的一个堡垒。二是基于在线网络的虚拟社会互动进一步替代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形式，激发VR等虚拟社交辅助工具和视频会议载体等将快速发展，虚拟社交将越来越变得更加“真实”，并成为人们社会互动的首要途径。因此，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会议、远程办公、沉浸体验式VR等在线社会公共连接形态将获得加速发展的社会契机，而由此引发的非面对面社交对人群社会连接网络结构的改变、连接性质的改变和社会归属感体验的改变，也会大量出现，并亟需发展出新的社会融合机制予以消化。

中国是一个关系紧密型社会，社会运行规范正处于从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小型熟人社会共同体向以法理和契约为基础的大型陌生人社会共同体的转变阶段。维系社会互动往往是依靠熟人社会关系叠加法理契约关系而运转的，社会互动和社交连接形态的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命题：建立在在线社交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和互动连接是否能够替代传统上人们依靠面对面的亲密互动而造就的社会规范，是否能够为社会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

社区的重要性得到重新发现，建立疫情常态化下的社区防控体系

社区是人们在工作单位之外最重要的栖息地，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概念上说，一个社区意味着有一定的地理区域、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等核心特征。这在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毫无疑问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基层社会也因社会流动较少而具备其中一些特性。然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加上教育、管理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致使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相对滞后，产生了大量的社区治理难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广泛开展了社区建设实验和全面推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经过20年的城乡社区建设工作，我国普遍建立了规范的社区组织体系，建成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工作场所和制度规范，打造了对接政府社会管理下沉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组织了一批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专干和社区网格员队伍，也联系了一大批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这场源自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社区建设，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抗疫一线，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牢记使命，冲锋在社区防控的最前沿，在65万个城乡社区积极开展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环境整治、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为遏制疫情扩散、保障群众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社区防线对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社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城乡广大社区工作者同参与社区防控的各方面人员一道，不惧风险、团结奋战，特别是社区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充分彰显了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伟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尽管党和政府主导的城乡社区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构筑了城乡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但是，对多数居民而言，社区仍然不是他们社会公共连接的重要环节，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只是他们在偶尔办理特定事务时才会有关联，社区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参与度也并不高。对于很多群体而言，尤其是中青年职业人群来说，工作联络网和线上社交网的重要性都超过了自身栖息的社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尤其是在疫情暴发的地区，除了尚在运转的政府部门和医疗单位之外，其他职业性、行业性的社会连接摁下了“暂停键”，而平时不起眼的社区突然间变成唯一的社会公共连接载体，社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人们恍然发现，生活其中的社区和自身有如此重要的关联。数千乃至数万居民的社区管理，如信息收集报送、疫情摸排、配合密接人群隔离、发热病人转运、困难群体帮扶、居民情绪安抚、小区出入管控以及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采购分发等，全部落到社区组织工作者肩头，内容繁杂、工作量大、责任无限，前期由于社区与大量居民之间缺乏有效的组织联系和社会连接，而单位和企业组织因员工被封闭在各个小区而难以有效组织，社区则因为与大部分居民缺乏稳定的互动连接而难以有效动员居民和志愿者，无法形成高效率的组织化力量，导致出现一定程度的防控失序和混乱。而后在党委政府和各个部门人员下沉以及强力组织动员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防控体系得以巩固并发挥出巨大作用，构筑了疫情防控的坚强前线。

经此一役，社区的重要性得到重新发现。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各地将疫情常态化下的社区防控体系问题提到紧迫的议事日程上来，其核心就是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组织的常设平台和机制，引导居民将危机时刻社区共同体对于自身安全和命运的社区连接活动和记忆延续下来。

在疫情防控期间，大量社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基于社区的网络社群，用于沟通信息、发布需求、组织资源、对接社会、相互帮助等，构成了社区组织与居民、以及居民之间互动连接的有效机制。应结合社区重新发现的巨大需求和社区公共连接的推广，在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协调下，将这些网络社群进一步激活，转化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平台和社区志愿者的集结平台，实现线下社区社会连接与线上社区社群活动的紧密结合。尤其是可将疫情期间全体党员向所在社区报到的行动持续下来，鼓励和要求党员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连接的核心节点职责，建立现场服务和线上服务相结合的党员社区服务规范，引导更多居民与所在社区有效连接，表达需求、反映意见、参与活动、提供服务，将社区防疫体系打造为以社区为载体的社会公共连接枢纽，以应对现实和未来的重大公共事件和危机。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公共知识研究所所长Eric Klinenberg认为，疫情或改变世界上盛行的“个人主义”。正如他所说：“当这一切结束时，我们将重新调整我们的政治方向，并对公共产品，尤其是卫生和公共服务进行大量的投资。我不认为我们会变得不那么合群。相反，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看到我们的命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发现社区、建设社区，打造线上线下紧密协作的社区社会连接机制，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公共产品投资。

保持大流动社会的顺畅运行，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社会信息大监测机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经由改革之前的静态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大流动社会。有学者提出，大流动社会是指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本附着和附属于土地、户籍、单位等要素和框架的人口，大规模、常态化、钟摆式流动起来的一种社会结构。我国的大流动社会既有国际上一般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所导致的基于产业形态变化而形成的大流动，即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又有中国独特的大量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候鸟式的来回迁徙所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流动，201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达1.7亿人。此外，传统的春节返乡团聚则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流动的集中度和规模。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44亿人。伴随着大流动而来的，是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规模稳居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人口的大流动背后，是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大流动意味着社会公共连接呈现出社会网络流动快、人员接触多、移动地点多以及流动距离远等特征，助推大流动社会中的社会网络在不长的时间段内进入复杂网络状态，其社会连接和网络复杂度伴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逐年扩大而指数增长。遗憾的是，人口大流动也助力新冠病毒走遍大江南北，跨越五湖四海。

为有效应对大流动社会带来的社会公共连接形式、规模的指数级增长状态，一是要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通过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放开户籍等限制，逐步推动大量城乡候鸟式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使得大流动的不稳定性社会公共连接转变为城市社区相对稳定的社会公共连接。这也是中央政策大力推进的方向。近期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二是建立与大流动社会相适应的信息大监测机制。从当前及未来发展来看，即便完成户籍制度改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会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物流、人流、要素流等更快地转移和流动，以便获得更高的效率。所以，社会大流动的情况依然将长期存在。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甚至未来不可知病毒的威胁下，要想保持大流动社会的顺畅运行，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社会信息大监测机制。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封堵疫情，拓展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并能够迅速实现安全有序的复工复学复产，顺利重启经济社会机制，也得益于我国充分利用了移动大数据和各种在线信息申报和审核系统。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韩夏介绍，我国拥有16亿手机用户，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能够实时、准确、全面地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撑。疫情发生后，工信部联同三大运营商连续向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推送态势分析、预警情报。例如，结合对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人员流出情况的大数据分析，及时对相关地区发出疫情态势预警，起到了良好的成效。而起始于杭州的健康码APP，采用大数据信息联动简化信息采集和申报程序，数据可以交叉对比，根据情况动态变化，既为大规模流动的社会人群提供便利，也有助于政府部门掌握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复工复产情况，追踪感染者和其密切接触者，在不妨碍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社会秩序正常化。而国铁集团、各大航空公司、出租车运营公司等，则利用售票和出行大数据资源，配合地方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协查确诊病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密切接触者，利用大数据分析货运需求，安排错峰返程运力，动态增减运力等，做到了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显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管理部门和企业组织全面开展大数据化建设。未来，这种大数据监测将不会随疫情消退，而是需要建立智能社会治理大数据的跟进和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性、监测的有效性以及数据计算能力和预警能力。从历史来看，人类自由的扩展，往往伴随着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信息收集和监测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的法治规则，平衡社会公共连接的自由度的扩大与信息监测的安全性和有效约束机制。

总之，作为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发生以来第一个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并且必将继续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它不仅标示着对我们已有的社会公共连接形态的巨大扰动，还意味着这种威胁将伴随我们的发展进程。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新社会公共连接的模式，转变社会互动的形态，以适应与新冠病毒（或将继续出现的其他病毒）共存的新世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断言，文明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们彼此之间要建立连接关系，这些连接关系将有助于抑制暴力，并成为舒适、和平和秩序的源泉。人们不再做孤独者，而是变成了超级合作者。而如何在与病毒的互动中以超级合作者而不是孤立的原子主义者身份来建立“舒适、和平和秩序”，需要我们不断地作出回答。

参考文献：

（1）[美]大卫·伊斯利、乔恩·克莱因伯格著，李晓明等译：《网络、群体与市场--揭示高度互联世界的行为原理与效应机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3）[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著，简学译：《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