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研究

作者：李　周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08期，第88-94页  发布时间：2020-09-21  浏览次数： 8556次

【摘　要】中国13个粮食主产省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高达76%，其商品粮占比更高。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的稳定性对中国粮食安全具有决定性影响，而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安全对保障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粮食主产区的生态安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保障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是用可持续且更有效的粮食生产技术替代不可持续的低成本的粮食生产技术，用农林、农牧复合经营替代单一的粮食生产经营，并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协同

中国粮食产量从1982年的3.54亿吨增加到2019年的6.64亿吨，增长87.6%，高出同期人口增长率49.9个百分点。近些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1]，粮食产量占比超过人口占比5个百分点。从长远看，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有一系列有利因素:良种更新速度逐步加快，有效灌溉面积逐步增加，地膜覆盖面积逐步增大，综合机械化率逐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成长和农业规模经济逐步形成。中国粮食产量主要来自13个粮食主产省。1949年和1952年，粮食主产省的粮食产量分别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9.2%和65.3%；1978—2000年，它们的份额在70%左右；2010年以来，该份额提高到76%左右。值得关注的是，13个粮食主产省提供了90%的商品粮。1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但存在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壤和水体污染、碳足迹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价格持续上升等问题。这种不可持续和缺乏竞争力的粮食生产方式亟待转型。

一、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

（一）生态安全的基本内容

1.生态安全的概念

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2生态安全具有多重特征，包括:整体性——局部生态破坏可能引发全局生态问题；综合性——生态安全因素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区域性——各地域的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动态性——各时期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会有所不同；战略性——生态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递进性——生态安全会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态需求的增加而递进；调控性——生态安全可通过保育和建设加以调控。生态安全的威胁往往来自人类活动，消除这种威胁需要大量投入。

2.生态安全的维护

第一，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管理框架，建立分工明确、协调统一的生态治理体系，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第二，健全生态安全法律体系，建立有效的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规范企业和个人行为，确保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实施效果；第三，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通过生态系统保育化解其可能面临的风险，通过生态系统建设减轻脆弱性。

3.生态风险和生态健康

生态风险是指外部干扰对其结构与功能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它决定于外部干扰的频率与强度和自身应对特定风险的内部恢复力和外在恢复力。

生态健康涉及系统活力、系统结构和系统恢复力。其中活力表征系统功能，结构是指生态系统组成成分及途径的多样性，恢复力指其受到胁迫时维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它可从弹性（恢复到干扰前状态的时间）、可塑性（系统恢复后状态与干扰前状态可容许的差异程度）、振幅（系统干扰后恢复到原来状态的变化幅度）和滞后性（系统干扰消失后系统恢复的时间）4个方面度量[3]。

4.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协同

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或自净能力是有限的。倘若土壤污染、水体污染不断加重，遭受影响的农田总有一天将无法生产粮食。一般来说，产品层面的粮食安全可以借助国际市场来解决，资源层面的粮食安全可以借助国外资源来解决，生态层面的粮食安全必须依靠自己解决。所以生态层面的粮食安全是更重要的粮食安全，也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更为重要的责任。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一致性。生态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粮食的长远安全取决于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要由粮食安全作保障，粮食不安全生态也不可能安全。

（二）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

1.耕地降等

1980—2005年，粮食主产区内的一等耕地减少3.24%，二、三等耕地分别增加2.91%、7.81%[4]。监测数据表明，东北黑土区耕地的表土平均每年流失0.3～1.0cm，部分耕地的黑土层厚度由开垦初的80～100cm下降到目前40～50cm，甚至20～30cm；有机质含量由3%～6%下降到2%～3%[5]。湖南省稻田耕层普遍变浅，由20世纪80年代的16.5厘米减少到目前的13厘米左右[6]。

2.重金属污染

笔者利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中的相关数据构建的数据库所作的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再研究表明，除内蒙古外，其余12个粮食主产省都有土壤被严重污染的问题，个别主产区存在镉污染和土壤严重污染与镉污染叠加等问题。

3.水资源保障能力下降

13个粮食主产省只有位于南部的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5个省拥有充足的地表水资源，位于北部的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8个省不仅要靠抽取地下水来满足粮食生产的用水需求，而且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3

（三）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

1.土壤侵蚀和酸化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普遍存在耕地利用方式粗放引起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水利部2012年完成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按现在的流失速度，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掉，粮食产量将下降40%左右。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湖南省土壤酸化明显加快，耕地土壤PH值由20世纪80年代的6.5下降到目前的6.0[7]。

2.化肥过量施用

全国粮食主产区的1333个田间试验表明，水稻、小麦和玉米的氮肥利用率分别为28.3%、28.2%和26.1%，同发达国家的50%相比有较大差距[8]。水肥的过量施用，使得耕地表层10cm～15cm，要水有水、要肥有肥，农作物根系不再往下扎了。长此以往，会造成作物性能退化和耕地15厘米以下的土层变硬。

3.农药过量施用

个别农民存在随意加大农药施用剂量，增加施药次数和倾向于选用毒性较高、效果明显的农药等问题。政府存在农药残留标准不细、监管不力、安全用药宣传培训不够等问题。施药存在器械落后的问题。粮食生产的病虫害防治主要采用农药利用率低的手工撒布和喷雾器喷施，农药利用率高的喷雾机较少。2017年中国平均每公顷谷物的化学农药施用量为11.6公斤，同发达国家每公顷农药使用量（约7～8公斤）相比高出50%左右。4

4.农膜过薄

农用地膜厚度原来的国家标准为0.008±0.003毫米、由于农膜太薄，极易破碎，把废弃的农膜收集起来的用工量很大，被农民丢弃在地里，造成白色污染。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制定的《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标准已于2018年5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规定，地膜厚度不得小于0.010毫米，偏差不得高出0.003毫米，低出0.002毫米。此项标准不适用于降解地膜。

5.气候变化

气温的提高会对小麦和玉米产量造成负面影响，气候变暖可能会使传统病虫害危害加重，并使南方农作物害虫向北迁徙，形成新的病虫害，导致粮食减产。气候变化还会影响可利用的灌溉水量，增大灌溉用水压力。

二、构建我国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体系

保障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是用可持续且更有效的粮食生产技术替代不可持续的低成本的粮食生产技术，用农林、农牧复合经营替代单一的粮食生产经营，并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一）构建耕地安全体系

1.制定耕地安全制度和标准

耕地数量保护。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促进废弃地复垦；规范耕地流转行为，防止耕地“非粮化”和禁止耕地“非农化”。

耕地质量保护。采用保护性耕作和开展耕地修复，解决耕地污染和耕作层变薄等问题。

耕地利用保护。制定和实施农用化学品使用标准和灌溉水质标准，消除化肥、农药施用过量、农膜过薄、污水灌溉等行为；实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规范农户利用耕地的行为。

2.完善耕地保护法律体系

制定耕地保护法，使政府依法保护耕地。落实耕地保护红线；以乡镇为单位，用法规的力量强制各地把80%以上的耕地划为基本农田，优先将优质耕地特别是城镇郊区、交通沿线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完善耕地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耕地质量和土壤环境标准，完善耕地土壤监测评估、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技术规范。

3.实施耕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6年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3个粮食主产省也分别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要严格实施该计划，逐渐扩大耕地土壤修复规模，逐步强化市场机制在耕地土壤修复中的作用。

4.完善耕地修复技术体系

物理修复技术。通过换土、热脱附、土壤气相抽提、机械通风等物理过程去除或分离土壤中的污染物。其修复效率高，但成本偏高。

化学修复技术。利用化学药剂的吸附、沉淀和络合等作用，去除或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或毒性，降低耕地的污染风险。其修复效率较高，但添加的化学药剂有可能产生二次污染。

生物修复技术。利用生物吸收或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能力，降低或去除土壤中污染物，逐步恢复耕地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功能。其成本低，但修复周期长。

农艺调控技术。通过免耕少耕、深松、科学管理水分、施用功能性肥料等措施调节土壤理化性状，减轻农地污染风险。其适用性最大。

5.实施轮作休耕制度

实验表明，轮作可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和肥力，改善土壤通透性，阻止土壤次生潜育和土壤酸化。休耕是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措施之一，但会影响短期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所以必须适度。休耕的重点区是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和土层过薄区。政府要制定适宜的休耕补贴标准保障农户利益，但更要引导农民拓宽收入来源。

6.建立耕地质量监管体系

（1）耕地污染风险监管。

包括耕地上的粮食等农产品污染危害人畜健康的生活风险监管，以及耕地污染危害生态系统或其中组成成分的生态风险监管。

（2）耕地利用监管。

根据耕地质量分别采取优先保护、安全利用、严格管控等监管措施，重度污染耕地可以种植其他农产品或退耕还林还草，不能种植食用农产品，以保障粮食和农产品安全。

（3）耕地修复过程监管。

耕地修复效果的显现具有较长的滞后期，要弄清这个过程的动态变化，必须构建耕地修复监测网络。

（4）耕地质量综合监管。

包括耕地土壤环境监管、耕地水环境监管和耕地大气环境监管。

（二）构建施肥安全体系

1.改进测土配方施肥

农作物产量的形成有40%～80%的养分来自土壤，保持土壤养分输入输出平衡的最好方式是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措施包括:取土化验，摸清耕地土壤养分状况；肥效试验，开展主要作物的田间肥效试验和校正试验，找到最适宜的施肥量；制定区域性配方施肥方案，为所有农户提供适宜其采用的方案。

2.推广缓控释肥

缓控释肥料是指肥料养分释放较缓慢，释放期较长的肥料。其中缓释肥是指施入土壤后养分释放速度低于普通化肥的肥料，控释肥是指预先设定肥料养分释放模式，使其养分释放与作物养分吸收基本同步，进而能提高肥效的肥料。这类肥料在水中溶解度小，营养元素在土壤中释放缓慢，可减少营养元素损失；施肥一次完成，可节约施肥成本。研究表明，缓控释肥可平均提高氮肥利用率22.8%。但是，要防范膜的使用可能引发的新的污染风险。

3.水肥一体化技术

利用有压力的管道灌溉系统，将肥料配兑成肥液与灌溉水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监测数据表明，该技术可使氮肥、磷肥和钾肥分别减施20%、10%和20%。

4.有机肥替代技术

谷物生产比较利益较低，施和不施有机肥的产品品质差异又不易识别，其使用有机肥的条件不如蔬菜、水果，但仍要倡导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否则就不可能消纳掉几十亿吨有机肥。

全面推广缓控释肥、有机肥替代和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足以减少35%以上的化肥施用量，从而消除谷物过量施用化肥的问题。

（三）构建施药安全体系

首先，改进施药技术。研究表明，采用静电喷雾等先进施药器械可以减少50%～95%农药用量。其次，消除农药价格扭曲，抑制农药用量。再次，发展绿色环保农药。开展生物农药示范补助试点，促进生物农药的应用与推广；借助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最后，加强施药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使用杀虫剂的风险，安全的工作实践，应用参数，农药洒出后的紧急处理，农药中毒后紧急处理预案，农药处置和储存规则，农药施用设备等。

（四）构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体系

地下水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资源，决不能随意将其挥霍殆尽。正确的做法是枯水年抽取，平水年不用，丰水年补给，使其维持动态平衡。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把区域内的地表水充分利用起来。

第二，调整种植结构。扩大低耗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例如，改高耗水作物小麦为低耗水作物土豆，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减少地下水需求量。扩大区域内同降水匹配好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降低粮食生产的地下水需求；在水热匹配最好的季节种植，降低耕地利用强度。

第三，改进灌溉方式。主要实施以下几种技术:首先是节水灌溉技术。研究表明，将大水淹灌改为小畦管灌，可节水30%。其次是减少蒸腾技术。中国北部粮食主产区的蒸发量大，采用农田覆盖技术可减少30%的无效蒸发，还能强化土壤—作物水分小循环，使地温升高，有利作物生长。再次是培肥土壤技术。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增强土壤蓄水、节水和保水能力。最后是生物节水技术。一是培育抗旱节水品种；二是根据作物需水特性优化配置水资源，达到节水不减产；三是按照适度水分亏缺可产生补偿效应的原理，建立非充分灌溉制度。研究表明，这些技术可提高作物的抗旱性并节水30%以上。

第四，建立水权交易市场。有些学者认为，只要提高水价就可以解决地下水过量抽取问题。然而提高水价会恶化粮食生产条件，难以得到农户支持。更适宜的做法是在明晰界定农民用水权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开展水权交易。农户的水权多少用于种粮、多少用于交易，决定于粮食安全的用水需求和粮食价格与水权价格的比较。政府和环保组织的责任是按水权价格买断过量使用的水权。这种做法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支持。中国已基本具备了开展水权交易的条件。近些年我国地下水灌溉正在推广“一井一表，一户一卡”的计量模式。农户按可支配水权去水务局买水，即为其IC卡充值，将IC卡插入智能水表就可抽水，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节余的水量就是可交易水权。目前山东的42万眼机井和河南的38万眼机井都具备了采用该模式的条件。

第五，强化水资源管理。主要包括:首先是制定水资源利用规划。通过灌溉用水规划和灌溉用水定额管理，把制止地下水位下降的目标落到实处，通过水生态建设规划和项目的实施，将地下水位恢复的目标落到实处。其次是健全水法律法规。立法要有针对性和预见性，并加强立法协调，消除法规之间的冲突，维护法治统一。再次是完善水资源管理政策。健全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机制，保障水资源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实施用水限额制度，把农业用水控制在可持续利用范围内。村庄安装水位显示器，让村民们看到地下水位的变化，引导他们在减少水消耗、改善水环境等方面采取共同行动。

（五）构建农林复合经营体系

农区里的农田同面积约占5%～10%的林地或草地交织在一起，是世界上近一半农田的农业景观。国际上把这种农业景观称为“农林复合经营”。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已经把它作为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措施。长期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留地上的植被群落可改善农田微气候，维护土壤肥力，保持水土和降低干热风、倒春寒、霜冻等风险，改善害虫天敌、节肢动物、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繁衍的环境。

构建该体系的原则是:防护效应最优化，其防护效益和机会成本达到边际平衡。占地、胁地最小化，不以构建生态防护体系为理由占用更多农地。粮食主产区的生态防护体系包括三层:第一层是由农区周边的森林、草地、湿地构成的防护体系；第二层是由公路、铁路和江河两侧及湖区库区周边的植被群落构成的生态廊道，生态廊道要有一定宽度，以便于物种和基因交流；第三层是由农田的机耕道、沟渠边和保留地上的植被群落构成的农田景观。农田景观要重视乔灌草相结合，地上茎干部分应不影响农业机械下地作业，地下根系部分应不对农业机械造成损坏。

（六）构建农牧循环体系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显著大于畜禽养殖的规模经济，以畜禽养殖场为单位治理污染显然是不适宜的。适宜的做法是在粮食主产区设置农牧循环经济园区，构建集家庭农场、畜禽养殖场、有机肥厂、畜禽屠宰加工厂和基于屠宰加工剩余物的饲料厂于一体的生态产业体系。由有机肥厂专门处置畜禽粪污，解决养殖场各自治理畜禽粪污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处理中产生的沼气可作为有机肥厂的能源，生产的有机肥供周边农田使用；由屠宰加工剩余物生产的饲料供养殖场使用，这样才能实现养殖业污染的零排放。

三、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的策略

（一）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策略的行动路线

1.建立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体系

废除化肥补贴政策，出台环境友好型肥料和农药补贴政策；实施农用化学品使用限额，严控农用化学品使用量；生产袋装有机肥，使它的施用同化肥一样便利；完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按照耕地土壤养分结构和农作物营养需求优化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的配置，减少化肥中的冗余量。

2.强化水资源保障体系

完善水库、沟渠等灌溉基础设施，提高用水效率；发放可交易水券，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水权交易，使农户可通过减少用水量增加收入；调整种植结构，使作物需水量和水资源可利用量相协调；推广旱作技术，包括免耕和覆膜等技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3.建设生态防护体系

建设由农区周边山地森林、草地等植被群落组成的防护体系，建设由连接农区的公路、铁路和江河两侧，以及湖区、库区周边的植被群落组成的生态廊道，建设机耕道、沟渠边和保留地上的植被群落等组成的农田生态景观。

4.发展生态农业体系

以可持续性理念设计和管理农业生态系统，加强土壤、水、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优化土壤的养分供给，为植物生长提供最有利的土壤条件；加强生物质的循环利用，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养分和遗传资源损失；使用动物粪便、作物秸秆等有机肥，减少农用化学品用量；通过生态化管理，提高农业系统的自身免疫能力，预防病虫害；尊重农民在农业生态系统设计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5.构建政策支持体系

第一，强制性政策。

制定并实施新的农业法律法规，综合保护土壤肥力，治理水土流失，提高灌溉效率，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用量和薄膜厚度，防止土壤、水体污染和白色污染。

第二，激励性政策。

以化肥平均购买量赋予农户化肥购买额度，并对化肥购买量低于购买额度的农户给予奖励；开展袋装有机肥补贴试点，鼓励农户使用有机肥；按照农业用水定额发放水券，鼓励农户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开展水权交易；开展生态补偿，鼓励农户开展农田生态景观建设与维护。

第三，协调性政策。

协调粮食主产区的经济、技术和资源管理，所有农业扶持政策均要按照生态安全的要求进行调整，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环境。

6.构建部门间协调机制

一是增强协同意识，激发协同需求；二是开展跨部门协作的管理，确保参与者的权利、责任、利益的对称；三是加快信息交流，使信息交流更有效、更综合、更透明；四是建立不协同行为的惩罚机制，加大不协同者的违约成本。

7.建立跨部门的生态安全监测评估体系

监测和评估农业用水对地表水和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农用化学品对土壤质量和水体变化的影响、生态防护体系的效率和效能的变化及其影响。监测和评估工作应由政府有关部门、农民和第三方评估专家共同负责。监测评估方法要简单、有效。

8.粮食主产区的生态补偿

粮食主产区生态补偿的要点是:生态服务补偿不宜扭曲为生产损失赔偿；生态补偿数量应与生态服务价值增量挂钩；生态补偿应以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成本或机会成本为依据。制定生态保护和建设绩效评估制度，精准计量受益和损失，确保生态补偿的权利和义务对称。生态补偿的标准应由财政、林业、农业、国土等部门和农民代表共同商讨决定。

（二）实施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行动的八个先决条件

第一，坚持农民主体。

农民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的主要行动者，必须是编制生态安全行动方案的参与者和实施主体。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农民参与改善生态安全的行动。

第三，优化产权结构。

在产权的制度安排上特别要考虑生态功能、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生态效益四位一体的特殊要求。

第四，加强部门合作。

各项政策要由部门内自洽跃迁到部门间互洽，消除政策间的冲突；充分共享信息和资源，使农户获得更公开、更便利、更充分和更优质的服务。

第五，强化监测评估。

建立政府、农民和第三方监测评估专家共同组成的监测评估队伍，评估生态安全战略相关任务的完成情况，各项行动的效率、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生态补偿的效率和有效性。

第六，优化项目设计。

使其合乎并适应当地条件。

第七，开展跨区域和跨学科应用研究。

提高农田景观的防护效益，消除或缓解它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

第八，采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工具。

加强推广专业人员和农民、农民相互间的联系，加强农民的协调和参与。

（三）行动的预期目标

第一，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意识。

针对农民积极性不高、农田生态景观退化等问题开展培训活动，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农田防护体系及其生态效益的认识，促进他们参与相关活动。

第二，创造有利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各项政策具有一致性和协同性；制定引导农民参与生态防护体系建设的法规和法律，修改已不适宜的法律法规；提高生态防护体系建设与管护的权责益的对称性。

第三，提供激励措施。

系统设计粮食主产区的生态补偿方案，组织相关各方共同确定生态防护体系建设、改造和管护所需的生态补偿内容、范围和补偿模式。

第四，提升沟通技巧。

编制与生态防护有关的信息通信技术推广战略，以及机构和个人的能力建设计划，使他们能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工具向农民提供技术、教育、财务和营销方面的援助。

第五，提升生态安全的相关知识。

中国已有生态防护技术的可适用性已趋于下降。技术人员要开展多学科研究，创造出投资效益更高的生态农业模式或技术体系，经济包容性更强的生态安全知识。

第六，强化生态建设投资保障。

根据生态状况和气候灾害风险等确定优先干预区域；根据各地生态、社会经济和市场条件设计活动；应用通信技术提高、增强推广人员的能力和更好地开展培训活动。

注释：

（1）有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

（2）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首次提出了“生态安全”的概念，并指出生态安全是确保人类生活、健康、安乐的基本权利，确保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不受威胁的状态[2]。

（3）（1）该结论来自笔者所做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化的分析。

（4）（2）有关数值根据农药用量、农药利用结构和谷物播种面积计算而得。

（5）（3）这是亚洲开发银行资助项目“构建粮食主产区生态屏障”课题组中的国外专家的介绍。近几年农业部有关部门也在山东省齐河县等地做了构建类似农田景观的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2019年10月。

[2]邹长新、沈渭寿:《生态安全研究进展》，《农村生态环境》2003年第1期。

[3]王根绪、程国栋、钱鞠:《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应用生态学报》2003年第9期。

[4]王一杰、邸菲、辛岭:《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现状、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1期。

[5]乔金良、常理:《黑土变薄令人忧如何治疗黑土地“贫血症”》，《经济日报》2015年7月31日。

[6]刘宗林:《加快湖南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新湘评论》2014年第20期。

[7]谭剑、周勉:《未来几年粮食生产恐出“大问题”?》，《经济参考报》2015年8月11日。

[8]张福锁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现状与提高途径》，《土壤学报》2008年第5期。